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栏编者上期述评〕上期的文章是《陈仪亭先生在关键时刻》，有几位网友在文末留言或在相关的微信群提供新的资料。有网友问，陈仪亭先生后来去了东北，不知情况如何了？我了解到的情况是：陈先生1950年举家投奔了在吉林省的亲戚，并在此地定居务农，1962年12月去世。担任过胶南市供销合作社党委书记的王增业提供信息，他说：“陈仪亭有一个女儿，是六汪镇王家庄王增桂的儿媳妇，她说过，陈仪亭让她到杨家山里给中共党组织负责人杨凌波送过情报。王增业，六汪镇王家庄村人，曾担任大场镇经委主任、胶南（县）市供销合作社副主任、党委书记等职。退休。感谢网友们提供信息与资料！

 〔本栏编者本期按〕他的名字，曾响彻六汪大地，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他是当之无愧的六汪“时代楷模”，他就是王振让。

王振让，男，生于1908年，六汪镇王家庄村人，年轻时参加八路军，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屡建战功，1946年春因病复员返乡。

带着串串耀眼的光环一路走来，但他没有躺在功劳簿上自我陶醉，而是以病残之躯抗起了带领群众建设家乡的重任。他带领群众发展生产，搞活经济，在村内组织办起了“红利合作社”和一些商铺，使群众从中受益，摆脱贫困。1948年春，当地灾荒严重,他将“红利合作社”的小麦、谷子等粮食借给群众，并预支秋后的花生款给群众,帮助度荒。灾荒过后，他又让“红利合作社”到外地去购买牛、驴分给群众饲养，扶持群众恢复和发展生产。他到外村聘请老师，并利用“红利合作社”的资金建起 5间教室，购置了课桌凳，并登门动员因灾荒辍学的学生返校入学，培养人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王家庄为国家输送干部20多名。

从1951年秋开始，王振让先后担任胶河县土产公司股长，胶河县、高密县农具厂厂长等职，1958年病退回村，又担任大队党支部委员，分管副业生产，他因地制宜，组织和带领群众建起窑厂，千方百计壮大集体经济，增加群众收入，使王家庄成了当地有名的富裕大队。

1974年，王振让病逝。关于王振让去世的时间，《胶南县志》《胶南县人物志》的记载，均为1973年。经我向王振让的亲属反复核实，这些记载有误，应为1974年。

2023年6月，我到王家庄访问了王振让之四子王增嵋。我问王增嵋，您对王振让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他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大公无私！”。这就是王振让，一个老革命者的家国情怀！

1991年10月设立的村标

 王振让四子王增嵋（2023年摄）

下面，是一篇署名王振让的文章，我不知道是当年王振让撰写的，还是他口述，由他人整理的。让我们致敬老一辈革命者，是他们的浴血奋战，才有了今天的幸福安康！

王家庄村头小景（2024年摄）

革命来之不易

王振让

我由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成长为一名革命战士，完全是由党一手培养教育的结果。我在革命实践中深深体会到，我们的事业是革命前辈流血牺牲换来的，是艰苦奋斗创出来的。我们必须继承先烈的遗志，把党的事业推向前进。

一

我开始参加革命工作是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38年。

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8年1月10日，日军从山东头海口登陆，占领了青岛。消息传开，农村老百姓也惶惶不安起来。不久，日军又相继占领了王台、王戈庄等地，胶南也处在日军铁蹄蹂躏之下。这时，我的家乡—六汪一带就更加动荡不安，土匪四起，盗贼蜂涌，短路、绑票的无时不有，人们都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当时，太阳一落山，户户就得马上关上门，顶得结结实实的。一听见狗叫，人们就惊惶不安，唯恐大祸临头。村里比较富裕的人家，最怕绑票。这些土匪将人绑去后，把人折腾得死去活来，然后再捎信要家里人去赎，有时候花上很多钱，却赎回个死人来。一般农户，牛驴牲口是命根子，但也时常被土匪抢劫去。

我家耕地少，为了糊口，我就拼凑了几个钱做起了小买卖。那时，做小买卖有两怕，一怕挣不着钱亏了本，生活无法维持；二怕土匪短路。1938年春，我到高密去贩棉花，那时日军已经占领了高密城。豺狼似的日军横行霸道，城门岗哨林立，盘查森严，稍有不慎就有生命危险。贩棉花虽能挣几个钱，可是整天提心吊胆。有一次，我赶市美集，市美街的一帮土匪就想抢劫，亏我有所防范，才得以幸免。

地不够种的，做小买卖又很危险，怎么办？我就想去当中央军。那时，听人家说中央军是国家的正规军，能抗日。我心里想，当上中央军，就再也不会受土匪的气了。于是，我就撂下买卖，四处访问，寻找中央军。结果，访了一月多，连中央军的影子也未见到，只好丧气而归。其实，那时根本不可能找到中央军，因为他们早奉蒋介石的命令撤到大后方去了。后来，经我姐夫介绍，我参加了佛教会领导下的一支队伍。这支部队也打着抗日旗号，共有三四百人，用的是大刀长矛之类的原始武器，纪律很松驰。战士们白天无所事事，一到晚上就聚在一起，嘟嘟囔囔地念起“圣经”来。我也不知他们嘟囔些什么，所以，一开始就对这个不伦不类的队伍没有好感。于是，我就和与我同去的一个老乡商议，一旦打听到中央军，就立即离开这里。可是，住了不久，也就是1938年秋天，突然发生了变化，这支佛教会组织的三百多人的武装，被改编成两个连，编到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队二支队。事后我才得知，原来这个队伍里早就有我们共产党在里边活动。

那时，刘涌同志担任二支队的司令员。这支队伍人也不多，只有几百人，用的枪支是“土压五”。到二支队后，先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歌讲的道理对我这个贫苦农民家庭出身的人来说，很合心意。这样，一开始就给我留下了好的印象，感到这支队伍确实是自己的军队。部队和群众的关系很好，平时帮房东做一些家务活，农忙时就帮助农民抢收抢种，群众吃什么我们也吃什么，军民打成一片，亲如一家。部队平时对学习抓得很紧，不识字的文盲就学习认字，识字的人就学习报纸，并担任先生教不识字的。生活过得紧张而又活泼。本来我对这个队伍就有好感，加上经常不断的学习，接受了党的教育，很快使我觉悟起来，坚定了革命到底的意志和信心。

1938年10月，也就是我参加八路军的第三个月，我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介绍人是我们连的指导员张洪轩同志。入党时的誓词我现在还能记个大概：在革命工作中无条件接受党分配的任务，执行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在敌人面前不动摇、不妥协、不怕死，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奋斗到底。入党后，明确了革命的方向和目的，劲头更足了，无论在工作或在战斗中，从不考虑苦和累，只要上级号召，只要对革命有利，就是拼上命也要去干。

二

1939年4月至5月间，为了反击日军的"扫荡"，我们部队奉命开赴沂蒙山区。

沂蒙山，那确实是开展游击战的好地方。这里山势起伏，峰峦叠嶂，林木葱茏，连绵百里。进入沂蒙山后，根据部队人员少、武器差的特点，凭借沂蒙山的有利地势，遵照毛主席“十六字”方针，不与大股敌人正面接触，敌人来了我们就走，瞅上机会我们就打一阵，打完了再马上转移。我们忽东忽西，行踪不定，神出鬼没，敌人摸不着头绪，总是处处被动挨打。

有一次，我们的部队来到一个叫土屋的村子，这里离敌人的据点新泰不远。我们住了两天后，就不声不响地撤到了龙亭村，当晚，日军的大队人马就向土屋扑去。在敌人路过龙亭村时，正值我们班在村外放哨（那时，我已经当了班长）。开始，因天黑弄不清是什么队伍，后来发现是过路的日军时，我们都作好了准备，当日军进入我的埋伏圈后，机枪、步枪、手榴弹顷刻间响成一团。日军遭到这突如其来的袭击，顿时手足无措，乱作一团，各自逃命。由于我们力量弱小，打了一阵，就撤走了。等敌人清醒过来，已经死伤几十人，我们却已杳无踪影。后来，当我们的部队再次回到土屋村时，本村的群众告诉我们：日军进村后，因为没找到八路军，同时又挨了打，就气急败坏地把两个特务密探枪毙了，说他们探查的消息不准确。其实，也真冤枉他们了，八路军的行踪他们怎能探查明白呢！

由于敌人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沂蒙山区的生活环境非常艰苦，部队没有个固定地点，经常和敌人捉迷藏似的转圈子。不管天气如何，有时要连续几天行军打仗。因给养供不上，时常一两天吃不到一口东西。1939 年阴历11月，已是寒风刺骨、雪花飘飘的季节，然而，我们的干部战士还穿着一身打了无数补丁的单衣。但是，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也吓不倒真正的革命战士，只能更加激发起对敌人的愤恨，坚定革命的决心和信心。

1939年秋，我们跳出了日军的包围圈，从沂蒙山返回诸城一带，打击敌人，动员抗日力量，开辟根据地。国民党诸城县长梁仲亭纠集了一批乌合之众包围了我们，想将我们搞垮。结果，我们来了个反包围，一次抓俘虏20多人，缴获战马两匹，长短枪30多支。其余的敌人死的死，逃的逃，300多人的保安队顿时作鸟兽散，土崩瓦解。这一仗狠狠地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和地方土匪武装的反动气焰。

1940年春，我们的部队又开到了莒县、日照一带，主要活动在桑圆、石场、汤家沟、洪凝子等地。秋后，队伍开到鲁南。在鲁南经过整顿，补充了人员和枪支弹药，部队壮大了。

1941年春，素以老八路著称的一一五师来到山东。我们连队被编到一一五师特务营，我升任一连指导员。特务营的任务是保护一一五师师部，这样，我就有机会经常见到罗荣桓政委和陈光代师长，聆听首长的教诲。1941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一年，也是沂蒙军民同仇敌忾，粉碎敌人"大扫荡"的一年。这年11月，敌人开始用四个旅团的兵力，计5万人，采用所谓“铁壁合围”和“梳篦”战术，对沂蒙山区进行两个月之久的大“扫荡”，妄图一举消灭我山东八路军主力部队。敌人所到之处，都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整个沂蒙山都笼罩在枪炮隆隆、硝烟弥漫的腥风血雨之中。

在敌人未形成合围前，我军主力部队转移到外线作战。我们师部和抗大学校来不及转移，被敌人围在合围圈中。开始，我们凭借有利地形，与敌人进行周旋，使敌人处处扑空，一连20多天没有发生战斗。后来敌人的合围圈逐渐缩小，我们便被包围起来。此时，我们师部3000多人，仅有我们一个营的战斗部队，其余都是非战斗人员，只有短枪，没有长枪和重武器，敌我力量相差悬殊。虽然我们与敌人在三角山、安子山、青山沟一带苦战了六、七天，但仍不能摆脱敌人，情况万分危急。

为了迅速脱离险境，上级决定向外突围。我们连担任先头部队。我带领一排在前面当尖兵，其余两个排分别由连长和副连长带领掩护两翼。三千多人行起军来，拉了很长的趟子。这天，队伍走了一段路后，我正准备回头与后面的人联系一下，突然，东山响起了枪声，接着周围的山头上也都响起了枪声，队伍又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敌人居高临下，我们被压在山沟的低洼处。敌人的机枪在各个山头不停地响着，炮弹成排地向我们飞来，不时有战友倒在血泊中。形势对我们非常不利，如不采取措施，冲出敌人的火力封锁线，迅速扭转这种被动挨打的局面，其后果将是不堪设想。我瞅一眼周围的地形，就指挥一排，找了个低洼处作掩护，利用前面的小沟作缓冲地，向侧翼敌人发起攻击。这样，多数战士都冲过去了，有几个战士在突围时由于动作迟缓而牺牲了，最后只剩下我和通讯员。于是，我命令他先过。这个十六、七岁的新战士，在跨沟时稍一犹豫，就被敌人打中右臂，跌到沟里。我就猫腰蹿过去，扶起他和一个头部负伤的战士向前奔去。子弹声在周围噗噗作响，地上不时扬起一股股烟尘。但此时我已顾不得这些，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快离开这里。

不知走了多久，直至枪声稀疏下来，我们才停住脚。此时，我身边只有小通讯员和头部负伤的战士了。我先把他俩安排在一块大石头旁边，然后又找地方把我带的文件藏好。等我再回到大石头边时，一下子就瘫坐在地上，只感到头晕目眩，骨头像散了架，浑身无力，再也不想走了。我喘息了片刻，定了定神，就把匣子枪检查了一遍，顶上剩下七粒子弹，然后握在手中，作好了最后的战斗准备，心想：敌人上来，打倒一个够本，打倒两个赚一个。过了一会儿，排长领着几个战士来找我，我说：“你们走吧，我不走了，我要在这里跟敌人拼了”。战士们一听都说“指导员不走，我们也不走了。”说着，便纷纷坐到地上。劳累附在每个战士身上，对敌人的仇恨深深埋在每个战士心中。一看这种情形，我便强打精神，从地上看爬起来，说：“为了保存力量，继续战斗，咱们走。”忽然，在我们来的路上又响起了枪声，于是，我命令大家，除武器弹药外，别的能扔的统统扔掉，轻装前进。

走了一阵，我实在走不动了，头嗡嗡直叫，只感到天摇地旋，就倚着一棵大树坐了下来。这时，忽听见有人喊：“那不是老王吗？”我用力抬起头看了一眼，原来是和我一块参军的一位同志。他一看我这种情形，就说：“你是饿的。来，我还有煎饼，吃一点吧。”经他这么一提，我才记起，已经两三天没吃饭、没睡觉了。我接过他递给我的煎饼，狠狠地咬了一口。煎饼是干的，因我咬的太多，在口中不能转动，舌头也失去了作用，嚼不动、咽不下。亏他端来一杯凉水，我才吃了下去。煎饼下肚，顿觉精神倍增，于是，我们又继续前进，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敌人的合围扑空后，我们的主力部队迅速从外线转回打击敌人。经过两个月艰苦卓绝的战斗，我们终于赢得冬季反扫荡的胜利。在这次战役中，沂蒙山区的军民虽然受了一点损失，但从全国范围来看，却牵制了敌人大批兵力，有力地支援了兄弟部队和其他抗日根据地，使日军迅速灭亡中国的美梦变为泡影。

1943年，山东分局决定开辟诸（城）胶（县）边根据地，打通胶东区和滨海区的联系。八路军诸胶边办事处主任郭有邻同志找到我，动员我回家从事地下工作，经上级批准后，我就借了钮新农同志做地下工作时用的一担书笔柜子，扮作一个卖书笔的商人，从部队回到阔别五年的家乡。

当时，我的家乡还属敌占区，到处是土匪、伪军。东面的六汪驻有国民党的四中队；西面林家村驻有一帮头目称“白铁”的土匪；南面有花沟的惯匪李花五；北面后立柱有国民党胶县六区区长刘德泉的一个团。这些家伙不抗日，专门欺压老百姓。

我一到家，立即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后立柱的刘德泉曾派人到我们村明查暗访。为了迷惑敌人的注意，我就编造了一套几年来在外从商的经历，遇到熟人就讲；同时，除卖书笔外，还去胶县的铺集贩些鞋到市美、河南刘等集上卖，给人造成一个真正经商的印象。这样，敌人对我的怀疑虽没解除，但盯梢却渐渐放松了。于是我就找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开始了地下工作。

开始，上级交给我的任务是传递情报。河南刘是我和杨家山里联络站接头的地方。我从河南刘取回情报后再传到杨家屯。到杨家屯去都是在晚上，等家里人都熟睡后，我再悄悄地起来，神不知鬼不觉，连家里人都不知道。有一次，上级指示运送一批雷管、炸药。为了安全，我就利用本村开油坊的条件，扮作一个换油的，推了一车子生饼、生油，先到河南刘，把雷管炸药偷偷地藏在麻袋里，然后转到杨家屯，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回家后约四、五个月的时间，我们村的保长干了乡长，村里需另选保长，为了便于地下工作，经党组织同意，我就通过关系当上了“伪保长”。

没有做过地下工作的人，很难体会做地下工作的苦楚。危险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那种当面必须与凶恶的敌人称兄道弟交“朋友”，而对同志却不能真诚相见的表演，心里真受不了。但是，一想到这是党分配给自己的任务时，也就安心工作下去。

农村的“伪保长”，需要经常给敌人收粮催款，对这些事，我本着能拖则拖，能少交则少交，能不交则不交的原则，与敌人软拖硬磨，尽量保护群众，不让老百姓吃大亏。邻村一些反动伪保长收给养时，除按规定的数上交外，还加收一些自己享用。区、乡派给养的人到了村里，他们还要大烟、酒肉招待，而到了我们村里，我们只给他白水一碗，因此，他们都不愿意到我们村派给养。我们村的老百姓与其他村的人一比，他们明着不说，暗地里都说我好。

有一次，后立柱的敌人要我们村去五十个人修围墙，我拖了两天后，看着实在拖不过去了，就召集四十来个人，准备派两名甲长带着去，可是他们谁也不愿带。为什么呢？原来，前些日子伪团长刘德泉家有喜事的时候，别的村都去送的礼，唯独我们村没去，敌人一直在找我们村的岔子，这次出的民伕又不足数，甲长们怕这次去了受刁难，没有愿意去的。那时候，反动势力很猖獗，如果再继续拖下去，敌人就会到村里采取行动，那样将给群众带来很大危害。在这种情况下，我只有亲自带着去。到了后立柱，天就快响了。一帮站岗的伪军问我为什么来得这样晚，我就编造了一套在家给据点准备送木柴的谎言哄骗他们。当他们问我来了多少人时，我就说：“如数到齐了，你查查吧，一个也不少。”敌人也懒得查，我们便混了过去。为了进一步蒙蔽敌人，我又装出伪保长的架式，对两人甲长说：“你们好好看着，我去找两根槐树条子来，谁不好好干就狠打！”监工的敌人，见我一板正经的样子，都表示信任，我便乘机溜到乡公所打听消息去了。

我当上“伪保长”后，敌人对我的监视并没有放松多少。住在六汪村的唐副官，晚上经常带人爬围墙，到保公所察看我在不在。乡公所里时常出现说我是八路军的告发信。芹口村一个在刘德泉那里干事的外号叫“大下颌”的人，对我说：“刘德泉整天在研究你，你怎么还敢呆在家里呢？”可见，在敌人窝里出没，必须大胆谨慎，随机应变，稍一疏忽，就会给党的事业造成损失。

我到了乡公所后，见杀人魔王刘明和在西间炕上躺着，我就到了东间。不多时，就听见进来两个人向刘明和报告说：西边杨家屯、徐家庄有共产党活动。刘明和一听，拍桌大骂发誓要前去搜查。扬言非杀它几个不可。我听后，心里直骂这个坏蛋，同时又讥笑他们太无能，共产党躺在你炕头上，你都不知道，还要这里抓那里抓，到头来也只能是枉费心机。

有一次，我去西台头村“接头”，不慎被乡长发现了，由于乡长知道与我“接头”的是共产党的人，他就问我“你认识那个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一看无法掩饰下去，再掩饰会欲盖弥彰，说不定更会坏事。于是，我就对他说：“实话告诉你，我是八路军，是共产党派来的你要怎么办吧！”对我这坦率而强硬的回答，乡长没作任何表示，接着我又对他讲明目前的局势，并用威协的口吻提醒他“八路军不久就要解放这个地方，你也该为自己留条后路吧！”最后，他答应保证不对任何人说。

随着诸胶边根据地的不断扩大，上级决定成立诸胶边武装大队，并调我担任副大队长。于是，我又离开了家乡，冲杀在抗日救国的战场上。

(原载2011年中共胶南市委组织部、中共胶南市委党史研究室《永远的记忆》）

王家庄水库（2023年摄）

（本栏目编者日月星辰，男，生于1962年8月，山东省高密市阚家镇人，退休干部。曾参与编纂《诸城县教育志》，主持编纂《诸城市水利志》。著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纪实《传承之路》、史料性著作《六汪村庄》，参与编纂《六汪人物》。现任青岛西海岸新区六汪镇文学艺术联合会顾问、《六汪镇志》编辑、六汪乡村记忆丛书副总编辑。在“都市头条”开设的栏目，主要内容：（1）六汪乡村记忆；（2）各地非遗人物。提供线索可私信或留言联系。喜欢我的文章关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