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宣传股的日子

朱海燕

1976年8月1日午后，我走进泉吉峡团政治处第三排干打垒的院子，此时人们正在午睡，怔神中，一位年轻军官从屋子里走出来，问我：“你是海燕吗？”我说：“是。”他说：“我是熊墨伟，文化干事。你给毛佑斌干事寄来的诗稿，宣传股的同志看了，认为你有文学创作基础，决定你到创作组去。创作组的光超要退伍，你接替他的工作。”于是，熊干事把我带到第七排房子第三间门口，喊了一声：“光超，海燕来了。”开门的是一位非常英俊精干的战士，他就是引我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好大哥——许光超。

光超是广州人，1969年，年满16岁的光超在上山下乡的洪流中，来到英德农场，1973年入伍。他出身于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父亲为中山大学数力系教授，数学家华罗庚的挚友，母亲是中山大学外语系主任，1973年作为中国语言代表团团长率团访问美国。姑父李嘉人为广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是电影《羊城暗哨》作者陈残云的入党介绍人。许光超这个“许”家，在广州可谓是贵族之家，许崇智、许广平均出自这个家族，论辈份，光超称许广平为姑奶。

光超为人朴实厚道、重情好友，有较强的业务能力，组织上多次想把他提干，均被谢绝，他想退伍回广州，照顾年迈的父母。

光超有一种天生的凝聚力和亲和力，广东兵爱围在他身边，成为广东兵的“兵头”。汽车一连在泉吉峡南岸，连队的广东兵只要不出车，就从河滩上走过来，到我们房里与光超神侃。我不知他们的名字，相互称呼都是“阿山、阿海”，或者是“鸡仔、鸭仔”。每次他们走后，光超会亲切地对我说：“又耽误你写作了，不久，他们要退伍，许多事要和我商量，无法避免啊。”由此可以看出光超在广东兵的影响。有些战士，没有入党、提干，有想法，想利用退伍的机会，在途中闹事找茬。送兵的领导为避免发生此类问题，特地让光超坐在指挥车内，哪节车厢有争吵闹事现象，光超去了，三言两语便平息了事态。

我到创作组第一件事，是光超带我打煤饼。柴达木海拔高，长年平均气温约在零上二度左右，终年室内要烧炉子。所以，秋天来临之前，趁天气尚热，各自要打好各自的煤饼，供冬天与来年取暖。光超本想早些回广州探亲，联系自己的工作，但因打煤饼的事，他没走。不然，我来了，自己干不了，也不会干。我们两人分一车煤。打煤饼，光煤还不够，还要掺一些黄土，这样煤才能凝结一起，不会碎。我挑水、挑土，光超和煤，两三天的时间，我们便把煤饼打好。晒干后，收起垒好，光超便探家去了。

光超的诗歌对我影响很大，他写自由体诗，不拘于诗句的长短，该长则长，则短则短，图的是把诗性和盘托出。我不喜欢“山一程，水一程/跨山越水进北京/抬头仰望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这类四六句，我的思维个性推崇光超那种自由的信马由缰的诗歌体式，它能构成一个广泛的表达情感的诗性语境。光超探家后，我模仿他的诗，开始了一场对自由体诗的冲锋。

我住的房子，在政治处最后一排，是被机关遗忘的角落。我在长短不一的句式中和缤纷而至的诗情中遗忘了时空，并翱翔在当下的那个时空。此非借宁静逃脱时间，亦非用时间融入宁静，母宁，我对诗着迷了，沉浸在自己与自己的赛跑中，全凭心身两忘，把现实推开，将这个世界推开。一厢情愿，把诗迎进那个不足20平米的房间，把人间冷暖与施工的劳累挡在门外。思维困顿时，我喝没有茶叶的开水；激扬飞扬时，还是忘情地喝水。我犹记，最多一天，我喝了九暖瓶开水，写了13首诗歌。

这期间，我难忘一件事，是吴克华司令员率队视察青藏线，宣传股长欧元才佩带手枪在团机关后门站岗，被早晨散步的吴克华司令员发现了，他对欧股长说：“我是老兵，你也是老兵，在军营十分安全，你不必为我站岗。”

那天吃过早饭，团部指战员送吴司令员一行去格尔木，在操场上，是亓谦斋副司令代表吴司令员讲话。吴司令员威严的面容，伟岸的身姿，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另一件事也使我难忘，那是一起枪走火事件。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去世，全军进入一级战备、呈子弹上膛状态，自9月9日始，半个月停止一切娱乐活动。大约在9月底，电影组才开始放电影，电影的名字叫《枫树湾》。当银幕上的老地主说“开枪”时，只听得操场上“啪”地一声枪响，几个战士疼得“哇哇”大叫。顿时，广场上乱了起来，尘土飞扬。这时，团后勤处长梁尔琢一个健步登上放电影机的桌子，大声喊道：“同志们，安静！有阶级敌人。”继尔，他高呼口号：“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梁处长是最年轻的团领导，28岁荣升后勤处副处长，当时33团有句口头禅：“拉革命车不松套，28岁吃小灶”，指的就是他。此刻，我想，登高振臂一呼的应该是参谋长，或某位副团长，想不到关键时刻梁处长像《智取威虎山》中打马上山的杨子荣，闪亮登场。

他还想继续说下去，坐在电影机前的韩守智团长说：“什么阶级敌人破坏，是枪走火。”韩团长让作训股的同志指挥各单位离场，留下枪走火的修理连，抢救那几位受伤的战士。那颗子弹，飞出枪膛后，穿过第一个战士的屁股，击中第二个战士的小腿，又打在第三个战士的脚后跟上。团部门诊室在操场西侧管理股那排房子里，医生迅速对三位受伤的战士进行包扎治疗。这场电影没看完，就草草结束了。

十一月间，师副政委肖戈带着师宣传科干事王志英和群工群的一位干事，到33团检查工作。肖戈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当时在七师，他是级别最高的师领导，为行政11级。延安时期，他是中央保育院的指导员，和毛主席甚熟。他是广东人，因个子矮小，毛主席给他改名“肖戈”。肖戈有个习惯，到基层爱和基层同志聊天。这次肖戈到33团，专门要与宣传股的同志座谈，他要看几位报道员和我写的文章。我写的是篇批判“四人帮”的理论文章，肖副政委看完后，没发表意见，转给宣传科的王志英干事。王志英看完用手弹弹稿子，没说什么，交给我，许是我没接住，许是他撒手过早，七页稿纸全部落在地上。王志英是1973年入伍的，至1976年，不仅提干，而且调至师宣传科，在我眼里他是了不起的大笔杆子，也是我第一个见到的师宣传科的干事。我想，他大概是不满意我的这篇文章。既然不满意，也没有保留的必要，我将文章捡起，顺手塞到炉子里烧了。

以后，我调至文化科，在政治部和志英兄相处了4年多，我提起旧事，志英兄便笑着指我：“别冤枉我啊，你没接住，怪我！想喝酒就直说，别拿这事作话题。”在以后的岁月中，提起这事，总能混上一顿酒喝。至今，又20多年没见志英了，把这段陈芝麻烂谷子写在这里，不日去太原，看来，志英必须贡献他珍藏的美酒了。

那年的12月，天气犹其寒冷，政治处领导派组织股干事王关平与我，去二营七连总结支部建设的典型经验。从团部到七连约有200多公里，向北30多公里上青新公里，到怀头他拉后，下公路向南30公里到二营，从二营向东南再走27公里，才能到达七连。它是距团部最远的连队，处在千沟万壑的托素湖西岸，不到连队旁边，很难发现它的存在。因为距团部太远，入伍3年的老兵，到退伍时，没去过一次团部，没见过一次团长。连里把这一情况反映到团里，引起团首长的重视。有一年老兵退伍时，团长韩守智特地坐4个多小时的汽车，赶到七连，为退伍的老兵送行。

我和王关平在七连时，正逢那里闹地震。我们住在一间房子里，零下三十多度，盖两床被子，加上皮大衣，仍不暖和，只好把头捂在被窝里。王关平在被窝里说我蹬他的床，我在被窝里说他蹬我的床。谁都没蹬谁的床，怎么床会动呢？我从被窝里伸头一看，看到悬吊的灯泡在晃动，忙喊：“王干事，地震了！”他穿着衬衣衬裤，没穿鞋子，便冲到院子里。来队探亲的两位家属也跑到了院子里，王干事嫌不体面，又一头折回屋里。

那天，我们结束七连的调研，在二营搭乘一辆去团部的汽车赶回机关，我坐在马槽车里，把盖菜的破棉被捂在身上，仍感到彻骨的寒冷。到团部适逢许光超探家归来，他告诉我：“泉吉峡这边也闹地震。”光超的床是双层铁床，他把上面的铁床板扣在床架的顶端，顶着屋顶。他对我说：“如果夜间发生地震，你跳到我床上，上面床板撑着，屋顶塌不下来。”

为预防不测，睡前他特意在桌子上放个倒立的酒瓶，若地震，瓶子倒下来，会发出声响，我便躲到他的床上。不料，睡到半夜，酒瓶“咣当”一声掉在地上，我几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跳到光超床上。光超拉灯一看，原来是隔壁喂养的猫，不知何时串到我们的房间里，弄倒酒瓶，让我们虚惊一场。

1977年初，光超退伍了。他的发展甚好，后来成为广东省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光超走后，一天，文化干事熊墨伟告诉我，文化科干事朱宝田到33团深入生活，让我陪好他。朱宝田是《金珠玛米亚古都》和《革命熔炉火最红》歌词的作者，这两首歌享誉神州大地，几乎家喻户晓。朱宝田1947年参加革命，与沈西蒙、茹志鹃均在华东军区文工团工作，抗美援朝后，他来到铁道兵文工团，文革被下放到襄樊铁道兵干校劳动。1972年重新分配工作时，来到七师文化科任干事。我想，有这么一位老师指导，我在诗歌创作上会来个提升的。宝田同志来后，他并没有到连队和工地去，而是每天到我房间里与我聊天，向我说沈西蒙、茹志鹃、周纲等人的故事。他对我的诗不满意，让我这样写或那样写。他在距我一米远的地方，盯着我一行一行地写诗。像家长盯着孩子做作业一样，又总在我耳边不停地说话。他给我出题目：《毛主席题写铁道兵》、《寻找彭加木》等等。结果我一首也没有写出来。我说：我写诗你不能这样盯着，盯得我没有一点自由气氛，无法实现“艺术野心”的突围。现在想起那一幕，仍觉得好笑，他那恨铁不成钢的急迫心情，却给我一生充足的后劲。

他回到师里，给我说了不少好话，他对文化科科长张金城说：“我们老朱家要出诗人了，你一定去看看。”

不久，张金城带着当时七师可以称为诗人的王树国来了，他们与我进行长谈。金城科长说：“诗歌创作在七师从来没有被接受与认可，历经坎坷未成正果，没有赢得命运的恩宠，一直处于一种自生自灭的尴尬境地。这一窘困局面的形成，一方面与组织不重视有关，另一方面与作者自身努力不够有关。文艺创作骨干的自身努力，与最终被认可与被接纳有其内在的必然性。他要求我以时代与铁道兵宏大的背景和视野为依托，清晰地梳理生活与认知的秩序与本真面目，写出高质量的诗歌。从那以后，我多次参加师里举办的文学创作学习班，以沉默的姿式与创作实绩进入张金城科长的视野。

我依旧埋头在干打垒的房子里，任心绪翻飞。素纸有限，而憧憬无边；天地无垠，灵魂更大。那埋首伏案的辛劳，焚膏继晷的忘我，以专注填充暗夜的空寂，用疲惫驱散时光的战慄，均发生我那青葱之年。啊！我变得天真起来，幼稚起来，浑然不知经营自己人生路上应该经营的种种关系。当其时，属于我的，只有一灯如豆，心思沉敛，物我两忘，看不透的人世便退隐于无形，身心在匍匐佝偻中反得舒展。

收获终于来了，1977年春天，我发至各刊物的诗作，不少回信将要发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青海文艺》所发的《咏雷锋之像》，背后有这么一段故事：入伍前，接兵的指导员想带我来部队。我问：“当铁道兵干活吗？”他回答：“不干。就像雷锋挎冲锋枪的那张照片一样，专门为大桥、隧道站岗放哨。”说心里话，我怕干活，若是干又苦又累的铁路活，不如上大学去。但我很崇拜雷锋那张照片，幼稚地想象，穿上一身军装，戴上雷锋的那顶皮帽，挎上冲锋枪，肯定一夜之间，自己会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到部队之后，我才感到自己的可笑，既便成为一名军人，距雷锋仍有很远很大的差距。于是我写了一首60多行的诗，寄到《青海文艺》，诗作很快发表了。因这首诗，几个月后《青海文艺》编辑部推荐我成为文革之后青海省第一届文代会代表。

关于这一时期的我，《青海日报》原“江河源”副刊编辑邢秀玲，在2023年发表在《青海湖》的一篇散文《回首遥望“江河源”》中有这么一段记述：

“我到《青海日报》作副刊编辑时，正值青藏铁路破土动工之际，铁道兵七师进驻昆仑山下的格尔木，十师进驻海西的乌兰与天峻，拉开了在世界屋脊修筑铁路的序幕。那些地方都在海拔三四千米的青海西部，既没有红花绿树，也没有雁群野鹤，戈壁上只有灵敏的黄羊出没，荒原上只有流浪的野驴漫步。地势高寒，空气稀薄，含氧量不到内地的一半。而且变化无常，一天里可见识一年四季的气温，让初次登上青藏高原的年轻战士难以适应。然而指战员抱着战胜困难和艰险的决心，扎下营盘，挥舞镐头，举起钢钎，将一面面战旗插在工地前，将一根根钢轨铺在荒漠上。栉风沐雨的筑路生活催生了火热的诗篇，编辑部每天接到的来稿中，铁道兵的诗稿最多，七师的朱海燕，十师的韩怀仁就是那时崭露头角的年轻战士。”

邢秀玲写道：“朱海燕是筑路工地的风枪手，其中有一首《天路剪影》写得很不错。内容是铁道兵司令员上吴克华来连队看望筑路战士，当他吃着战士们长期吞咽的压缩菜，这位曾经指挥过塔山阻击战的铁汉将军竟流下眼泪，立即作出决定，每个连队每月增加200斤猪肉，100斤黄豆，这在物资生活还很贫乏的70年代，真是莫大的福利。

这首热情洋溢的长诗感动了我，基本未做删改，以半个版的版面，在刚刚复刊的“江河源”隆重推了出来。朱海燕自此踏上文坛，成为青海作协三大军旅诗人之一”。

1977年6月，我收到省文联的通知，我成为青海省第一届文代会代表。赶到西宁，我拜访了《青海文艺》编辑部诗歌编辑左可国与蔡国瑞老师。左可国对我说，最近他收到部队一位作者的一首长诗，是写“八.一”南昌起义的，诗写的不错，让我帮助这位作者再改一改。我想，完了。前不久，我也写了一首“八.一”南昌起义的诗，既然，可国老师选用了那位作者的，我那首诗肯定被“枪毙”了。可国老师从大样中抽出那首诗让我看，我一看，是我的。他给我点评了这首长诗的优点，同时也谈了不足，让我在此基础上再稍作修改。

文代会上，省委书记谭启龙作重要讲话。除此，他又参加了一个小型座谈会，参加人员有大画家朱乃正与我等十几位代表。省文联的负责同志向谭启龙书记介绍，说我是这次文代会最年轻的代表。谭启龙让大家畅所欲言，尽可能摆出对文学艺术的认识，梳理不同的观点，他不求提供结论，也无所谓达成共识。毋宁，重点展示歧异观点，尽量陈列多元视角。从他的态度看，是一位善于倾听多方面意见的领导。因为领导不代表真理在握，所以，大家的发言皆是心灵自由的驰骋。

文代会之后，我搭乘部队的解放牌汽车回部队，一个入伍仅一年多的新兵蛋子，自然没有坐驾驶室的资格，我站在马槽车上，举目北方逶迤千里的祁连山，思绪万千。日月穿梭，斗转星移，毛泽东逝世将近一年了，而这江山依然固我，还是那个江山。人民，世代的人民，同甘共苦的人民，依旧在这天地间合奏出世界的众声喧哗。其间原因无他，就在于人民渴望真理，追求真理，如同渴望与追求爱和被爱，勇敢地向前迈进。一路，奔放如此热烈，动感如此深感，诗兴如此饱满，一首纪念毛泽东逝世一周年的长诗在我胸中孕育而成。

回到泉吉峡团部，我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写出900多行的长诗。不久，左可国与蔡国瑞老师来海西采风，到了泉吉峡我的部队。我将那首长诗献给他们，读完后，二位老师一致认为，有修改价值。啊！多么令我振奋！从心中灵光一现到爬格子蔚然成篇的崎岖心路，自案头文稿错落至老师认可的困顿历程，怎能不让我振奋。

我打电话告诉张金城科长，他让我随两位老师一起到格尔木，在格尔木完成定稿。可是，在格尔木的修改仍不满意，于是，张科长决定，让我随两位老师东下西宁，继续修改。

《青海文艺》编辑部对我十分关心，联系我住在西宁宾馆，住宿费由他们负担，并每天给我一块二角钱的生活补助。完成诗稿的修改后，他们让我在编辑部驻勤，在可国、国瑞、丽璋诸位老师的指点下，我心无旁骛，就是读书、写作。西宁宾馆，当时是西宁市最好的宾馆，1959年朱德委员长视察青海时，就下榻在那个地方。其间，我走访了朱德同志视察的几个地方，又写了一组关于朱德的诗歌，与我那首长诗一同发在《青海文艺》上，那首长诗发表时400多行，是《青海文艺》创刊后，发表的最长的一首诗，稿费相当可观，169元。加上歌颂朱德的一组诗，整整占了8个页码。

在西宁改稿并驻勤两个多月，待我回到泉吉峡团部已是11月了。宣传股不知何人，上书政治处领导，要求开除我的团籍，原因是去西宁两个月未交纳团费。当时团费每月五分，两个月一毛钱。我清楚，其主旨，其目的，不是一毛钱的问题，而是我发表的那些诗作引起了人的忌妒。你出名了，我往哪摆？你若入了领导的法眼，我怎么办？就是从那一刻，我对战友这个词，有了多元多维的认识，它不是那么纯洁，里面也藏有污垢，无论笑容多么灿烂，无论语言多么好听，都会让我对战友二字陡生三分的警惕。

政治处副主任孙有礼看了要求开除我团籍的文字，十分生气，他在会上严肃地批评：这是一种忌妒，是一种非常不健康的心理在作怪。其实，即便是小人堵死我人生的道路，能堵死我写作的这条路吗？人生一场，生命庶几乎不至于浪费在与鬼祟之厄也。天冷也罢，心黑也罢，我面向阳光，毅然前行。

1977年底，我收到青海省作家协会发展我入会的表格。待填好后寄去，收到作家协会会员证时，正是1978年的春天。一个新作家，一个入伍两年的不新不老的大兵，一个仍留在团内的老共青团员，一个发稿60多篇文学作品的战士，打起背包又回到了他的连队——铁道兵七师三十三团十七连，一个彻头彻尾的施工连队。

槛外人 2025-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