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呼吸

作者：刘丰歌

故乡的呼吸，或平缓，或急促，总与时代发展的脉搏同频共振！

                              ——题记

我的故乡裴坝村，位于陕西省紫阳县高桥镇。裴坝村很小，居住不上三十户人家，和皇天厚土上的其它众多村子一样，祖祖辈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村普通，人员成分却复杂，有长期居住在这里的土著，有逃荒要饭到这里定居的外来户，也有政府组织移民过来的客家人。据说明清时期，由于战乱频仍，灾荒连年，地处兵家冲突之地的川东和陕南人口大量死亡和流徙，以至大批田地荒芜，经济衰落。为了恢复民生，落实赋税，明、清两代政府都曾大力推行移民垦荒政策，组织南方地区大批民众迁入四川和陕南垦荒。即历史上著名的“湖广填四川”。因陕南紧邻四川，在这一移民大潮中，生活在闽、粤、赣、皖、湘、鄂的大批客家人，或因战乱兵燹，或因天灾人祸，也成群结队迁徙到汉水河谷和广袤的秦巴山区生活。这个从裴坝村的方言土语中就能分辨出来，有把下雨叫下“乳（音rǔ）”的，有把吃饭叫“恰（qiā）”饭的。仅对母亲的叫法就有好几种，叫妈，叫娘，叫姆妈，叫奶子的都有。

据家谱记载，清康熙年间，我们家先祖邢氏太婆，为躲灾避难，携幼子从湖北武昌府兴国州（今湖北省阳新县）一路迁徙，经四川辗转来到高桥镇龙潭坝鲁家湾（今曾家湾）落户定居，开枝散叶，逐渐成为当地大姓。父亲解放前在裴坝村一唐姓大户人家当长工，后来与母亲结婚，便租种唐家的田地维持生活。解放后便在这里定居下来，成为裴坝村正式村民。

因村小，时间一长，各家都沾了亲带了故。大人小孩见面，不是叫舅就是叫姑，反正七拉八扯都能和亲戚二字沾上点边。即使无亲戚关系的，也按长幼规矩把长辈叫表爷、表婆，表叔、表婶，同辈互称老表，很少直呼其名的。只有同辈女性叫表姐表妹的不多，什么原因不得而知。

其实原来的裴坝村只是一个自然村，确切的名字叫裴家坝。后来，农村基层建制重新划分，先是公社改为乡、大队改为村、生产队改为村民小组，时间不长又撤乡并镇，于是裴坝村沿河两岸几个村合并成立了现在这种具有行政意义的裴坝村，村委会就设在裴家坝。在当地人的思维定势中，一说裴坝村，首先想到的就是裴家坝，而不是其它地方。比如在镇子坐出租车，司机会问，到哪里？答，裴坝村。司机自然而然就把你拉到裴家坝来了。

裴坝村从我记事时起，并无一户姓裴的人家。仅有刘、田、哈、张、邹、唐、黄、吴、秦、臧、饶、梁十二个姓，二十多户人家，一百多口人。村子三十多间房都是那唐姓大户人家的，解放后唐家因有自己的田地而且雇有长工短工为他家干活，被划为地主成分。唐家的房除自己居住了几间，其它都分给了当地村人，包括我们家也分了两间唐家当年做私塾用的土墙房。但村子还是唐姓人口最多，因为他们有孝、悌、忠、信四兄弟，每家都有好几个孩子，算是村子的望族。

但一个村子的名称总有自己的历史渊源，那都是有来头的，并非随便起个名字那么简单。据老人们说，裴家坝若干年前确有一姓裴的大户人家在这里居住。有一年夏天，连降暴雨，一天深夜，裴家养的鸡、狗、牛、羊等家畜突然狂叫起来。被惊醒的裴家人觉得情况反常，立即匆匆起床，这时便听到屋后山崩地裂的声音轰然而来。一家人忙疯狂向旁边地势较高的一处山梁跑去，刚跑到山梁还惊魂未定，呼啸而来的泥石流便将裴家的房屋夷为平地。裴家人为突如其来的惨祸痛哭一场，待天亮时最后看了看荡然无存的故居后，便背井离乡投奔亲戚去了，从此再没归来。但那地名，泥石流没办法抹去，就这样保留了下来。直到现在村子后面那片凹进去的山还叫“垮塌湾”，村子前面被泥石流推出一片平坝。村里人在坝里劳动时，偶尔还能捡到瓦片和磁器碎片。七十年代修梯田时还捡到成串成串的铜钱，孩子们把铜钱拿来做鸡毛毽子的底座，都说那是裴家人的。

由于裴坝村临河边有十几亩平展展的水田，在地无三尺平的陕南也算一块好地方，后来一唐姓大户人家看中这里，便买下水田，并避开泥石流易冲击的裴家原址，重新选址修建了一个大四合院。那四合院前后左右都有几米高的石墙护卫，还有观察孔和射击孔，为的是防土匪。陕南匪患在解放前是有名的，电视剧《一代枭雄》中的王三春就曾在裴坝村一带打过家、劫过舍。裴坝村也因唐姓望族在这居住而在周围十里八乡颇有名气。

解放后，农村基层组织名称虽几经变更，但裴坝村仍是本村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记得七十年代初，我已开始上小学，当时的大队支书也就是我的姑父就住在这里。他一天组织各生产队队长开会、安排工作，都在村子的院坝里或他家中。我们队里的生产队长也住在这里，头天安排第二天的活儿、组织村人开会学报纸也在这里。包括在广播里通知全大队村民要干啥都在这里进行，说是村子里的政治中心似乎名符其实。说是经济中心，因为生产队的粮食库房、晒谷场都在这里，平时分粮也在这里。当然也是文化中心，因为全大队唯一一所五年制小学也设在我们村子。周围三五里的村人无论大人还是小孩都从这所小学脱盲，从目不识丁的文盲变成不是睁眼瞎的识字人。我们小时就在村小学上学。学校条件简陋，垒几个石墩，上面放几块木板就是课桌，凳子孩子们从自己家带，从一年级到五年级都挤在一间房子里，但我们就是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学会了拼音，算术，认识了好多会说不会写的汉字。每天随着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响起，裴坝村的文化气息就随着清纯的童音从教室氤氲开来，在村子上空飘荡。

裴坝村也是一张政治晴雨表。解放后，村子外面的墙被刷成了红色，听父辈人说这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样式，是向苏联老大哥的农庄学的。村子墙上经常用石灰水和红漆刷着不同的标语口号，有“毛主席万岁！”“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等等。有的新标语盖住旧标语，有的新旧都能看得见。小时还常见村子墙上贴满大字报，一旦贴大字报，我们知道，又该开批斗会了。果然，只要大字报贴出来，第二天或第三天就有人倒霉了，有偷砍生产队树木被批的，有男女关系不检点被批的。每次开会前，总有一浪一浪的口号声响起。

村子墙上除贴大字报外，还有其他村送来的挑战书或应战书。每当送战书时便有锣鼓唢呐吼得震天响，这也是我们这些孩子最快乐的时候。这时老师被锣鼓唢呐声打搅得没法上课了，便丢下我们，自己跑出去看热闹。我们这帮学生虽不敢离开座位，但敢伸长脖子，像一群鸭，将目光从教室大门和窗户钻过去，看谁打鼓最有精气神，谁唢呐吹得最好最卖力、腮帮子鼓得最大。有时还为此争得面红耳赤。特别是有自己亲戚在里面的，顿觉神气起来，会大声喊，看，那打鼓的是我爸呢！有人不服气，说，那吹唢呐的是我二叔呢！一个个满脸都写着自豪。至于挑战书和应战书的内容是啥与我们无关，那是大人们的事，我们只要热闹，只要那份喧腾的快感！

村里如果放电影，男女老少便如过年般快乐，激动。那时放电影在裴坝村次数最多，因为附近三五里地只有裴坝村院子大，适合放电影，其他村子找不出这么大的地方来。一旦有电影队来，我们这些孩子会早早搬着板凳占好位置。然后盯着放映员和放映机百看不厌。特别是当汽油发电机响起来、放映机旁挂在竹竿上的灯泡亮起来、蚊子绕着灯泡飞起来时，我们是最快乐的，这时恨不能放映机也立马转动起来。但那放电影的年轻小伙子却不急，有一搭没一搭地和旁边的姑娘小媳妇们说话聊天。我们就恨小伙子没正经，本来对他挺崇拜羡慕的，这时那种感觉全都没了，只希望他早点打开放映机的开关。

随着夜幕降临，银幕上片头画面的出现，音乐的响起，一片喧闹的场院顿时安静下来，大人们停止了唠嗑，我们这些小孩子也不再胡跑乱动，赶紧把屁股安放到凳子上。电影放着放着，年龄小一些的孩子早躺在大人怀中梦周公去了！具体情节到第二天再从大人或没睡觉的孩子口中找到答案。电影中的情节便成了第二天人们谈论的热门话题。谈英雄或漂亮女人都是满满的敬仰和爱慕，谈坏蛋都恨得牙痒痒的恨不能当面捶上几老拳。

那时没有追星一说，电影中的杨子荣、李玉和、喜儿和李铁梅等正面人物就是年轻男女心目中的偶像。村子有个姑娘因长得像电影中的李铁梅，一时进她家说媒的人络绎不绝。而她本人和家中父母条件也很高，一要小伙子是一名军人，二要长得像杨子荣或李玉和，否则条件再好也不嫁。后来姑娘终于如愿以偿嫁给了一位军人，虽然长得不像杨子荣和李玉和，但确实英俊魁梧。姑娘出嫁，让村里一帮追过她和暗恋她的年轻人伤心了好长时间。

而我们这些孩子心目中的偶像则是孙悟空这个敢大闹天宫的美猴王，还有海娃、潘冬子、小兵张嘎、两个小八路等这些在影片中和我们年龄差不多的小英雄。平时玩打仗的游戏，都以能扮演这些角色而自豪。一次两个孩子为争扮演孙悟空这个角色互不相让，说着说着动起了拳脚，结果一个力气大点的孩子占了上风，把另一个孩子压到地上，说，孙悟空谁都打不过，你打不过我，所以我演孙悟空。另一个认输，在地上说，那行，那我演二郎神，我打你时你要装输躺在地上让我押着见玉皇大帝。演孙悟空的孩子说，好。到正式玩时，该二郎神出场了，演二郎神的孩子拿根向日葵杆当三尖两刃刀和拿着竹棍装孙悟空的孩子对打。演孙悟空的孩子却不按套路出牌，怎么也不败下去。演二郎神的孩子急了，说，你咋不躺到地上装输呢？演孙悟空的孩子却说，你还没打败我呢！演二郎神的孩子生气了，说，你耍赖皮。俩人边打边吵，斗争不断升级，由假打变成真打，结果两败俱伤，每人身上都挨了对方几棍。然后哭着各自跑回家向大人告状。结局是每人再挨大人一顿揍收场。

尽管村子文化氛围不浓，识字人也不多，但每到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是要贴春联的。这时，我那写得一手好毛笔字的大干叔就开始吃香了，从腊月中旬开始，他家人就不断，人们夹着买来的红纸，到我大干叔家，满脸堆笑，满心虔诚，说，唐会计，你毛笔字写得好，是村里的文化人，给我写几幅春联吧！大干叔姓唐，是唐姓四弟兄中的老大，因家境好，解放前上过几年私塾，不仅能写毛笔字，账也算得好，还能双手打算盘，一直当着村里的会计，这样，“唐会计”就成了他的符号，名字反而被人淡忘了。大干叔也不客气，说，把纸放下吧，明天来取。第二天人们便能从他家拿到他的墨宝。大干叔那时写得最多的是“瑞雪早报丰收讯，春光先到劳动家”“春色满园人共庆，东风万里物皆春”之类的传统春联，看后印象不深。但他也写过一幅我很喜欢的春联，当时觉得写的就是陕南，还背了下来，到现在没忘。内容是“听阳雀高歌人寿年丰喜气盈门，看巴蜀美景花红柳绿水秀山青。”到年三十那天，家家户户都贴着大干叔写的春联。人们在过年时也不忘到镇上买几幅年画回来贴在墙上。那时的年画反映革命题材的最多，如《毛主席去安源》《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知心话》等等，也有一些电影剧照，如《渡江侦察记》《奇袭白虎团》《龙江颂》等。后来政策放开了，年画开始有了门神，最多的是唐朝大将秦叔宝、尉迟恭，两人全身铠甲，一人持锏，一人握鞭，很是威风。也有唐朝巾帼英雄樊梨花，北宋杨门女将穆桂英，二人皆柳眉杏眼，面若桃花，头戴花翎，英姿飒爽！让人百看不厌。一到大年三十，家家户户开始贴春联、贴年画、放鞭炮，村子不仅陡增了浓浓的年味，更增添了浓郁的文化气息。

真正让村子提升文化品味、且让村子远近闻名的，是后来出了个有名的书法家。他就是我表兄黄平学，也就是我姑父家的大儿子。表兄自幼看我大干叔写春联，便萌发了对书法的爱好，大干叔写春联，他天天去看，帮忙裁纸、拉纸、倒墨汁，扮演小书童的角色。大干叔被他的好学精神感动，便常给他讲写毛笔字的要领。表兄便自己买来纸笔开始练习，从此寒来暑往、笔耕不辍，每天都要坚持写一两个小时，并自费上了书画函授大学，书艺日渐精进，后来不仅村子的春联都变成了他的书法作品展，而且不断参加各类展出，并多次获奖。最终作品走向国外，远赴韩国、日本、新加坡展出，还加入了陕西省书法家协会，成了远近闻名的书法家。表兄的成名，使裴坝村的文化层次上升好几个台阶。村子有人到镇上或县城办事，人问哪里的，回答说是裴坝村的，人们大都会说，啊，知道，书法家黄平学就是你们那个村的。村里人便平添几分自豪和骄傲。

与表兄齐名的，还有我的表弟黄平荣，他受我表兄影响，也喜欢书法，毛笔字写得也能登堂入室。当然，他的绝活，并不是书法，而是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听说人的基因是可以遗传的，但从表兄和表弟的身上，我无论如何找不到一点遗传的影子。表兄和表弟的父亲就是我姑父，姑父和我父亲一样，都是斗大的字不识一升的主儿，虽然解放后上了农民夜校，也只能认识报纸上的大部分字而已，从他的身上丝毫找不到一丁点儿文化人的范儿，但他的两个儿子就是那么有出息，没办法，也许是基因变异吧！表弟上初中时英语就学得好，我那时读高中，许多不会做的英语题还向表弟请教，他居然能当我的老师。他每天放学回家后在家门口凳子上坐着“叽哩咕噜”地念英语单词，村人们见了满是佩服和羡慕。表弟后来考上安康师范学校，也就是现在的安康学院。毕业后成了传道、授业、解惑的英语老师。

一个小山村同门走出一个书法家，一个会说外国话的人，你能说裴坝村的人没文化吗？当然，现在的裴坝村，陆续考上大学的学生更多了。裴坝村，成了名符其实的文化村。

尽管裴坝村人每天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为了一日三餐整天在贫瘠的山地讨生活，但他们将日子的苦和累编成一曲曲山歌，在歌声中调适着心情，抒发着情感，演绎着人生的爱与恨、苦与乐。正如《诗经˙国风》说的那样“心之忧矣，我歌且谣。”每逢劳动间隙，在田间地头，山歌便如小溪流水般从男人女人那或浑厚或清润的嗓子中流淌出来，使山村平添了生活的乐趣。青年人谈情说爱时，唱缠绵热情的“情歌”和“盘歌”；在地里干活时，唱高亢、激越的“号子”；采茶时，唱“顺采茶”“倒采茶”；婚嫁时，唱“哭嫁歌”“迎亲歌”；上山时有“樵歌”；行路时有“报路歌”。甚至人去世也有专门围着棺木边转边唱的“孝歌”。这还只是冰山一角，对裴坝村人而言，可以说生活无处不歌声。村子有个单身汉，就爱唱“蜜蜂钻天”：

郎变蜜蜂飞上天，姐变蜘蛛网屋檐。

蜜蜂落在青丝网，郎要起身姐要缠。

小郎想打离身拳，你今难上又加难。

他歌唱得多，却始终不见变成“蜘蛛”的姑娘去缠他。他一生便是唱歌，喝酒，当一只孤独的“蜜蜂”，倒也自得其乐。

村里还有一种唱歌的形式，就是劳动时一边敲锣打鼓一边唱歌，人们叫“打锣鼓草”，一般在生产队薅草时唱。锣鼓班子通常由三人组成，一位歌手，一位打锣，一位击鼓。演唱形式不拘一格，除专门的歌手外，其他愿唱的人都可以跟着唱，独唱、对唱均可。歌手一般都是有一定文化、见多识广、才思敏捷的人，唱出的词句大都清新活泼，琅琅上口。既可唱当前形势，也可表扬在劳动中涌现出的好人好事，也可对劳动偷懒的人巧妙地点出来，既不使人尴尬，又活跃了劳动气氛。受表扬的越发卖力，偷懒的手上立马利索起来，不由自主加快速度，害怕再被不点名批评。

裴坝村有梁金生、梁金荣、唐怀忠等好几位有名的歌手。他们唱歌时能现场编词，即兴发挥，歌词还非常押韵。锣鼓班子待薅草的人依地形排开后，先敲上一通锣鼓，然后开唱。一般第一支歌唱《立五门》，即:“东方甲乙木，南方丙丁火，西方庚辛金，北方壬癸水，中央戊己土”。唱罢进入正题。唱词有正本，曲调则有《麻雀闹林》和《野鸡扑》等。但更多的时候是张口就来，即兴创作。特别是在大家薅累了、想偷懒时，为鼓舞士气，歌手们的唱腔就会激越起来:

哎！薅草莫薅吊颈草，一颗露水扯活了。

薅草要薅米筛花，十人见了九人夸。

哎！说要来就赶快来，莫在后头紧到捱。

老的捱起黄肿病，少的捱起“摆子”来。

如有人在干活时没把草根刨到土面上，歌手便唱：

哎！薅草别薅连根草，一场雨过又活了。

烈日下边流大汗，竹篮提水白费劳！

如果大伙都干得快，有人拖在后边，歌手就唱歌督促：

哎！大雁飞翔不离群，干活就要多鼓劲。

莫学地角的癞蛤蟆，一步三停急煞人哟哎！

当然，真正让人开心逗乐的是在唱词中与现场的女人们开开玩笑，称赞哪个女人头发好、皮肤白，哪个女人腰身细、屁股大。腼腆的，脸色发红，低头微笑，闷声锄草。胆大的，接上歌词，一通对唱，与专司唱歌的人插科打诨、互相贬损逗乐。这时会引得干活的人开怀畅笑，连声叫好。一天的活就在这欢声笑语中结束。遇到打锣鼓草的那几天，出工的人会比平时多很多，都想听听那歌声，感受那热闹的气氛。

由于特殊的原因，有段时间裴坝村人也很少唱山歌，那时唱的歌更多的是样板戏和其它革命歌曲，流行在陕南一带的《郎在对门唱山歌》《十爱》之类的爱情歌曲，谁唱了是会受批判的。我在家乡生活了十多年，改革开放前只听人说过这些歌，但从没听人唱过。我小时最先学会的歌就是《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等，是姐姐教的。我刚开始记不住歌词，老把两首歌的词唱乱，前面还是“东方红，太阳升”，接着连成了“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纯粹一跑调乱词的串烧。为此让姐姐笑话了好长时间。我记得那时广播一旦放这些歌时，我几个哥和姐姐就会专心聆听，一边听一边跟着唱。那时村子也组织宣传队排节目参加公社文艺汇演，导演就是从城镇来到我们村居住的一对姓哈的回族姐妹，姐姐叫哈秀兰，妹妹叫哈秀玲。姐妹俩不仅长得漂亮，而且歌唱得好，舞也跳得好。排节目前，她们亲自挑演员，亲自排练，不过唱的歌都是广播里放的那些歌曲，只是在编排时有独唱、合唱、二不轮唱等，使演唱形式更加丰富。包括诗朗诵，大都是当时报纸上的内容。

村里一旦有演出任务，担任演出任务的女孩子们就会兴奋起来，唯有此时，她们因节目表演需要，会穿几天裙子，一个个满脸写着幸福，让没演节目的女孩子们羡慕不已。但节目演出一结束，那裙子便会被她们父母拿去改成上衣，前几天还穿在腿上的，过几天又穿在上身。孩子们舍不得，心疼，但没法，毕竟胳膊拧不过大腿。

裴坝村人在农闲时、雨雪天，或逢年过节，也有自己另一种娱乐方式。男人们爱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凑在一起打“戳儿牌”。“戳儿牌”是一种长条形纸牌。四川人叫“乱戳”，我们老家离四川近，不叫“乱戳”，叫“戳儿牌”。牌和四川是一样的，打法也一样。我们这些小孩有时也在旁边看，慢慢也学会了，偶尔有人想上厕所了，便临时顶替一会儿。我学过，但不精，只对几句口诀感兴趣，叫“天地人和梅，四六猫鼓槌。”还打一种“骨牌”，共32张，是用长方形木块或竹块做的，和麻将大小差不多，打法与戳儿牌类似。也打扑克，主要打“三供”“升级”，输了的人钻板凳，贴纸条。遇逢年过节或红白喜事也会喝上几杯烧酒，扯扯庄稼收成，拉拉家长里短的闲事。女人们聚在一起，要么树阴下面纳鞋底，要么小河岸边洗衣裳。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有女人的地方，就有聊不完的话题，说到兴奋处，哈哈大笑起来，那笑声会传得很远很远！女人们通过这种豪爽的、肆无忌惮的笑，把所有的劳累、烦忧都释放了出来，生活中的酸甜苦辣便释然了，心情便舒坦了。一说到自己的男人，没一个夸奖的，尽是短命死的、挨刀死的这些话，说这不好、那不好。什么不管娃儿啊！死是个抽烟，怎么劝都不听啊！在外喝酒回来就发酒疯骂人啊！等等。总之非得把自己男人贬得一无是处才罢休。但你千万别以为她们和自己男人有什么深仇大恨，立马就要离婚似的，其实这是陕南女人爱自己男人的一种特殊表达方式，就像陕南民歌“郎在对门唱山歌”歌词写的那样：

郎在对门唱山歌，姐在房中织绫罗。

哪个短命死的、挨刀死的、发瘟死的，

唱的那个歌哎，好呀！

唱得奴家脚耙手软、手软脚耙、脚耙手软、手软脚耙，

踩不得云板，丢不得梭哎！

绫罗不织听山歌哎！

......

看似骂得很厉害，实则爱得很深情。乡村女人的爱都显得与众不同，在这里你体验不到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浪漫，感受不到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痴情，寻觅不到张生与崔莺莺的执著，但爱是实打实的，白天狠狠地骂，晚上狠狠地缠绵。那种爱是渗入骨子里、融入日常生活中的毫无矫情的爱。

八十年代初，村子突然流行吹唢呐，许多年轻人拜邻村两位唢呐高手杜氏兄弟为师。杜氏兄弟俩的绝活是不仅能用鼻子换气，还能用鼻子吹笛子。唢呐曲目更是没有不会的，是典型的民间唢呐高手，后来多次到紫阳县参加演出。能拜他俩为师是年轻人的骄傲。我大哥就曾拜在他俩门下学艺，开始每天拿根麦草插进水盆“咕噜咕噜”吹，练换气，后来开始学“大开门”“小开门”等婚丧嫁娶的专用曲目。三哥有时也吹唢呐，但他不学，拿着唢呐乱吹，他只要吹出声音就行，不管成不成调，因为他的唢呐是吹给当时未过门的三嫂听的。他吹唢呐只在我们家旁的石墩上对着三嫂家吹。三哥不成调的唢呐声响起来，三嫂就会出门看他，故意喊几声：吹得又不好，吹啥子嘛！其实心里满是幸福和甜蜜。三哥看见三嫂，便会咧着嘴憨笑，吹得更欢实了。这不成曲调的唢呐声居然把三嫂吹进了家门，终于成了三哥的媳妇。二哥不学吹唢呐，却学会了做唢呐，大哥和三哥吹的唢呐都是他做的，还给村里其他人帮忙做，他是典型的替他人做嫁衣。那几年每天下午干活回家或雨雪天没法干活时，村里到处都是唢呐声。遇到哪里有红白喜事，随便叫两个年轻人就能凑成一对唢呐班子。乡村唢呐，吹出了村里人的喜怒哀乐，也活跃了乡村的文化生活。

村人的生活也许是苦的，但村子的孩子们更多时候是快乐的。虽然那时没有电视、电脑、游戏机，但那时没有没完没了的家庭作业，农村人把孩子交给学校就万事大吉，学得好不好似乎是孩子自己的事，与大人无关。大人们每天面朝黄土背朝天，永远有忙不完的事情，对孩子的要求不是学习怎么样，而是回家后能帮家干多少活。孩子们下课后利用难得的十分钟时间在院子打纸板、滚铁环、抽陀螺、弹弹珠、打扑克、甩纸飞机，在粪堆上玩攻山头、炸碉堡，女孩子们则聚在一起玩跳绳、打沙包、踢毽子。一个个玩得满头大汗也不嫌累。放学后也要先疯玩一阵再背书包回家。所有做玩具的器材除弹珠和扑克外，都是就地取材，自己动手，虽简陋，却开心。到夏天，还到村子前边的河中游泳，钓鱼。即使上山砍柴，打草，也要约上几个伙伴，玩够了再干活。

每到收麦的季节，村院坝里堆满厚厚的麦垛。夜晚降临，伴着星光月光，柴油机、脱粒机闪亮登场，随着脱粒机的轰鸣声响起，一会儿麦草垛便会堆起老高。满院坝便飘散着麦草的清香。孩子们便会在草垛里面捉迷藏、打滚、摔跤。草垛中还有被清理出来的野豌豆荚，孩子们将野豌豆荚一端用指甲掐掉一小部分，沿有弧形的脊背处破开，掏空里面的籽，放在口中，吹出美妙的声音。打麦一般在晚上进行，村里人把晚上加班干活叫“打夜战”。收麦季节一般都会“打夜战”，因为白天忙着抢收，怕下雨，得赶时间。村里大人最忙的时候，也是孩子们玩得最开心的时候，你追我赶的吵闹声，脱粒机、柴油机的轰鸣声，大人们在劳动中因受机器声影响比平时高八度的说话声、欢笑声，野豌豆荚吹出的口哨声，会在整个院子上空来回飘荡，组成一曲农村独有的丰收交响曲。大人们散工回家了，孩子们还不尽兴，继续在麦草垛上疯玩，直到大人们喊各自孩子回家的吆喝声响起，才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披一身月光，顶一头草屑，携一身麦香，隐没在农家柴门中。

裴坝村曾经饥饿过，但我们这些孩子始终是饿并快乐着，地里什么最先成熟，孩子们总是最先尝鲜。玉米熟了，上学时带煮玉米；土豆熟了，带蒸土豆；红薯熟了，带蒸红薯；杏子熟了，带杏子；橘子熟了，带橘子。到了学校，孩子们都是过“共产主义”生活，大家分着吃，很少享独食的。那时生产队在地窖中存红薯种，隔些时间保管员会下到窖中把坏了的红薯捡出来倒掉，我们这群孩子会围过去翻捡一遍，有些红薯未全烂掉，我们把烂掉的部分用铅笔刀削掉，未烂的部分到水中冲洗一下拿来吃，还特别香甜。

秋收过后，土地特别赏赐孩子们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未挖尽的土豆，散落地下的玉米等，似乎专等着孩子们去捡拾。孩子们借上山砍柴或打猪草之机，提前约好谁从家中拿猪油，谁从家中拿食盐，谁从家拿火柴，谁从家拿搪瓷缸，什么都不拿的负责干杂务，做饭。任务分工明确后，到了目的地，大家便找根木棍或用身上带的弯刀开始在土中搜寻，东刨刨，西挖挖，不一会儿，就会挖出许多土豆，还会捡上许多遗落在地里的大豆、玉米等。待食物齐备，各样东西拿出，负责做饭的到山溪中洗净土豆，刨净土豆皮，用铅笔刀或弯刀切成小块，再把采来的山野菜洗净放在一起，加满水端到生火的地方，这时火早已燃起，把缸放上去，放进猪油，食盐，盖上盖子，待烧开后再煮一会儿，一缸香喷喷的汤饭就做好了。揭开盖子，会有一股特殊的香味直冲鼻孔。这时找几根小木棍，用刀削削就制成一双双的筷子，随着筷子在缸沿的敲击声、嘴里“呼呼”的吹气声、“吧唧吧唧”的咀嚼声响起，不一会儿，一缸食物就被饕餮得干干净净。接着把缸子涮涮，继续架上火，把拾来的玉米、黄豆等掰成颗粒放在缸中翻炒，不一会儿，就会听到玉米、黄豆爆裂的“啪啪”声，玉米和黄豆的香气很快就在周围扩散开来。待黄豆裂了腰，玉米开了花，便熄火，让缸子凉着，待一会儿，便每人抓一把放在自己的衣服兜里，边吃边在欢声笑语中开始打柴，拾草，并规划下一次的就餐地点。

陕南的冬天也很冷，上学时每个孩子都会带一个用铁皮罐头筒或小搪瓷盆做的火炉，每天早晨架上木柴，点上火，到学校时燃得只剩下火炭，便放在脚下，为身体取暖。有时炭快燃尽便赶快续上木柴，用嘴“扑哧扑哧”吹，那烟窜上来便将周围孩子熏得眼泪刷刷地往下流，教室中到处弥漫着烟火的味道。老师一般不管，知道冬天教室冷，孩子们都穿得单薄。但谁的炉子烟雾太大，他会让先放到教室外面，下课时才让提进教室。不知是哪个孩子发明了让火很快燃起来的方法，把火炉的提手提在手上轮起火炉使劲划着圆圈舞动，随着旋转速度加快，那火苗很快便窜了上来，燃得特别旺。于是，每当下课后，教室外面的院子里到处都是旋转的“风火轮”。大家还一起比赛，看谁的火燃得快，燃得旺。燃得好的，便封他为鲁学政、吴关学，因这两个人都是从部队复员回来的战士，都在公社开手扶拖拉机。他们两人因都当过兵，拖拉机开得好，成了我们这些孩子们的偶像。我们把轮火炉的动作和他们用摇把发动拖拉机的动作联系到一起，自称是他们两人觉得很自豪，很威武。

后来条件好了，学校有了篮球场、乒乓球台、羽毛球拍，孩子们又有了新的乐趣。尽管条件不同了，玩的东西丰富了，不再像我们小时那样简陋、单调，但我们的快乐是一样的，都有值得回忆的快乐趣事。

改革开放后，土地承包到了户，村人们不再天天在一起干活，开始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日子也一年比一年过得滋润，再不会为吃穿发愁了。

我印象最深的是刚改革开放第二年春节，我们家杀了一头大肥猪。大年三十晚上，煮了一大锅猪排骨。全家人团聚在一起，放开肚皮吃了一次肉。大海碗里的排骨啃完了，母亲便再到锅里盛一碗来，连盛了5碗。那天的团圆饭基本只吃了肉和菜，锅里的米饭竟一口未动。二哥饭后说，那是他过得最开心的一次年，吃得最好最饱的一次团圆饭。也难怪，二哥出生在1954年，刚4岁就遇到三年自然灾害，差点被饿死，尝尽饥饿的苦楚。即使后来条件相对好一些，一年也难得改善几次伙食，过年能炒一两盘肉已经很不错了，放开肚皮吃只是一种奢望而已！

思想解放了，人们不受约束了，年轻人开始向往外面的世界，那时村子首先到外面闯荡的人是到河南和陕北的煤矿挖煤。挖煤辛苦危险，但挣的钱多。一些年轻人到外面干一年回来后不仅自己穿戴一新，还给家中每人买一身新衣服，带回几百元的存款。在村里人眼里，这些人便成了村里的能人。于是一个带一个，慢慢地，年轻人逐渐飞出村子，飞到外面的世界。

挖煤是最辛苦、风险最大的活儿，陕南有句俗话说，“撑船的是死了没埋的，挖煤的是埋了没死的。”指干这两种行当是最危险的职业。不到十年时间，裴坝村先后有7个年轻人被塌死在煤窑中，其中就有我堂哥。我堂哥是最早到外面挖煤的人之一，他在外面干了近十年，积累了一笔财富，便自己承包了一个小煤窑。一天，他下煤窑检查生产情况时，煤窑掌子面突然垮塌，他被埋进煤堆中，等救出时，早已停止了呼吸。堂哥走了，他留给了我堂嫂一笔财富，也留给堂叔、堂嫂和年幼的侄子心中永远的痛。其他几个在煤窑出事的年轻人我也很熟悉，有的还是小时的同学，每次得知他们去世的消息，我会不由自主心里一颤，眼睛发潮，说不出的难受。为过上好日子，我的父老乡亲的确付出了太多太多。

所幸的是，后来，村里年轻人不再到外地挖煤，而是南下广州、深圳，或到苏州、杭州一带，进条件相对较好、安全系数高的电子厂、服装厂、玩具厂打工。再后来，又有一批年轻人到外地后，先在洗脚店、美容店或饭馆当学徒，熟悉情况掌握技术后，开始自己创业当老板，一个个干得风生水起。我堂哥的弟弟，自己在外面开洗脚店，现在已有好几家分店，成了村子首个富起来的人。

裴坝村人用生命、用汗水、用勤劳的双手，在致富路上艰难地拼搏。随着岁月流逝，村里人的存款慢慢变多了，一间间土坯房被推倒，一幢幢农村小别墅盖了起来。后来，国家扶贫政策越来越好，开始实行“村村通”，村子道路全部硬化，铺上了水泥，汽车能直接开到裴坝村院子里。家家户户通了电话，后来又有了手机，有了电视机、电冰箱、摩托车，有的还买上了汽车。并且吃上了自来水，烧上了液化气。

退耕还林政策实施后，山坡地大都退耕还林，国家每亩地还给几百元补助款。陕南气候湿润，树木不人为砍伐，很快便长了起来。前几年回故乡，见村子周围的山坡地如今已长成漫山遍野的树林。当年上山的小路早已寻觅不到踪影。沿河两岸和平坝里的土地，全部种上了茶叶。陕南多茶，裴坝村的茶叶属紫阳茶系。紫阳地处汉江中游，巴山北麓，境内广泛分布着富硒岩层。种植的茶叶中富含人体必须的硒元素，饮用天然富硒茶是一种简便易行、经济实惠又无任何副作用的补硒方法，所以紫阳茶备受人们推崇。早在清代，兴安知府叶世卓就为紫阳茶写下了“自昔岭南春独早，清明已煮紫阳茶”的诗句。陕西著名作家贾平凹曾专为紫阳茶写过“无忧何必要饮酒，清静常品紫阳茶”的楹联。裴坝村人从老人到小孩都是茶痴，每天两三杯酽茶下肚，一天都觉得神清气爽。清明前后，新茶发芽，沿河两岸的茶园如一条条绿色的玉带缠绕山间。每当晨雾升起，采茶人的身影在薄雾中时隐时现，人影憧憧似神仙下凡，茶山幽幽如人间仙境。裴坝村茶园，不仅增加了村民的收入，还成为村中一道靓丽的风景。

国家实施南水北调工程后，当地政府积极响应“一江清水通京津”的号召，裴坝村的优质水被千里迢迢输送到北京和天津。村里人很自豪，说，北京和天津人吃的都是我们这儿的水呢！是啊，裴坝村前面那条叫“西河”的小河，终年清澈见底，水质优良，村人劳动渴了，经常会到河边用手掬起就喝，只留下满嘴甘甜。后来村里虽然装了自来水，但还是有人经常挑河里的水喝，说喝河水习惯了，觉得还是河水好喝，甘甜爽口，味道纯正。这条河水流向高桥镇与另一条名叫“东河”的河水汇合后，更名为“权河”，再流向“任河”、汇入“汉江”，远涉数千公里，流到北京和天津，为那里的人们带去了清洌与甘甜，的确是值得裴坝村人骄傲和自豪的。

近年裴坝村又被列为高桥镇移民定居点，许多居住在山上的村民移居到了裴坝村，裴坝村房子越盖越多，村子有了商店，里面粮食、蔬菜、水果，烟、酒、糖、茶及其它日用品等一应俱全。由于村子山坡地退耕还林，平地全部种上了茶树，村民只留很少的土地种点庄稼和蔬菜。现在村人和城里人一样吃粮靠买，连蔬菜也经常要买着吃，有人瞅准商机，开了这些商店，不仅自己赚了钱，也给村里人提供了方便。不仅如此，还有人开起了“农家乐”，使到裴坝村游玩的人不仅能欣赏到世外桃源般的人间美景，还能品尝到具有当地特色的富硒美食。

然而，裴坝村又是孤寂的。由于村里的年轻人基本全都外出打工，村里仅留下老人和孩子，许多老人常年在家守着空空的房子带着孙子度日。孙子到了上学年龄，送到学校后，老人们便聚在一起晒太阳，偶尔打打戳儿牌消磨时光。一旦生病，得自己到镇医院就医。

老人孩子最快乐的事就是盼过年，只有过年年轻人才会赶回家看看老人和孩子。春节过完又像候鸟一样返回打工的地方，继续为一年的生计奔波。有的因春节火车票紧张，买不上车票，连家都回不来。过年时老人只能通过手机视频听听远在外地的儿女的声音、看看手机中孩子们的影像，聊解思念牵挂之苦。

后来村小学又撤并到高桥镇，学校的孩子全部到镇小学就读，加之现在农村孩子也上幼儿园，但全镇唯一一个幼儿园也在镇上，孙子到上幼儿园的年龄，老人还要在镇上租房带孙子上幼儿园，直到孙子小学毕业考上初中，生活基本能自理了，他们才能松口气，回到家中，过着单调重复的日子。许多老夫老妻反而过上了“牛郎织女”的生活。一人在镇上租间房住着，负责照看上幼儿园或上小学的孩子，一人留在家中养猪、养鸡，经营着几分土地，种些庄稼和蔬菜，以调剂生活、打发时间。特别是村小学撤并，唯一给村子带来些许生气的孩子们走后，村子越发显得冷清寂寥。

这几年紫阳县把高桥镇列为旅游小镇，大打旅游牌。有文人墨客参观裴坝村后，总结了“裴坝三景”。第一景：“古杉迎日”。村子有棵直径约三米多、树龄近千年的古树铁坚油杉，远隔数里就能看到它伟岸的雄姿，被村人当神树顶礼膜拜。每当太阳升起，霞光万道，穿过油杉浓密的枝条，越发衬托出古树的挺拔伟岸，近几年有许多人专门跋山涉水到村子赏古树，看稀奇。列为第一景的确当之无愧。

第二景：“油杉栖鹭”。村子另一棵古树铁坚油杉常年栖息着数十只苍鹭。苍鹭本来是较为常见的涉禽，但由于生存条件的恶化和丧失，全国种群数量逐年减少。裴坝村因生态环境好，这棵古树上的苍鹭近百年来一直在这里繁衍生息，觅食嬉戏，亦可为村里一景。

第三景便是“茶园对歌”。 “三月三，上茶山。”采茶季节，村子沿河两岸的茶园中，采茶人身着桃红柳绿，挎着竹篮背篓，两手在茶尖上舞动，身影在茶丛中穿梭，边采茶边唱歌，茶香扑鼻，茶歌阵阵，引得许多歌手前来对歌。这边一首：

云在天上浮，水在山下流。

妹是茶树刚发芽，妹十七来哥十八，你我都是青年家。

哥是嫩笋刚出土，妹是茶树刚发芽。

那边接着：

左手采茶来四两，右手采茶来半斤，越来越有劲。

那边来了一个小哥哥，年纪不过十八春，实在爱坏人。

走起路来风摆柳，唱起歌来风吹铃，越听越好听。

词通俗浅显，曲欢畅明丽，以茶为媒，以歌传情，真可谓“采得清茶一篓篓，说得情话一串串”。许多年轻人因采茶对歌而定终身，结连理。

采茶季节是裴坝村人最快乐的日子，既增加了收入，又愉悦了身心，还可能促成一段姻缘，可谓一举多得。“茶园对歌”也完全能算村中一景了。

紫阳县和高桥镇政府都在各种网站和报刊宣传裴坝村的古树、苍鹭、茶园。裴坝村的名气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游人开始慕名前来裴坝村观景，采风，写生，摄影。

裴坝村，又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原载《检察文学》，《安康日报》连载，获第三届“金剑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