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伟人说“聊斋”——一次难忘的高端访谈及后续//黎明精华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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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伟人说“聊斋”

——一次难忘的高端访谈及后续

黎明

1994年5月5日下午,淄川区般阳大戏院接待室。离区第八届团代会闭幕式开始还有二三十分钟。区委书记傅景鸿同志向时任区政协副主席杨恒风和区委宣传部副部长的我交代了一个“特殊任务”:面见有关当事人，了解一下1969年9月，毛泽东主席接见山东主要负责人时，谈及《聊斋志异》及其作者蒲松龄的有关情况与论述。并嘱咐我们:事关伟人、名人，务必要搞清楚，搞准确。还说:市委领导同志也很关心此事，在一次会议上曾向有关负责人提及、询问过。

事不宜迟。1969年山东省革委主要负责人是王效禹。于是，向有关单位打问清楚后，我们即于6日上午驱车前去拜访现已退居青州老家的王效禹。

在青州市政协一位领导同志陪同下，我们在市区一幢简朴的四合院内见到了王效禹。倚坐在客厅沙发上，82岁的王效禹老人深思良久，然后向我们清晰、动情地讲述了25年前那次永难忘怀的接见情景。他说，那是1969年9月下旬的一天，毛泽东主席乘专列到达济南，召见了山东主要负责人:省革委主任王效禹、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政委袁升平。陪同主席接见的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召见的主要内容是听取山东“文化大革命”、生产形势、国防工作、领导班子团结的情况汇报。主席边听边插话作出指示。

在汇报工作的间歇，毛泽东主席同王效禹有过一段轻松随和的对话。王效禹老人回忆道: 当时主席以考问的口味问我:“你们山东哪，山东有几个圣人，你知道不知道？”我回答:“主席，这还能不知道?山东有两位圣人,一个是孔子,一个是孟子。”主席说:“不全对吧?山东还有一位圣人，你知道吗?”我想了想,觉得不好回答,只好说:“除了孔子、孟子,我就不知道还有谁是圣人了,请主席指教。”毛主席说:“你们山东还有一个圣人，就是《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蒲松龄是真正的圣人。” 随后又说道:《聊斋志异》是一部好书，内容丰富、深刻，值得认真读读。

王效禹老人说,对毛主席这段话他是久藏于心，记忆犹新。而且长期以来就负有一种责任感。对主席的谈话他当时曾作过简要的记录，事后进行过补充、整理。可惜的是,岁月流逝，世事变迁。当时的记录本也找不到了。关于毛主席称蒲松龄为“真正的圣人”的那段话,他近几年到青州定居后，曾向青州博物馆负责人及一二位朋友透露过,并托他们转告蒲松龄纪念馆。他认为这是他的一份责任。现在告诉了蒲松龄家乡地方政府的负责人,他很高兴,有一种卸去了责任的轻松感。

对于毛主席说过的这段话,老人是严肃的,慎重的。我们同去的新闻科长闫盛霆根据他的口述作了笔录，送给他过目。老人阅后,写下:“同意。王效禹”等字交我们保存。

王效禹老人那天的兴致很高。说他对蒲学研究不多,但很喜欢蒲翁的文章。而且十分熟练地顺口诵读了蒲老先生的一首诗。临别时,还和我们一起合影留念,送至大门外方回。王效禹老人的记忆、讲述是清楚的。但为了更为慎重,我们请示区委领导后,决定再赴京拜访汪东兴同志。

见汪老并不那么容易。在中国革命史上,汪东兴曾是一位叱咤风云,举足轻重的领导人物。战争年代,他曾任中央警卫部队负责人，跟随毛主席转战南北。新中国建国后,长期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直接肩负着保卫党中央、毛主席的重任。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汪东兴在华国锋、叶剑英同志的领导下,直接地、成功地指挥了逮捕“四人帮”的特别战斗。1977在党的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成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1980年，在党的第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汪东兴同志辞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从此后极少在政治活动中露面，也很少接见无特殊关系的客人。

为了得到汪老的接见，我们颇费了一番周折和心机，想来真有点“一波三折”之感。但最终，通过市、区驻京办事处及在中办秘书局工作的淄川籍老乡翟木水等同志的帮助，我们和汪老的秘书刘桂民取得了联系。经过刘秘书的多次请示，精心安排，汪老终于同意接见我们这批素昧平生、来自山东淄川的外地客人。

我们是5月11日到达北京的。在焦急等待中度过了两个整天。直至13日下午4时许，才接到了刘秘书的电话，通知我们即刻到汪老的住处等候接见。我们急忙驱车前往，穿过车水马龙的“神州第一街”——长安街，又拐过了几条叫不清名字的大街小巷，来到了一处叫“翠花湾”的所在。名曰“湾”，其实并无水面，只是一条很普通、也很狭窄的小胡同。汪老的住处，是“湾”中一栋很古老、很宽阔的北京四合院。门庭、院墙都很高大、气派。院落分为前后二进。前院较小，汪老的秘书、警卫、保健医生、司机等工作人员住在这里。后院宽大、住汪老的一家。

汪老在后院客厅门前迎接我们。他着一身质料考究的灰色中山装，稀疏的白发整齐地向后梳拢，面容白晰、慈样，目光清亮有神，一条手臂习惯地背在身后。

汪老的客厅为两大间，坐北朝南。紧靠北墙整齐地排列着一溜高大的书橱，书橱前设沙发、茶几，可坐十数人。东墙开有一座小门，与里间卧室相通。客厅内挂有书画数帧，最醒目处是毛主席手书的《沁园春•雪》，并题有“书赠东兴同志。毛泽东”等字样。

杨恒凤同志代表我们向汪老问好致意，简要介绍淄川概况，并说明此行意图，提出我们所要了解的问题。

汪老操一口浓重的湖北口音，有条理地回答我们的问题。他说，王效禹谈到的那次接见，他还记得。那是主席南巡回来，路经济南。专列不是停在济南站，是在一条支线上，周围的环境很优美，树木很多。那样漂亮的站台，当时全国只有三个。主席接见的时间、在座人员、谈话内容也都对。只是谈及蒲松龄与《聊斋志异》的那些话，他已回想不起来了。但他接着做了些推测与解释，说道：“王效禹的回忆我想不会错。他一生中和主席见面、谈话的机会是很少的，印象自然很深。而且过后他肯定会记录整理。我在主席身边工作30多年了，有时朝夕相处。重要的事情都会随时记彔下来，随意交谈的话就记不住了。”

随后汪老回忆了他所记得的主席生前谈论蒲松龄和《聊斋志异》的一些情况。他说，主席很赞赏蒲老先生的文章、人品，很喜欢读他的书。还说他从小就听母亲讲过许多“聊斋”中鬼狐故事。汪老讲道，他在1959年曾经听到主席引述“聊斋”故事，用来分析形势，教育干部，大意是不要怕鬼，不要怕反动派。汪老还告诉我们，在《毛选》和注释中，以及读书笔记和谈话中还有一些关于“聊斋”的论述。

谈话进行了将近一个小时。同去的淄川区蒲家庄村委主任蒲峰取出一盒蒲松龄纪念币、一套“文房四宝”，赠送给汪老，并拿出蒲松龄故居、聊斋宫，狐仙园等地的照片送给汪老。汪老兴致勃勃，一一观看，称赞淄川这几年的巨大发展和变化。他说，他曾在60年代到过淄博，那是个好地方，古迹很多。他还举出了一二个他所熟悉的淄博籍的老干部。

我们谈到最近出版的《汪东兴日记》在外界影响很大。汪老听了后，走进卧室，取出四本“日记”，一一赠送给我们。我请汪老题字。汪老说：我写不好，不写了。并笑着说，可以请刘秘书拍几张照片，作为证明吧。刘秘书立即起身，用我们带去的相机拍下了这一珍贵的镜头。

随后我们邀请汪老步出客厅，合影留念。当我们告别汪老，离开翠花湾时，已经6点多钟了。我们看到，汪老的家人、孩子正陆续返回家园。哦，这一天正好是星期六，暮色乍起，北京市已是华灯齐放，灿若白昼了。

归来后，我随即按照汪老提供的情况翻阅了一些资料。《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矛盾论》一文中，曾引用“《聊斋志异》中的鬼狐变人的故事”及其它事例，用来说明矛盾的互相变化（详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331页）。文后的“注释”对蒲松龄和《聊斋志异》有简要的概括与评价。

这次高端访谈，在我的心目中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此后的几十年间，我始终关注着这一话题，细心地搜寻着“一代伟人说《聊斋》”的相关资料与论述。

关于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引用“聊斋”故事一事，陈晋在《毛泽东指导编选<不怕鬼的故事>的前前后后》一文中，介绍得最为具体、翔实。文中写道:1959年4月15日，毛泽东在第16次最高国务会议通报当前的形势和党的大政方针，在讲到炮击金门，不要怕美国干预等问题时，毛泽东来了灵感，引用了这样一段故事:“《聊斋志异》里有一个狂生，晚上坐着读书，有个鬼吓他，从窗户口那个地方伸出一个舌头出来，这么长，它以为这个书生就会吓倒了。这个书生不慌不忙，拿起笔把自己的脸画成张飞的样子。画得象我们现在戏台上的袁世海的样子，然后也把舌头伸出来，没有那么长就是了。两个人就这么顶着。你望着我，我望着你。那个鬼只好走了。《聊斋志异》的作者告诉我们，不要怕鬼，你越怕鬼，你就不能活，他就要跑出来把你吃掉。”一番话，说得人们哄堂大笑。据会议记录，有六处注明：“笑声”。5月6日，毛泽东在同周恩来、陈毅会见外国访华代表团及其驻华使节时，又一次讲了《聊斋志异》里耿去病夜读，涂面伸舌与鬼相视的故事。

关于毛泽东主席接见山东主要负责人一事，2013年出版的《毛泽东年谱》中有明确的记载:“1969年9月22日中午，在专列上听取杨得志、袁升平、王效禹汇报。毛泽东就正确处理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组织、坚持要文斗不要武斗、工农业生产、落实政策问题等作了指示。二十三日晨回到北京。”

毛主席关于《聊斋志异》及其作者蒲松龄的论述陆陆续续见诸报端、书刊中。陈晋主编的《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一书，比较集中地收彔了毛主席对蒲松龄、和《聊斋志异》的论述。这里摘彔如下:

“《聊斋志异》，可以当作清朝的史料看。 ”

“ 《聊斋》是封建主义的温情主义。”

“作者蒲松龄反对强迫婚姻，反对贪官污吏，但是不反对一夫数妻，赞美女人的小脚。主张自由恋爱，在封建社会不能明讲，即借鬼狐说教。作者写恋爱又都是很艺术的，鬼狐都会作诗……《聊斋》其实是一部社会小说。鲁迅把它归入“怪异小说”，是他在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说法，是搞错了。”

“ 蒲松龄很注意调查研究。他泡一大壶茶，坐在集市上人群中间，请人们给他讲自己知道的流行的鬼、狐故事，然后回去加工……不然，他哪能写出四百几十个鬼与狐狸精来呢？”

“ 表现作者的封建主义，然亦对农民有些同情。”

“一篇好文章(指《聊斋志异·小谢》)，反映了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人与人的关系应是民主的和平等的。”

“ 资本主义萌芽(读《细侯》的批注)。”

由上述笔记和批注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毛主席读《聊斋志异》不仅在谈小说，读故事，更重要的是在读历史。据有关史料介绍，毛主席对《聊斋志异》一直是青睐有加、反复阅读。他的书房、书库中存放的不同版本的《聊斋志异》有十四种之多。几十年间，他带在身边，从历史、从社会、从革命和建设实践的不同的视角去阅读、去研究、去理解、去汲取、去运用，并且留下了许多极其珍贵的笔记与批注。一代伟人读《聊斋》，评《聊斋》，与专业的学者、平常的读者大不相同，自有他精湛、独到、高远的理解和看法，值得我们及学术界关注、探讨。我们相信，这对蒲文化的研究和开发，也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和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