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吃不穷，穿不穷，打算不好一世穷。”我们家有兄弟姊妹七个，而且都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那时候水稻产量低，一亩田只能收三、四百斤稻谷。一年里有半年缺粮食，盐米常常要找亲戚邻居借。加之上面还有爷爷奶奶，一大家子的生计全靠母亲操持。她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丈夫是渔网，妻子是鱼篓。捞的鱼再多，不会打理也是一场空。”为了让家里每一个人都能吃饱，父母每年都要带哥哥姐姐们上山开荒种红薯。挖红薯的时候，父母亲会把没有虫咬和破损的红薯，整齐的码放在地窖里慢慢吃。不大完整和品相不好的，则磨成薯粉，或晒成薯干。连过滤了淀粉的红薯渣，母亲也会捏成团子，用竹垫晒干。粮食不够时就煮给家里人吃，粮食够了便用来喂猪。红薯成了一家人半年的粮食。此外，春种豆，秋种麦，房前屋后种满了瓜果蔬菜。蔬菜丰收时，母亲把一时吃不了的做成酸菜、干菜。厨房角落里，摆放着大大小小的坛子。有酸菜坛、榨菜坛以及豆豉坛。母亲煮的豆豉又红又香，而且吃几年都不变质。炒菜时放一勺，香气便溢满了整个院子，也深深地渗进了我的骨子里。至今，蒸腊肉、炒蔬菜，我仍然习惯放点豆豉。

       一大家子的穿，也着实让母亲费尽了心思。最常用的办法就是大的穿到不能再穿了的，洗干净缝补好，再给小的穿；姐姐们穿过的改一改又给弟弟穿，反正那时候的衣服也就是蓝、黑、黄几种颜色。母亲常常引用那些年一句很流行的话，“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在记忆中，我和哥哥姐姐们的衣服，肩膀和手肘部位基本上都是缝补过的；裤子膝盖和屁股部位，一定有形状相近的对称的补丁。当母亲把哥哥不能穿的衣服，正式送给我穿的时候，我总会浮现当年哥哥穿着这件衣服时的神气样，以及我当时心里那种羡慕劲。于是，不但没有一丝的嫌弃，心里反而会高兴好一段时间。

       春节前，母亲便会把积攒了一年的布票拿出来，上街挑选便宜的布买回家，然后请裁缝师傅到家里给大家做衣服。初一初二走亲戚时，大家便都能穿上新衣服。母亲经常告诉我们，“吃差一点，别人看不见。过新年还穿得破破烂烂，就会让人瞧不起。”我们穿的鞋，大多是母亲做的布鞋，而且是一年一双。生产队开会的时候，与邻居聊天时，母亲总是一手拿着千层布叠成的鞋底，一手拿着长针粗线，不紧不慢地纳着鞋底，还不时把针放到头发上磨擦一下。一个像戒子一样的铜质针顶，在我的记忆里，从来就没有从母亲的中指上脱下过。这种鞋既轻便又透气，但就是怕水。所以有时放学正赶上下雨，我们便把鞋子脱了打赤脚回家。

       母亲虽然是文盲，但对子女读书却看得很重。她常跟我们说“养崽不读书，等于养头猪。”尽管那时的学费便宜，小学低年级只要五毛钱，到了高年级才要一块几毛钱。但对于农村家庭来说，尤其是有几个小孩同时在上学，交学费仍然仍然是一件有压力的事情。而且农村重男轻女，女孩子一般不给读书。母亲却不一样，她说过去她没读书是家里穷，实在没有办法。现在只要能想到法子，就一定要让大家都上学读书，而且男女平等。生产队每年年底按工分年终决算，年成好时一家能分到几十元，多的有一百多元钱。母亲在安排使用时先把小孩的学费预算进去，再考虑过年和来年开春的种苗费用。家里有几只母鸡下蛋，除了来客和大家过生日吃一两个，其余的母亲全收集起来拿到集市上卖。那些年队里种了不少的油茶树，冬天每户能分十到二十斤茶油。油一到家母亲就要父亲提到街上卖掉，家里吃的还是过年前杀猪时留下的猪油。母亲总是劝我们，“衣服旧一点，只要洗干净了，别人也不会笑话。但没有文化，一开口就会被人取笑。”同时，母亲还鼓励孩子们自己挖药材、卖干鱼、挑柴卖，钱都由母亲分开存着，供大家交学费。

       有时实在没办法按时交学费了，母亲就会带着孩子到学校给老师承诺什么时候补交，要学校别为难孩子上课。母亲总是语气坚定地说：“老师，哪怕砸锅卖铁，我一定会按时把学费给您补上。”而且母亲也从来没有爽约。就这样家里五个姐姐，两个上了小学，最小的上了高中，另两个只上了几天学自己便不肯去了；哥哥初中毕业，上高中因家庭成份不好，没有被推荐上才作罢。我初中毕业后正赶上恢复高考，高中也适时取消了推荐，于是顺利地考试上了县一中，后又通过高考由农村户口转为了城镇户口，离开家乡直至研究生毕业。

       我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中度过的。因父亲是被单位开除回家的右派，没少受过同学和邻居的白眼。有一年夏天，我们全家人上山采摘了一担山苍子，傍晚时分父亲送到大队综合厂榨油。当天晚上，专抓阶级斗争的大队治保主任就跑到我家，说父亲把变了质的山苍子交给大队，是破坏生产的行为，明天要到村小学接受批斗。父母亲反复解释说山苍子都是当天采摘的，绝对没有变质。甚至说实在不行就不要工分了，但治保主任坚决不同意。因为我当时正在村小学读书，除了语文和数学老师喜欢我，其他老师尤其是体育老师和政治老师经常批评我，如果父亲又到我读书的学校挨批斗，只怕老师和同学们就更加看不起我了。当晚，我便跟母说我明天不去上学了。母亲撩开一边粗纱蚊帐，坐到床边低着头对我说，“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山苍子是你和我们一起摘的，坏没坏你还不知道吗。明天妈妈送你去学校。”

       第二天天刚亮，治保主任和两名背着步枪的民兵，就把父亲带走了。过了一会，母亲也牵着我的手往学校走。一路上我总觉得有很多双眼睛在盯着我，不知不觉地便低下了头走路。母亲拍拍我的背，大声说“大风吹倒梧桐树，自有旁人道短长。挺直腰杆子走路。”我心里顿时觉得我们又没有做亏心事，有什么好怕的。胆子也顿时壮了起来，一直抬起头走到教室里。

       “钱是黄柏树，不苦不得来。”这既是母亲的言传，更是母亲的身教。我们兄弟姐妹能够长大成人，全靠母亲吃苦耐劳。她总是家里第一个起床，也是最后一个睡觉的人。我们上学前，母亲已经把猪草剁好并放到大铁锅里烧开；我们起床后，稀饭咸菜已经上桌。放学后，放置在灶台上的饭锅里要么是米饭，要么是粥，又或者是红薯。揭开锅盖，里面总是还冒着热气。掀开饭桌上的竹篾罩子，就可以看到一碗金黄的酸辣椒或者是撒了鲜红辣椒灰的酸萝卜。吃饱喝足后，我们再去砍柴或扯猪草。母亲当年还是生产队的妇女队长，队里的事也要带头做榜样，忙里忙外，从来没有清闲的时候。一年四季，母亲的手上都布满了老茧，手背上青筋凸起，就像爬满了喝饱血的蚂蝗。冬天，手指头的裂缝里常有血水渗出，为了止血止痛，手上常常缠满了一层层从医院里要到的胶布。刚开始还是雪白雪白的，慢慢的便变黄变黑了。小时候，我们睡眠都多，母亲总是天刚亮就要出集体工。看到我们还没醒来，她叫了几回后，就会把被子掀开，再抓住我们的手拉我们坐起来。她最爱跟大家说：“钱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就算有掉也要起得早。”在母亲的影响下，我们大都养成了早起的习惯。那些年春节，农村习惯放开门响，也就是正月初一开门时要放一挂鞭炮，我们家一般是村子里放得最早的。

       守本分是母亲对我们一贯的要求。她有句很形象的话“吃饭要吃自己手心里的，千万不要把手伸到别人的碗里。”生产队分东西，她总是最后一个领。我记得队上有两片梨树，秋天分梨子是摆堆分的。那时水果十分稀缺，从挂果时我们就开始惦记。好不容易等到摘梨分梨了，我们一早就眼巴巴地盯着了。哪堆好，哪堆次，甚至是每堆有多少个，心里都清清楚楚。但母亲从不准我们去挑选，等大家都选好后，她才和父亲用箩筐把最后一堆梨子挑回来。到家了，才允许我们从里面挑好的吃。队里除了梨树，还种有桃子、李子、板栗。桃子李子成熟的时候，大家出工路过都会顺手摘一两个，在衣服上擦掉绒毛就吃，并美其名曰帮生产队尝尝今年的果子好不好。有些手脚麻利的还会偷偷放几个到裤袋衣蔸里，但母亲从来不准我们摘。她总说“小时偷针，大了偷金，”要我们从小就养成不沾便宜的习惯。

       有一年春节前的一个下午，哥哥吹着口哨兴冲冲地从山上挑了一担柴回来。母亲过去一看就问是在哪里砍的，哥哥说就在自己队里的一座荒山上砍的。母亲严肃地说，那些山上只有芭茅和厥草，偶尔才有两根杆子柴（灌木），你这一担全是杆子柴，一定是在禁山上砍的。边说边抽出一根枝条要打哥哥，哥哥只得承认是在隔壁生产队的禁山里砍的。那时候的禁山，是要到过年前才划分给大家砍的。平时偷偷上禁山砍柴，只要抓住了，就要罚电影。母亲带着哥哥晚饭也顾不上吃，便去找隔壁的生产队队长。母亲说自己的小孩不知道是禁山，砍了一担禁山柴，心里很难过，愿意把柴送回来或者出钱把柴买了。队长见我母亲说得诚恳，只象征性收了点钱就不追究了。晚上吃饭的时候，母亲又把事情讲给大家听，还告诉我们，“占小便宜，最终是要吃大亏的。”大家心情都很沉重，闷着头不声不响地吃完饭就散开了。

       如何与人相处，母亲总是以比别人多付出一点的实际行动，给我们做榜样。那时集体劳动里，最累人的活便是“双抢”期间，踩打稻机给稻穗脱粒。这种活一般是由两个男劳力承担，妇女只负责割禾和递禾。但母亲作为生产队干部，也经常与男劳力踩打稻机脱粒。一些男劳力还愿意与母亲一起合作，因为在打稻机上，是不是偷懒耍滑了，只有搭档最清楚。母亲常跟我们讲，“井水挑不干，力气用不尽。”与别人一起劳动，绝对不能吝啬力气，更不能投机取巧，自作聪明。母亲还说，“吃不得亏，处不得堆。”“宁愿别人亏我，绝对不能我亏别人。”她把甘于吃亏，吃亏是福的理念，牢牢地铭刻在我们心里。出集体工，母亲总是第一个到，最后一个走；评公分，有时明明别人出力少，但工分却评得比母亲高，她也从不作声。那时生产队的干部一年一选，母亲年年被选上妇女队长。母亲说的话，大家也都愿意听；母亲安排工作，大家也都乐意接受。

       姐姐们陆续出嫁后，有时也会因家庭纠纷回到家里跟母亲诉说委屈。母亲总会一边安慰姐姐一边劝她们，“在这个世界上，能陪你走到老的，一定是你的老公，父母亲只能陪你走一程。一定要多记老公的好，不记老公的仇。”在母亲的耐心开导下，姐姐也慢慢地平和了心态。所以当姐夫上门来接姐姐回家的时候，他们便会有说有笑地回去。反过来，只要是自己的儿媳妇找母亲诉说儿子的不是，母亲便会不分青红皂白的批评我和哥哥。母亲有一句非常绝对的话，那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对你最好的人一定是你的妻子，她们才是愿意为你付出一切的人。”

       “人一定不能穷得富不得，富了了不得。”我们兄弟姐妹长大后，尤其是父亲平反恢复工作后，家里的生活状况明显好转了。母亲便告诫我们，千万不要忘本，要乐于助人。她说，“衣角撞死人，一定是受人指责的，”要我们千万不要摆架子，盛气凌人。我们队里有一对从四川逃荒过来安家的夫妻，年纪大了，且无儿无女，母亲便经常要我送一点小鱼和粮食去接济他们；队里谁家有人生病住院了，母亲总要带上十几或几十元钱去看看人家；家里杀猪了，母亲便把队里的户主都请到家里吃顿饭；邻居们谁家遇上了困难，需要借钱周转，只要是找上门了，母亲一般都会满足他们。即使多年后没有偿还，母亲也从不会上门催收。周边谁家有红白喜事摆酒席，母亲都会带钱去挂人情，从不缺席。她告诉我们，“人情不能赖，鼎锅都要卖。”而我们家却从不摆酒，也从没收过别人的人情钱。

       兄弟姊妹都成家以后，因为各自的情况不同，生活条件也有一定的差别。看着比着，有些人便心里不平衡了。有时生活艰难一点的姐姐上门给母亲诉苦，说当年为了带弟弟妹妹，她们书读得少，谋生也就艰难。现在弟弟妹妹有文化，有些还参加了工作，生活比较好过，应该要接济一下她们。母亲便会反复地跟她们说，而且也会公开跟大家说：“人人都有一双手，吃饭要靠自己。”我几次不经意间听到母亲跟姐姐说，“你看到弟弟现在生活好一点，你有没有看到他每天晚上都加班到十一、二点？我去他那里就经常看到过。”母亲除了自己会给条件差一点的姊妹一点自己平时攒下的私房钱，从不向条件好一点的子女提要求。她心里有一条原则，人不能靠别人接济过生活，一定要靠自己努力。“人勤地不懒”是母亲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她总跟大家说，现在农村人人有田有土有鱼塘，只要你肯下力，哪有生活过不去的。她还教育大家，条件好一点的给条件差一点的帮一把，那是他看重姊妹情，兄弟情，绝不是应尽的义务。“千有万有不如自己有，丈夫有还隔层手。”在母亲的反复灌输和叮嘱下，全家兄弟姊妹七个，没有一个游手好闲的，好吃懒做的。反之，人人都能吃苦耐劳，每个家庭都实现了衣食无忧。

       我和爱人毕业后分配在同一个城市工作，刚参加工作时，工资低，工作压力又大，尤其是生了小孩后，总感觉经济上捉襟见肘，精力上也有些力不从心。母亲便主动从乡下过来帮我们带小孩，直到小孩上小学了她才回老家陪伴父亲。父亲去世后，母亲年纪也大了，我们便把她接到市里和我们一起生活。让我记忆最深刻的是，我们的内裤和袜子破了，母亲都要用针线缝补好让我们继续穿，到出差时她才把补过的收起来，把没有破过的拿出来。她说，“穿在里面的衣服缝补过，别人又看不见，有什么关系。”她自己更是十分节俭，一生没有出过远门。直到八十岁生日的时候，为了躲客，才在我爱人陪同下随旅游团去了一趟桂林。这也是母亲一生走得最远的地方。2010年冬天，母亲因脑溢血去世时，姐姐们为母亲最后一次擦洗身子，发现母亲贴身穿着的白色针织衫内衣，补丁叠着补丁。而我们平时给她的零花钱，她都叠得整整齐齐地放在床头柜里。大家的眼泪便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

       现在想想，母亲常给我们讲的话，并不都是母亲的发明创造，很多是流传乡间的经典俗语，有些是外公外婆从小就教导过她的，还有一些无非是对生活的认识和感悟。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些话都是母亲从内心认同并觉得有必要让我们记住的。如今，我也把这些话反复地教给了我的小孩和家里的晚辈。

（文章原载《东坡文艺》2025第1期 ，作者： 周千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