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余同志那年，我九岁，读三年级，那天，我们放学回家，路过汉光大伯的家门口时，见汉光大伯家里来了两个客人，一个满脸的络腮胡须、黑黑的、个子高高的；一个白白净净的、胖胖的、像个书生。后来我才知道那个黑黑的、满脸络腮胡须、个子高高的人姓熊，四十多岁，是工作组的组长，大家都叫他熊组长；那个白白净净的、胖胖的、像个书生样的人姓余，大家都叫余同志。熊组长和余同志都是随黄梅县社教工作队来麻城搞四清运动，分在南泰镇三湾大队辛家坳小队住点，那年，余同志二十二岁。

汉光大伯见我和大国放学回来，拿出一顶草帽，帽顶里装了半框娄豆，娄豆是山上娄豆树上结的野果子，没成熟的时候是绿色的，成熟的时候是红色的，细丫指头那么大，又酸又甜，汉光大伯给了我们每人一把。汉光大伯爱细伢，总爱从田畈里带一些野果野菜回来给我们吃。汉光大伯跟我爸是亲房，共一个祖太，我家的条件好一些，爷爷是个染匠，有些钱，解放前送爸爸在武汉读中学，解放后回到南泰镇，在镇里当干部，担任南泰镇的副镇长，是我们辛家坳唯一的一个国家干部。汉光大伯长我爸两岁，也是见过世面的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的兵，后又入朝作战，腿受了伤，右腿比左腿明显大一圈，伤口处时不时还渍出一丝丝殷红殷红的血。汉光大伯转业后回三湾大队担任大队长和民兵连长。汉光大伯和我爸的关系非常好，我爸每次从镇上回来，汉光大伯总要弄些好吃的，打一壶酒，亲房叔伯的兄弟几个在一起喝一盅。喝到兴头上，就让大国去把我喊来。大国是汉光大伯的儿子，有时为了父亲高兴，大国邀来坳上的同学，围着他爸吵着要看他在战争年代获得的勋章。汉光大伯也非常乐意让我们看，那勋章挺多，大大小小的，有一二十枚，全嵌在一块红布上，汉光大伯说，那块红布是他们连队的军旗，在入朝作战的一次战斗中，他们连队的军旗被敌人的炮火炸碎了，有一块正好掉在他的面前，他顺手捡起来，舍不得丢，就拿回家做个纪念了。我们看那块红布，蒲扇那么大，有火烧的痕迹，汉光大伯每次看到那块红布，总要拿到鼻子上嗅嗅，表情一脸的凝重。

汉光大伯根正苗红，又是大队长，社教工作组就在他家住，熊组长为人严肃，很少言语，一双眼睛深不可测，从早到晚总是一副冷冰冰的样子；余同志为人谦恭，一脸的笑。余同志会拉琴，琴是竹筒做的，余同志拉的琴叫京胡，声音又清又脆，特好听。第一次听余同志拉琴，是在我们辛家坳的稻场，那天生产队里开社员大会，主持人是熊组长，汉光大伯成了配角，在旁边提个水壶倒茶水，熊组长讲了很多，先是讲四清运动的意义，再就是要求群众放下面子，抛弃亲情，揭露干部多吃多占。在开会前，为了活跃气氛，先搞了下文娱活动，余同志拿起京胡，边唱边拉，拉的黄梅调，唱的黄梅戏。

槐荫开口把话提呀把话提，叫声你听知你与大姐成婚配，槐荫与你做红媒。这件事儿真稀奇呀，哪有哑木头能把话提，莫不是苍天也有成全意，天赐良缘莫迟疑呀。虽说是天赐良缘莫迟疑，终身大事非儿戏，大姐待我情义好，你何苦要做我穷汉妻，我上无片瓦遮身体，下无寸土立足基，大姐与我成婚配，怕的是到后来连累与你挨冻受饥。上无片瓦不怪你。下无有寸土我自己情愿的，我二人患难之中成夫妻，任凭是海枯石烂，我一片真心永不移。来来来，你二人快快拜天地，槐荫树下好夫妻。

余同志边拉边唱，一个人唱几个人的角色，一会儿男声，一会儿女声，把全场的气氛调动起来了，大家笑得前中后仰。余同志说，我唱的是黄梅戏《天仙配》，词的意思是槐荫树作媒，让打长工的董永和七仙女结为夫妻。大家听余同志这么一说，又哗啦啦地鼓起了掌。

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见人拉琴，而且是自拉自唱，我觉得余同志好能干，简直就是仙界人物，琴拉的那么好，嗓子也那么好，特好奇，凑近到余同志的前面，盘腿坐下。余同志见我那么上心，低下头，说：“球伢，你要是愿意，往后放了学，跟我学拉琴，学唱黄梅戏，我教你。”

我的学名叫先球，小名叫球伢，余同志叫我球伢，我觉得我们之间的关系深进了一层。

那天下午，我爸回来了，我爸在坳上兄弟排行里占老四，坳上有几个同辈兄弟，见我爸回来了，就随着晚辈叫，说：“四爷，你回来了。”那种叫法纯属讨好，因为我父亲是南泰镇的副镇长，是我们三湾大队辛家坳小队走出去的第一个大干部。要是遇上汉光大伯，那景况就不一样了，他不光不随着晚辈叫，还把叫我爸“四爷”的那几个叔叔大骂一通，你们几个就是杨树上，柳树爬的种，你们把时秀哥叫“四爷”，么样不把我汉光哥叫大伯，快把你家“四爷”牵到河里去，跟他洗洗卵子，你家“四爷”的卵子被你们几个捧肿了。汉光大伯说完，那几个叔叔和我父亲也不计较，相互哈哈大笑起来。

坳上的人见我父亲回来了，和往常一样，都到家里来坐，这是我们辛家坳的习惯，喜欢坐夜，就是坳上的人吃了晚饭，凑到老屋的上套，谈古论今，说些在外面见到的稀奇事。女人也到老屋，但她们一般不插嘴，坐在煤油灯下，纳鞋底、袜子底或补衣服，有时听到哪个段子好笑，也不出声，抿着嘴笑，偷偷地乐一回，到第二天，女人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再又把男人们讲的故事拿出来抖一遍。这个时候，她们就不再是偷偷地乐了，而是肆无忌惮地大笑大闹了，有时口里还带着脏话，比男人们闹得还凶。

我家住在老屋，坳上的人陆陆续续地来了，来得最早的，当然是汉光大伯了。我父亲叫时秀，大伯见到我父亲第一句话就是，你老子是个染布的，就是个匠人，箩筐大的字认不了几个，一个大男人，么样跟你取个女人的名字，时秀，秀什么秀，时秀老弟，你有学问，说给我听听。

正是大家乐着的当儿，余同志来了，余同志进门的时候，一脸的严肃，说，是辛镇长回来了。我爸见是余同志来了，起身让座。余同志把汉光大伯叫到一边，说：“辛大队长，四清运动还只是刚开个头，三湾大队里纪律不能乱，组织原则还是要讲的，今后没有熊组长和我的允许，不能开小会。”

汉光大伯说：“这是开会吗，我们这是家里的人在一起坐夜，我们总是这样的。”

余同志说：“总是这样的也不行，说轻了，这是背着工作组开小会，说重了，是攻守同盟。”说完，余同志又对着辛镇长说：“辛镇长也在这里，那我向辛镇长建议一下，这样的聚会得改改，不光三湾大队，整个南泰镇都一样，今后没有工作组的同意，不准三个一堆，四个一块地开小会。”  

汉光大伯看着余同志，熊着脸，说：“屁话，这叫多管闲事，这是我们家族的事，跟你们工作组冒得关系，你走你走，这不是你管的事。”

那天夜里，我爸和汉光大伯他们坐了很久，兄弟之间说了好多话，几个叔叔怕我爸在四清运动中受到牵连，非常担心。我爸说这四清运动主要是改变农村干部的工作作风，完善基层财务和保管制度，你们不要担心，我不会有事的。

月亮从东边的坳口上升起来，轻飘飘地转到西边的山尖尖了。不晓得哪家的公鸡已亮出了第一声嗓子。我爸说：“刚才余同志说的没错，现在是特殊时期，按组织原则讲，我们这是在聚会，我看这得改一改，今后得按余同志说的办，按组织原则办。”

汉光大伯没理睬我爸，拿起一只竹篮，说：“自四清工作组来南泰镇后，时秀就回得少了，兄弟们在一起坐坐不犯法，你们再坐坐，我出去下就回来。”大约过了半个时辰，汉光大伯回来了，竹篮装的是两根藕和一瓶酒。汉光大伯说：“我到田里去扒了两根藕，一根留给熊组长和余同志明天做菜咽，一根架火炒了，兄弟几个做下酒菜。”

那几个把我爸叫“四爷”的叔叔兴奋起来，烧火的烧火，洗藕的洗藕，只一会儿，就把藕炒熟了，一瓶酒，一碗藕，兄弟几个划拳猜令，直闹到鸡叫两遍才回家睡觉。

第二天早晨，余同志又来到我的家里，丝毫不讲情面地虎着脸，批评我爸和几个叔叔聚会，我爸也没作什么辨解，但我对余同志的作派没留下什么好的印象。放学了，路过汉光大伯家的时候，犹豫着，到底还找不找余同志，向他学习拉琴，唱黄梅戏。余同志见我站在门口，喊道：“先球，磨蹭什么呢，今天我教你和大国拉黄梅戏的《树上鸟儿成双对》，说完，那清脆的京胡声又在汉光大伯的家里响起来，琴一响，我心里那阴阴的天空又云开雾散了。

余同志叫我和大国先学唱《树上鸟儿成双对》的词曲，他说，这是董永和七仙女的对唱，戏词动人，曲子优美，一定要把那种二人成夫妻的喜悦感情唱出来，拉出来。酝酿了一下情绪，余同志一句一句地教我们唱，教我们拉，他说，这首曲子是G调，拉5—2弦。我不懂什么是G调，也不懂什么是5—2弦，但我能听懂《树上鸟儿成双对》的那个调调。教了几遍，我和大国能马马虎虎地拉出曲子的旋律了。余同志望着我，又纠正了我和大国拉琴的坐姿和握弓的手姿，他用两个指头指着我们俩个人，一摇一摇地说：“你们这俩个鬼伢，是个拉琴的料，一点就通。”

自从学会了拉黄梅戏《树上鸟儿成双对》这段曲子后，我和大国就想有一把属于自己的琴了。这是一个星期天，熊组长到镇里开会去了，辛家垸的人在余同志和汉光大伯的带领下，到后凹水库工地修水库，后凹水库是汉光大伯担任三湾大队大队长后搞的一个大工程，主要是解决后凹冲那上百亩梯田的灌溉问题。这座水库虽然是座很小的小型水库，工程量不是特别大，但一个大队承建一座水库已经够吃力了。

为了把坝堤修得结实，坝堤中央要修一道核心墙，核心墙不用沙土，用黄泥粘土，黄泥粘土挑上来后，要用硪夯实。硪是用稻场打谷的一个石磙做的，石磙有三四百斤重，用四棵枫树把石磙交叉绑起来，成一个井字形。这样，硪就有八个头了，每个头上站两个人，一共十六人的打硪队伍就形成了。打硪得有一个人叫硪，其余的人接声，随着硪歌的节奏，每接一声，硪就被高高地抛起来，然后又重重地砸下去，在接声与叫唱之间，这十六个人的脚要踩准点子，手也要随之摆动。随后叫硪的人又唱起来，其余的人又接声，把硪又抛起来，砸下去，如此反复，美不胜收。余同志一直在黄梅县机关工作，农活做得少，不会挑土，也被汉光大伯分在打硪的队伍里。

硪歌非常好听，词是现场编的，汉光大伯会叫硪，叫硪时会调侃，也会开玩笑，几句话就把大家弄得热情高涨，还有更绝的，汉光大伯还会用叫硪这种形式讲故事。

汉光大伯唱：你说勒稀奇耶——

众人和：呀荷嗨依呀荷嗨嗨——

汉光大伯唱：不稀勒稀奇耶——

众人和：梭呀么梭呀么嗨嗨——

汉光大伯唱：听我勒说一个——

众人和：哟歪歪子哟合嗨呀——

汉光大伯唱：偷鸡耶的呀——

众人和：麦梭麦梭买买子梭——

……

正是大家唱得欢快的时候，大概是有人在油菜田里挖黄泥粘土，惊动了一条菜花蛇，有冲担那么长，杯子那么粗，放箭似的彪出来，昂着头，直朝大坝而去。大家受到菜花蛇的惊吓，挑土的，打硪的四散逃走，有几个女的见到蛇，不敢动，也不敢跑，抱着头，俯在地上刺耳地尖叫。还是汉光大伯镇定，只见他随手捡了根竹棍，飞快地冲上去，一下子就按住了蛇的七寸，菜花蛇翻着肚皮，扭麻花地缠在竹棍上。这时候，有几男人也跑了过来，拿起扁担就要打，捡起石头就要砸。余同志见状，也跑了过来，说，打不得的，砸不得的，菜花蛇是蒙琴的上等材料，留下，我跟先球和大国蒙两把琴。说完，余同志又喊我和大国，说：“先球，大国，快找个蛇皮袋子来，把菜花蛇装了。”

汉光大伯用脚踩着竹棍，按住蛇头，说：“装，装你娘的个瘟。”说完，快速地上前，伸手就抓住了蛇的七寸，嘴巴贴在蛇的七寸处咬了一口，然后用手指勾进蛇皮，“哧”地一声，蛇皮就在蛇的身上剥离出来。汉光大伯把一张蔫瘪瘪的蛇皮丢给余同志，说：“这蛇皮你拿去，我不要，这蛇肉我可要拿回去，他是下酒的好菜呐。”

我惊呆了，汉光大伯这套剥蛇的动作是在一眨眼功夫完成的，干净利落，有几个女人的眼睛睁得老大，舌头吊得老长，吓得缩不回去。望着汉光大伯，想起他在解放战争和朝鲜战场上得了那么多的勋章，是不是也是像这样眨眼的功夫，生吞活剥了国民党和美国佬。

第二天，我和大国每人得到了一把由余同志制作的京胡，琴筒是桂竹做的，琴轴是黄羊木做的，琴弦是丝线纺的，琴弓是水竹杆做的，松香是到后凹山的松树上刮来的。那天夜里，我们辛家坳的上空响起了三把京胡合奏的黄梅戏《树上鸟儿成双对》乐曲，尽管我和大国拉得有些跑调，但在余同志带领下，还是完完整整地拉完了。余同志非常高兴地表扬了我们，说我们将来一定能够成为一个好的琴师。

熊组长从公社开会回来了，熊组长一回来，脸色十分难看，他叫余同志迅速通知召开三湾大队支部会，并在会上宣布，暂停汉光大伯大队长的职务，接受组织审查，审查的主要事件就是多吃多占，说得具体点，就是那天晚上我爸回来，汉光大伯和几个叔叔吃藕的事情。

我爸也受到牵连了，我爸是国家干部，就是没吃那顿藕也要暂停职务的。当时公社的主要干部都停职，他们把停职叫下水，下水干部先是自查自检，后是分开审查，如审查没有问题，再由工作组宣布重新出来工作，官复原职，他们把重新出来工作叫做出水。

熊组长负责审查国家干部，余同志负责审查大队干部，余同志审查的主要对象是汉光大伯，别看余同志平时嘻嘻哈哈的，审查起人来一点也不含糊，比熊组长还凶。在汉光大伯接受审查的日子里，熊组长和余同志不再到汉光大伯家里住了，他们搬到生产队保管室里住，吃饭也不单独开伙，轮流到农户家吃饭，一家供一天，辛家坳的人把这种吃饭叫吃派饭，吃完饭，熊组长和余同志每人每餐给农户半斤粮票和一角五分钱。

开始，辛家坳的人见工作组的人来家里吃饭，觉得那是一种脸面，是一种待遇，于是，都拿出最好的菜来招待他们，像鸡婆下的蛋啦，河里捞的鱼虾啦，还有舍不得吃的腊鱼腊肉，他们都拿出来。后来，他们发现余同志整人还真有一套，把汉光大伯关在队屋里，揪住吃藕的事情不放，还要汉光大伯承认那天扒藕是受我爸的指使。这就把汉光大伯惹怒了，他说：“你余同志不是在搞四清，是在搞四不清，是借机整人，我们只吃了一根藕，那一根藕第二天还炒给你和熊组长吃了，你硬要说我们吃了一篮子藕，这是不是变着法子整我们家的时秀。我跟你说，我们辛家坳自解放以来只出了一个国家干部，那可是我们辛家坳的宝贝，你要是为这事把我家的时秀整垮了，我汉光跟你没完。”

从那天起，辛家坳的人像邀约了一下，变着法子整熊组长和余同志，他们没有别的办法，就在吃派饭的时候整他们。那天，熊组长和余同志轮到我家吃派饭，我母亲起了早，从上套的墙上取下过年时留下的一块舍不得吃的腊肉，那腊肉是母亲的心肝，一般的客人她是不拿出来的，上次我舅舅来家里做客，母亲就舍不得取下来煮给舅舅吃，为此事舅舅回去后还说我母亲小气，有肉不煮给他吃，弄得舅舅半年不搭理我母亲。今天母亲把腊肉取下来，可见母亲对这餐饭的重视。中午我在学校里根本没心思上课，老惦记着那块腊肉，心想今天中午算是沾熊组长和余同志的光，能吃上一块有油水的腊肉了。

熊组长和余同志来了，母亲特别热情地招呼着，叫熊组长和余同志坐上座，又叫我下筷子，待大家坐好，我母亲开始上饭菜了。饭是每人一碗糊糊，糊糊弄得特别清，就是忆苦思甜说的那种糊糊，一吹千层浪，一喝九条沟的那种。菜也上来了，一碗腊肉，腊肉没有切片，而是剁成两锉，在开水锅里滚个水就上盘了，另外还有一碗腊鱼头，腊鱼头硬梆梆的，也没有剁开，煎的时候舍不得用油，在锅里过了个锅就捞起来了，另外还有一盘咸菜，全是横一个竖一个黄桑桑的辣椒，颜色倒是好看，谁敢吃呢。我望着母亲，一脸的困惑，那块腊肉煮都没煮熟，能吃吗。那腊鱼就是一个鱼头，一个硬梆梆的壳，就是叫猫吃，也不知道在哪里下口。我母亲像没事一样，还是热情地叫熊组长、余同志吃饭，咽菜。熊组长望了余同志一眼，很客气地应付着我母亲的热情，大口大口地喝着糊糊，吃完了，还说，好吃，好吃。余同志却是一脸的无奈，摇了摇头，将半斤粮票和一角伍分钱放在桌子上，我母亲收了粮票和钱，非常客气地送走了客人。待熊组长和余同志走后，我问母亲，说：“妈，你不能这样对待熊组长和余同志。”

我母亲说：“我做错了吗，这餐饭有鱼有肉，有哪点对不起熊组长和余同志的。”

我说：“妈，你煎的那鱼能吃吗，煮的那肉能吃吗。”

我母亲笑起来，说：“谁叫熊组长和余同志整你爸和汉光大伯呢，你不是跟余同志学琴吗，你去问问他，他和熊组长在我们辛家坳吃糊糊是不是快有一个月了，好好问问他，好吃吗？”

说完，母亲一个人开心地笑起来。

看着坳上的人像我妈一样，变着法整熊组长和余同志，我心里并不像她们那样开心，因为余同志并没有计较这些，还是一如既往地教我和大国拉琴。

一天，我和大国正在门口塘里洗冷水澡，大国比我的水性好，一个捂鼻子可以从塘这头捂到塘那头。余同志从公社开会回来，非常高兴地对我说：“先球，告诉你个好消息，你爸和你汉光大伯出水了，通过了工作组的审查，他们啥事没有。他们不是贪污犯，是党的好干部，你爸还是担任南泰镇的副镇长，你汉光大伯还是担任三湾大队的大队长，明天我们还是要搬到你汉光伯家里去住，你和大国还来跟我学琴。你说，这算不算好消息。”

听到这个消息，我真的高兴了，我跑回家，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的母亲，母亲问我，这是谁说的，我说是余同志说的。听说是余同志说的，我母亲一脸的愧疚，说：“唉！我们冤枉好人了，三四十天了，熊组长和余同志，就喝我们辛家坳的糊糊，我们还收了他们的粮票，得了他们的饭钱，他们吃的是人饭，我们做的不是人事啊！是我们对不起熊组长和余同志啊。”

一晃到了六月，农谚说，不愁五月不发大水，不愁六月冒得太阳，今年的夏季，出奇的热，接二连三的雨一直下到了六月，后凹水库的坝堤是修起来了，溢洪道的工程还没有完，溢洪道是顺着左边的山沿开的，全是麻骨土，麻骨土好硬，要放土炮，先把麻骨土炸松动，再用镢头挖，由于领不到炸药，溢洪道只能靠一镢头一镢头地挖了。最紧急的还是水库的笛子剅，南泰镇的水泥指标用完了，镇里不能往三湾大队拨调水泥，汉光大伯多次跑供销社，供销社主任说：“辛镇长是你们辛家坳的人，他都没有办法，我有什么办法啊。”

没有水泥，笛子剅就不能修，为此，水库的底剅就不能封口，底剅不封口，水库在雨季就不能蓄水了。

雨还下得真大，十几天没见过太阳，柜子里的衣服都能拎出水来，县里的气象台说，东山的南泰镇及周边地区可能形成一个新的暴雨圈，要求南泰镇作好防范准备。

暴雨劈头盖脑地落下来，电闪，雷鸣，整个辛家坳像一口黑锅罩着，明明的一个大白天，硬是整得像一个阴森森的夜晚，山洪雷霆般地咆哮而来，到处都是轰鸣的声音。

轰——隆隆……一鞭闪电随着雷声从天际里撕裂出来，地动山摇……

熊组长、余同志和汉光大伯领着辛家坳的人，扛着抗洪工具直奔后凹水库，几条冲的山洪裹着枯枝烂叶直奔水库而来。平时，虽然也下雨，因雨量不大，水库的底剅也没关，水从水库的底剅流走了，一眨眼的功夫，那枯枝烂叶裹夹的泥沙，一下子就把底剅口封住了，水库里的水一寸一寸地往上涨。

雷声停了，闪电也没有了，天气出奇的潮闷。汉光大伯说，这种潮闷是暴风雨来时的前奏，前奏一过，就是泼天泼地的大雨。汉光大伯真的说对了，只一会儿，狂风大作，雨柱像鞭子样抽打着人们的脸，人们身上裹着的蓑衣、尼龙布早被狂风骤雨撕扯得七零八落，遮雨的斗笠、草帽像放飞的风筝，一上天就无影无踪了。

汉光大伯有序地指挥着辛家坳的男人，他把男人分为两组，一组领着上山的女人用草袋装满沙土，加固坝堤，一组拿起镢头疏通溢洪道。熊组长有些着急了，说：“辛队长，那溢洪道全是麻骨土质，不是一下子能挖通的，还是把人抽上来加固坝堤。”

水库的水飞快地涨着，只半天功夫，水就快接近坝堤了，坝堤的土开始松动，除核心墙外，两边的培土有的地方裂开了缝，个别的底凹处，培土泡成了泥浆，一脚下去，咕噜咕噜地起泡。

从来不乱方寸的汉光大伯，望着不断上升的水位，踏着松软的坝土，已经感觉到这大坝非常危险了。他赤着脚，在坝上来回的跑着，留下一只只像野人样的巨大脚印，喊道：“停止加坝，人全部撤到山上去，这里危险。”

人们哪里肯听，还是站在坝上，手挽手地竖起一堵人墙，说：“汉光叔，我们不走，水库坝要是断了，坝下面那上百亩梯田就没有了，我们辛家坳的整个村庄就会被洪水吞没，没有田地，没有村庄，我们吃什么？住哪里？人在坝在，我们不走。”

余同志过来了，说：“辛队长，现在只有一个办法，把底剅捅开，底剅一开，水位就降下去了。”

谁去捅底剅呢，十几米深的底剅是说捅就捅得开的。这时候，辛时秀镇长也赶来了，见此情景，和汉光大伯一样，作出了同样的决定，撤，这里危险，人命关天，全体劳力速回辛家坳，在大坝未溃堤之前，将人和财产转移到安全地带。

大国不走，大国扯着汉光大伯的衣服说：“爸，我平时在河里游泳惯了，我下去试试，汉光大伯不做声，疑惑地望着儿子，心里在说，儿子，你行吗。”

大国说：“爸，你让我试试，我知道，这水库是你主张修的，它灌溉着辛家坳上百亩当家田，那田是你的命，也是辛家坳人的命，这水库不能垮，水库垮了，我们辛家坳就没有了。”说完，大国脱掉衣服，就要往水库里跳。

这时，余同志过来了，余同志是打着赤膊过来的，他一扫过去的斯文像，说：“大国，将门虎子，好样的，但你还是个孩子，这不是你干的事，就算你能潜下去，那底剅不是你说捅就捅得开的，那里危险，我来。”

辛镇长和汉光大伯走过来，拉住了余同志，说：“余同志，你是黄梅到我们麻城来的客人，帮助我们南泰镇搞四清运动，这样危险的事情你不能做。”

熊组长也过来了，说：“小余，能行吗？”

余同志说：“我生在长江边，长在长江边，能行的。”说完，拿起汉光手上的扒锄，一个猛子扎进了水库。

余同志扎进水库后，一个小小的浪花在水库里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就被山上涌来的水波推平了，大家的心悬吊起来，大气都不敢喘一口，好一会，余同志跳下去的地方有一个小小的旋涡，慢慢地转起来。余同志像江豚一样从水里钻出水面，一只手举着扒锄，一只手拂着脸上的水，说：“熊组长，辛镇长，有希望捅得开，就是底剅的吸引力太大，好些泥土草沫被剅口的水吸得紧。”说完，余同志大口屏气，又潜下去了。

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暴雨又铺天盖地而来，蚕豆大的雨粒砸得脸上生痛，坝上只留下辛时秀镇长、熊组长和汉光大伯，其余的人全部疏散到两边的山嘴上。

辛家坳的男男女女站在两边的山嘴上，这里的视野更加地开阔，坝里坝外看得清清楚楚。大家的眼睛睁得像牛眼睛那么大，一会儿望望坝内的水面，看余同志出水没有，一会儿又望望坝外底剅的出口处，看水流出来没有。

突然，大坝外“轰”地一声，底剅的水裹挟着泥沙，呼啸而出，水柱冲出有一丈多高。大家一阵欢呼，底剅捅开了，底剅捅开了……

水一寸一寸的往下落，由于底剅捅开，底剅上面的水形成一个巨大旋涡，旋涡越旋越大，底剅虹吸库水的声音都能听得清清楚楚，人们用眼睛看着那个巨大的旋涡，希望旋涡里出现奇迹，余同志从那漩涡里钻出来……但事与违愿，奇迹始终没有出现，余同志没有浮出水面。这时，人们从山嘴上跑下来，顺着底剅的河床跑动，嘴里喊着：余同志——余同志——

那声音，撕心裂肺，整个山谷的回音也在喊：余同志——余同志——

直到水库的水全部流完，人们才发现余同志的身子被卡在剅口旁边一个石头缝里。双手做出一个向上奋力挣扎的动作。余同志为了辛家坳人民的生命财产，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第二天，天气放晴，辛家坳的山脉经历过一场暴风骤雨后，更加的洁净，明亮。六月的太阳像火样地燃烧起来，酷热难当。黄梅县供销社开来一辆解放牌大卡车，驾驶室里坐着吴主任和余同志的父亲，他们翻山越岭，一路颠簸，从长江边来到了大别山腹地辛家坳，迎接英雄回家。

辛时秀镇长早早地候在辛家坳坳口，等待着黄梅一行人的到来，车刚刚停稳，辛镇长疾步上前，紧紧地握住吴主任的手说：“吴主任啊，你们单位为党和人民培养了一个好干部啊！余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重的，死得其所，他是你们黄梅人的骄傲。”

汉光大伯也拉着余同志父亲的手说：“老人家，你生了一个好儿子，是他救了我们辛家坳，保住了我们一百多亩田地，保住了我们的村庄，余同志是我们的辛家坳的大恩人哪——”说完，汉光大伯又说：“老人家，我有一个请求，我代表三湾大队的全体村民和辛家坳小队的全体村民向你提一个请求，能否把余同志留在我们辛家坳，我们不会亏待他，让他进我们辛家坳的祖坟山，享受我们辛家的香火……”说完，汉光大伯嚎啕大哭起来。

余同志的父亲双泪直流，哽咽着说不出话来，熊组长扶着余同志的父亲，说：“老哥，小余是个好同志，他是我们黄梅工作组的骄傲，黄梅人的骄傲。青青处处埋忠骨，这天气热，路途遥远，你就允应辛家坳人的一片心愿吧。”

……

汉光大伯拿出自已百年归世准备好的杉木棺材，又把自已从部队转业时带回的最喜欢的军用被子拿出来，为棺材铺了底，汉光大伯带领整个辛家坳的人，俯在余同志的遗体面前，失声痛哭，三跪九拜——

举行完葬礼仪式，辛时秀镇长、吴主任、熊组长、汉光大伯亲手将余同志的遗体装进棺材，再由八脚抬起来，在辛家坳垸前屋后转了三圈。辛家坳的老少男女俯在地上，披麻戴孝，用最高的家族礼仪将余同志安葬在辛家坳的祖坟山上。接受辛家坳人千秋万代的朝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