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康、乾皇帝多次亲临清口现场指挥治河,有关黄、淮、运河治理的许多重大决策,都是皇帝在现场作出,淮安是名符其实的“运河之都”。
就漕运而言,明清时期,淮安是漕运指挥中心、漕船制造中心、漕粮转输中心。就盐政而言,作为全国最重要盐区的两淮,淮安是淮北食盐的集散中心,明清时的淮安盐运分司和和淮北批验盐引所均驻于淮安境内。就河工而言,南宋黄河夺淮以后,淮安是运河、淮河、黄河的交汇处,明代总漕常兼总河,清康熙时河道总督迁至淮安清江浦,雍正以后改为江南河道总督,而清口、高家堰尤为清代治河成败的关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居天下之中的淮安,牵动天下。入明以后,以总漕、总河驻节淮安和清江浦兴起为标志,淮安城市终于迎来再次繁荣,并借此确立了“运河之都”的历史地位。
淮安地处古淮河之滨,南有长江、钱塘江,北有黄河、海河,淮安正好居中,故历史典籍中称其“居天下之中”,“扼漕运之冲”。按当代的经济地理分界,以秦岭——淮河一线划分国家的南北,淮安正处淮河东滨,还是居中。今淮安市淮阴区的杨庄,是古泗口遗址所在地;礼字坝附近,则是古末口遗址所在地。古泗口亦称清口,是古淮水和泗水交汇处,也是最古老的运河交通枢纽之一,是《禹贡》记述的古扬州和徐州贡道的转轴。所谓“沿于江海,达于淮泗”,“沿于淮泗,达于河”,即指以泗口为转轴的古运道。
称淮安为运河之都有四条古老的理由,一是开凿最早。大运河最早的一段是战国吴王夫差在公元前486年开凿的邗沟,它比隋炀帝开凿的运河还早1100年。邗沟的最北端就是淮河的末口,也是现在淮安市淮安区的河下。二是淮安拥有世界上最早的船闸。这就是西河闸,该闸建于宋代,是船闸中形式较为完备的两道闸,现在淮安的里运河附近。三是淮安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河坝。高家堰大坝(洪泽湖大堤)建成于公元1579年明朝万历年间,长达67公里,它的长度在当时堪称世界第一,由此形成的洪泽湖是现在存世最久的巨形水库。四是淮安拥有最古老的航道。在京杭大运河1794公里的航道中,通航历史悠久当首推淮安至徐州的这一段运河。因为这一段运河尽管有不少变迁,然而,追溯其前身,还是淮河的最大支流古泗水。古泗水作为一条自然河道,是典籍记载中最古老的航道之一。而泗水入淮处泗口,以及因泗口而兴起的古泗口镇和淮阴故城,就在今淮安市区。
经考证,大运河从公元前486年始凿,在古代主要经历三次较大的兴修过程。除吴王夫差和隋炀帝外,第三次兴修是在元代,元朝建都北京而非洛阳,贡品物资走大运河到洛阳再上旱路到北京,实在费力费时。于是元至元18年(1218年)忽必烈下令开凿济州河,运河从此由淮安直上山东济宁。然后再开会通河与通惠河,至此,北京到杭州有了新的直达的大运河,史称京杭大运河。
大运河三次兴修,淮安得天时地利,成为大运河史上的三朝古都。明朝《永乐大典》的主纂姚广孝在《古诗窥繁华》中赞道:“襟吴带楚客多游,壮丽东南第一洲。屏列江山随地转,练浦淮水际天浮。城头鼓动惊乌鹊,坝口帆开起白鸥。胯下英雄今不见,淡烟斜日使人愁。”这是姚广孝经过淮安写的一首即景怀古抒情诗。诗中高度概括了淮安“襟吴带楚”的特殊地位,以及作为漕运中枢,淮运交汇、白水浮天,夜晚“城头鼓动”,白日“坝口帆开”的壮丽景色,透视出明代淮安城市的繁华。
判断一地是否可称之为“都”,必须要考察其本质、特征是否与“都”的本质、特征相契合。能够称为“都”必须具有政治决策中心、经济调控中心和文化幅射中心三大功能,其中最重要的、最核心的功能就是政治决策中心、与之捆绑在一起的就是军事指挥中心,根据大量历史资料考证,在千里运河线上,能够具有政治指挥中心的就是淮安。
到了明清,在“扼漕运之冲”和“九省通衢”的淮安设立了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的府衙,那是国家的重要机关,最多时淮安有漕船12000只,漕军11.2万人。此时冠名淮安运河之都是名副其实。
作为“都”要有人口,明代嘉靖后期到万历初期人口最高峰时,北京城市民户为7.92万户,人口43.6万。乾隆年间,在册的天津城市人口15万人,北京城市人口98.7万人。而当时的淮安人口达54万人。
作为“都”还要有经济,如果说年入京漕粮600万担说服力还不够,那时明清两朝最大的造船厂清江督造船厂可以佐证当时的经济繁荣,从末口(今淮安区礼字坝)到清口(今淮阴区杨庄)50里水路两岸共有淮城、河下、板闸、钵池、清江浦、王家营、西坝、韩城、杨庄、码头、清口共11镇可以佐证繁华。
作为“都”要有文化,淮安有着深厚的运河文化积淀。今淮安区有漕运总督署遗址(已修复开放),在淮安市清浦区有江南河道总督署遗址(已修复开放);有明清两朝最大的漕船制造厂——清江督造船厂遗址,有淮上第一名园——江南河道总督署的花园清晏园,有漕粮转搬仓遗址——常盈仓、丰济仓,转储江南数省漕粮。明清时期的治河名臣如潘季驯、靳辅、张鹏翮以及著名水利专家陈潢、郭大昌等均曾在这里大显身手。清康熙、乾隆二帝六次南巡,均曾在这里驻跸骅,视察河防、漕运。这里还留下了数百通与此有关的碑刻,还有运河上仅存的保存完好且还在使用的古闸清江正闸、越闸,以及大闸下的中洲等,均弥足珍贵。淮安还曾长期是淮北盐的集散中心。
淮安河下曾因为盐商聚居而富甲一方,甲第园林之盛、儒雅向学之风,一时无二。仅明清两朝,河下就出过56名进士、160多名举人和贡生,河下“三鼎甲”更名闻遐迩。位于板闸镇的淮安榷关,曾是江苏五大税关之一,清代著名学者、诗人王渔洋,近代古文三大家之一的冒广生均曾任淮安关监督。更有很多文人学士在漕督、河督、淮北盐运分司署、淮关监督署当幕僚,从而形成了淮安城市集漕、河、盐、榷为一体的独特的运河文化特色。
大运河不仅哺育了淮安城市,而且造就了一大批彪炳史册的历史名人,形成了人文荟萃的局面。这里不仅诞生了汉大军事家韩信、一代伟人周恩来等出将入相之精英,而且诞生了汉赋大家枚乘,“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西游记》作者吴承恩、《老残游记》作者刘鹗等腾蛟起凤之士;不仅诞生了辕门斩子之刘仁赡、抗倭状元沈坤、抗英民族英雄关天培,而且诞生了漂母、梁红玉等巾帼英雄人物,以及一代国学大师阎若璩、罗振玉,中医四大经典之一《温病条辨》作者吴鞠通等。至于过往文人学士在此显示文采风流,则有诸如李白、白居易、刘禹锡、欧阳修、苏东坡、文天祥、萨都刺,乃至明清时期的诸多文坛泰斗,均曾留下大量的锦绣华章,为名城平添几多佳话与文化色彩。据说白居易还赋诗将淮安誉为“淮水东南第一州”。
只因为淮安具有以上三大功能,才具有了都城的性质,即具有中心性、首位性和传承性特点,誉称“运河之都”是历史事实,名至实归,也是当之无愧的。
淮安的重新崛起,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发展尤为迅猛。通过多年来持续强力推进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目前,淮安不仅有以运河、淮河为主干的水上交通四通八达,而且有五条高速公路在这里交会,还建成了北接陇海、南贯沪宁的新长铁路,特别是涟水飞机场的兴建使用,更使淮安交通如虎添翼,从而使淮安重新成为公路、铁路、水运、空运齐全的古老而充满活力的水陆空立体交通枢纽。
如果京杭运河一线的所有城市,都能象淮安打造运河之都,扬州建造运河城市,杭州造就运河风景。那么,古老的千里运河将真正焕发出青春。实乃利在当今,功垂千古的壮举。
至于杭州、扬州,这里有必要简单说几句。
杭州。因为历史上的杭州本来只是一个小县城,京杭大运河开通之后,杭县变成了杭州。现杭州已经成立了一个大运河集团,他们认为,杭州整治运河不是赔钱买卖。整治之后,运河沿岸的房地产升值强劲。运河不仅不臭了,住在运河沿岸破烂不堪房子里的老百姓也有了住上新房子的机会。所以,整治“活文物”大运河,对杭州来说,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
扬州。像扬州这样把自己定位成运河城市的并不多见,原来南水北调工程的东线工程将从扬州开始,将利用京杭大运河的古河道,将长江水北送。扬州正是把这个当成经济振兴的机遇。人水和谐共处正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社会和人民的福祉所在。
发表于2013年12月20日《淮安广播电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