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父亲
文/刘忠明
在岁月的长河中，悠悠的时光，如一幅徐徐展开五彩斑斓的画卷，刻下了生活的印迹。而我的父亲正是这幅画卷中那道平凡又无比厚重的笔触，用他独有的姿态勾勒出一段平凡而又伟大的人生故事，无论何时品咂，都像一壶陈酿的老酒，耐人寻味。
一九三八年七月初七，父亲出生于广西桂林一个叫界首的地方。那时，日本正侵华，鬼子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父亲家的房子被烧了，一家人流离失所。江西有人贩子跑到广西，把父亲拐过来，因爷爷奶奶没有子嗣，所以从人贩子手上买了父亲，那年父亲才五六岁。父亲在爷爷奶奶的供养下，渐渐长大，当到了八九岁时，爷爷送他去读书。但他读起书来，脑袋似木头，总是不开窍，几个简单的字，学了大半个学期还是不认识，后来，他自己也不愿去读了。爷爷也没办法，只好顺其自然，让他辍学在家。
辍了学，父亲当然不会那么轻松，爷爷请篾匠织了一担簸箕，给他去外面拾牛粪。牛粪，别看肮脏，那时可是炙手可热的香饽饽一一可以给田园庄稼施肥，提高产量。俗话说：“天上有掉陷饼，也要早，否则被别人捡了。”为了能拾得牛粪，天刚亮，父亲就起床了，他拿着夹子，挑着簸箕，走出了家门，朝外面走去。山坡上、草地上的牛粪，这儿一坨，那儿一堆，像散落的蛋糕、丢失的花卷，他喜出望外。一袋烟的工夫，他就拾满了两簸箕，然后穿上扁担，晃悠悠地挑回去。快要到家时，屋内爷爷听到咯吱咯吱的声音，急忙走出来，看见满满的一担，他露出了笑容，从此，心里笃定这个孩子将来是干活的料。
上天给父亲关上了“读书”这扇门，甚幸的是，又给他打开了“干活”这扇窗。父亲小时候就跟爷爷奶奶学会了做各种农活——砍柴，挖土，拾粪，挑水，除草，施肥，耕种，打药……桩桩件件，行行都行。他动作麻利，一不干，二不休，从不马虎了事，决不拖泥带水，一件活干完了，总是那么完美，让人心悦诚服，啧啧称赞。
父亲在干不完的农活中渐渐长大了，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他的婚姻很不幸运。第一个妻子是木坑一户人家的闺女，结婚后生了一个小孩，但夭折了，后来，她自己也患了一种当时叫不出什么名字的怪病，不久就死了。父亲没有被命运的不公击垮，他昂起头，肩负着生活的重压继续向前……两年后，村里有好心的媒人给她介绍了胡家里一个比她小八岁的女孩，那就是现在我的母亲。母亲和父亲结婚后，一九七二年生下了姐姐，一九七六年生下了哥哥，一九七九年生下了我。父亲对来之不易的我们三姊妹倍加珍惜，很少骂一句，更甭提打了。
在那个缺衣少食、入不敷出的年代，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俗话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可不是这样，为了一家人的生活，每天天还没亮就起来了，晚上天黑了，还在田间地头。回来时很少空手，要么肩扛，要么手提着什么，一进家门，母亲就会把预先热好的菜端上来，摆好酒杯、碗筷。父亲抿一口小酒，夹一下菜，吃的津津有味。一边吃，一边还饶有兴致讲着奇闻轶事，一天下来的劳累，很快就烟消云散了。旁边的母亲，看到桌前父亲快活的样子，也是打心眼里的高兴。
父亲的心胸很宽广，从不计较，也乐于帮助别人。同村里人上山砍木头，是那时的常事。父亲身材魁梧，力气好大，为让个矮力小的轻松点，他总是挑险峻陡峭的地方走，砍那些很难撼动、要费好大劲的。木头砍完了，晒干后装车，他也是拣又大又重的背，既管气喘吁吁，汗流浃背，也从不埋怨一句，中途除喝点水，也很少休息。当看到车上的木头装的满满的，码的整齐的，司机发动引擎的那刻，他露出了灿烂的笑，然后伸手拭去头上如雨的汗。村里办红白喜事，只要请了他，他从不推辞，总是第一时间赶到，忙里忙外，奔东跑西，事无巨细。很清楚的记得，邻里办喜事结婚时，他经常抬大嫁妆，如又高又大又重的壁柜——两边是粗长的竹竿，中间是横梁，用绳子绑起来，走在路上，颤悠悠，摇晃晃，既惊险，又好看；做丧事时，他经常当八仙，抬着棺木，喊着号子，两脚走的稳稳当当，很少摇摆，旁人看了，心里只有一个“服”字。
小时候，父亲的肩背是我温馨的港湾。每逢下大雨，涨洪水，上学的道路、桥梁被淹时，父亲总会卷起裤脚，光着脚丫，俯下身子，让我趴到他的肩背上，然后在深深的水里两脚一前一后，趔趄着脚步试探性的走着。父亲背是阔阔的，肩是结实的，我的前胸紧紧的贴到他的后背，两手紧紧的攥住他的肩膀，把头紧紧的埋在他的颈项，生怕一不小心把我掉下，被湍急的大水冲走了。小时候，我生病了，父亲也会背我去五六里路远的地方找医生。我趴在他的肩背上，他呼哧呼哧喘着初气，火急火燎的走着，一层又一层的汗滴，如雨般从他的身上沁出，浸透了他的衣衫，也淋湿了我的衣衫。
父亲对我的爱是无微不至的。一次，我在屋后山上摘野果时，踩到了一条蛇的尾巴，这可惹不起，蛇勃然大怒，扭头就在我脚踝背上咬了一口。顿时，那脚痛的如电击火烧，我喊爹叫娘，眼泪汪汪，父亲听到了，急忙跑上来，把我背下山去，到家还没坐上五分钟，脚就肿的像水桶。父亲心急如焚，又镇定自若。为减慢毒性通过血液循环扩散，他拿来一条绵带，在膝关节下绕了几圈，扎紧。然后，一边吩咐母亲去找蛇医乐安，一边从墙脚找来一块碎瓷片，在伤口划了道“十”字，挤出一点血液。乐安是个热心的人，很快就赶到了我家。他看了看伤势，又询问了我蛇有多大，什么颜色。我把能知道的都告诉了他。他扬了扬眉毛，思索片刻，马上背上锄头，向山溪边走去，很快就找来了几味草药，洗净，捣碎，给我敷上。药很神奇，第二天痛就减了，肿也消了些。后经几次换药，也就慢慢康复了。时间不长也不短，加起来两周左右，这段时间，辛苦了父亲，每天他伺候我，因不可着地走路，洗漱，吃饭，睡觉，解大小便，他背出背进，真不容易。
时光匆匆，岁月如梭，不知不觉，七十多个春秋过去了。也许是长期的艰辛劳作，二零一零年，父亲的脚有痛，走起路来一瘸一拐，我带他去医院检查，诊断股骨头坏死。医生开了中药治疗，有所好转。父亲是个闲不住的人，只要痛好一点，他就去干活，后来痛又复发了，吃中药不管用了。我带他再去医院检查，医生说病情加重了，需行股骨头置换手术一一把坏死的股骨头截下来，安上塑料不锈钢。我和家人商量，同意行置换术。经一系列的检查，医生给他做了手术。自置换了“股骨头”后，脚就不怎么痛了，可他哪里闲的住？又干起农活了！即使家人怎么劝阻，他也不听，我们只有听之任之。看到他一瘸一拐的背影，我们责备责怪，但更多的是心酸心疼一一他真的不愿休息吗？显然不是！心中没有了结的事总纠缠着，牵挂着，他吃不香，睡不好，只想通过劳作，把一件件事了却，他才心安。世上只有父母好，可怜天下父母心。
无情的岁月，染白了他的头发，苍老了他的容颜，折弯了他的腰，父亲越来越老了。二零一九年，父亲脸色苍白，全身乏力，走路都难了，我再次带他到医院，诊断再生障碍性贫血。住院输血治疗，开始有好转，后来就不听使唤了。躺在病床上的父亲，脸色如白纸，吃也吃不下了，一上厕所，拉的全是乌黑乌黑的血。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要我们出院回去。我知道父亲生命垂危了，不久就要离开人世。于是，同家人商量，决定出院。我把父亲从病床上扶起，让他慢慢趴在我背上，我个子小，父亲个子大，我鼓了鼓劲，咬紧牙关，使出了吃奶的力气，背着父亲，朝电梯口走去。电梯载着我们徐徐下来，到了一楼，我躬着身，继续背起父亲，往停在大门口的车走去。汽车发动引擎的那刻，父亲有种无限的依恋与不舍——他还以为自己的病在医生治疗下会好，而我早已两眼噙满泪花……
父亲回到家后，过了两天，就撒手人寰了。断气前，他用手指着楼上某个房间方向，口里含含糊糊的对母亲说着什么，但又说不出来。我知道他在告诉母亲，那个角落他放了钱，要母亲记得拿。而母亲早已泪流满面，俯在他的身上啜泣着。
父亲已离开人世六年了，他的音容笑貌，现在回忆起来仍清晰如昨，丝毫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漫漶。父亲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作者简介：
刘忠明，出生70年代末，吉安市作协会员，安福县作协会员，喜爱阅读，在文海中拾贝，在生活中品诗，有散文、诗歌发表于各种媒体报刊，也有作品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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