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人首领(下)

▓ 陆幸生

顾彼得深入彝区之行

也就在顾彼得出发去大凉山深入彝族地区的同时，1941年7月，时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化学系教授曾昭抡所率领的“西南联大川康科学考察团”，正从昆明出发，途径西康准备前往大凉山。顾彼得是从西康省会打箭炉出发进大凉山去西昌，曾昭抡的考察团是从西康去大凉山完成对于彝区的考察，所行的路线是相向而行。

这支由西南联大师生组成的考察队完全依靠步行，横越大凉山，步行公约1000余公里，身背简陋的仪器和草鞋，是穿烂一双扔掉一双，在考察结束的100多天之后，这十二名师生几乎要光着脚走出彝区，途中所遇到艰难险阻要比骑在小白马背上，带着两个岭王彝族持枪卫士的顾彼得要多得多。而且这些师生们还要携带大量的盐巴、布匹、针头线脑等硬通货和沿途彝民进行物质上的交换，充当食宿费用，因为在彝区汉族地区流通的货币是不使用的，彝民信奉的是金银物质，学生们没有，只能是以物易物，而顾彼得和洛克这些洋人则是将金银敲碎以抵作沿途支付少数民族地区的费用。

根据此次考察曾昭抡先后出版了《滇康道上》和《大凉山夷区考察记》（参见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10月版）两本书。详细介绍了滇康川三省边区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自然地理风貌以及汉彝之间民族矛盾的来龙去脉，是不可多得的从明清到民国抗战时期的宝贵资料。既有文学科学的欣赏研究价值，其在民族民俗风情方面的文献历史价值也是不可忽视的。如果将顾彼得的《彝人领袖》和岭光电的《忆往昔》对照着阅读，抛弃各自不同民族对于共同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的歧义，在比较中是可以厘清其中历史发展脉络的。其中既有汉民族长期对于大凉山少数民族的歧视压迫杀戮，也有彝民的暴力反抗殃及汉民族普通居民正常生活。背后的原因涉及王朝征服的专制体制和土司奴隶制度的野蛮和落后。像岭光电和杨代蒂这样接受过现代文明教育的彝族精英觉醒者毕竟是凤毛麟角的少数。

诚如曾昭抡的两本著作整理者段美乔在导读中说，一方面于抗战大背景下，在学界和文化界之外，普通民众对于大西南充满好奇。西南地区的独特性，既表现在自然地理上，也表现在人文历史上。最直观也是最吸引人的是他的自然景致，山高水深，“险”与“美”的结合富有诗意，让人不禁慨叹造物主的神奇，然而比山水风光更为吸引人的是西南地区的人文特性，边地人民中的恐怖和战栗、挣扎与奋斗、让踏上这片土地的人们凝神结思。

生活的困难有些来自自然环境的困囿，更多则来自思想的愚昧、知识的贫乏、强权统治以及民族歧视等。然而在这样的苦难中，却可以看见民众强健、自然、自由、乐观的价值观。另一方面西康地处西南交通要道，进可为西藏后援，退可为四川屏障，左右则能与青、滇策应。早在明清时期，该地就已经是中央政府控制滇、藏、青等边远民族地区的军事战略要地。但因为地处偏僻，交通不便，再加上民族和文化的差异，所以与之隔阂甚深，西康地区也就成为一处神秘地带。民国之后，先是北洋政府在此设立川边特别区，不久国民政府又改建为西康省。随着抗战爆发，大西南由边防要地改变成了抗战大后方，西康更成为全国的焦点。（参见何万敏著《凉山纪》广西师大出版社2021年9月版第331页）

俄国人顾彼得带着岭光电给他配备的两名彝族侍卫出发去甘洛的田坝，那个被他称为岭王宫殿的地方。渡过奔流湍急的大渡河，穿过一片风景秀丽的小树林，绿色与金色参差树影后面耸立着巍峨的山峰，和他们迎面走过一群穿着华丽，长相俊俏，举止优雅傲慢的妇女，于是他像遇到一群意大利贵族那般主动让道，并有礼貌地弯腰鞠躬，称他们为“夫人！”这群大大咧咧的美丽女人却嘻嘻哈哈甚至不屑一顾地走了，而他的两个侍卫面孔都吓白了，牙齿打着颤回答顾彼得说：“黑彝”也即彝人中的贵族，因为这些妇女是敌对家支的妇女。如果她们有男人护送的话，他们会遇到大麻烦。即便洋人也很难说不被生擒活捉甚至被砍杀，这些彝人则可能绑架后成为“娃子”也即被称为“白彝”的奴隶。

在彝区外国探险家被杀，酿成外交事件例子是有的。1909年英国探险家巴克尔（Donald Burk）带着翻译等十余人，在黑彝保头的陪同下，由西昌进入彝区，进入到凉山核心地带牛牛坝（现今美姑县），后在一个叫着连渣脑的小山村里，被当地彝人杀死，这里的彝人素以孟获的嫡系后裔而自豪，也就是当年诸葛丞相渡过泸水七擒孟获的那位枭雄，属于凉山最彪悍的“素噶家族”。同行的人被抓住当做奴隶卖掉了。当时的四川总督赵尔巽唯恐引起国际纠纷，立即调遣西昌、马边、峨边三处兵马，同时进剿凉山。但直到第二年方才兵到连渣脑，犯事之彝人首脑已然逃离。于是烧去若干房屋，杀死一些留守的“娃子”（奴隶），置昭觉城而还。而被黑彝劫取的当时英国人所用的装箱木花等物，则成为彝人炫耀功勋、传诸后世的纪念品。

1910年4月，法国的多隆探险队在进入彝区时，法国的两位探险家伏尔赛大尉和马尔塞大尉曾经善意地提醒他进入彝区必须克服三大困难：

第一个难题是，中国当局的反对，因为当局总是怀疑外国人可能和反叛势力相勾结。另外一旦有外国探险家在中国境内遇到麻烦，其所在国政府肯定会要求中国赔偿，而中国又不敢说，这块土地他们管不了。反之，如果外国探险家成功进入这个地区，就会反衬出中国官吏的懦弱无能。

第二个难题是，寻找我们的同行的人员。因为越南的保镖不肯继续跟我们向前走了，又不能滥竽充数。想指望中国人吧，他们则说，只要脚一踏入彝区，不管是谁，都要被杀或者充作奴隶，因而不肯去。

第三个难题是来自彝民内部。他们内部的部落关系分得很细，互相嫉妒，常常发生纷争。英国著名旅行家科尔伯恩·巴巴对此有重要观察。在解释为什么仅徘徊于彝区外围，不得不克制着自己终于未进入时，他是这样说的：

彝人对他说：“我们是欢迎你的。但即使我们让你进入了，在我们的对立部落那里，你还是通不过去的”（【法】多隆著，辛玉、周梦子、叶红译《彝藏禁区行》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7月版第4页）

进入彝区一般实行保头制，使凉山的旅行成为可能。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各个彝区内的各支彝人，彼此各自独立，互不隶属。找到一家黑彝作为担保，通过他的那支彝人居住区域当然毫无问题，但是能否通过别家的领地则完全靠运气。势力强大，或者人缘很好的保头，往往一气可送三四站，使旅客感到方便。势力薄弱者，则有时只能送三四十里，就要换保头。

更换保头不胜其烦，且要增加费用，所费财资也非常可观。而顾彼得这次深入彝区去西昌，等同于直接由田坝土司岭光电作保，土司之间的相互联姻，使得他在土司家族的势力范围内，不仅不需要担负任何费用，而且几乎处处受到贵宾似的款待。因为土司往往是世袭的，祖上也是为朝廷做出贡献的朝廷命官，和地方官僚的势力关系密切，而且田坝土司不仅是川边保安司令羊仁安的干儿子，还有神秘的军方特务系统背景，只要不发生意外，他安全抵达西昌是没有问题的。

到了1947年，岭光电与杨代蒂结为夫妻，岭家所属的邛部土司（斯兹兹莫）系与雷波土司（阿卓兹莫）系结为联姻，按照岭光电的说法是“因她没有兄弟，我们的婚姻呈双挑形式”，而杨代蒂母亲和姨母均来自沙马土司家族，这样所谓凉山地区的四大土司，这对夫妻家族就占了三席。岭光电的祖先在元代归顺后就被封为邛部安抚司诏讨使（正三品兼知州），明朝取代元朝后继续担任越卫军民指挥使下属邛部长官司长官。清朝时，邛部土司岭承恩因为协助清军截杀太平军翼王有功，被授予二品顶戴及建威将军称号，领土游击衔、从三品，势力进一步扩大，成为凉山地区权势最大的土司之一，土司之间的政治联姻，使得整个凉山地区土司领地之间接待顾彼得的彝人领袖不是亲就是友，手持岭光电的手令自然就是最强有力保护伞和通行证。这在顾彼得的书中由此可见一斑。

这一天缓慢和难以忍受的行程在黄昏时分终于结束了，他们进入一个幽暗毫无生机的峡谷，可怕的峭壁向他们四面八方靠拢，整个山谷隐没在茂密的亚热带森林中，月亮升起来。峭壁下方冒出浓浓的炊烟，他们发现一个老汉在地上煽火，其他两三个人却模样猥琐。顾彼得的士兵似乎认识他们。他们就在这座破旧的房屋里安心过夜。吃饱喝足后，他在角落里心满意足地睡了。烧得很旺的火使得小屋非常暖和，但是火堆冒出的浓烟却让他无法入睡。他希望老人能将火熄灭。老人激动地说：“不行，外面有许多老虎。”

他睡得不太安稳，丛林里发出奇怪的声音，有巨型猫头鹰奇怪的鸣叫声，有树枝折断的噼啪声，然后传来了他一辈子没有听到过的一声咆哮。“这是什么在叫？”他兴奋地问他战战兢兢的侍卫。“一只老虎”侍卫低声回答。然后将身子转向另一边咆哮声时远时近，最后终于消失了。

他正打算闭上眼睛时，又传来一声巨鹿的啼叫声，跟跟公鸡的啼叫声一模一样。这就到了起床的时候了。天还没有亮，他们就沿着蜿蜒曲折的山峡间林中小路出发了，天很快放亮，森林里传来妇女和儿童的喊声和笑声。光线变亮后，他才发现原来是峭壁下的几百只猴子在树木和岩石上爬上爬下，这里荒无人烟，野兽出没。他们沿途遇到过虎豹出入，有惊无险这些野兽并不攻击走在一起的成年人，只是攻击小马驹、小牛和小孩子。彝兵告诉他但是你我如果单独走的话，恐怕早就被这些游走闲逛，在灌木丛洞口捉迷藏的豹群给吃掉了。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长长的影子，映照在歹徒出没的三峡，我们绕过一个角落，从独木桥上越过一条湍急的小溪，然后他们告诉我，慕理土司的首府田坝就在眼前，别说任何显著之物，除了两个圆形的小山丘，在我眼前却看不到任何城镇的踪影，在近处一些的山丘上有一座庞大低矮的汉式寺院，他有高挑的曲线型屋顶和朱红色的墙，周围还有几幢建筑，另外一幢有环屋的白色石柱，在围柱的中央有一根高高的旗杆，旗杆上挂着一些很古怪的旗子。

这就是慕里土司的宫殿了。

文革中被拆毁的斯补土司府

修复后的斯补土司衙门

土司宫殿和斯补的学校

顾彼得原以为他会被安排住在岭王的宫殿里，但他们并没有朝宫殿走去，而是走进一幢长长的校舍，这使他非常失望，他被安排在与学校老师及其夫人相邻的一个非常清洁的小房间内。

学校的老师王先生和王夫人是一对年轻、和蔼、脾气很好的夫妻。王先生说：“你在这里非常受欢迎，慕里土司写信给我们说，你在这里由我们照料你。”然后他又添了一句：“你明天可以去看宫殿。”王夫人为他精心准备了一顿美味的晚餐，晚餐的菜式差不多是爱尔兰式的土豆炖牛肉、鸡汤和一些冷盘，他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这对陌生人来自他们所热爱的中原大地。王夫人告诉他：“只有你来到这里，所以今天我们才吃得如此丰盛。在这里很难得到任何日用品，因为没有任何彝人对卖东西感兴趣，他们宁可自给自足，所以他们不需要货币。我们完全靠慕理土司家供给吃的东西偶尔能从市场上买到一只鸡或是一块猪肉。”

顾彼得在书中记载到：

他们初次遇到慕理土司是在重庆，到重庆时他们身无分文，所有的财物都丢失了，没有一个正经的地方可以住，也没有工作可以干，生活十分艰难。战时的首都涌来了许多逃难的知识分子，由于日复一日的空袭，使得这座城市充满了死亡和混乱，到处弥漫着绝望和无助的气氛。当慕理土司提出田坝给他们优惠的薪水、住处和工作时，他们以为慕理土司是个汉人，于是便愉快地接受了，但没想到这个地方是如此的偏远，而且这里的生活条件是如此的原始。他们并不后悔来到这里，但是他们也坦承仍然感到很害怕，这使得平静和安宁的生活变得度日如年，他俩都教书，另外她还在学校里为彝族孩子做些医务工作。

这个学校由思想自由开放的慕理土司所建立资助，他深信现代教育对于这个脾气火爆、性格倔强的民族的重要性。首先我感觉到，用汉语教育彝人似乎相当不协调，我也看不到任何可以变通的方法。所有彝人所渴望的现代化的东西都来自汉族地区，或是经汉族地区而来，不管他们多么强大和多么勇敢，他们都不能忽视这个事实。因此，不管骄傲与否，他们不得不扩大与汉人的联系，如果没有汉语知识，是绝对做不到这一点的。而战争技术的发展的重要性，则是他们渴望已久的东西，而要学习这些知识，只有通过学习出版物这唯一途径。

过一会，王夫人突然脱口而出：“慕理土司是个很好的、很善良的人。”然后我又听到有关我这位好朋友品德高尚的另一个例证，这使我心里感到暖暖的。

“但是”他的丈夫继续说道，“即使在他的领地和臣民中，他也很难控制某种保守的势力和无法无天的情况，在其他独立的首领和大凉山的贵族中间，他的影响力确实微不足道。”他指着东边高耸入云的蓝色山脉说道，“假若有一个敌对的家支突然发动袭击，想想什么事情会发生在他的身上。”

而当时这些彝族孩子只是在呀呀学习彝语和汉语，因为彝语是由岭光电自己编写，定期讲授。因为羊仁安曾经对岭光电说：“为啥身为土司对一个连长也要让步？就是因为没有知识的关系。你若想当好土司，还得有知识，这样别说一个连长，就是像我这样的司令官也不敢随便打整你。”羊司令这句话可谓肺腑之言，岭光电一直牢牢地刻烙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上，这不仅是他发奋苦读的动力，也是他创建斯补边民小学改变彝区经济文化落后面貌的初衷。

办学初期阻力相当大，首先是有些头人和百姓认为办学在落后彝区完全是多余的事情，使子女受读书之苦，读了书也不可能当土司、当黑彝。但是因为他决心办学，头人和彝民也不敢违背慕理土司的意志，只能照办。小学的课程有《论语》《诗经》还有国民政府编的小学课本。学校实行双语教学，彝族子弟要同时学习汉语、彝语两种语言。

慕理土司不仅重视学生的文化课成绩，还注重学生的们在体质、文艺素养等方面的全面发展。他曾用彝语编写了话剧《彝人始祖》《无穷无尽的故事》等，教学生们排练演出，而且还亲自参与演出，有的老人说：“你一个土司和小孩们蹦蹦跳跳的，有失尊严。”可他觉得如果大家都装模作样，别人就很难行动起来，打不开局面。他还亲自带领学生平整操场。安置各种简易的体育设施，亲自带领大家做操、打拳，因地制宜开展体育活动，组织校篮球队到附近县上和汉族学生进行比赛。

目睹郎朗读书声中的儿童，顾彼得在他的书中对于这批彝族学童有形象的描写：

第二天早上我起床晚了，被学校的孩子喧哗的声音所吵醒，笑声、尖叫声和吟诵汉字的声音一同袭来。洗完脸刮完面后，我来到教室里，发现王夫人管了一百多个彝族孩子，各个年龄层次的孩子都有，最大的约有十二三岁，在她的示意下，他们停止了朗读，站起来欢迎我的到来。他们全都光着脚，穿着蓝色的裤子和衬衫，外面还有一件硬邦邦的用羊毛毡子做的、样子像钟一样的斗篷，翻出来系在下巴上面。他们神圣的发髻，像一颗小棕榈树或者是尾巴，从包裹得平平的头上长了出来。王夫人解释道，他们每个人都用一个小袋子装了一个大荞麦饼，还有一小罐蜂蜜作为他们的午餐。当我在他们之间走动时，他们都吓坏了，并做好准备向门外冲去。他们的小尾巴和斗篷看上去非常可笑，使我想起了蘑菇或者是萝卜，以汉族的方式我在再两三个人的脸上亲了一下。当他们挤在周围用没有洗过的脸来亲我的时，整个教室里响起了一阵惊奇和欢笑的声音。后来我不得不用一条湿毛巾来把自己黑鼻子擦干净。当每个孩子向我走来，从他的袋子里拿出荞麦饼，撕下一小块给我时，他们突然变得很严肃和一本正经，另外他们还给我喝上一小口蜂蜜，当我无力再享用这些供奉时，王夫人拿了一个坛子来，每个男孩都倒了一点蜂蜜进去，直到蜂蜜溢出来。

“哦，我的小蘑菇们!”我用英语高兴地喊道，在放学回家之际，为了让我亲他们，他们都向我拥了过来，使我内心充满了父亲般的慈爱。

岭光电1937年初从南京返回甘洛，回到凉山一个月后， 越西县国民党县政府恢复他原来的土司职务。他利用中央行营、川康两地军阀张笃伦、刘文辉、羊仁安、邓秀廷和各路土司等特殊关系和地位，出面帮助普格、盐源、冕宁、西昌等地少数民族协调民族关系，使之避免了一些民族仇杀械斗等恶性杀戮迫害事件发生。

从这时起直到1949年，他对自己管辖的彝区，在文化、教育、卫生、习俗、农耕等方面做出了一些改革，首推教育改革成绩卓著。1937年7月，在他的家乡田坝领地利用他的官署创办的私立斯补边民小学，强征彝民子弟入学，主要学习汉文和彝文知识入学者不仅免交学杂费，还供应书籍、文具及部分清贫学生的伙食。学生毕业后，又以直接补助或者间接贷粮取息补助的方式送入公费学校升学。小学创办13年中，共培养小学、中学、专科知识分子200多名。 很多人后来成为解放凉山骨干干部，加入人民军队，其中有县一级干部10多人，省级干部1人，还有一批学术人才。直到1952年，斯补小学才改为公立民族学校。 在凉山的民族工作和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起到积极作用。

例如斯补小学毕业生蒋正才，被岭光电选拔保送去西昌卫生院学习，1948年毕业分配宁南工作。1950年3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62军184师政治部工作，参军当天，蒋政才就接到重大任务——赴昭觉劝导自己的老师、国军27军少将副军长、国民党立法委员、慕理土司岭光电弃暗投明。

蒋正才带着西康省委书记、62军政委廖志高（岭光电三十年代初在成都求学时的高中同学）的亲笔信以及184师司令部的信件各一封来到昭觉。顺利见到岭光电，他向恩师详细阐述了共产党和解放军的各项政策，在此之前岭光电也听友人介绍过这些政策，考虑再三，岭光电做出决定带着警卫营赶回西昌，带领凉山各地土司、黑彝30多人和14名国民党上校以上军官，以及一个营和他自己的警卫排共450余人投诚，接受整编。1950年8月蒋正才赴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受到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他穿着彝族民族服装代表彝族人民向毛主席敬献羊毛黑色披毡，毛泽东回赠一套中山装。

岭光电还在家乡引进电影、魔术、举办图片展览宣传科学，普及彝族文化知识；提倡体育、增强体质；破除迷信倡导医药治疗疾病，并派出部分学生到内地学习医药卫生知识在彝区进行普及。在农耕方面，增加耕地面积，将曾经没收的土地尽量赎回，分配给彝民耕种，付不起租者，准予两年后再交；提倡修建厕所、猪厩、使用人畜肥粪；保持水土，筑堰以利灌溉，到1940年前后全所彝民已少有缺粮户。奖励植树，封山育林，他自己亲种桐树上百亩、引进桉树、嫁接梨树等。奖励匠人，发展手工业。改变彝人住房不开窗、不见亮的陋习，规定：1、严禁吸食鸦片；2禁止酗酒闹事；3、减轻调解案件费用；4、不准杀牛再演招待上司；5、限受婚嫁彩礼；6、祭礼减少所杀牲畜。

他在彝区实施的这些改革举措，在他的辖区内取得了明显成效。受到民国政府的嘉奖。1947年他在彝区当选国民政府立法委员，为申述争取彝人权力上书国民政府，受到蒋介石的亲自召见。并获保密局颁发陆军甲种二等奖章，四等嘉禾勋章。另因兴办私立斯补小学，输送彝族青年出国留学，参与抗战军校学习，国民政府颁给“嘉惠青年”匾额。1949年利用美国捐赠的医疗器械和药品建成小型斯补医院。

岭光电在社会活动中认识和结交了一些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在所办的小学毕业后的学生中就有从事地下工作共产党员。岭出于民族感情、朋友义气，曾经利用自己的军统身份通过川康地区党政要员冒死营救过这些人士。

也就是岭光电担任西康省政府中校参议的时候，顾彼得深入来到大凉山地区，首先来到了田坝。随后，一路手持慕理土司的手令带着岭王的彝族卫士，来到的岭的姑妈、表兄家，受到这个土司家族的隆重接待，杀牛宰羊以最高待客礼节，深入大凉山。

一路跋山涉水，攀山越岭，不时路过一些彝人城堡，遇到一些装扮高贵带着侍卫的美丽彝族女人，他以礼相待，别人也是善意礼让，就这样昼行夜宿，吃吃喝喝，毫无惊险地离开了被形容为恐怖惊险的大凉山后，山地渐渐开阔，呈现出绿茵茵的草地和低矮的山麓，在左边和右边雄伟山脉的庇护下，形成一个宽阔肥沃的山谷，左边一座低矮的山岭为为苍劲的老橡树覆盖，有的地方则让位于一些高大的栗树和梧桐树，这很像旧日欧洲的一幅油画。缤纷的花朵变得越来越高，越来越繁茂，瀑布一样的野玫瑰迷人的花香为这美不胜收的山水添色不少。太阳升得更高了，有更多的彝人出来旅行，笛子的吹奏声和歌声从远处的居所传了过来。

身着彝族服装的岭光电与到访斯补边民小学的学者合影

修复后的斯补边民小学

越西彝族士绅曲木藏尧

顾彼得到达最后一个要塞城镇越西后，他见到了慕理土司的表兄曲木藏尧（汉名王治国），他在书中这样描写道：

好客的当地官员为我举办了一轮午宴和晚宴，在接风洗尘之后，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去找一找慕理土司的表兄曲木藏尧。慕理土司托我给他带了一封信，我被人引到一条巷子里，又被引进一幢很豪华的汉式别墅里。别墅里有一个很正规的客厅，里面有一张乌木鸦片烟榻，一张大镜子，几张直背椅子，还有被擦得锃亮的痰盂。像慕理土司一样，当曲木藏尧走进来的时候，他的外貌使我十分吃惊，与我原来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我的面前站着一位三十出头的青年男子，他打扮得很得体，显得很殷勤和有教养，他穿着一套式样很新潮的西服，另外还配有昂贵的衬衫和领带。他热情地用很棒的英语问候我，然后我们开始用法语交谈，时不时地又用另外一种语言交谈。当仆人端来茶时，他把我引荐给他的亲戚们，三位长者中有一位穿着汉式长袍。唯一能暗示我是与一位彝族贵族打交道的是——曲木土司瘦长的身材，鹰钩鼻子还有炯炯有神的大眼睛。

显然，顾彼得眼中的曲木藏尧是个深受西方影响的彝族绅士。曲木藏尧（1905－1940），又名王治国，四川越西人，民国时期四川凉山彝族的杰出人物。毕业于中央政治学校蒙藏华侨班。曾任夷族党务宣传员、西昌行辕张笃伦的上校副官，抗战期间，在修通连接滇缅公路的乐西、西祥公路时，他任筑路三支队队长，动员了4000彝民参与修路工作。显然修筑这段公路的总指挥是西昌的保安司令邓秀廷，国军上校任这位军阀支队长，有着督军的意思，反而加剧了两人之间的矛盾。曲木藏尧是为学者著有《西南夷族考察记》《平津归来》等著作。

顾彼得到达越西的第二天清晨，风度翩翩的曲木藏尧就陪同顾彼得带着浩浩荡荡的随从队伍穿过越西街道沿着山谷弯曲蜿蜒越来越高的山峡，转到右侧后就进入了黑彝的城堡，见到了曲木的姨妈——一个威严端庄的贵妇人，虽然赤着脚，衣着也很朴素，却有一种很权威和真正的帝王气概，她说起话来声音甜美响亮，他的朋友曲木则在一旁翻译。当他们原路返回栅栏又转回客厅的时候。才发现贵妇人和她的随从们已经改头换面。

她戴了一顶新的黑帽子，全身珠光宝气，一个银项圈紧扣在脖子上，耳朵上戴着长长的珍珠耳环，色彩亮丽的缨子从从帽子上垂下来；手腕上还套了好几个手镯，手上戴满了戒指，紫色的束身外衣长长地拖到了膝盖上；百褶裙是白色的，有绣花的褶边，脚上穿了一双草鞋。男人们已经换上了宽大的裤子，裤子绣有深蓝色的花边，像裙子一样垂吊下来，宽松的短上衣是深色的，也绣有花边。随后就是盛大并不奢侈的酒会，酒会被无限制地延续着，这种酒会与汉族毫无共同之处，更像是中欧简朴的农家菜肴。并且放着同样菜肴的碗碟正在向白彝也即奴隶娃子住的地方送过去。这位高贵的夫人解释道：

“白彝是我们的农奴，他们必须工作，这确实是真的，因为他们不像我们那样高贵，但他们吃的跟我们是一样的，住的也跟我们一样。”她一边说着，一边无心地扫了一样昏暗的房间。一个问题涌上我的嘴边，但她已经抢先回答了：

我们憎恶任何形式的奢侈，凡是躯体软弱和灵魂懒惰的东西我们都坚决禁止。我们生活在自然当中，并与之共处，我们不会做与自然隔绝开来的事情。我们与自然环境和敌人不断地作斗争，这使我们保持强壮和警惕，如果不是很强壮，适应危险的环境，或是随时准备遭遇危险和直面危险的境地，我们会丧失自己的独立和失去自己的土地。我们宁死也不愿当奴隶。

林间芬芳的微风透过敞开的门和篱笆墙封缝隙吹了进来，充满了整个房间，暮霭渐渐笼罩着深沉透明的池塘，流动的云彩在巍峨的山脉的高坡上呈现出乳白色的烟雾，蓝色的烟云映照出其他深藏在山中的彝人村寨。然后渐渐变成紫色，黄昏的模糊隐匿了周围的简陋的环境，只浮现出衣着艳丽的女士和骑士们热情洋溢的红彤彤的脸和灿烂高深莫测的眼睛，这种古老神秘的感觉紧紧地攥紧我，通过空间和时间把我带回到一个从未远去的悠久的逝去的岁月中，只有曲木藏尧古怪和不协调的西装在提醒我，那是另一个遥远的世界。慢慢起作用的美酒其火力摧毁了这些奇异的人们贵族般的节制和矜持，使我们融合成为一个友好的、团结的群体，所有的怀疑和不信任都已消失，他们已把我当成一个羽翼丰满的的成员，并接受了我。院子里燃起了篝火，彝人们围着篝火随着悠扬起伏的芦笙载歌载舞，他恍惚觉得来到了匈牙利的乡村，竟然发现他们的音乐和食物与欧洲的如此相似，一种令人难以忘怀和弥漫着乡愁的曲子源源不断地倾泻出来。他和女主人谈论这些歌曲和音乐，像任何欧洲受过教育的妇女一样，她竟然能够很平静的很聪明地讨论这些有趣的话题，，他对此感到吃惊，她不愿意评价二者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也不会轻易拒绝她不明白的东西，而是更乐意发现两者之间的共通之处。（参见【俄】顾彼得著、和铑宇译《彝族首领》四川文艺出版社2004年8月版第161/164页）

而顾彼得并不知道曲木藏尧的母亲和姨妈均是来自于彝族最著名的头人李大同的家族。曲木藏尧在顾彼得到访三个月后，被驻守泸沽的军阀邓秀廷设宴诱骗毒杀。其好友张伯伦在纪念文章中突出介绍了他的父亲曲木嘉谟（汉名王嘉谟）。王嘉谟清末流亡于普雄凉山地区力倡革命，乃父忠勇果敢机敏，后投效越嶲同知军粮府为汉文翻译，其父七十仍然健在，担任委员长西昌行辕咨议兼任越嶲全县联保之职。顾彼得在其府上见到的那位身着长袍马褂的长者就是曲木藏尧的父亲。张伯伦还特别指出：

其母李氏为河东长官司头人李大同之孙女，李大同在前清入学时代，素以文章冠盖乡闾极搏越嶲人氏称誉。

河东长官司正是岭光电家族祖先最高土司封衔，可见其的母亲和姨母和岭王家族的关系。他祖母和曲木藏尧的祖母均来自于彝家大族的书香门第李大同，并非寻常目不识丁的黑彝贵族妇女，可见曲木藏尧同学的禀赋实非偶然，有其父母家族的基因遗传，而且在彝族的传统中在家庭中妇女的地位往往高于男性，这一点顾彼得和曾昭抡的著作中均有提及。

顾彼得在深入大凉山彝区一路走来，对于任何人都彬彬有礼，彝人对于这个长相怪异的俄国人也始终以礼相待，热情友好地给予相应的尊重，即使不在岭王的势力范围之内也是如此。因此，他一路在风光旖旎的自然山水之间徜徉游走，或者在崇山峻岭之间跋涉冒险，走进这些古老黑彝家族一探究竟。也在不时思考着彝汉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对于他在西康省首府康定听到的那些汉人官员对于彝人的攻击，在目睹的事实面前开始反思。他认为：

是省里的汉人把他们抹黑了，汉人厌恶彝人，同样也被彝人所厌恶，彝人真的那么声名狼藉吗？汉人和彝人之间之所以存在这么大的敌意，是因为前者想征服后者，汉族想把他们的官员和文明强加给彝人，把彝人肥沃的土地开放给汉族农民，榨干彝人所拥有的一切财物，而在他们自己的政府里则不给彝人任何发言权。

可惜的是，彝人有自己的想法和文明，不管他们在汉人的眼里是多么的野蛮，但他们的确是天生的武士，而且绝对不笨也不傻。他们的生活方式看上去确实显得原始或是古老，但现在我看明白，他们本身一点也不原始，他们热爱自然了解自然，希望过着朴素和节俭的生活。远离城市生活的奢华，他们认为那样的生活会腐蚀自己的肉体与灵魂，最终使自己衰弱和使整个民族堕落。他们与藏族关系紧密，想象藏族那样不受打扰和无忧无虑地在自己的土地上生活，他们喜欢自给自足的生活，只需要外界很少的东西。

在他从曲木姨妈家回到越嶲，曲木藏尧为他举行送别的晚宴。晚宴过后，他们进行促膝长谈，直至深夜，在谈到彝汉关系的时候，曲木直率地告诉顾彼得：自从中国革命开始以来，很多因素和变化已经开始产生，显然曲木所讲的革命是指孙中山所领导北伐战争之后的形势。经过他的解释，顾彼得明确在书中写到：

彝族的统治者，也即黑彝阶层，他们被外人描述成无知、残暴、不讲人道的野蛮者，但事实并非如此。数百年来他们在中国西部的大山里与世隔绝，但他们的头脑并没有因此而变得迟钝和一无所知，而是渐渐地变成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这样便产生了一大群彝族男女精英。他们精于判断，擅长行动，在困难面前百折不挠，在战争中严守纪律，在面临威胁时以无比的忠诚相互团结在一起，为了保持民族的尊严和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他们以钢铁般的意志激励自己。一旦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他们便小心翼翼、不慌不忙、坚决果敢地为民族大业而奋斗，并将自己的计谋和策略付诸实施，因为草率的行动必将使他们陷于不利的境地。一些弱小的民族，在外来文明的入侵面前，往往作茧自缚，他们不明白外面世界的进步，但彝族并非如此，他们密切注视着自己的四面八方，关注着中国的政治局势的变化，同时他们也没有忽略西方世界在战争方式上所取得的进展，而这也是他们对西方感兴趣和关注的地方。他们已经看出时局变化的趋势，对未来将要发生的一切保持警惕，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并不反对把孩子送到距离最近的教会学校接受教育和送到南京和保定的军事院校深造。他们正确地得出结论，只有通过教育，他们才能够在当时时局动乱的中国掌握自己的命运。

总的说来，彝人对外国人还是友好的，他们认为外国人能够保持中立并且对他们没有害处，总而言之，如果他们发现这些外国人粗暴无礼，侵犯了他们，或是有一种高人一等的感觉，那么他们也不会对这些洋人讲客气。

省里的军阀们十分憎恨中央政府或是中央军的人与彝人套近乎，但他们对此只能听之任之，他们确实仇恨像慕理土司还有曲木藏尧这样受过教育的彝人，把他们当作了眼中钉肉中刺，认为他们削弱了省政府的统治和力量，从而对中央政府有利。对我说这些事的时候，曲木藏尧冷冷地笑了。

“老实跟你说，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是个备受关注的人物。”他对我坦白道，然后又说，“但我并不认为他们能够把我怎么样。”

我们依依惜别，我不知道今后是否还有机会见到曲木藏尧。也许是因为他反对政府的一些活动，三月之后，我听说省里的军队司令把他引诱到泸沽镇附近，在一次宴会上把他给毒死了。

这位年轻的彝族精英就这样死于非命，享年只有35岁。 他在民国23年（1934年）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和中国时局的动荡，正在南京政治学院学习的曲木藏尧联络在南京高等院校学习彝族学子发起成立了西南夷族文化促进会，在他起草的宣言中慷慨陈词，大义凛然，掷地有声，堪称绝响。

西南夷族促进会宣言：

文化之进退，关系一民族之存亡，此世界人类史之现象也。我西南夷族以二千余万之人口，处川滇黔康数省之地域，然在文化上以崇山巨川之阻绝，异常落伍，一般生活皆停滞于半开化时期，值此20世纪民族生存竞争最剧烈之时代，苟一民族不努力其文化之进步，其覆亡可立而待。是以我西南夷族之生存，实堪令人抱至深之忧虑！现我大中华民族遭逢严重之国难，而世界帝国主义挟其墟人家国之政策相侵凌，在此亚洲暴风雨行将到来之前夜，吾人每念及我西南夷族之前途，不能不为之担忧，今日大中华民族已于生存之意识下觉醒，正奋起潜藏之伟力，挥其无穷丰富之生命向世界以谋其出路，我西南夷族为大中华民族构成份子之一，自当奋发图强，完成民族之复兴。吾人认为在大中华民族今日之复兴运动中，尚有此文化落后之夷族生息期间，不特为吾夷族之不幸，亦大中华民族之不幸，故吾人有西南夷族文化促进会之组设，冀努力于夷族生活之改善，文化之开发，而为大中华民族重生之心血输。吾人对于总理孙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素具坚贞之信仰，且对于总理孙中山先生伟大之人格久怀最虔诚之崇拜，吾人确认总理孙中山先生提携国内弱小民族，与扶助世界弱小民族之精神，不失为全世界民族革命之唯一大导师，全世界弱小民族之唯一大救主。我西南夷族文化促进会之组设，皆得总理孙中山此种精神之启示，吾人甚冀国内关怀夷族之人士，对吾人之努力，予以竭诚之赞助和指导，共谋大中华民族之复兴，大中华民族光荣之再造。

越西彝族精英被军阀邓廷秀杀害的曲木藏尧(王治国)

执行委员：阿弼鲁德、王奋飞、岭光电、安腾飞

候补委员：曲木倡民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五月一十三日

西南夷族文化促进会常务委员会：曲木藏尧

西南夷族文化促进会成立后，曲木藏尧担任常务委员，具体负责该会的日常工作。在他的努力下，西南夷族文化促进会于1936年7月创办《新夷族》会刊，目的是要“实现总理（指孙中山）‘求中华民族之自由平等’的伟大遗教，改善夷族生活，促进其教化，健全中华民族力量，巩固祖国基业，更进而促成和平的世界”。

曲木藏尧在《新夷族》创刊号上撰文指出：“目前，我中华民族，处于国难最严重之时期，吾人对西南国防与夷族，应有相当之认识与努力，唤醒夷族同胞，共赴国难，以挽救大中华民族之危运。”夷族与汉族，实际上是“同一祖先的苗裔”，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员。他呼吁“夷汉同胞大家一致团结起来”，“共同负此救亡扶难”“复兴中华民族”的“重任”。

《新夷族》创刊号还发表安腾飞的《西南夷地之危机》、阿弼鲁德的《中华民族之复兴与西南夷》、姜绍鹤的《整理夷务之我见》、陈之宜的《西南夷族的觉醒》、王奋飞的《复兴民族的途经》、高玉柱和喻杰才的《西南沿边土司夷苗民众代表请愿意见书》等。

这些文章和意见书的主旨，都是强调西南“夷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要为挽救中华民族危亡、实现中华民族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如高玉柱和喻杰才以“西南沿边土司夷苗民众代表”的身份向国民政府提交的请愿意见书，首先陈述“夷苗民族之沿革”，强调夷苗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然后介绍“西南夷苗民族之概况”，尤其是西南“夷苗”目前面临的“帝国主义之侵略”和“贪官污吏之压迫”，以及由此引起的“民族之危机”，认为“西南沿边土司夷苗民族之救亡图存，实属刻不容缓”。“当此国难紧急，西南一隅，在国防上，已成为中国之安哥拉，是开发夷苗，即所以调整西南国防，亦即延续复兴中华民族最后之生命线”。

为此，他们请求国民政府采取“促进西南夷苗民族之文化”“注重夷苗教育”“调整治国理夷苗政策”“组织训练夷苗民族武装”“限制军阀贪污之摧残”等措施，扶助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的“夷苗民族”与国内各民族齐头并进，以“增大中华民族之力量”。

这种面对国家生死存亡而捍卫民族尊严，尖锐批评西南割据军阀势力的贪污腐败，不可能不招来那位袍哥土匪出身而以欺压彝民掠夺彝区土地财富发财致富的邓秀廷的猜忌，顾彼得与曲木藏尧的那次见面也就是他们最后的诀别。一位先知先觉特立独行的孤勇斗士死于地方军阀之手的悲剧。

这是一种拍遍栏杆无人意会的孤独，这是一种高处不胜寒的恐惧，这是一种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高于岸流必湍之的社会自然现象，在一个因循守旧墨守成规的封闭环境中佼佼者易污，桡桡者易折几乎是一种社会常态。也就是屈原在《渔夫》所叙的那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先知先觉者往往生活在痛苦之中。

当你的思想境界和学识素养都远远高于这个落后野蛮的民族整体水平时，你就会遭受排斥，尤其是你的改革举措有可能影响到地方军阀和其他奴隶主贵族的既得利益时就可能遭受杀身之祸。无疑类似慕理土司和他的表兄曲木土司这种黑彝贵族是首先摆脱大凉山这块封闭的土地走向大城市甚至扑向民国首都接受现代西方式现代教育的先行者和觉悟者。

他们能够摆脱传统的奴隶制枷锁睁开眼睛看世界，以图通过教育而开化自己的民族培养本民族的人才而摆脱彝人贫穷落后的现实，以教育图自强，以教育而改变大凉山本民族的愚昧落后现状。同时也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在民国的政坛和军界赢得更多本民族的话语权也即参政议政的权力，但是整个民国命运正逐步走向衰落而导致这位彝族少数民族精英最终只能成为名士般的学者和教育家而不能成为杰出的政治家。这是当时时世的局限性所然，顾彼得笔下的两位彝人领袖：曲木藏尧壮志未酬身先死，令人扼腕叹息；岭光电可以说他的部分目的达到了，至少是为这个落后的山村培养了一批彝族人才，这批人才后来有不少人奔赴抗日前线投入民族解放的事业中去，更有一批人才加入到共产党人的队伍，成为新中国解放和共和国成立后建设骨干和学者。

岭光电斯补边民小学学生蒋正才

蒋正才为毛主席被上彝族服装察瓦尔，毛主席回赠一套中山。

告别战时大后方西昌

顾彼得带着他的彝族小卫兵，从越嶲沿着宽阔而尘土飞扬川康公路来到了西昌的门户泸沽小镇，这里是保安司令邓廷秀在南部的司令部所在之地，据说邓军是为了保护这片广阔富饶的土地免受彝人的侵扰才驻扎在这里。这当然是冠冕堂皇的说辞，但他们在这里确实是保护了从云南运过来的大量烟土，而袍哥出身的土匪司令邓廷秀本人就是和羊仁安一样，被前清汉军招安到麾下由连排长升到旅团长的鸦片贩子兼瘾君子。

这支袍哥起家的保安部队喜欢到彝区去抢掠，期望能从彝人处抢到更多窖藏的黄金和白银。每个来到泸沽进入西昌的人都被搜身盯梢。但是顾彼得手持中央政府证件还是免却了许多麻烦，因为现在往来川康官道上的党国高官还是很多的，尤其是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西南行辕就设在西昌，行辕长官张笃伦中将和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的西北屯垦委员会协调处也设在西昌。西康省主席兼24军军长刘文辉上将也是往来康定和西康两地的高官，这两位将军至少表面上都是邓廷秀的顶头上司。

西康地区彝族最有名土司精英岭光电和曲木藏尧都是来自于中央军系统的中校和上校，都算是委员长的嫡系。因此邓廷秀和他们在面子上还是保持着敬鬼神而远之的恭敬。其实双方各自都对对方恨得咬牙切齿。岭光电的母亲在1926年秋，他13岁的时候，被邓部刘济南团指使他的远房亲戚彭巫加杀害。随后刘济南搞“改土归流”没收了岭家田产，把彝民编入汉团，拆房毁屋去修田坝小学等等。

1927年夏，他不得不离家出走，前往汉源去找川边军总司令羊仁安，请求保护。老羊念前辈岭王感情，送他去西昌读书。而对于曲木藏尧邓秀廷这厮更是对他恨之入骨恨不得对这个彝人才子剥皮寖肉剔骨，因为这小子持才傲物根本不把这个地方军阀目不识丁的土老帽放在眼里，他那支如同匕首投枪般的铁笔更是针对西昌的贪官污吏毫不留情地公开揭露批判，明眼人一看就是针对西昌一霸大烟鬼邓秀廷的，而且曲木还是混杂在邓所主导修路大军中的中央军探子，怎不令他极欲除之而后快。

古城西昌，历史相当悠久。司马相如在西汉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被武帝任命为中郎将，出使邛都主持修建了灵关道，这条道路对于西昌城的建设和西南地区的开发具有重要意义。拓通了南方丝绸之路茶马古道，将西南地区纳入中央版图。西昌作为西南地区的重要节点，得益于灵关道的修建而成为商贸重镇，使得西昌成为连接川、滇、印度的商贸通道，极大地促进西南地区经济发展。

西汉武帝时期置邛郡，郡治即现今西昌，附近的一片风光明媚湖泊称邛海。明朝初年称为建昌府，后改建昌卫。前清时代称为宁远府（ “宁属”一名即由此而来），以西昌县为首县。

顾彼得到来的民国时期，府尹与县衙高大的建筑依然存在，只是改做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辕”。民国成立后，废府存县。在一般平民中，迄今多半仍然称之为“建昌”。2023年笔者前往西昌旅游时，新修复古城池被称为“建昌古城”古城墙环绕四座城门全部修复，巍然挺立的四望楼和建昌塔入夜时分华灯齐放流光溢彩，城内府院街连接四条通衢商业大道显示店铺林立小桥流水繁花杂树灯火通明人流接踵一派繁荣景象，连同抗战时期建立的邮局、报社也都修复完成，已经成为西昌市热闹的旅游景点。入夜时分，灯火璀璨耀眼夺目，比当年顾先生来到时热闹了许多。

总之，当年西南联大教授曾昭抡在《大凉山彝区考察记》中所描绘的西昌古城均一一复原甚至还追溯到了唐代的越嶲古城在原址上复建了一座占地200多亩的唐园，据介绍只有原来越嶲古城的二十四分之一。两座古城遥相呼应呈双城并美龙凤呈祥姿势，展示着西昌古城的现代风情。

自从司马相如的武帝时代起西昌就成为西南边区交通的重要枢纽。 从地理位置上讲，西昌正当宁属八县的中心，根据曾昭抡教授的记载当年的西昌：

西昌城的外形，大体几乎正方，约有一公里左右见方，。其西南角上伸出较多所以看来有点像一只粽子。城墙迄今完整，系用青砖筑成，大部分并不甚高。城门则用砂岩凿成的石砖砌成。因为防备彝人攻城，四面城门都是双层的；里外两层相互成九十度角度，其间可据以防守。以前彝人都系北山来，因此北门防卫，最为严密，建筑也最坚固。城门垛子后面，凹下成槽，以资掩护守兵。垛子中间，则开有铳眼多处。城门口立有石碑数块，内皆述及以前防彝事实。现今北门彝人，业已投诚，且已变成熟彝。今后此等防范已属不必要。

……

和别的县城一样，西昌城内主要街道，当然是东西南北四条大街。这四条街的交叉点是全城的中心，名为“四牌楼”。此处十字路口，竖有一座穿心鼓楼。其上悬有一块横匾，题“育麟亭”。城内的南街亦称正南街和城外紧贴南墙的“大西街”是全城最热闹的街道；重要店铺，皆在于此，其次是西街名崇正街，也还不错。

以上三条街，全是很好的石灰三合土马路。东北两条大街，比较要荒凉得多，尤以北街为甚。北街还有一特点，就是横街建有好几座石头牌坊。旧日府尹衙门，位于东街北，所以街名“府街”。目衙门故址改为行辕，街名也随之改为“行辕路”了。

西昌街景随拍

顾彼得来到西昌，受到了行辕主任张笃伦将军的热情接待。将他从杂乱肮脏的小旅馆恭迎到了西昌最大的私人投资、带有官方背景的兴宁公司宏伟的房子住宿。兴宁公司全名是“康宁兴业有限股份有限公司”。总协理刘静如先生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实业家，曾经在贵州、四川、上海，浙江等地等地兴办实业、投资矿产，西康建省他投资四百万元，虽然占股四分之一，名为协理，事实上一人独揽大权。该公司营业范围极广，不仅垄断西康金融、矿产、皮革，而且涉足运输。其背后股东势力几乎囊括西康军政商各界要员，外来实业几乎难以涉足分一杯羹。因此，顾彼得所代表的以孔祥熙为背景，以扶持中小企业做大做强为目的的工合组织实业几乎毫无立足之地。而且西康行政当局始终以怀疑的目光追踪和审视着这位外国代理人的一举一动。

他被允许在西康各地游走，暗中潜藏着西康省政府的多重目的：为了不至于得罪孔祥熙希望他在涉足彝区时被凶悍野蛮的彝人杀害或者死于旅途中崇山峻岭恶劣的自然环境和野兽的袭击中，他们也就不但任何责任；第二对这个外国学者对本地产业发展的考察希望对于资源开发有新的发现和可资利用借鉴的线索，因为顾彼得在旅行途中总是不断和重庆政府发送考察报告，对于民俗风情和资源分布状况有所反应，以示自己在勤奋地工作着。同时，这些举止简直太像是一个职业的间谍。至于他代表那一方德国、苏联亦或至少应该是重庆中央政府，他们不确定。对其的处理还在观察中。

在考察中顾彼得还发现以羊仁安、邓秀廷为代表的前清汉军头目们虽然被刘文辉的川军24军收编，其实根本不受刘部所节制，还是各霸一方为所欲为。而羊部以富林为中心与大凉山彝区的彝民有密切的经济合作，属于利益均沾的共同体，关系甚好；邓部以泸沽为据点却对彝民痛下杀手以屠戮立威，不断侵吞彝族田产资财，私设关卡走私贩卖鸦片，巧立名目收取买路钱，打着保障汉人利益旗号牟取自己的利益。

虽然彝民主要是黑彝对其恨之入骨，而汉人对其却颂扬有加，誉为民族英雄。因此此公在历史上始终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顾彼得受到羊仁安和岭光电、曲木藏尧的影响，自然在书中对邓负面恶评较多；西南联大教授曾昭抡在他的书中对他的评价偏向于正面。其中还穿插了西康省政府彝区屯垦委员会诸公和西昌保安司令邓秀廷之间对于彝区主抚还是主剿之间政策上的严重分歧，在权利的分配上常有着尖锐矛盾，以至还爆发过武装冲突。

邓廷秀名义上也是隶属二十四军。不过久当一面，自然不肯甘居人下。同时因对彝务问题，与屯委会意见差池，有时不免摩擦。他部下所辖彝兵，与屯委会的学员，成为一种对峙的局面，甚至发生过武装冲突。机关的重复，事权的不统一，不免是处理彝务问题的一大障碍。（参见曾昭抡著《大凉山彝区考察记》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12月版）

因此，整个西昌也就是包含大凉山地区的宁属六县实际是呈犬牙交错各自为政的复杂局面，顾彼得处于如此复杂的政局下要想左右逢源实在是勉为其难。

顾彼得到了西昌后，首先应对就是接二连三的接风洗尘。在行辕为他举办的宴席上同属中央特派，他和张笃伦交谈甚欢。他们也算是老相识，他们的结识是在康定时，省政府欢迎行辕张主任的筵席上，当他递上云南辛亥元勋李根源的推荐信时，就得到张笃伦的刮目相看，初步改变了他在康定备受冷遇的尴尬。现在似乎是老友相见时的热络了。然而，最终他发现张笃伦竟然也是康宁兴业公司的股东时，他彻底绝望了。他只能再次寄兴于西昌邛海边泸山的湖光山色，他的道教信仰使他受到隐藏在泸山林木葱郁中的道观佛寺主持们的热情接待，简直如沐春风。

几乎是前后脚西南联大的彝区考察团也受到了西昌保安司令邓廷秀的热情接待。曾昭抡在他的《大凉山彝区考察记》有详细记载：

久仰邓廷秀大名，到了西昌不久，恰巧他也来了，经过一位朋友的介绍，我们特地去拜访这位历史上的人物。邓先生是冕宁县靖远营的人，有人说他有彝人的血。无论如何，他对黑彝是痛恨的。担任剿彝工作一事，他已有二十年历史。十八岁就从军，任四川省第二路汉军前五营第四营营长。后以家乡彝匪猖獗，请假回籍，任“团总”，从事防剿。后来任川边军第三混成旅第二团团长兼宁属彝务指挥。二十二年升任二十四军步兵第二十旅旅长，后来又加靖边司令衔。平常多半住在他的故乡（冕宁县泸沽附近甘相营）。近来因与屯委会不和，越发不太上城里来。这次完全是凑巧，莫柳忱先生正在努力调解他和屯委会的关系，特别把他拉来了。

邓司令在西昌住的是一座大公馆。因为他和屯委会弄得不好，住宅附近戒备森严。他的部下，一部分是彝兵。他们作彝人装束；不过每人胸前，挂上一“邓”字的大块布条。据说他最多疑，约好以后，我们便马上赶到他那里去。他所住的公馆，是一幢很大的旧式房子。从里到外布置有好几道岗哨。站岗的士兵，一部分穿的全套汉式军装；客人来了，一起敬礼。副官将我们引到最里面一间长房内，邓氏着军装出见。邓司令的印象，和我们当初所期望的不同。虽则两目炯炯有神，并不怎样威武。他的面貌很清癯，身材相当高，看样子烟瘾并不轻。见了我们，便拿出茶和瓜子相款待。

据他自己说，现年五十二岁，手下共有三团兵，其中一团是“蛮兵”，两团汉兵，每团计有一千二百人。关于制彝方案，他说，彝人当中，十分之九是白彝（娃子）十分之一为黑彝。黑彝最不可信。一支黑彝只有二三十家的；有时依附汉人；像他的“蠻兵”当中，便有此等事例，凡是有几百家人，一两千家娃子者，均不服汉人，非剿不可。黑白比例，既系如此悬殊；联白彝制黑彝，实属轻而易举。他向来主张领导白彝革命，剿平黑彝，或令其“归汉”。本来这件事并不难做，可惜屯委会人并不如此想。事权不统一，他以为是目前治彝所遭遇的最大问题。

对于这位西昌地区军阀强人的争议，历来很大。彝人们认为他是民族耻辱历史的罪人，杀害彝人的屠夫，挑起彝族内部纷争的罪魁祸首。汉人包括一些学者认为他是“一个被误解和污蔑的大汉长城”。1939年成立西康省民国政府决定修兼西康至乐山的乐西公路，西康一段由邓秀廷任总指挥，曲木藏尧是其手下第三支队支队长，富林至乐山一段由羊仁山任总指挥。两位袍哥司令一再延误工期致使工程费用一再增加，两人在其中中饱私囊并没有少捞油水，克扣彝族民工费用，引发曲木藏尧等屯委会工作人员的强烈不满，终至被邓毒杀。

1944年，邓秀廷病死，邓氏家族千方百计强推邓家子侄继续把控这支家族武装。岭光电秘密会见西昌军统行辕第三组组长田动云，田指示他“现在前方抗战正酣，你作为军统老同志务必促使后方安定”岭伙同羊仁安得到行辕主任张笃伦的支持，说服刘文辉任命彝族将领孙子文为司令。为了安慰邓氏家人，刘文辉以服丧守制为由，义正辞严对大吵大闹的邓秀廷的未亡人说道“司令是军职，不比土司，不宜子袭父职，不是军人不能担任”云云，强力阻止邓部的吵闹。

为稳定西昌局势岭光电对刘文辉提出“安插流亡，笼络附邓”的建议，刘文辉回答“要得！”。对原来遭到邓秀廷迫害离散各地彝族头人召回，分配土地能够安居乐业，减少民族纠纷。刘文辉以后每次召见彝族头人，并尽量招待，借此使流亡者不再轻举妄动。为安抚分化邓部，将老邓的侄子邓德松提拔为军部少将参议虚职，使附邓者安心。同时组织了一个调解委员会，由24军独立旅旅长兼屯委会编务处长刘源瑄为主任，孙子文任副主任，岭光电、王济民（曲木家族）为委员。“流亡彝人”和“附邓军人”之间的仇恨得以缓解。

至于邓秀廷是否彝民问题答案是否定的，但是他有彝民血统则是肯定的。据考证，冕宁邓姓来自洪武年间率兵来川的邓端一、邓宝两兄弟。世纪初安徽泗县邓瑜后人派人入川和冕宁邓氏共同调查对比后认定邓端一、邓宝分别是邓瑜第四子邓铎、第五子邓铨，因避祸改名。也就是说邓秀廷是明开国公邓瑜的17世孙。在所有的邓秀廷血统争议中，只有他的母亲和奶奶来自于彝族，但是属于白彝水田族，当时不被承认是彝族，因为水田族生活于和汉族杂居的地区，着汉族服饰，彝汉语均通，按汉俗辈分记家谱，与汉族通婚。因此，邓秀廷常常是头裹彝人黑色带英雄结的头巾，身穿国军中将制服，此类不伦不类半汉半彝的军服，也算符合其汉彝混杂的血统和身份，他还取有彝名“丁克底”。

此时的顾彼得待在西昌基本属于无事可干的闲人，当他试图说服张笃伦批准他前往木里深入藏区考察的请求，被张将军以危及安全严词拒绝以后，他已经完全没有理由再在西昌待下去，于是利用余下时间寄情邛海泸山的山光水色之间觅取自然的天趣愉悦心情，排除现实的烦恼。

西昌有两处几乎山水相连的名胜天下驰名。距西昌城东南五里地的邛海，是一个高原湖泊，方圆五十公里，形似出壳蜗牛。东边是青龙山脉，粲然横截为岸，其下，滢滢碧色，深不可测。岸上有青龙寺遗址，庙已不存，唯剩两棵像巨人似的黄桷树。岭光电当年在西昌读书时，常与同学在湖上荡舟优游。西渚平浅，水经桂花桥流成湖海，沿着瑶山，弯弯曲曲像是一条银白绶带汇入孙水。南面靠着泸山和螺髻山。几处险峰上的云雾，薄纱似的环绕着郁郁葱葱的森林，倒映湖中，璀璨无比。一柄宝剑式的沙洲半岛直插入海，岛上建有两个亭子，相距百多公尺，一叫瀛海亭，一叫海心亭。岭光电和顾彼得到的时候已毁于战火，现在已经重建修复。

西昌地处横断山脉小盆地的安宁河谷地带，东边是大凉山脉，南边是螺髻山脉，现在螺髻山的温泉瀑布已经被世界协会记录认定为世界最大温泉瀑布，仅有的温泉群岛。西边是牦牛山脉，北边是大相山脉，城市为四面的崇山峻岭所包围。西伯利亚和太平洋的寒流不易侵入，虽然地理位置在云贵高原，却属于亚热带气候无霜期年约300天可以说是四季如春，与澳洲的布里斯班相似，故布市的市花——蓝色楹花也是西昌的市花。所以平时总是红日朗照，温馨和煦，万里无云。每逢十五之夜，月洁如玉盘，映照似明镜，有月城之美称。

濒临邛海的泸山，在西昌城南十公里。因靠近泸水而得名，古时泸水即现今金沙江。泸山南依马鞍山，西接安宁河，苍翠锦绣，万木竞雄，苍翠欲滴，沿山拾阶而上，走进泸山不老大门即到光福寺。明代状元杨慎贬谪云南路过西昌，适逢彝族火把节，站在光福寺前观看，曾留下诗句：

老夫今夜宿泸山，

惊破天门犹未关。

谁将太空击粉碎，

满天星斗落人间。

现在我们引用顾彼得先生的生花妙笔去描绘泸山：

泸山金字塔形的山峰屹立在西昌城对面的湖边，在泸山陡峭的山坡上，层层相叠的寺院隐没在密林中，浮现出金碧辉煌的曲线屋顶，穿过苍郁的山林，我们从一座佛教的寺院来到一座道教的寺院。从概念上而言，这个地方堪称一处名副其实的“西方天堂”。每座寺院都是一个建在巨大岩石台地上形制完备的建筑单位，从这里望去，山下蓝色的湖泊和远处城市的风景美不胜收。在每一座寺庙中都有一个漂亮的、立有佛像或是玉皇大帝像的主殿，另外还有一排清凉、洁净和供应齐全的客房，背后带有一个厨房。每个寺院都有僧人，有的是和尚、有的是道士，这要视情形而定。我们走访了所有寺院，最后到达顶峰，四处望去，风景绝美，东边的大凉山笼罩在蓝色的迷雾之中。

当他在泸山的寺院里优游观赏山光水色的时候，西康省政府针对他的大网已经慢慢撒向他，等待收网。趁他外出深入大凉山彝村山寨或者周游西昌古城的时候，他留在康定城的厨师已经被抓捕，他的住宅遭到搜查，甚至他的留声机也被拆卸怀疑是特务所用的发报机。等他沿着尚未完全竣工的乐康公路返回富林再到打箭炉时，他被正式逮捕，当成德国或者斯大林的间谍遭到审查，等待重庆方面证明他确实是孔部长所任命中国工合组织的工作人员时，他被当成重庆政府渗透西康地方政府负有特殊使命的危险分子驱逐出西康省。

当他回到重庆后，遇到一位喇嘛教要人，来自丽江普济寺的活佛圣露·呼图克图。这位著名活佛一眼就看出他身上的道家气质，再次向孔部长举荐他去丽江担任所谓的“丽江航空站站长”才给他带来了第二次创业的机会。这段佳话后来在他的著作《被遗忘王国》有着较全面的展示。

2024年12月28日甲辰年除夕於秦淮河畔

修复的建昌古城夜色 作者摄

邛海夜色 作者摄

西昌邛海泸山风光 作者摄

西昌大板彝村随拍 作者摄

晚年作为学者的岭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