《芳心似火》是张炜2009年出版的一部奇异之书，是以散文、小说、文论诸种文体的综合并用，创作出的一部极具实验性的长篇学术/艺术著作。该作甫一出版即引起热烈反响，并译介海外，至今已出版十余个版本，长销不衰。它既有迷人的叙事，又有深长的思辨，语言精粹隽永，诗性理性并重，感时忧世，属于不可多得的力作。书中论述的“恣与累”，当为新的警世恒言，可唤醒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沉迷与陶醉。闪耀于全书的是一颗晶莹的“芳心”，让我们一起来追怀她、仰望她。

隐士的儿子们

谈到中国传统的文化和政治，隐士常常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似乎没有隐士，就不成其为一桌丰盛的文化筵席。结果是真假隐士充斥其间，让人谈论来谈论去，觉得十分有趣，但却并没有掩去这个问题的严肃性质。鲁迅在当年嘲讽过这一现象，说真正的隐士是很难见到的，因为人一旦深入山林劳作一生，别人就不会知道；而声名在外以至于显赫起来的人，又怎么会是隐士呢？这话真是一针见血。鲁迅先生说那些所谓的大隐士们，平时无声无息地悠游自在，“泰山崩，黄河溢”，他们都目无见耳无闻，但若有谁议论到他或他一伙的，虽然隔了千里之远，虽然只是半句之微，他便立刻耳聪目明，“奋袂而起”。“奋袂”二字真是最生动最形象的文字，把假隐士的可笑可悲之状活画了出来。

所以我们谈论的隐士，仍不能保证其货真价实。隐士好像与任何事物一样，都是一种相对的概念，即同一个人或不同的人之间，前后左右地比较一下才这样说罢了。比如一个人过去是显宦，后来归于了田园生活，对比一下也就说他“隐”了；再比如那些按其地位是可以从政做官的人，却甘愿当一布衣，旁边的人也就以“隐士”称之。《论语》中记述，孔子和弟子在途中遇到了一个老农，这个老农评价孔子时，惊人地出语锋利且极为不凡，弟子回来报告了孔子，孔子就认为那人其实是一个“隐士”。可见这一类人物至少已经存在了好几千年。

但总的来说，一个心怀大志且有本事的人，是不会在正常状态下安心做个旁观者的。大半是有难言之隐，是出于各种原因，比如对这个世道说不上话或压根就不愿说话。传统的隐士当中有绝大部分人是饱读诗书的，或者先前已经有过出仕的经历。可见出世议政，条件是必须先做个有学问的人，要是个文人，尤其在古代，文人与仕人常常是一体的两面。这些人即便做了隐士或准隐士，一般来说还能过上安逸富足的日子，甚至因为这一隐，便有了更大的清闲而生活愈加幸福，也就可以花许多闲暇做文吟诗，绘画抚琴什么的。他们的文与诗正是隐退的副产品，既在当时怡养了性情，打发了孤寂，又在后世留下了绵绵文名，真算是一举数得的好事。

正因为隐士们的闲适富庶，没有生存之忧，所以古往今来总是有不少人羡慕这样的身份，也乐于标榜这样的身份。清末的窃国大盗袁世凯一面觊觎大位，一面却隐退到老家，泛舟湖上，还留下了一张垂钓图。可就是这样一个大“隐士”，后来却做出了那样的惊人之举，一屁股坐上了皇位。可见假隐士如果不是最终沦落下去，倒是需要世人好好提防他们的。

那些因为各种原因疏离了社会，退出了权利或社会中心的人物，大半各有自己的苦衷。一些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即便在显达的位置上，内心里也充满了无处倾倒的痛苦，他们总是在“济世”与“独善”之间犹豫着。他们最后必要从中选择一条路，这不过是个时间问题。以前议过的古登州人王懿荣，就是这种痛苦者，但他直到最后都没有选择隐，一方面是当时国事垂危容不得那样做，另一方面也有点来不及了。

一个人只要是真正起了隐退之心而非虚假的表演，其内心必定是经历了极大的痛苦。他们的疏离是自然而然的行为，所以绝不会大嚷大叫地走开。真正的走开是痛苦和解脱，还有另一种笃定的心情交织在其中的。而选择了大嚷大叫的离去，往往是有着别样的企图，像前面说过的袁世凯，只是形隐而实显的心谋计策罢了。还有一些非隐不可的原因，这时就由不得当事人去选择了，比如前面说到的徐福一族的后人，他们面对秦人的追讨也只得改名换姓过日子了。总之这种种原因都能造成一批人的退守，以至于沦落民间。他们只要没有机会重新浮出水面，一两代之后也就与一般民众无异了。在莱国这个地方，从古到今有过多少王权变迁和氏族兴衰，真可以说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一些主动的隐士和被动的隐士还不知有多少呢，这些人到后来已经无法考证和追究了。

如果一个显要的人物隐下来，其后代或许就要有所不同，所以这就说到了隐士的儿子们。这些在底层和民间生存的一代，与父辈相比平实朴素了许多，因为他们一起步就是要从泥地蓬蒿间奔走的，没有尝过庙堂台面上的滋味。他们与当地劳民的不同，只是有个家族传承的不同，是它在里面起作用，等于存了一笔心账。就是说年长的人会多多少少说起前边的一些事情，把两种天壤有别的生活感受传递给他们。这就让他们有了另一种志性，有了另一种端量岁月生活的目光，气度和胸襟就会发生多多少少的变化。即便是几代之后，隐士的后人也仍然有可能与众不同，因为说到底，一种文化承袭是难以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它在很久以后都还会是有效的。往往是连家里老人因为守秘都难以说清自己的渊源了，一个家庭的气质和氛围也还是会与他人不同。而这一切，都会深刻地影响和决定一个人的成长。

血统论被批判了许久，因为那种血脉神秘的延伸不能得到有力的证明，并且单纯依据血统去论证人情物事也难免简陋。但是这并不能从精神文化的传承上，完全否定一个家族的传递关系，换句雅一点的话说，即精神的家族还确乎存在着。比起一直显赫的族群来说，沦落或隐匿的一代更有一种韧性，一种通达，一种对世道人心的知性和敏感。经过了一代或两代的截然不同的生存，人的心情是大大不同了。如果父辈真的有过“独善其身”的经历和节操，那么后一代的生存，必要同时接受蓄力和观察这两个过程，也就是说，他们生活在社会上，较其他人还是能够更清醒一些，有保持这种“内明”的条件。

所以说，古登州那一带正因为隐士多，于是从莱国到齐国这一段漫长的时间里，才有那么多人先后走上了辽阔的政治和文化的舞台。这究竟还是有缘由的，有许多足以发人深省的东西。

土语考

考察历史与文化，许多时候首先要从语言开始，从一种语言的流变开始。那么古登州作为莱国至于齐国的心脏地带，在语言上有多少可以揣测的地方，从头寻觅一下可能也是蛮有趣味、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在一个地方，某种说话方式的流行或消失，都会有个过程，有个较大较深远的背景伏在后边。语言是群体选择和运用的东西，失去了群体的支持，这种语言就会显得呆笨可笑。人的从众心理，首先就是从语言上表现出来的，就是说一个单个的人会迅速跟上一个群体的说话方式，一小群人会极力跟从一大群人，边城会跟上闹市。在语言的传布和模仿的问题上，这几乎没有什么好商量的。这种选择大致上没有好与不好的问题，而只有新和旧、多和少的问题，也是强势弱势的问题。

语言又会影响到观念和其他东西，比如同一种表述的语气语调以至于词汇，就会导致一部分人形成大致相近的看法，虽然这种相近和统一会稍稍复杂一些。我们几乎可以说，失去独立的见解首先就是从失去自己的语言开始的。但是许多人又会尖锐地指出，各种不同观点和立场的激烈抗争，难道不是在同一种语言之间展开的吗？难道辩论的基础，不就是首先回到相互听懂这个大前提下吗？好像是这样。不过我们继续分析下去，就会发现：更深层的一致性和冲突性，其实还是隐藏在语言里。这种隐藏是很深的，深到了让人视而不察的地步。在语言的最里面一层，冲突的双方一定是各个不同的，正因为这种冲突又找不到相应的语言加以表达，所以冲突就会愈加激烈起来。

我们一般认为，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都是极精彩极丰富的，而很少去想它的其他弊端和局限。其实就某一个时期的群体语言来说，也可能会是比较贫瘠的。为什么？就因为都在忙着趋向一致，为了时髦和通俗，为了便捷，结果都在重复同一种语言，其基调、词汇、词序的排列方式，全都一样。这就带来了不可避免的单一和简陋，这个群体中如果个别人有了更复杂更别致一点的见解，就得费力寻找新的语言方式，这有点像古人讽刺出嫁的大脚女，“现上轿现包脚”，有点来不及了。一个时期语言表达上出现的简单化贫乏化，主要是从众心理造成的语言遗忘，就是说大家的记性一块儿坏了，一时都想不起那些曾经用过的好词儿了。

在现代传播工具越来越发达的今天，闹市繁华之都与边地小城的区别正在抹平。就连远乡僻野也不例外，说起话来用词都差不多，除了口音统一得稍慢一些，其他方面学起来总是非常快捷的。当年秦始皇搞书同文，是统一语言文字的第一步，从那一天开始，这个统一的深度和速度就一天天加快了。这种速度不是因为王权的逐步强化，而是因为传播技术的日益发展。从造纸业活字印刷到电脑网络电视，有了它们，群体语言的融合强势也就无坚不摧了。比起词汇来，语气语调也就是说口音，统一起来就要慢多了，这里面有个奥妙，即东西南北地域广大，水土的差异太大了。原来口音最终还是由水土决定的，所以地方与地方之间只要水土不能交换，口音也就最终不能统一。普及同一种口音的工作做了近百年或者更久，但还是收效甚微，究其根源，就是每个地方的水土不一样。有个别口腔技能好的人，刚学会几句外地话，只要不能时时操练，很快就会被更强大的水土给淹没了。

如果语汇像口音一样顽固不移，那么一个民族的语言表达力也就会异常丰富了。文字的统一，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全部削弱语言的个性和丰富性，这是两码事。有些生动准确，而且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词语以及表达方式，我们为什么要丢弃和遗忘呢？难道这不是最大的奢侈和浪费吗？不错，我们还在一路创造新词汇新说法，但这些新东西的普及不但需要大量的时间和金钱，而且有的新东西原本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作为一件新工具，使用起来有时是极不顺手的，还需要一个很长的适应期。

就像口音的坚定执拗一样，有的词汇还是顽强地活下来，不过它们活得很隐蔽，就像地下工作者一样。这些词汇的存活一般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它处于一个特殊的地带，比如这里曾经是古代文化的繁荣地区；二是这个地区从地理位置上看远离现代文化中心。就是说，丰厚的古代文化土壤易于其生长壮大，偏远的地理位置又使其不易被现代语流大潮给冲走冲散。而现在的胶莱河以东地区，尤其是古登州地区，恰恰就同时具备了这两个条件。

直到如今，这里的确可以找到一些被广泛使用的古词汇，而且它们一点都看不出萎衰的征兆。比如即便不识字的老婆婆，也会说“能矣”“甚好”“矜持”等文辞。这里至今称向日葵为“转莲”，多么形象美丽，因为它是一棵随着太阳转动的莲花啊！葵花籽即称为“转莲籽”，仿佛口感也美妙了许多。对那些穷困潦倒的生存状态，当地人仍然沿用旧说：“羸顿”；问好不好，则是“奚好”；如果有人突然发火变脸，甚至是伤口发炎，都一律称为“反目”。现在的城市人叫腌制的蔬菜等为咸菜，而这里的人则统称为更文雅的古词：“瓜齑”。水果，统称为“果木”。如果一个小孩子上蹿下跳不能安宁，惹得老人心烦，老人就会举举拐杖，说一声：“我打你何如？”

类似的词条与说法多得数不胜数，这需要一个词源学家、一个研究民俗和语言的人去挖掘识别才行。这些都是表达力极强的文辞，是从长长的文化河流里漂来的、没有被现代激流冲散的文明的硬结。这当然是至为宝贵的保存。可惜这不仅不能被外地人听懂，就是在古登州地界里，一旦有正式的会议场合，有人因为不小心随口说出了这样富有表达力的古辞，立刻就会脸红，认为说了一句“土语”，等于办了一件小小的不光彩之事。就因为这种对于传统和文明的羞愧，使操弄这一语言的人退到了后边，而时髦流行语却冲到了前边。语言和传统、雅致和文明，就是这样被一点点疏离和遗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