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秀建

      1986年，当我踏入师范校园，开启现代诗创作之旅时，那是一个诗坛风云激荡的时代。彼时，朦胧诗的浪潮刚刚退去，但其余韵仍在诗坛回荡。

      回溯中国诗歌的长河，古代诗歌自不必说，从《诗经》的质朴写实，到楚辞的浪漫绮丽；从汉乐府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到唐诗的格律严谨、意境深远，再到宋词的婉约豪放、元曲的通俗活泼，它们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奠定了诗歌的深厚根基。

      而现代诗歌的发展，是一条充满变革与创新的道路。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中，胡适的《尝试集》如一声号角，拉开了现代新诗的序幕，尝试派诗人打破旧体诗的格律束缚，用白话写诗，开启了诗歌的新纪元。随后，新月派兴起，他们提倡格律诗，闻一多提出“三美”主张，即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 ，徐志摩的《再别康桥》便是这一时期的经典，诗中节奏的韵律感、辞藻的优美以及诗节的匀称，都展现出新月派诗歌的独特魅力。

       20世纪30年代，现代派诗歌出现，他们融合了象征主义和新月派的特点，追求“纯诗”艺术，戴望舒的《雨巷》，用象征手法营造出朦胧而幽深的意境，充满了对理想的追寻与迷茫。

      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朦胧诗异军突起。食指、北岛、顾城、舒婷等诗人，以叛逆的精神打破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一统诗坛的局面。他们用象征、隐喻等手法，反思人的本质，肯定自我价值。北岛的“我不相信”，充满了对旧世界的怀疑与否定；顾城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则展现出一代人在黑暗中对光明的执着追求。朦胧诗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却也为诗歌注入了新的生命力，让人们看到诗歌表达的更多可能性。

      当时间来到1986年，我投身诗海时，诗坛已不再是朦胧诗的天下。各种新的诗歌流派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第三代诗群”兴起，他们反英雄、反理性、反文化，注重日常经验、口语和平民意识 。韩东的《有关大雁塔》、李亚伟的《中文系》，以独特的视角和平实的语言，展现出生活的本真与诗人的思考，打破了朦胧诗的精英化倾向，让诗歌更加贴近生活。

      在这众多流派更迭中，我始终钟情于现代诗自由的表达。虽也曾涉足格律诗的世界，在七律、七绝、五律、五绝的平仄韵律中探索，感受古人诗歌的严谨与精致，但现代诗那放荡不羁、自由自在的风格，意识流般的写作手法，更能让我毫无束缚地抒发内心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