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小玲：甲辰，假作真时真亦假 

 一

甲辰年来得又慢又快。慢，是没能早来割断癸卯疫情的尾巴；快，则是兔年的承受还没缓过劲来，龙年里各种烦心事又接踵而至。正月初十这天，雪花在大地不停翻飞，似在诉说生命上不来的某种温度。我站在半明半暗的路灯下，联想着岁月漫长的杂陈与荒芜。

或千年承重裹足不前：文明不断曲折进化，人性某层劣质则难以剔除；堆积于日常的灰暗与厌烦，会感到人类优胜不过尔尔。许多阳春白雪、华丽殿堂背后，亦有一片经不起推敲的极致、浅薄与心机。细想一下，那消沉的历史清理一回，则又反弹一回。

1364年的甲辰，出家又入世的朱元璋，从军谋得“吴王”位，并以“拯生民于涂炭”之名最终建立了明王朝。已故文化学者王学泰先生说：传统政治文化 都是些“常理常情”，并不“特别神奇”，是所谓“王道本乎人情”。

作为游民出身的帝王们，也“很难有坚定的信仰，他们倾向把一切都工具化。”但将人为“工具”，毕竟以驯服为先。后来，天下人都知道，为预防宫墙内外的变故、造反，朱元璋采取的高压手段与政治统治术，让这个游民性质的政权与社会延续了276年，也给民间提供了无数津津乐道，甚至是有害无益的文化传闻。

接下几个甲辰年如是：1644年，李自成攻占北京，皇帝朱由检自杀身亡。同年，多尔衮率清军入关、顺治迁都北京，到此明亡清立；1844年，美国与清政府签订中美《望厦条约》，在“鸦片战争”后的贸易中“坐收渔利”；1904年，日俄战争在清朝东北地区爆发，以俄国惨败告终；1964年，中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核国，极大提升了国际地位。同年，“中国皇后号”也开始了美国对华贸易的首次航行，引发了美国的“中国热”，促进了中美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历史有反反复复的脾气，或进或退，或进一步退两步皆有可能。当然，眼下智力与科技的发展，使得人们在同一时间里，即可见识到“天外有天”，不像旧时那样不分东西南北、坐井观天。如到了清末还将发达的“坚船利炮”视为“奇技淫巧”，朝廷上下不时陶醉于“天朝上国”的喜悦。愚昧僵化的后果是：一败涂地，国运衰竭。

只是，谁也没料到2024年这轮甲辰，中美持续正面的贸易冲突，看上去像接上过去中英的玩法。只是鸦片贸易逆差，改成更多的商品关税大棒。其虽无硝烟炮火，负面影响却更为广泛。可也有个大的不同，全球化改变了世界：中国能扛的实力今非昔比。大国博弈，性质众说纷纭，如地缘政治考量，或“修斯底德陷阱”的冲突之说。

虽遇过年，但对我，立春与立冬并无二致，何况春寒料峭，心间的冷意依然顽强。从正月初一到十五，只出了一两趟门，除吃喝拉撒睡，差不多时间都在与文字交织。胃口食欲未得任何延展，精神餐饮看起来有了点新鲜，但本质属于“旧瓶装新酒”，那些键盘下呈现的象形文字，几乎没能让自己有所亢奋。而究其原因，大概与无法放纵的思绪有关。其实，我又何尝不像一只人工景园里的鸟儿？虽喂食不愁，但飞翔有限；看得见蓝天，却沾不到一点云朵的滋润。

节日读到最有味道的，是分析鲁迅与胡适为何分道扬镳。作者认为他们是在“知识分子角色的理解上有很大不同”。前者要“横眉冷对”，远离权力不与合作；后者则认为要建立民主、自由制度，空而论道殊为可笑，主张积极介入政治，做批判性地建构。文章用心良苦，似乎要对历史人物再深挖点什么价值来。按现在说法，要吗积极呼吁，提供思想批评的武器；要吗躬身入局，继续体制改革。但对二位先贤，不论怎样做都带着深刻思考，以胆识担当道义，体现他们满满的文人风骨。

的确，一个潇洒如侠，一个儒雅像士，也都讲究中西融合参照，不僵死于一种惟新惟旧的拯救程式。在他们的共同作用下，政治、文化与艺术的现代性思想有了好的开端。面对两份思想遗产，今天的人们说他们、学他们，终究也只类似于对思想“考古”，连简单地模仿都不见得有多少动力与规模，即便靠研究他们而“养活”的一批学者。不论体制内外，他们也还是知识分子或正人君子的一对标杆。

二

元宵节过后，自己便发了一篇长文，某种思虑与心绪多少有所释放。随之十万余众读者的费时光顾、朋友们的共鸣反馈——这是甲辰开年最先之慰藉，虽它并非惟一目的。其所思所写，也只是在围着一些常识打转。或有时也追点逐髦，望着“顶层设计”，顺着“底层逻辑”，并试图从中找到某种可能的“接口”。也因此，不时还会出现让人不爽的主观叙事。可我却也坦然：人活着，不可能一点“违和感”都没有。你是人，总有性情使然。

朋友、经济学者李雪源，还为拙文写了一个不短的评论：“转朋友小玲兄的《龙年十五天》，心有戚戚焉。在没有将自己彻底麻木悲凉之前，谁能对这个纷扰的世界无动于衷？……个人是大历史的一部分，有时甚至是全部。无论是否进入了历史的垃圾时间，每个人都要努力过好自己的平凡日子。九十年代末的南周，新年献辞也曾说过，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他的解读很辽阔，还指拙文也属于某种意义的“一粒盐”和“一缕光”。

对朋友鼓舞我复了一句：“以本心纪实，良知抚慰，或能生之久远。我等无能为力，惟用弱笔抒发，自强精神。”

如一阵热风吹过，两天后就不见阅读长势，这是常态。惟有非凡表达才可不断蔓延，并镌刻于他人之心。枯枝褪落，新绿覆盖，读到李辉先生《为时代而讴歌，却被风暴所吞噬》一文，是纪念小说家赵树理的。文革时期，对革命抱有极度热情的赵，似乎无 条件乃至无头脑地歌颂当时的政策，或“土改”或“合作社”运动。但没料到一场“文革”使他成为革命的对象，落入狼穴虎口，最终被迫害致死。

这不只是一个赵氏的命运。这样的过往令人叹而难息，文人的遭遇与结局也只能让人匪夷所思。以社会进步的正常逻辑，发生如此系列的悲剧事件，就像在今天的动物园里，突见一条已绝迹的恐龙——春秋时期，我们就已出现了儒家文化的仁礼中庸，何至于两千年后依旧狂风暴雨，让克己有道的斯文君子们不得立命安生？   

节日某天傍晚，我与妻在法源寺转了一圈，不到一小时，则再次有了“入魂”之感。乾隆的“法海真源”篇额赐题，将外在的“万条戒律”止于内心，使“悯忠阁”改名“法源寺”。这座京城内最古老的寺庙之一，立于唐朝武则天时期，其权威亦被今日的中国佛学院所延续，上了佛教金字塔尖。我家长辈皆为信徒，但只在表层打转，无缘于佛的高深境界。

就我个人，其实更欣赏一种理性入世的基督教，但这并非什么认知清明，而是自己对所有宗教奥秘的懵懂所致。我基本不上教堂，而常入寺院多半缘于妻子，她在京城古老寺院——天宁寺皈了依。我以为，她也是形大于神，好在为亲人求得平安庇护，也未遗漏祈福天下苍生。有了这道戒律，大约基本可保内心宁静，剪除非常的凡俗欲念。

读过一本小说《北京法源寺》，是台湾作家李敖以“戊戌变法”为背景，虚虚实实地，为谭嗣同等六君子们重构了一幅变革图景，既悲壮又血腥。其实，只是一种文学勾兑的历史情结，而我则缘此已步入三回，总想找到某种寄托。那时的英雄们，或是想对了做错了，但那种为正义慷慨赴死，其精神壮举是何等地惊天地、泣鬼神！有时候我也纳闷：为何这样有灵魂、有胆识的先驱者们，不能将其选择雕塑，立于天安门广场或请进人民大会堂？

离开前，迎面一位年轻和尚，也不知是否佛学生，但那副怡然自得的神情，我猜大概归某种时尚的职业选项。这寺界，或许除了打坐念经，再无“苦行僧”。阿弥陀佛！

表面上看不出寺院有何纠结之事，至少让香客们感觉安宁可信，但俗世的矛盾喧嚣可是有始无终。次日上午，收到朋友、北大宪法学家张千帆教授微信，说某“老左”写了一篇坐实莫言反毛言论的批判文，感觉有乘势一脚踹死老莫的意思。他问我是否有批驳一下的意思？我说此人信口雌黄，并无新意。其实，那位老左并不了解老莫，他不知道后者对领袖形象的维护，绝对可以抵消自己的那一番恶毒攻击得。这种无厘头，用一句粗话便是闲得蛋疼。 

如同当下寺庙里，往往是要天要地、“四大皆实”，感觉山门之外，文人、文化、文明，真的很缺完整信仰的肉身。如此一群体即便“圆寂”，也实在烧不出几粒像样的“舍利子”来。

睁大眼睛这么多年了，也没看出或听说有多少人，足以萃取一种灵魂存在，反倒是形形色色的奇葩人物，在不同的场域间声色犬马、得意忘形或山穷水尽、兔死狐悲。

阅读可以疗伤，这是真的经验之谈。很巧，随后就读到介绍法国重要的思想家雷蒙·阿隆的《知识分子的鸦片》。在中国，大概只有知识分子才关注知识分子。像我这样本质上属于“知道分子”、而又痴痴关注他们的人并不在多数。将沉迷革命于意识形态、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世俗宗教，

在阿隆眼里这种现象就属于吸食了“精神鸦片”。这个生动的话题还得延伸到之前他与哲学家萨特等人的分岐，即对斯大林主义治下的苏联的暧昧态度。在阿隆看来：一个学者首要的职责，是讲明事实，传授知识，而不是编织和灌输信仰。要承认个人的认知是有局限性的，不可盲目自信；只有透过表象，才能真正去理解你生活的世界。那种随意下结论并站队于强权或胜利者的做法，或自认为是“正义社会的道德仲裁人”，这对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是无法接受的。

他批评的主要对象，是当时法国知识界一批“左派”人物，他们“醉心于革命，沉迷于幻想”，拒绝真相，喜欢高调；以偏概全，误导大众与社会。即便在今天，欧美各种的“左”倾也不时泛滥，“极左”更成公害。

从“老左”到“新左”，其思潮与现象在中国社会几乎也没停歇过。就在前些日，还收政治学家荣剑先生的文章《AI评荣剑与汪晖之争》，读后甚觉精彩。这些年，荣剑对“新左”的批评可谓不遗余力，如《为革命招魂——评汪晖新著<世纪的诞生>》、《汪晖的“海德格尔时刻”》等等，无不是试图对“左”的一次次清理。的确，“左”派扭曲的历史观与反市场经济的观念思维，对社会进步只是有百弊而无一利。

作为审美接近的好友，我也曾加入其中的转发与评论。也很感叹AI，竟有如此强的“自主思考”功力，难怪荣剑一开始就醉心于为人工智能的前途“鼓与呼”。

三

二月初十这一天，为日本天皇生日，大使馆举办了一个招待会。新任驻华大使金杉宪治先生，也借此活动与中国各界友好人士见面交流，外交部一位副部长作为中方主宾出席。实际上，缘于疫情，又添“核废水处理事件”，中日之间上层的正常对话已中断多时。日相岸田文雄继承安倍晋三对中方偏强硬的路线，美日韩的戴维营会议，导致了彼此关系正陷入僵困之局。显然，中国也同样不示弱，强调捍卫国家利益，枕戈待旦。如此，对新任大使无疑是一种架设桥梁能力上的考验。

我和一些知识界的同道们，坚持着一种这样的观点：日本，就是从一度的魔鬼形象中被文明重新改造、彻底回归现代人类的典范。历史学者、友人马国川先生曾深入日本，做严谨的研究分析，撰写了从“启蒙”、“歧路”到“重生”的三部曲，完整展示了日本国家的历史嬗变过程。 而今的中日关系，又站到了一个不同的十字路口。如何对话、怎样沟通，寻找有利两国持续正常关系的最大公约数，实在是检验双方的政治智慧。以我个人的看法，中日之间可暂放领土之类的争端，着重在经济贸易上做市场互补，以务实外交让彼此睦邻友好。  

在这之前的庚子年间，我曾对前任日驻华大使垂秀夫先生说，到任正值非常时期，期待能是一次成功的“破冰之旅”。但结果冰没破人却是提前离了任。人们难以断定，新大使是否更有外交作为？毕竟，两国关系背后牵涉的是美国、西方、亚洲及印太的复杂的地缘政治博弈。所以，单凭一个大使、一位首相，也都难以真正改观中日关系。而我最忧心的，却是彼此对“文明”理解有太大的差异性。双方矛盾是历史的，更是现实的。而金杉宪治先生既非前任那样的“中国通”，亦非“中国学派”的有利出身，或更添了某种沟通难度？

使馆活动次日，收到资中筠先生文章：《21世纪东方“猎巫”运动——从农夫山泉事件说起》。她谈到了近期国内一批“爱国”网民，突然发起对私企“农夫山泉”的网暴攻击，理由是其商品包装宣传上带有日本元素。导致“农夫”销量巨减，股值下跌，所属一公司还被迫注销，其钟姓老板的母亲也因此七绝而亡！就因“涉日”，便成“卖国”企业？资先生指出，仇日、仇美的“爱国”，形同上帝、圣经，只要打着这个旗号，一呼百应，无人敢反抗，平时草民望之生畏、穿制服与穿便衣的执法者都不敢管，各种荒诞、和暴行，皆以“爱国”之名施行——先生感叹：“猎巫者不一定是愚昧草民，也有学者精英。”

甲辰年五月十九，苏州一日本校区发生血腥事件，一名校工为保护日籍母子被刺死。市民自发献花哀悼这位英雄女性，日驻华使馆则降半旗向胡女士致哀，苏州市追授“见义勇为”称号，外交部强调“反对一切暴力犯罪”。善良者赞美与悲叹这个美丽的生命，而有不少网民则为野蛮行径与“爱国”混淆。又想起资先生的感慨，为此国民的素质不免嗟叹！

学会文明宽厚，面向未来，靠什么样的情感与理性能量，才能克服“游民”报复社会，或“义和团”式的残存余毒，消解自我放纵的群氓文化——是期待整个社会更加理性正常，还是靠一批能启迪的哲学家、诗人或艺术家？

思想家李泽厚生前说过一句话：中国当代没有真正的哲学家，而他自己，也只算个美学家。这感觉是接过了黑格尔的话茬，我半信半疑却未能再问。也许不是没有，而是哲学缺失了属于自己的独立广场？那些诗人，肯定是数量庞大。只是，要像古希腊或古中国那样的影响力也同样指望不上。而有真思想的诗人并不占多，即便极少数能深刻起来的，在别人眼里也多半性格古怪或三观格格不入。况且自由体的“现代诗”，与这国民鉴赏趣味、习惯也相去甚远。

至于艺术家，多半不是同质化就是边缘化，缺乏个性的洪流。在商业欲望的裹挟和无关外力的冲击下，它更像是“苟延残喘”，一点嫁接的现代性也日渐式微。文化探索与艺术教育的匮乏，民粹爆棚、不分是非和趋利反智的坚挺，有时候真就叫人瞠目结舌的。

如此，不由自主地想起：“五四”的影响，超越了我们这个时代思想与文化的总和。而能让我们去加倍珍惜的，就是那些零散的、一息尚存的文明的动机。 

有些知名，也有所思想的诗人、小说家鲁亢，罹患癌症，在福州住院仅三个月，各地诗友们筹措了有限资金、拟定“挽救”计划，最终也无力回天。甲辰六月十八是鲁亢的“头七”，“反克”公众号发布了部分中外诗人、作家的哀悼之情。其实，他之于中国文坛就是个异数，很少有人像他那样介入多领域且出色地思考。诗人没获过什么大奖（或某些大奖不一定就需要什么思想？），但他临终前却惦记着也立个私人“鲁奖”，鼓励为自由与诗歌之人。

鲁亢的文学彻悟于日本，同时也意识自己被“缓刑”的命运，似乎每天，都能感觉到尾随的一阵枪决声。被延长或放大的疫情时代，人类的变形与突然的死亡，钩动了巨大的不确定如影随形。鲁亢只归其一，也不限简单地肉体遁形，而与灵魂有关。

鲁亢死了，像条小道消息在文坛中流转，社会没做任何反应。尽管生前，在同一空间，他与所有生存者们如何关系密切，费尽心机、舍命地写作并对抗着命运。不过，这应该还是两码事，独立的灵魂也需要安宁，无需得到廉价的反馈。我相信，文化与文明是两种不同的形态，真正的诗人应该自有归属。当我再次回闽，城市照样明暗，诗人们照样写诗，轻风照样吹拂，天空中的鸟也照样高高低低。只是鲁亢已成骨灰，他说过要撒向大海的，不知现安何处？

我和他的那些诗友们，聊昨日的“天才诗人”、“中国的卡夫卡”，他如何优劣掺杂、生命多彩以及引以为傲的存在：尽管不能去与艾略特或克尔凯郭尔们相比较，但彼此之间还是有些相似之处，包括一生怀有的忏悔或救赎企图。鲁亢在写作上就是一个纯粹的叛逆者，他用及其独特的语言，征服了自己也征服了读者，尽管其艺术的变革性究竟何在在他生前就已成为争议的焦点。慧眼识珠，《当代·诗歌》及时刊登了鲁亢的评论与诗作，而北岛主持的《今天》，也推出了他的系列小说。这也是一种纪念：艺术语言对一切的隐喻。

到福州，也老会惦记起清末的那些人物来。作家朋友瓔洛女士，择日指引去了福州郊区的盖山阳岐村，这里有启蒙思想家严复的早年故居。一处房屋紧闭不开，其实已成虚拟，不见真实。一块“思政研学基地”的招牌也徒有其名，依然是有形无神，可谓：故里如故，严复不复；欲求其道，必寻新魂。

我只能在此想象：试图以西学拯救中华的严复，他在北京无功而返、心如死灰。他重新寄望于古老的东方文明，但依旧心境杂乱，头绪难理——亚当·斯密、孟德斯鸠、穆勒和斯宾塞等，这些西方自由的现代性思想，与其孔孟儒学的社会之道是怎样地背道而驰？

夕阳西下，黄昏暗淡。从小到老，一辈子，一眨眼，故里风景不变，世间却物是人非。从推崇民主共治，再改拥君主立宪，国还是那个国，人却不再是那个人了……

四

北京方园，自然有更多新旧往事。随着年龄增大，要悼念的人也会越来越多。因郑仲兵先生忌日在即，朋友小丹来信息，问是否同往京郊万佛华侨陵园拜祭。因多种缘故，只得由她代为送花、表达哀思。

小丹在郑老墓前为我代述，对这位为社会进步所思所虑所求的前辈，表达了作为后辈的敬意与缅怀。小丹父亲王若水先生，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与总编辑胡绩伟及郑仲兵等，同为当年的一干改革派理论家，彼此是思想上珍贵的挚友。对我而言，都是值得敬重的人物——关心一国一族光明的出路，他们也都是真诚的爱国者。

读到同济大学张生教授的文章：《中国语言与思想愚昧时代的来临》。从内容看，是针对目前研究生考试中，有人“号称”在ChatGPT和人工智能语言翻译能力影响下，外语专业已变得不重要这个问题展开的批评。他认为，从语言对于世界的影响力来说，中文才是“名副其实”的“小语种”。的确，英文作为国际语言，它是用来理解世界的，单纯靠机器人的科技翻译，也许无法完解读最本质内涵。作者批评道：这是“一种盲目自大的民族自信与狭隘的民族文化自信的膨胀”；拒招外语专业学生，只会让中国的语言与思想变得落后、愚昧。

关于ChatGPT，我几乎是在第一时间尝试了它的威力。AI，作为比工业与信息革命又进一步的科技革命，对改变人的生活方式毋庸置疑。尽管之前清华的黄裕生教授有言：“人工智能缺乏自由意志和整体时间性，它们无法像人类一样体验和理解道德与信仰。”但无疑，它可帮助人类摆脱多种传统依赖，突破更多信息茧房，缩短获取思想的时间途径；且能决定一个人认知与精神的重要维度，让生存得到更大的价值支持。

也许，已能独立思考的AI，无所谓权力与威权，可介入我们的公共领域，协助进行观念性的社会批判，取代人文生态中的某种胆怯与无能。换句话说，人工智能所具备的“仿思”与“无私”功能，也将以“民主科技”的身份，积极参与文明生活的品质提升？

制度改善与科技进步，直接关系当下人类持续进步与文明再创新。这一年，与ChatGPT一样被世界热切关注的，则是米莱的一揽子社会变革。遵循哈耶克自由经济思想的逻辑，经济学家米莱几乎以一人之力，像魔术师般让阿根廷恶劣的社会经济出现了曙光。如同伊朗从自由坠回专制，阿国从富有坠入贫困，彼此皆为制度所致。米莱认定采取“自由模式”，是结束世界贫困唯一可能的制度，并也是唯一符合人类道德目标发展的制度。阿根廷可否再次不哭泣，在于人民能否支持“休克疗法”，最终在阵痛的嬗变中获得新生。 

甲辰间也重返了一次故乡，为一场阔别50年的集体同学会。这是许多同窗辛苦筹备数月的结果：两百余位老学生步入了久别的渔镇校园，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只是校方并不十分重视，不屑于这一“人老珠黄”、也与眼前教育政绩无关的群体；或根本就理解不了，这个特殊年代学生的集体回归，对母校的历史文化意味着什么？更何况，年过花甲，情感依然；母校岁月，学子难忘。我以为：如此冷淡，意味着某种校方文化的浅薄；而无礼，则同样说明了一种对文明的无知。

这次，组织者们尽心尽力，让同学们半个世纪后得以集体重逢，其乐融融。却也留下遗憾：这批旧时期的学生，未能与新生代的老师们进行对话，形成一份特殊的“教育遗产”；没能安排与后辈学生们见面，座谈不同的读书体验，理解异样社会环境下的求知目标；同学们没围坐聊天的机会，谈论人生各自经历的酸甜苦辣，表达一次对社会生活真实的理解与期待。只是单纯娱乐表演、吹拉弹唱，更像一场没有醒来的怀旧。尽管展示了老人不老的天赋才艺，却忽略了必要的历史反思。

聚会的体验却很新鲜、独特：一批“文革”学生，混了十年学业，随即“上山下乡”去农村，接受农民的“再教育”；接下来迎接计划生育，回城遭遇企业关转倒闭而下岗。如此酸甜苦辣之旅，见识与心智，其结果该难以乐观。但他们却奇迹般地完成了人生的“闯关”——在畸形的文化与社会环境下，以强大的抗压能力自强不息、曲折前行；多数人终没自甘沉沦，而是求得一种自在心态，且不失质朴与善良。极少数人还考入大学，成就了自我。这些，都的确值得欣慰！

逾越了半个世纪，容貌虽变，聚首尚能欢颜。一种意外与惊奇，让所有人几乎都淡忘了自己曾经的苦难与辛酸。是的，他们都在抹去了伤悲展示出美好一面。我的心情多味，承受既轻又重，我也无从了解他们的一切内在状态，明晰各不相同的人生道路，而只能说：“所以纪念，是为了不可以的忘却。而对那些已永辞我们的老师与同学，理当致敬的致敬，怀念的怀念，这是人之常情，也是一种文明立足的必须细节。”

甲辰最愉悦的事，莫过于有朋自远方来，初夏时将好友李伯宏接到家里。他是个出色的翻译家，也是一位小说家，在联合国总部供职了30余年。每回母国，我们都要见面，聊上一天半夜的。去年对象是米兰·昆德拉及东欧小说的反极权特色，尤其聊了约翰·穆勒，其《论自由》影响了人类的思想与政治自由，而伯宏兄在10多年前也重译了这本巨著。

这次话题围绕三个：俄乌战争；国家转型是制度还是文化优先；民主制度的局限与“多数人的暴政”。在如何认识美国的体制上，我与他的差距明显，自己的视角时常会发生错位。环境的差异，也导致认知的“机会不平等”，要克服，就涉及到观念、开放与认知等问题。

泛泛而谈，未有任何清晰结论。但伯宏有句话很到位：“民主的口号是崇高的，民主的目的是平庸的”。的确，最终都落实到了每一个人的头上，一种非常具体的利益：你的和我的，依法自由分配。朋友很用心，每次都从纽约带回点艺术品礼物，这回又送了一包香浓的美味咖啡豆。他给我最珍贵的礼品，是一张铁质印制的《美国独立宣言》，上面签着杰斐逊等一批开国领袖们的大名。这些日子，每天在客厅看到它，想着美国民主道路的曲折与成功，再想象当下美国传闻的种族冲突、社会撕裂、政策漏洞以及国际反弹等，心里也不免疑惑，欲知更深的究竟。

次日，我们又喝着咖啡慢条斯理，东西南北。黄昏临近，我只能开车送他去了机场。

五

转眼又是立秋，北京感觉有了明显的凉爽。应日本一驻华公使邀请，同两位学者朋友一道共进晚餐。外交官们无非想多了解一些中国文化，欲知我们对世界时局的看法，而我也想多了解日本新政府对中国的态度。偶尔也不免自嘲：虽人微言轻却心事浩茫，牵挂天下的危机管控或理性决策。可叹，连充“公知”都狗尾续貂、断断续续的。其实，也更似一只安静的现代家猫，练习纯属抽象的捕鼠本领，形同自乐。

我们都非政治人物，但让自己国家更优质地立足于人类，确是一节知识人不想拒绝的思考旅程。它自然不是“山寨”野史，而是为个人的精神视界，多辟一条开阔又清朗的风景线。 或许这样的目的，也还是有点对历史的微弱传承，即绕不开鲁迅与胡适的初衷：一个要截断传统的去“国民性”，另一个要续上现代公民的“争人格”。  

这年参与的最受益活动，是在中央财经大学举办的“首届财经法治论坛”。学术碰撞、场面热烈，专家学者们观点异见多元、高潮迭起，几乎不回避当下社会矛盾，正视不利发展的国际环境。有幸多年与各路学者精英打交道，对关键性的宏观是非、真假问题亦有所识别。解决中国困境的路径，其实取决于拓宽制度的变革思维。若当真给市场经济立法，尤其包括对保护民企的自由发展并严格执法，也许中国的民生和社会就可持续稳定，与世界的发展亦可重新并轨同行。学术的目的，是给社会提供尽量多的有价值的东西。

虽历史在不断重复，但人类彼此间的距离却在越拉越近，国家关系也越加地复杂或微妙，那种篱笆与院墙之类的感觉也在渐渐淡化。甲辰末最大新闻，是唐纳德·川普成为美国历史上的第47任总统，按李伯宏先生的说法，即完成了每四年一次民主参与的“政变”。也许川普幸运，躲过了两次暗杀，赢得一半的选民，可谓是一种险胜的竞选。

自庚子年起，关于川普，“天选之人”对“秩序破坏者”，美国内外的评价南辕北辙，各种消息云山雾罩。在知识界，也是“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各执一边，赞之批之。为此，我也常收到两类相反的观点，术有专攻的学者们各怀主义，和而不同，但不时也能“剑拔弩张”，针锋相对。目标只有一个：不希望美国转向价值观堕落，殃及世界，随之创伤。

从“二战”到今天，人类每迈出重要的一步，几乎都有美国人物与事件的投影。然而到了甲辰年，美国政坛的对外张力更是山呼海啸：拉美，中东，欧洲、亚太。如何认识他，亲近或疏远、称道或批评，却缘于川普的出现无疑变得更为复杂。只是我尚看不出究竟，是内因还是外因；是一种国家的价值重构，或是整个人类的又一次利益撕扯？

记得一次，与清华社会学家郭于华、北大宪法学家张千帆、人大历史学家张鸣、北京电影学院文学批评家郝建、北航法哲学家高全喜等诸位师友聚餐，中间聊到了美国总统大选。同为中国“自由派”，也有截然不同的争执，各持论据，观点鲜明。此谓君子之争而无伤大雅。好像是张鸣和郝建两教授，反川挺川，言辞对立，但姿态和睦。这就是知识分子，各抒己见，求同存异；贤能互予，君子之交。

作为旁听者，我自然是多重受益而丰富了观察的视角，足以减少偏差与盲点。尽管有过一些小反应，我还是持谨慎保守的态度。之后，高全喜先生还为《川普主义》一书约稿，但我除感谢信任却只能推辞：的确缺乏那种深度专业的政治思考，也没显见美国已形成新的意识形态。我赞赏高教授他们的学术真诚，试图从“保守美国的传统价值”入手，来探讨变动中的美国、解读川普“新政”可能的积极意义。

说实在，尽管自己发表过多篇国际宏观评论，但对美国日益复杂的内政问题却了解甚少，原本现实观察与理论分析的能力就很有限，对总统选举与宪政问题说三道四、随意评判也难免自觉轻狂，故只能谨慎观之，或干脆等某些疑问水落石出。而那些对美国社会政治十分了解的人们，自然也应该自由坦然地予以评论。何况，美国的文明还关系着世界的兴衰。

比如，甲辰十月廿八晚上，我转去一篇关于俄乌问题文，资中筠先生看后回复，对乌国处境充满了忧虑。她还说：“我对美国现状不看好，感到主要是精神堕落。”并表示对“川（普）马（斯克）”的失望。也许她是对的，毕竟是名副其实的美国问题专家。

人们关心美国，评论其“左”“右”思潮、社会分裂或政府政策，不管怎样都实属好事。但这座“民主灯塔”是否暗淡，却只能依靠他们自己的公民、知识分子以及政党来辨识与纠正，由“三权分立”的民主宪政力量来平衡，或由他们的基督教与自由精神来支撑。

近日，为调解并停止俄乌战争，川普与普京通了一次电话，人们便担心起乌克兰被出卖。舆论又开始炸锅，中国国内也是困惑多多、情绪满满，感觉对川普的批判热度甚至还超过了普京。尽管未发现美国内对此舆论有多么强烈地反应，可我也相信，没泽连斯基的参与，川普团队也不可能单方面与俄国签约，这违反基本的公正常识。人们只能等待真实解决方案的出笼，才可知其分晓，断其利弊。

论常理，要实现和平必须同时呈现正义、审判侵略者，对受害者进行足够的战争赔偿。否则，就会留给欧洲乃至世界新的战祸隐患，人类现代文明又将大打一个折扣！

作为旁观者，我也想“让子弹再飞一阵”，看它最后击中了谁？也不想面对一个大世界，再绕入像《红楼梦》贾雨村的语境中，总看着“葫芦僧判断葫芦案”。

2025.2.15 听雨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