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选了十三位陕西作家，各自一章论述。论方英文标题为《文人化写作的轻与重》，通论他的三部长篇，此处只选其中第三节《诗性、个人与文人化历史书写》，主论《群山绝响》。书的后记里说此章撰写者为周燕芬、刘璐（复旦博士）🌸🌸🌸

    21世纪进入第二个十年，方英文继长篇小说《落红》(2002)与《后花园》(2008)后，又推出一部长篇力作《群山绝响》(2018)。小说选取作家熟悉的秦巴山区一个名为楚子川的小乡村为故事发生地，以学校、生产队为主要场所，以中学生元尚婴的个人成长为主线，从微观视角切人，意在辐射20世纪70年代波澜壮阔的社会图景。全书时间跨度仅为九个月，但事件发生密度却极大，叙述节奏明快。主人公元尚婴在短短九个月内，经历了两落两起：初中毕业后回生产队务农、想上高中却因政治“血统论”被组织拒绝接收、沮丧之际意外得到上高中的机会、被简书记点名顶替邮递员成为合同工、又遭同学“大字报”检举丢了工作。

        纵观当代小说的“文革”书写，虽然这些文本在意义的显在结构和深层结构上不尽相同，但大多采用正面突进的方式表现重大历史事件，聚焦于“文革”中特殊人群的现实处境。王小波《黄金时代》(1991)中的“文革”是“沉默的大多数”的世界，是油滑的、狂欢化的、身体化的、诉诸感官的；王朔《动物凶猛》(1991)中的“文革”是大院子弟的经验世界，是反讽的、痞子化的、蔑视权威的、嘲弄权力体制的；苏童《河岸》(2009)中的“文革”是边缘人的经验世界，是诡谲多变的、暖昧不明的、荒诞不经的、难以描摹的；而方英文的“文革”书写则并不采取正面强攻的处理方式，并不着力描绘政治批判运动。他笔下的“文革”是日常生活化的小人物的经验世界，是温情脉脉的、波澜不惊的、清淡平和的。之所以形成不同的叙事形态，是因为不同作家享有迥异的私人经验。正如王杰泓所说，“一个人的记忆决定了他的写作方向，而不同的个人记忆决定了文革叙事复杂、多元的复数形态”。（1）接下来有必要对《群山绝响》展开个案式文本细读，探察方英文如何处理“文革”叙事和个人记忆的关系。

一  诗意化的历史场景

 方英文以孩童般的眼光打量着这个世界，将他目之所及、所感的一切，营构成一个桃花源般的物质空间和精神空间，使得笔下的一草一木、飞禽走兽都洋溢着灵动诗意的气息，来化解特殊年代的无奈与辛酸。《群山绝响》临近结尾处，元尚婴与伙伴们登上山顶，登顶后的景观不仅有色，“青天抚眉，白云亲颊，柔软起伏的草甸上，绽放着红、紫、蓝三色野花”；还有声，“游荡的风，无形无影的风，如一捧捧暗语”；并且还有味，“野蒜的清香味、花粉的淡香味、同游异性趁机脱缰衣袖的体香味”。感知敏锐的作家能同时调动多种感官，建构起一个立体多维的感性世界，从而将这种个人体验转化为审美经验传递给读者。显然作者对自然景物并非单纯的展览式呈现，而是透过少年纯真的眼睛，来还原对人的自然属性的尊重和肯定。在大自然中，人的社会属性和政治属性被剥离，人被还原为自然的一部分，回归本来面目。大自然经过方英文的笔墨点染，被还原为秦巴山区的质朴无华与野性，写作基调诗意乐观、温情脉脉、灵动自如，以此来对抗和淡化“文革”的残酷性和悲剧性。这种去政治化的处理方式显然是方英文有意为之。基于这种自然中心主义、以大地为尺度的立场，小说对人与动物关系的处理、人伦关系的处理都进行了诗性化、温情化的表达。

  万物皆有灵。方英文笔下的“自然”是一个重要的精神维度和表现向度。他笔下的群山、树木、土地、星空、河流、如珍珠般的红谷子、爱挠痒痒的猪、通人性的狗、偷印章的老鼠，无不充满诗意的温情。风景在当代文学中执行着重要的叙事功能，往往与重大历史进程相互指涉，或被当作田园诗和农事诗的象征协调着城乡之间失衡的情感结构。作为自然界的“自然”首先是劳动的对象，改造“自然”始终贯穿于毛泽东提出的“三大革命运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 “移风易俗”等运动指向的正是对原本被视为“自然”“天然”的观念、制度和生活方式的转型和超越。《群山绝响》描述了寒冬腊月，楚子川公社的人们在杨家沟里“战天斗地，热火朝天地修大寨田”的劳动场景。按照二十四节气，冬天本为农民休养生息的节令，然而社会主义实践却要求劳动者“战天斗地”，重新定义劳动与休息之间的关系。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违逆自然发展规律，乃是一种激进的试验性举措，将劳动时长、劳动习惯、生活方式等原本“自然”的演进交付给有目的、有计划的政治实践工程，“腊月这个季节，没庄稼可种，没粮食可收，却不能让自然冬眠，不能让人们偷懒汉”②，透露出作者对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无视事物自然状态、张扬主体主观能动性的不满态度。

 修大寨田隶属生产斗争环节，“三大革命运动”为20世纪70年代社会主义实践的主潮。然而方英文的写作却不将“三大革命运动”作为表现之重心，并不着意描写作为劳动对象、改造对象的自然。方英文表现《群山绝响》的重心为突出“风景”的自然还原性，重构审美经验，将原本劳动的对象、改造的对象还原为自然之本相。例如，描写饥饿年代，小说没有将人和动物的关系简单描绘为吃与被吃、高等生物和低等生物的对立关系，而是还原为平等独立、和谐共生的状态:“人们再饥饿，吃树皮、草根、观音土，也不会想到吃水田里的鲫鱼、田螺、青蛙。他们把田螺叫‘瓜瓜牛’，觉得它太笨拙，走得太慢吧。”（3）人与动物之间背离“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论逻辑，更像是朋友、亲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生活在山水之间的乡民有着区别于城市居民的感知方式、交流方式和栖居方式。《群山绝响》中，方英文这样描述母亲的生态观:“她永远忙活着，她将自己那辽阔无涯的勤劳与仁爱，毫无保留地释放到周围的人物与动物身上。不，她眼里没有人和动物之分，一切走动的、会吃喝会叫唤的、会高兴的会愤怒的，都是非凡美丽的奇迹，都是老天派来的亲与友。”（4） 可以看出，方英文借由母亲的视角，赞美自然世界，肯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交融共生的生态观，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不良倾向。人类不应将自身视为自然界的主宰，而应当仅仅作为生存在地球上的生命之一，与自然界中的其他成员友好相处。

 微末民生，必自饮食风物起，处于秦地和楚地接壤处的楚子川，南北碰撞交融，人物轨迹与饮食风物描写交错并进。大米粥煮饺子、八大件、垫碗饭、扁食、柿饼、黄酒、熏肉……一粥一饭，落笔虽在饮食，却意在黎民之朴素、地域之旖旎、人情之纯美。纵使时代跌宕起伏、风起云涌，作者描绘的乡间世界却充满人情味，其力量从何而来？来自美好人性与文人风度在民间人伦中的显现。据此，可以通过《群山绝响》的饮食书写透视其历史意识和文化认同。社会认同并不仅仅是血脉上的延续，文化上的传承同样不容小觑。正如张光直所说：“食物和吃法，是中国人生活方式的核心之一，也是中国人精神气质的组成部分。”（5）

 除夕当日，大雪纷飞，宾客入席，外姓列上位，本姓次之。“八大件子；八个盘子八个大碗，共计十六样菜……‘八大件子’脱胎于粤菜、湘菜，是根据汉水流域之特产食材，而增减调整、创新于当地的”。外姓宾客和同姓族人围坐一圈，杯盘碗盏之间，佐酒而微醺，其乐融融。精心烹调的清酒素食、是家庭空间内的情意象征，亦为革命年代里百姓安贫乐道的精神象征。大年三十的午饭大米粥煮饺子，唤醒下湖人的味蕾。米饭本不是北方人的主要粮食，大米粥煮饺子则是困难时期南方人扎根北方、顺应乡俗的产物。叙述者反复强调食用秘方的意义:“这不是单纯的吃饭，而是追忆故郡旧土，有几分对逝去的往昔生活的祭祀意味。”②通过这道南北交融的菜肴，方英文钩沉了楚子川诸多移民的源流，勾勒出其湘楚移民的面貌，他们的先辈在明清之际从江湖密布的南方迁徙而来，繁衍生息，开枝散叶。湘楚故地，不仅是地理空间，更是精神空间和文化原点。

  出于对死去的万水贵的歉疚和感恩，元尚婴带着四两猪肉登门探访万家，万家人深受感动，遂将预备过节的竹笋混炒少年送来的猪肉，又温一壶秆秆酒慷慨招待客人。陌生的两家人，在一席饭间，建立起温暖亲昵的关系，彰显家常人伦中的伤怀与慰藉，饮食不自觉扮演起了社会语言角色，“饮食的社会语言角色，取决于互动各方地位和行为场合的相互影响”。③礼尚往来之间，施受双方获得血缘归属感的慰藉和代偿。

 不仅饮食，风物亦有诗性化的表征。方英文善于从琐碎日常中营造趣味，苦中作乐，展示富有雅趣的美学化生活方式。爷爷诗意的等候、元家人的书法训练、楚子川乡民的除夕赏雪、理发师老黄的象棋爱好等，种种风物书写之中，既含雅趣，又见志趣。饮食风物超越一时一物层面，成为人们生命的延伸。《群山绝响》中，楚子川人民的日常生活包蕴20世纪50~70年代人们在正统革命意识形态统治下缺乏的生机盎然的世俗生活以及受到压抑的感性欲念。方英文从记忆的宫殿中拼缀、黏合着一个已然消逝的时代，它呈现出的不是大写的历史，而是细碎温馨的日常生活片段，它们由于各种扑朔迷离、语焉不详的叙述而蒙上了历史的滚滚烟尘。方英文长篇小说的内核却是始终如一的，无论所处什么时代，都不强调对时代运动的批判和控诉，日常生活都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它绝非革命意识形态话语下的衬托物或辅助性存在，它的存在本身即目的。

《群山绝响》是一部展示“文革”后期山乡农村的自然景观、奇闻逸事、生态环境、日常饮食等内容的地方志。“风景”的呈现必然牵扯观景之人的“内面”构造。那么，“社会主义风景”所塑造出的叙事立场、人物形象是怎样的呢？

二  个人化的历史记忆

 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文化界亦受到冲击，知识分子从社会的中心向边缘退却、纷纷对自身社会角色进行重新体认。这一群体自身携带的社会理想和使命感与新的市场经济条件、社会状况格格不入，角色焦虑感和惶惑感应运而生。以往推崇的“宏大叙事”突然间被认定为意识形态色彩过于浓厚，为“政治的传声筒”，其合法性屡遭质疑甚至否定，某种程度上成为陈腐、过时、专制化、概念化的代名词。而此时，“个人化写作”作为对宏大叙事有力的对抗与反拨的叙事姿态迅速流行，成为众多作家追捧的对象，涌现出了诸如《私人生活》《一个人的战争》等作品。个人化叙事为新的时代转型提供了恰切的叙事资源，同时为干涸已久的中国文坛带来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审美体验。而20世纪90年代登上文坛的陕西第三代作家群体自然受到这股“个人化写作”潮流的影响，方英文也是其中之一。

《群山绝响》基于作家的世事洞察和生活感触，世故之外又有几分超脱之气。

《群山绝响》描写农民的喜怒哀乐、衣食住行、成长升学的俗世生活。尽管表现年代正值“文革”，但方英文以凡俗人生的角度来透视历史和现实，举重若轻，特意选取少年形象为切入口，表现了特殊历史时期下民众的日常生活。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政治现实是“元尚婴”们日常生活的背景性存在，几乎侵入了生活的每一个缝隙。然而，从作者清浅沉静的叙述语调中，读者仍能瞥见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之外民间话语暗自生长的空间，作者试图在集体共鸣之外保留一些珍贵的个人记忆。如何缝合意识形态话语和民间话语的缝隙，影响着作品的艺术质地和审美品格。《群山绝响》中，诗性精神、审美追求作为联结革命话语和日常话语的纽带而存在。

 不同于以往伤痕文学或改革文学中“革命话语常驱逐日常话语”的叙事惯例，尽管接二连三的社会主义运动打乱了日常生活的恒定节奏，但它并不能取代、覆盖日常生活本身；相反，日常生活细节却更浓缩地体现了日常生活的根性。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成为灰色日常生活的奇花。《群山绝响》不少地方呈现了真实的历史口号、语录，但重点绝不在此，它们仅仅作为背景存在。不同于以往的“文革”书写，《群山绝响》鲜少“伤痕文学”痛心疾首式的揭露和控诉，也鲜有充溢着宗教般信仰的革命浪漫主义叙事，亦有别于苦尽甘来的苦难叙事，这与作家本人的代际身份有关。方英文出生于1958年，属于“红小兵”一代，在“文革”期间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这一代既置身“文革”的时代洪流之中，又并非亲历者和受难者，而更接近于旁观者或探究者。这就使得他们对“文革”有记忆、有体验，同时又不是“运动”的直接冲击对象。他们无须对“文革”中发生的种种事件担负必要的社会责任，无须直面残忍的历史拷问。这种身份的特殊性使得他们不再选用正面强攻的方式来处理“文革”题材，而是另辟蹊径、旁敲侧击，用戏谑调侃的笔调娓娓道来。

《群山绝响》借由元尚婴的个人视角来表现中国20世纪70年代的历史。主人公元尚婴身上最可贵的品质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面对一系列突如其来的变故，元尚婴始终是懵懵懂懂、后知后觉的姿态，似乎一切变故都无法真正冲击和摧毁这个不满十八岁的少年。《群山绝响》延续《落红》和《后花园》重建精神家园的热望、对乌托邦的文学想象。在《群山绝响》中，方英文试图从断裂了传统文化之根基、失却了原始伦理价值的当下语境中，回返个人记忆中的20世纪70年代，从少年经历和陕南故土中寻找精神文化资源。主人公元尚婴的气质禀赋由元家的家风浸染而成。元家人始终安贫乐道，待人真诚，不急不躁，崇尚“耕读传家”。元尚婴的祖父元百了作为元家的灵魂人物，他不同于刻板化的乡绅地主形象，身上具备着诸多传统美德，具备强大的人格力量。他相貌堂堂，鹤发童颜，饱读诗书，写得一手欧体好字，为人谦和大度，几乎决定了全家人的处世态度，引领了谦和大气的家风。元百了的精神力量、道德名望如一涧清泉缓缓流淌于山间，默默滋养着乡民们。同时，他的思想主张与现代观念不谋而合。他不推行孔子倡导的“有教无类”，而是“得天下英才而教之”，儿子不喜欢练字便不强求，孙子喜欢书法便尽心培养。他有着佛祖般悲天悯人的情怀，过年时主动收留路过的两个小乞丐过夜，孙子夸赞他为“活菩萨”时，他反倒说“那兄妹俩才是活菩萨，他们让我们变得善良”①。他主动请刘表叔表娘来家里吃团圆饭，“他们遭难了，不把他们请来，我们心里会牵挂他们。他们要是来了，我们就安心了——他们让我们安心，就是帮我们忙啊”。②爷爷一次次用自己的言行来教育子孙像他那样理解人、爱人，人道主义的光辉在这位老者身上闪烁着。

  元百了的思想却极具深刻性，甚至可以被称为乡土哲学家。这体现在他悠然自得的生活态度和哲理谈吐之上。爷爷在家门前等待孙子的空隙里，“总是有滋有味地观察云彩、落日以及山色，以此判断明儿的天气”。③虽然生活艰苦，一家人仍在温饱线上挣扎，但爷爷发挥着苦中作乐、安贫乐道的生活哲学，以言行昭示着贫者亦可以追求诗意，活得高雅。无论遭遇多么恶劣的事件，“爷爷都有一套让人坦然的说辞”，爷爷的生存智慧令人敬仰。元尚婴少年时懵懵懂懂照章办事，历经世事后才恍然大悟，悟出父辈祖辈为人处世的高明之处，元家三代无论遭遇何等险境、面对如何沉重的人生打击，皆可化险为夷，变通思考，深谙“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道理。小说字里行间透露出作者平等通达的生命观：无论多么卑贱的肉身，无论多么微小的灵魂，都有权利追求精神自由和理想情感。诚如评论家所说:“众生不易，却皆能顺应与变通，展示出令人叹息的生存智慧。”①

  千百年来，中国人崇尚“厚德载物”“天人合一”为精魂的文化形态。“文革”时期的秦巴山区，尚未受到现代都市文明的熏染，仍处于精神蒙昧的懵懂阶段，山间的草木鱼虫与淳朴乡民和谐相处、互利共生。小说主人公元尚婴一家生于山林、长于山林、吃斋念佛，天然养成了超然淡泊的气质。《群山绝响》通过对元家人荣辱与共、艰难求索的生命历程展现了传统文化中柔中带刚、坚韧不拔的精神力量。继《落红》和《后花园》之后，《群山绝响》标志着方英文艺术技法的高度成熟，也彰显了方英文的思想深度。这是一部内蕴丰富深远的小说，总括了当下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艰难历程和寒门出身的青年人筚路蓝缕、艰苦奋斗的探索心路。方英文对不同阶层的人物性格均有着精准的把握，写出了人性在面对多样选择与复杂挑战时流露出的犹疑与挣扎、怯懦与勇敢，也道出了个人命运在时代洪流中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

    纵观《群山绝响》的人物形象，最上等的为吃商品粮的政府干部、公办教师、军人；中间层为合同工和学生；人民公社组织下的农民居于社会最底层。出身农家的方英文对底层投注着深切关怀，他道出了社会秩序的不公：农民挥洒最多的汗水，却要按规定上交大部分粮食，忍受着饥饿与贫穷的双重折磨。方英文将宏大叙事中销声匿迹的小人物、小事件打捞出历史地表，从而完成以日常生活对重大历史事件的置换。他笔下的小人物形象序列刻画最为生动，虽然人物众多，却各有各的性格，如马会计的礼尚往来、麻忠队长的贪财好色、全老师的有情有义、公社女干部陈荣的体恤女性。他们热爱生活，信奉着最为朴素的生存哲学，忙时辛勤劳作，闲时抽烟吹牛、看云谈鸟，生活过得有滋有味。正是这一个个鲜活的、不同的生命汇聚成了奔流不息的历史长河，也正是这些复杂、丰富的生命个体照亮了历史，构成了历史发展的隐秘性。

         作家出版社2025年1月再版

              陕西师大社2018年2月首版

               三   文人化的历史书写

《群山绝响》的成就不仅仅在于“以喜剧方式来叙写悲悯的社会人生，以幽默的笔调叙写生命的尴尬与荒诞”，而是如何将一个“文革”题材转化为理想化人格的成长历程。理想化人格是明清文人小说的一贯追求，文人小说抛弃宏大的历史叙事，从个人化、日常化的角度出发，形成以抒情言志为目的，以小说见才情的艺术风格。有评论家认为，方英文“写世俗生活，却有文人化的特点，有古典美的韵味”。②

研读方英文的小说，最突出的特质即个人性情的流露。方英文写作的内核是性情，其散文、小说皆可谓是书写性灵之作。《易·乾》云:“利贞者，性情也。”孔颖达疏:“性者，天生之质，正而不邪；情者，性之欲也。”方英文的性情观以儒家思想为基底，汲取道家和佛家思想精华，超越一时一地的限制，超越枯涩的经典教化，从而抵达健全人格的层面。在某种程度上，性情亦为方英文写作中的隐含意识形态，具体表征为“仁”“义”“礼”“智”“信”。仁者爱人，由亲亲而“泛爱众”。《群山绝响》中，即使元尚婴因家庭成分没有读高中的资格，母亲也慷慨赠予顺利读高中的同学田信康提饭的小漆桶，此举为“仁”。爷爷元百了除夕夜收留两个赶夜路的小乞丐，元尚婴称赞爷爷为“活菩萨”，而爷爷却反而感叹“那兄妹俩才是活菩萨，他们让我们变得善良”，此举亦为“仁”。爷爷的话探幽曲微，引人深思，将原本的施受关系倒置，施予方在这一过程中获得内心的慰藉与代偿。除夕夜吃年夜饭大费周章地排座次，是“礼”。因万水贵意外离世，元尚婴获得上学机会，母亲提出看望万水贵的家人并祭拜亡魂，亦为“礼”。可见，礼乐教化、诗书传家，仍是儒家文化血脉传承不变的内核。爷爷笃信“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的圣贤理想，元家人以耕读传家为志业，是“智”。年少的元尚婴独自走夜路时，经过的人家纷纷打开家门给他壮胆，是“信”。“仁”“义”“礼”“智”“信”作为隐含的意识形态渗透在作品的字里行间，并未沦为概念性的道德说教。

 访谈中方英文提及：“我是庄子《齐物论》知音。绝望产生于奢望。原本就不大有希望，世俗的希望，所以就谈不上失望与绝望。”①方英文对道家思想的推崇，时常情不自禁地流溢于笔端。例如，“祖父每每说到没法再往下说的事时，便搬出‘命数’二字②”。方英文还特别强调事物之间隐含的联系。元家人为人处世敦厚善良，故元尚婴生命中两次重大转折都逢凶化吉、因祸得福。获得上高中的机会是因为顶了意外落水的万水贵的缺；获得吃商品粮的机会是因为顶了意外身亡的吴小根的缺。主动与被动、偶然与必然的双重变奏，是作者的人生感受，也是小说的潜在主题。这种意绪自方英文的处女作《解脱》就有所表达，在后来的创作中不断得到渲染和深化。与主流现实主义作品不同，他的小说中亦有非自然情节的表征，在万水贵去世后，元尚婴曾在厕所偶遇万水贵的灵魂。万水贵溺亡后，元尚婴的父母认识到；“世间的每一个人，不管相互认识还是不认识，都存在着一个神秘的关联”③。

这些非自然化的情节使人不由联想到同为陕南作家贾平凹的小说。自《废都》之后，贾平凹便日渐神秘，他在《后记》中多次强调“感知世界的气度”。每当贾平凹的小说试图表现神秘的非历史的人格理想时，小说便会显得轻飘而诡异，如《白夜》《怀念狼》都展现修身养性的人格理想遭遇的危机和绝望。《白夜》“再生人”的设定使得全文笼罩在一片鬼气之下，一系列非正常化情节表征都偏离写实的主脉。方英文的《群山绝响》虽有鬼魂复生的情节却无森森鬼气，仍以写实为主。究其根本，是因为贾平凹小说的鬼气来源于他对日常生活偶然化、非自然现象的捕捉和触发。非自然化表达统摄写实思想，使得贾平凹在《废都》之后，“在修身养性与反映现实问题之间，总是顾此失彼，而且越到后来分裂越大”。①而方英文则处理得较为恰切，在修身养性和表现历史之间、在理想化人格追求和历史问题的表达之间构筑出一道衔接的桥梁。

  中国文化传统素有两大精神源头：一为儒家，倡导入世救世，将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人生目标，从而形成“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士之人格和“善人教民”的启蒙立场；一为道家，强调遁世归隐，追求个人精神之自由独立，从而形成养性修真对抗世俗社会的关怀倾向。道家思想对文人传统的侵入，形成古代文学对自由独立个性解放的追求，加剧文人非道德、非规范化人格倾向的同时，也鼓励着它的非政治化。儒家之路还是道家之路正是知识分子们反复探讨的题旨，方英文的写作延续了先辈作家的思路。《落红》和《后花园》中主人公选择的，皆为道家所言遁迹隐居、摆脱尘网之路，而非儒家立志走治国平天下的济世之路，道家之路的核心是修身养性。方英文说：他的“前两部长篇小说并无刻意的修身追求”②。在修身养性和承担历史责任问题上，方英文在《落红》和《后花园》中语焉不详，值得欣喜的是，他的创作探索在《群山绝响》达到一种理想状态，其修身养性的人格理想在楚子川山民身上得到了集约化彰显。

  英国著名文学评论家戴维·洛奇曾在《小说的艺术》中指出:“对小说家来说，拟定书名或许是他创作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样他会更关注小说应该写什么。”③不妨结合小说标题，来考察方英文的文学探索取得了怎样的实绩，其思想探测之征途走了多远。《群山绝响》之“绝响”有两重意蕴，第一，指地域文化的几乎绝迹，尤指陕南文化被关中文化(秦)、南方文化(楚)等强势文化挤压。这属于文化的空间困境。第二，指传统文化即原始性的、原生态的文化消失，以及未被现代文明改造、侵袭过的民间文化样态的消失。这属于文化的时间困境。小说旨在找寻、复归这两层意蕴。《群山绝响》充分展现了方英文的文化立场与文学雄心，他试图在日益功利化、世俗化的21世纪，为彷徨无措、精神空虚的当代人寻求一条自我救赎、精神解放的路径。

 方英文认为：“文学作品，有别于‘灾情报告’。文学作品有着天然的美学义务。我侧重要写的是黎民之朴素、伦理之亲爱，地域之旖旎、乡风之别样，特别是生命之草芥且坚韧……壮丽国史自有史家书写，微末民生理当作家填补。”纵观中国古代文人小说，写普通小人物居多，关注世俗伦常、凡人琐事，以建构民间化的世俗形象。方英文继承的就是中国文人小说的传统，善于从琐碎日常中营造趣味，苦中作乐，展示富有雅趣的美学化生活方式。他笔下的饮食风物经由文人化笔法的点染，超越一时一物层面，成为人们生命的延伸。作家铺写饮食风物，意味着对世俗主义人生态戏性的入俗之美、大篇幅的日常生活描写意味着写作者对感性欲望的肯定和尊崇。同时，方英文继承民间文化传统，形成与庙堂文化截然不同的审美路径，他以日常经验取代政治经验，以世俗趣味反抗庙堂趣味，平民视角取代文人视角。他在《群山绝响》中构筑的历史书写与任何已知的历史实存都不同，完成了对人类历史的一种提纯化、理想化的可能性想象。

 以中国现代小说传统观照，方英文多倾向新文学中幽默讽刺这一路风格。钱锺书《围城》以反英雄、反崇高为特质，小说中没有一个英雄，所有人物都是“盲目的寻梦者”“为命运所玩弄的失败者”②。小说反讽技巧高超，描写聪睿俏皮、流动自如，叙述风格旁逸斜出，警句新奇犀利、信手拈来。方英文的小说中少有崇高庄严的人物形象，作家热衷于描写芸芸众生，坦露平民情怀；方英文“寓庄于谐、庄谐并举”，甚至“能读出‘后现代’或‘后革命’的解构意味”③。他常常以幽默的、诙谐的、调侃式的语言来处理宏大的、严肃的事件。《群山绝响》中的反讽灵感取材现实生活，又见知识分子之睿智巧思，可谓雅俗共赏，老少咸宜。方英文的小说语言达到了“意趣、优美、情理”的美好境界，冲淡了长篇小说沉滞、压抑的意味，某种程度上解构着现代小说崇尚的正大严肃艺术风范。

       在当代陕西文学的发展脉络中，方英文与第一代、第二代作家创作追求明显不同。相比于他们对现实主义正统原则的坚守，对“宏大叙事”的钟爱，对史诗精神的执着追求，方英文表现出“不担沉”的写作态度。他无意于用小说来表达某种历史意志或民族国家话语，也不直接承载文学的教化使命，其小说中人物不以社会、集体和公众性名之，而是以完全个人性的“声音”出现。方英文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坛“个人化写作”的践行者，从《落红》到《后花园》，在俗常的嬉笑怒骂、插科打诨中调侃庄严、消解崇高，以反讽笔法尽显人生境遇的荒诞不经。《群山绝响》在日常生活的叙事中，传达出深藏于人性深处的诗意与温情，凭借底层人乐观和韧性的力量抵御政治运动的风浪。方英文举重若轻地反拨了历史化的宏大叙事、英雄化的审美风格，显示出他在陕派文学中的另类艺术面向和独有的价值意义。

（1）王洁泓：《狂欢传统与文革叙事“油滑的开端”——论王小波小说〈黄金时代〉中的文革书写》，《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4年5期。

（2）关于“三大革命运动”的概念，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21~223页。

（3）（4）方英文：《群山绝响》，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9页。

（5）[美]张光直：《中国文化中的饮食——人类学与社会学的透视》，载[美]尤金 • N安德森《中国食物》，马樱、刘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