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惠荣

       山乡经风雨，日月印沧桑。我曾有三段上山下乡的经历，时间虽逾半个世纪，但记忆仍然没被磨掉，且历久弥新。

农场的憧憬与解体

        公元1966年3月6日上午，武冈县皇城坪艳阳高照，人流如织。城关镇 304名莘莘学子从此离别学校,离别从小陪伴在身边的父母与朝夕相处的亲人，也离别了喧闹而又古老的县城，带着复杂的心情走进了农村新天地。

        胸戴红花,高唱歌曲,满怀豪情。那天有着不同年龄（有的已婚）、不同文化层次、不同社会经历的青年，带着美好的憧憬与希望， 搭乘数十辆客车直奔离城30里的处女地——武冈大甸农林场。然而，现实并不是那样美好。跳下车，我们得自 

        背行李行走6里羊肠小道。从山脚到山头基本上是一片荒山野岭,少有的松林稀疏地嵌在远处山中，显得孤独与苍凉。到场部后，开了一个隆重、简短的欢迎会，每人领到一本“红宝书”,她是建场的情神力量。

        我被编入最初的四队，该队二十七人。书记刘冬云，微眯的丹凤眼，笑口常开，名字如冬天的云那样厚重，为人质朴友善。队长朱清涛，性格直爽，说一不二，行事风风火火。他们都能吃苦耐劳，为队垂范。四队人才不俗，如个性鲜明,具文人气质，号称秀才的刘继忠；既有阅历又有修养的眼镜老大陈佑云（已故）；温和且勤劳的袁安乐；二胡、文学爱好者彭国安（已故）；善良温顺的王姣丽；厚道少语的谢德成等，还有很多富有特点的队员。我们朝夕相处，早出晚归，默默地劳作与生活在那座座山头。

        城里来的年青人,少有拿锄头的经历。面对开荒、挖树兜、打炮眼等重体力活很不适应，手掌常常磨出血泡。有时要去大甸公社挑米回场,途中要登几里山路,弄得人汗流浃背。一到晚上,往往四肢无力,浑身酸痛不已。

        到了四五月,幼松放绿，鲜花吐红，鸟雀飞跃。给荒凉的农场增添了浓浓的春色。一场大雨过后，远处起伏的山峦清新明快,农舍炊烟袅袅,景色很是宜人。但近处地面热气扑面而来,散发出浓浓的泥土气味。在荆棘中,时而摘到能吃的小山泡。有时竟不顾划破衣服、皮肤而寻觅不止。山谷中的小溪成了劳累后的天然浴池,大家在那里无所顾及、谈笑风生、缓解一天的疲劳。

        农场除了主种茶叶外，还种棉花、玉米、花生。由于管理不严，年轻人又贪吃，做种子的花生往往边播边吃，大家共享口福、且心照不宣。

大甸建场，毕竟是当时有关政策及缓解就业压力的产物。

        政府要不断投入财力、人力，计划经济阻碍了农场的发展。因大多数青年来场并非主观意愿，加上管理不善等诸多原因，没有将其大规模继续发展下去，而随即导致农场迅速解体。1968年人员大幅“精简”，多数知青被插队武冈农村落户。我也开始了下乡的第二征程，继续着那种艰辛而又困惑的乡村生活。

白莲的迷惘与孤独

        当初，下乡到大甸农林场能感受到大集体的温暖，而插队到大甸公社白莲大队落户，缺乏了一切依靠。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心情非常复杂。想到今后的孤独生活及繁重的农活竟不寒而栗。白莲大队离大甸公社五六里地，一条小径直通那里。往白莲再走两里地便是山底大队。我与朱玉娄落户在一个退伍军人家，他个子较高,说话做事显露军人气质。

         出工是每天的大事。插秧、打禾很累人。加上力不从心，超强度的劳动,使人无法承受。不得已,只得跟妇女学插秧。她们手脚麻利，我们则被远远落在后面。由于效益低,也只能勉强拿与她们相同的6分底分。

        白莲大队有开渠、引水任务，生产队要我们去挖渠道。因有农场打炮眼与挖土的经历,队里农活也很累人,就欣然接受任务。但到了那里，情况并非如此。一个由大队派来的人直接指挥我们,我第一眼看到他，心就凉了半截。矮个子，黑皮肤倒眉毛,加上不时转动的三角眼，一脸恶像。见到他，就象耗子遇见猫一样可怕。我们常撑着锄头歇息、闲聊, 一旦被发现,他就象解放前的工头一样,拿着一根木条站在垻上,居高临下指看我们狠狠地训斥，而后便扬长而去。插队白莲的日日夜夜,人像梦游一样闯过来。没有企盼,也没有欢乐，只有孤独、无助与迷惘。有时，到临近的大队与队友彭国安轮流拉二胡，来缓解心中的郁闷。

         时间进入1969年。上山下乡运动如火如荼地深入开展。一句“我们都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口号响彻武冈城。因各种原因，最终我与父母还是没有逃脱全家下乡的命运,违心同意全家下乡。原来，我们准备回原籍江西老家,因没近亲,距离又太远,只好选择有亲戚又离武冈较近的城步农村。

        那时父母都近70岁的老人了，带着病痛，不情愿地与我离开他们生活了50余年的武冈城。

杆坪的艰辛与转折

        如果说武冈白莲是条难以行走的小径的话，那么城步蔣坊杆坪则是一座崎岖、泥泞的高山,酸甜苦辣,尽在其中。

        当年深秋,一辆能装一吨左右的卡车拉了一些简単家具颠簸地开进了蒋坊公社。令人想不到的是，当地竟有十来个人来接我们，准备将东西搬进近六里地的“下杆头”,我与父母的感觉立刻好了许多。但还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在那弯曲的山路上,朝我们并不想去的“家”缓缓前行。

杆坪村属典型的山区,气温较低,人少田多,只能种一季水稻，产量不错。田里的农活及副业，劳动强度很大。累、险、惊，随时都陪伴着每一天。

        最劳累的首当是肩扛50斤左右的戽桶（一种近两米见方木制的打禾工具），登上近4里的高山去打禾。用一根较粗的竹子左右顶在桶里，然后将桶倒过来用肩扛着，人完全被罩住。上山时，只能低头看着脚下凹凸不平且弯曲的小径，吃力、缓步地向前行走。其次是打禾，要从高山挑百来斤毛谷回村。炎热的夏天，汗水伴着禾屑沾在皮肤上刺痛难忍。为了赶季节，打禾这种活，要连续干十余天，收工后，人总是累得疲惫不堪。

        最危险的副业是涨水时“放木排”。将十余根较长的杉树用竹篾将两头闩在一起,人要站在排前，手拿竹篙左顾右盼順水而下。下坝时，听到那咆哮的洪水声与即将倾斜而下的木排，我还真没那个胆量，只能偶尔在平静的河面上试试。据说有人在放排下坝时送了命,连尸体都难找到。

        最惊恐的是在山岭上“守野猪”。先要在一视野开阔地建一个三角形的茅草棚。夜幕降临，在棚前燃烧大火，时不时要敲打着竹梆，且要大声不停地向四面叫喊来驱赶野猪。为了吓跑野猪，有时梆要敲到深夜两三点。如果同伴睡着了一个人非常害怕，当听到异常的声响，会使人毛骨悚然，胆颤心惊。这种有惊无险的活，也要等到谷子收回后才能停止。

        为了年终分红，许多副业确实吸引了我。如送“竹麻”（造纸原料）、送竹交易等。挑百来斤的竹麻下山，两腿发软，一不小心就有跌倒的可能。若送竹，先用肩挑。一担送四根碗口大的竹子（一边扎两根），吃力地将竹送到有五里山路外的蒋坊收购站。因效益不高，随后跟人学会“水运”竹子。一次能将十余根竹子扎成排，在河上撑篙逆水而行。枯水季节，需用棕索栓上竹排肩拉拖行。竹排常常被卵石磨得哗哗作响。有时竹排要拖上高坝，就得几人配合。严冬的早晨,弥漫着浓雾，河水冰凉刺骨。赤脚走上竹排,将裤子卷到膝盖上，两腿冻得通红。有时，也要面临割脸的寒风,艰难地将竹排拖到目的地。

        好玩、轻松的是遇到涨洪水时放“松木头”（当地俗称放“同子”。锯成约两米长的原松木）。平时，河边松木成堆。涨水时，村民将其拖入洪水中。每人手拿一根约3米长，装有铁钩的竹篙，将松木拖入水中。当木头被大石阻挡时,要及时将其钩入水中,如不及时处理，一旦木头堵住成堆,疏通就麻烦了。有时听着木头发出的碰撞声及哗哗地流水声，闻着木头散发出来的阵阵松香气味，悠然自得地行走在河岸上，那是难得的开心。       

        杆坪缺医少药。当时父亲已退休,享受国家17.66元的退休金。父亲是善良、厚道之人，懂得中医。给村民看病、开处方,分文不取。取回的中药,他要对照药单仔细检査。如发现差错,便要村民返回蒋坊调换，这样引来蒋坊医生的不悦。父亲很勤劳,一家三口的蔬菜都是老人栽种,而我只挑点肥到菜地。母亲也很能干，养鸡、喂猪、捞猪草、洗衣做饭等都是她操劳。曾经有一桩事使她很伤心,等着就要过年,一笼五六只大阉鸡被人偷走。为这事，老母难过了好几天,这毕竟是她几个月的辛劳与希望。

        值得欣慰的是生产队派我去教书。民办教师没有工资，只能记工分，半工半教，还是很舒心的。因政策变动，知青可以推荐上大学或中专。我当时教书，只能推荐到师范类学校，到城步县城通过面试与笔试，没多久便被武冈师范录取。

1973 年初秋的一天，我终于离别了山清水秀、民风纯朴的杆坪村。村民送别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连我喂养的那只小黑狗也摇动着尾巴，送我们缓缓离开……

       我真诚地感谢村民，也感谢杆坪，感谢农场及白莲。近七年的乡下锻炼，饱尝了生活的酸甜苦辣，懂得为人处世的不易。更重要的是磨练了我的意志品质，带给我难得的人生历练。这些难忘的经历，虽然已经远去，但情结终生难解。遥望三乡，她依然那么明亮、葱翠！

                                 

【作者简介】

        周惠荣,1948年生，武冈城关镇人，中学高级教师，祖籍江西樟树。分别毕业于武冈师范、湖南师大美术学院。中国美术教育研究会会员,湖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湖南省、邵阳市楹联家协会会员，邵阳市水彩画艺术委员会名誉主任。原邵阳市中小学美术教学研究会理事长、邵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美术教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