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雨村诗话（下）
（节 选）
张兴源
自由就是限制
自由就是限制。而最大程度的自由也就是最大程度的限制。按说，一个人没有家的拖累，没有单位的约束，没有社会的责任，甚至没有国籍的限制等等，应该是最“自由”不过了。但假如谁真过上这样的日子，只怕他会因为无所适从而无法生存的。
中国古代的格律诗既要讲平仄，又要讲对仗，用典要相互照应，虚实要搭配妥贴，不能“失对”，又不可“失粘”。到“词”这种文学样式出现后，干脆大家一起照着已有的曲子去“填”。王力先生一部70多万字的《汉语诗律学》也没能穷尽诗律之全部。然而，从古至今，我们还是生产了不少优秀的格律诗词。即便是写得不十分出色些，只要您会照着既定的模式往里“塞”，总不至于太得离谱了。这是格律诗因为“限制”而带给我们的好处。
新诗是一种毫无约束的诗体。尽管闻一多、戴望舒等人也曾试图建立新诗之格律，但终于在众多“自由诗”的冲击之下退了回来。因此，现代新诗也就成为最难写的一种文体了。
那些以为写诗是一条通往文学殿堂之终南捷径的年轻人，可要重新打量一下来时的路呢！
诗与诗友
写作的人，尤其是写诗的人，应当有一批文友与他相伴。还不只是因为“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主要是那些尚未普遍得到社会认可的写作者，感情往往比较脆弱，需要来自他人的赞赏与鼓励，从而坚定他写下去的信心与决心，并藉此催生出更多更好的诗篇来。
在志丹小城，我曾经拥有过一批很好的文友，在某种意义上，我甚至可以说他们其实也“参与”了我的创作。早先有我的同学王东林。他是一个十分博学的人，于诗更有着一份常人难以比拟的执着。他读作品，不管朋友也还是完全的陌生人，只看作品本身的质地，而不及其余。好处说好，孬处说孬，“当面羼水”，毫不留情。可说是一位极为严厉的“文学法官”。只可惜年纪轻轻，便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与死神订交。我有一篇散文《青春的挽歌》，对他与我之间那份建立在文学创作与欣赏基础之上的同学情谊作了郑重记载。我在一首名曰《张兴源在一九九三》的长诗中称他为“隐逸诗人”，绝不过誉。
我的另一位中学同学李清彪，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被我“培养”和“扶持”起来的小县诗人。他曾是我高中时的同班同学，读高中时，他爱好绘画。每每班里出墙报，我是写稿者，他是作画者，颇为相得。高中毕业后若干年各奔东西，便很少联系了。后来当我妻子调到志丹县城工作以后，因为跟他的单位在同一个大院里，我为着清静，常常去妻子单位所分的房间里写作，他跟我之往来就渐渐多了起来。在这一过程中，他才渐渐知道我已是写下一百多万字文学作品的青年作家了，很是震惊，也很为此而感到自豪——因为我这个已然“成名”的青年作家，曾是他高中的同班同学。我在此后所写的差不多所有较为重要的作品，他大都是第一读者，他并且为我的这些新作品表示过完全发自肺腑的激赏。我的一些作品，就是与他的谈话过程中获得了素材或是灵感而写成的，如我之《保安轶闻》一诗和文言小说《聊斋续异》之《贪污贿赂局》等。有时，当我被一种无端的恶劣情绪所笼罩——于我，这是常有的事，他便拉着我四处走走看看，极力为我排谴那份苦闷与焦虑。这情谊如今回想起来，着实让人感动。因为在我的艺术世界浸润久了，突然有那么一天，他拿来了他自己写的小诗让我品评和修改。当我看到他已经由一个诗读者而成长为一个诗作者时，我的欣慰之情油然而生。目前他只有极少、也极短的几篇习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年岁的积累，他还能写出一些作品，这是无须怀疑的。志丹县的文学作者们大都知道他是“步我之后尘、拣我之题材、拾我之藻绘、习我之风格”一路走来的。而他对此不仅不觉着难堪，反而觉着他之成为我的“学生”，乃是他文学创作之路上迅速成长和不断进步的荣耀与幸运。
在志丹，有一位在别人看来可能与文学根本“不沾边”的人，曾是我的创作生活中一个重要的“参与者”，这人叫艾东海。当年他只是一个社会青年，经志丹小城另一位文友引荐认识我之后，就开始常来常往。他自己不写作品，但对文学作品之高下优劣却有一双独到而又“毒辣”的眼睛。我的《岁月》一诗写成后，他是第一时间的第一读者。正是他第一个说出了“这首诗具有一个中篇小说的含量”的话来。与他相处的那段日子，正是我的诗创作进入巅峰状态的时候，他给我的热情鼓励和毫无保留的赞赏，正是我不断写出新作品的动力之一。当年他到我的老家张渠乡出任下乡干部时，我曾送他三句话。据说凭这三句话，他在那里的工作颇有些成绩。如今他在志丹县市容监察大队上班，愿他能够悠着点儿。
高君如今已是延安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并已有两部作品集正式出版。作为一个很好的诗人和散文作者，他在写作与从政这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都获得了不小的收成。当年他还在志丹县委组织部工作时，跟我刚一开始交往就把心完全亮了出来，而我生来就是个从不拐弯抹角的直肠子，于是两人相处就十分相得。他介绍我认识了高建群，并与我有不少诗文酬唱赠答。他调到延安市委组织部以后，常把我这个无名作者给他的同事们提起。因此，当我还在北京读研究生之时和我进延安日报社之前，单单因为他，我在延安就已经拥有了一批未曾谋面的高品位的读者朋友了。从他身上我体味到了善之不动声色的力量。记得从前的他，见人总是一脸灿烂的笑容。如今他见人也还有笑，但却似十分无耐的样子了。岁月在他的脸上留下了自己的不由分说的印痕。
差不多就在志旺与我往来的那段日子，志丹县文学圈中一些重要的作者也几乎同时走进我的生活。老作家王志岗、青年诗人姜永明，都曾是志丹县文学圈儿中人。王志岗先生是我上初级中学时的老师。志丹县有了文学工作者协会以后，他出任主席，尽职尽责，称得上是当时志丹文坛的领军人物。早年他的长诗《洛河畔上的女石匠》的发表，给他带来很高的声誉。他的新诗《桃园吟》被收进了新编《志丹县志》。尚未尽享天年，病魔却夺去了他的生命。
姜永明大约是志丹县文学圈中读书最多的一位了，可与我已故的同学王东林相提并论。他读的书，在那个偏僻的小城，永远都是最罕见和最时尚的，尤其是外国文学作品。他嗜书如命，于书又有着十分精到的见解。边读书，边创作，我总觉着这个人志向不小。唯其志向不小，故而可以预见，他必有与他之修养相当的重要成就。
以上这些作者们跟我的往来，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增长了我的见识，给我的文学创作带来了不少新的滋养。老托尔斯泰曾经说过，作家间的相互竞争将促进他们的共同成长与成熟，信然此言。
剧作者于平相对延安戏剧界来说，不会是一个太陌生的名字。他的不少剧作不只志丹县剧团在排演，据说便是外地不少演出团体也往往与他“有约”。在志丹县，平相是一个特立独行者，不太爱跟别人往一堆儿里凑，但这并不妨碍他仍然有着较好的人缘。
志丹县的“文学中人”，很晚才走进我的视野的，是一位年轻的女诗人——雷铁琴。她的诗写得机智而深情，年轻又苍老。读她的诗是一种新的生命体验。我在北京鲁迅文学院读研究生时曾为我的同班同学——黑龙江女诗人迟慧写过一篇书评，铁琴的诗较之迟慧亦不显逊色。她有着极为丰富的生活阅历与情感经历，这是她写出好作品的一座巨大矿藏。与人交往，她总有一种急于表达和言说的欲望，可见她的内心同样是一座无形而蕴藏丰厚的富矿。听她说志丹县后来又有不少女诗人、女作家出现，只可惜我与她们无缘相识。愿她们与铁琴一起，能够成为那座荒芜小城的移动的风景。
在志丹有两位书法人，虽然与我的创作似没有太大的直接干系，但他们自身的创作却为我提供了某种有益的启示。这两位书法人便是我的老师王思仁先生以及沙建勤同志。王思仁先生是我读高中时的老师。那时他好像是志丹县中学的团委书记，尽管不担任具体课程，但他的书艺即便在那个读书无用的年代就已经很有名气了。他是我所认识的志丹县第一位书法人，为人厚道，勤勉而谨慎。他的字正与他的性格同，端庄而内敛，有着中年颜真卿之遗风。前不久我回志丹县采访，偶然与他相逢于北街广场的街灯下，见我的老师已是华发早生、青春不再，让人平添了几分无奈和感伤。
早在与沙建勤先生晤面之前，我就被他的字给深深吸引了。那时我在志丹县旦八中学当教师，就在旦八中学通往街道的过巷处，有一家小餐馆，招牌上的字潇洒而又笔力遒劲，让人过目难忘。经打听，得知这字的主人正是沙建勤。后来他调任县文化局办公室主任、副局长，直至现在已任文化局长多年。不用说，他是书法这个行当里的行家里手，于是，在他与我有了较深交往之后，我便把自己多年珍藏的精装本《中国历代书法论文选》送给了他，我想这书也因此应该是有了真正的“主人”吧？而我自己多年以后，从西安古旧书店重又买到了《中国历代书法论文选》和《中国现代书法论文选》。我自己的文学创作，得自于历代书法大家之启示者，委实不少。
小与大
所谓“大诗”也者，往往篇幅也就不小。但这只是“大诗”的一个侧面。真正的“大诗”犹如真正的大诗人一样，体现的是其内在的蕴藏。我有一首短诗叫《四十不惑》：“爷爷的时代／红军就是好人／／父亲的时代／右派就是好人／／如今我分不清／谁不是坏人／／无边的荒漠／没有了指北针”。这首诗只有一首五言律诗的篇幅，不过四十来字，但自认它在某种程度上概括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情世态的变迁史。
2005年10月6日写于延安市
市场沟20号楼之亦聊斋
换一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