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诗学”：易文杰｜民间·音乐·当代性————当代诗的公共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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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蔚画

——当代诗的公共性问题

有人说，或许诗歌死了。那个校园里夹着雪莱诗集，在白杨树下背诵拜伦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在去中心化的年代，人们热衷于地铁里的网络小说；而沽名者故作惊人之语，或洒口水，或添秽语，以博扬名立万。

但又或许，诗歌还没死。北岛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坚持开设诗歌课程，因为“只有诗歌能让我们的舌头得救。”；余秀华的诗集卖出了惊人的二十多万册；“读首诗再睡觉”公众号，温暖的读诗声音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2011年，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拿下诺贝尔文学奖…。…

诗歌不死。鲍勃·迪伦在2016年拿下了诺贝尔文学奖，理由是“在伟大的美国歌曲传统中创造了新的诗歌形式”。一时众声喧哗，市声鼎沸，不少人大叹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纯文学”不再。这种质疑的声音今天依旧存在，然而，我不这么认为。在我看来，诗歌与公共生活联结的可能，那就是民间、音乐、当代性。

一、诗需要与民间相联结

诗歌与公共生活联结的可能就是将诗歌与民间相联结，与最广大的土壤相联结。

在1990年代的诗歌论争中，这两者之间的二元对立，走向“知识分子”与“民间”的辩证统一：“民间写作”需要“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从而提升超越性，“知识分子”何尝不需要“民间”来接地气？在诗歌写作日益走向学院化、技术化的今天，多一些“民间”的气息，诗歌方能取得更为深厚的伦理力量。在最伟大的诗人杜甫那里，“知识分子”和“民间”从来是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学者刘奎也指出：“诗人应走出书斋或公寓，面向中国内陆，面向广大的乡镇和农村，观察发展所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心理变化和感觉结构的变化等。这个时代要求诗歌不仅要面向自身的审美形式进行创新，也要面向大地和民众，诗歌应重启‘兴观群怨’的诗教功能。”

这启示我们，在新时代，诗人需要多一些泥土气息，从而令自己的写作更为开阔。在这个意义上，王单单的《花鹿坪手记》，王计兵的《赶时间的人》，陈年喜的《炸裂志》，都是值得阅读的诗集。他们的写作并不是“半空中跳舞”的凌空蹈虚之词，而是“贴着粗糙的地面运行”(维特根斯坦语)的真诚之作。可以说，他们的写作植入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乡村泥土和都市水泥，走出了一条先锋之路。

当然，“民间”的立场并不意味着诗人需要放弃语言的锤炼，更不意味着需要放逐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诗人、散文家布罗茨基曾指出，“我想说的是作为人类语言的最高级形式，诗不仅是表述人类经验的最简洁的方式，而且它还为任何语言活动尤其是书面语言提供最高的标准。”诚哉斯言，诗歌的手艺是朴实的，与民间的手艺人有可比之处，那就是类似于木匠、铁匠、钟表匠等匠人的手艺所具有结实、浑朴、牢靠的品质。当然，这种结实的语言是需要饱尝汉语之甜与生存之苦才能达到的，而不是把自己关进象牙塔之中得到的。与此同时，诗语的锤炼当然不止于语言，而应朝向精神的标高，朝向“人文关怀”与“审美救赎”的美学眼光与诗学追求。诚如昌耀所言“我投向雪朝而口诵洁白之所蕴含”。

二、“诗”需要与“歌”相联结

在鲍勃·迪伦获得诺奖之后，曾有不少声音质疑鲍勃,迪伦作为歌手的文学严肃性。但从作品来看，谱成歌曲传唱，更提升了他的文学表现力。他的诗与歌合一，精炼、优美、饱满，富含韵律，酸甜合度，像一篮新摘的烟台玛瑙樱桃，像富含水分的绿树。更何况追溯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唐诗、宋词、元曲都是要唱的。阿城先生说：“唐诗与世俗其实紧密相连，就像现在的卡拉OK，通俗歌词，生气勃勃。”宋人笔记也说：“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这个“歌”字极其要紧，请想想，邻里乡亲，少男少女，一起唱起柳词，岂不妙哉。元曲更是通俗，句句押韵，深入人心。直追更古，《诗经》也是歌——诗与歌，本血脉相连，扎根在生活的泥土里，就在蜗牛的对门。它是感动人的，如顾随所说的“兴发感动”。荷尔德林写道：“人/充满劳绩/但还是/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诗歌的源流本来便是丰富的生活。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

是的，诗在“歌咏”中流传。古典诗词之所以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离不开音乐性的存在。从小时候开始，笔者就觉得那些“声依永，律和声”的诗词特别能让人记住。整齐的声律有着和谐的美感。“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一首五言绝句，平仄合度，四句中有三句押韵，对一个孩子来说，这种音乐性有着特殊的魔力。到了大学，学习了“四声八病”等知识后，笔者的体会更深了。“大珠小珠落玉盘”，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声律的微妙变化沉淀着复杂细致的感情，更沉淀着中华文明的文化底蕴。在吟诵时，每个字词都有它独特的质感与重量，每个韵脚都像一壶沉醉了古今的酒。今人邓丽君，也有一张专辑《淡淡幽情》，其将唐诗宋词唱成一曲曲款款深情的流行歌曲，卓绝独拔的字句如三月细雨般渗透人心-中秋之时，总会响起她的《但愿人长久》，那深婉绵邈的声音中浮现了苏轼的诗心；而独处之时，独自听她的《独上西楼》，那空灵蕴藉的歌唱更是饱含着李后主细腻深沉的灵魂。……漫步在她的“诗与歌”中，古典的真情与雅韵如五月流泉般汩汩而出，沿着唐宋的大河一直流淌到心间。

那些我们口口相传的现代诗，也十分注重音乐性。譬如吟诵一首戴望舒的《雨巷》，悠长的韵脚流淌着辗转缠绵的情致与婉约清扬的声韵之美，拼音里流转着千里江南；再譬如朗诵一首郭沫若的《凤,凰,涅槃》，结尾那“我们欢唱，我们翱翔。我们翱翔，我们欢唱。…只有欢唱!只有欢唱!欢唱!欢唱!欢唱”所体现的慷慨激昂、大风飞扬的气概，留给读者深刻的印象。1980年代诗歌中脍炙人口的诗句莫不具有很强的音乐性，比如这样的句子：“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顾城)；“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北岛)；“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海子)。

这些名句，以其动人的韵律脍炙人口，在知识界与民间流传。这告诉我们，新诗需要与“歌”相联结。余光中的《乡愁四韵》也是这样的。它被罗大佑谱成曲，歌吟神州。“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酒一样的长江水/醉酒的滋味/是乡愁的滋味”这样回环往复、沉郁顿挫的诗句，正是要在反复的吟唱中方能体现其隽永诗味，方能体现其韵律之美，方能表现其脉脉深情。当然，如李章斌《“韵”之离散：关于当代中国诗歌韵律的一种观察》一文所言，1990年代以来的当代诗歌存在"韵律”"声音”之个体化、多元化的趋势，以及由此带来的读者接受的难题。这与社会文化的多元化、读者-作者同质性文化群体的崩散有关系。而这从世界范围来看，却是一个普遍的趋势。但是，李章斌也提示我们：或许可以实现一种最低限度的“韵律学”，在个“重”诗时代里让诗歌变得稍许“轻”一些。

什么是一种最低限度的“韵律学”？或者说，什么是一种在多元化的当代社会中依旧可能的“韵律学”？在笔者看来，那就是让“诗”的音乐性再强一点，乃至具有成为一首“歌”的可能。周云蓬所演唱的《九月》，唱出了海子的寥廓与苍茫；程壁所演唱的《我喜欢一切不彻底的事物》《我想和你虚度时光》，也还原了原诗的精致。鲍勃：迪伦在20世纪60年代所告诉我们的,并没有在21世纪失效：当代诗如果要与我们的公共生活有更为深刻的联结，不能失去“歌”的维度。因为“诗”与“歌”，如昌耀所言，永远是金黄暮色中的月亮宝石，具有安顿人心的力量。

三诗需要当代性

除了“民间”与“音乐性”，诗歌如果要与公共生活有着更紧密的联结，需要具有当代性。那么，在我们这个21世纪，当代诗的写作如何取得当代性呢?

首先，笔者以为这需要我们把握“新诗”之“新”，把传统与现代更好地结合起来。在当下，传统复兴，但不免会带来与现实脱节，乃至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的弊病。而在新诗的“古典新诠”中，常见的问题就是将伟大的文学传统塑造为一种神话，而忽略了古典与当代的关联。在这种想象中，田园充满了古典的诗情画意，乡村成为一种王维式的乌托邦，我们在其中感受不到任何时代的脉动与城市的气息。这是当代诗写作需要超越的话语装置。我们需要超越平面化的村庄想象，书写那些不可简化的乡野故事与都市心事。

传统的活力在现代的语境中得以激活。我们在思考“传统”的时候，必须要以一种清醒的“现代”意识加以审视，这是一个严肃的诗学任务。我们在书写传统时，需要摆脱那种自动生成诗意的想象路径——颓废而弥漫着烟水的逸乐六朝，与李白对饮的盛唐气象，豁达天真的北宋东坡。……这些文化符号背后的“现代性”何在？与我们当下的社会关联何在？这是我们不能忽视的问题。

回顾新诗的历史脉络，这在废名的《谈新诗》那里就已经有所申说。废名认为，旧诗在于以诗的形式写散文的内容，新诗在于以散文的形式写诗的内容，“旧诗的内容是散文的，其诗的价值正因为它是散文的。新诗的内容则要是诗的，若同旧诗一样是散文的内容，徒徒用白话来写，名之曰新诗，反不成其为诗”。也就是说，《尝试集》中的新诗虽是散文内容，但里头确实有真正的诗的精神。新诗的要义在于灵感受当下的情景触发，写出一种灵魂的诗。其“当下性”与“直接性”是非常重要的。借用奚密的观点，废名的《街头》之所以区别于李商隐的《乐游原》，正在于在“汽车”“PO”“邮筒”“号码”这些现代都市体验中所感受到的“人类的寂寞”。这需要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并不是第二个黄庭坚，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当代人。当然，传统也自有力量。当我们凝视幽暗的时候，历代的星辰也向我们传来足以擦亮晦暗的光芒

其次，这需要我们从“语言中心主义”的神话中突围，把语言的锤炼与当代生活的书写更好地结合起来。在反思古典神话的同时，也需要反思当下诗学的“语言”神话：即处理“词”与“物”的关系之中，呈现出精致化、个人化而远离中国现实的症候。诗人们以一种“自我中心主义”的姿态，以膨胀的自我想象着一个个虚幻的、镜花水月式的乌托邦。自足的语言营造出了-个个幻象。因此，朱朱同样犀利地指出，处于边缘位置的诗人“必须收起鲁滨逊的傲慢”，也就是告别那种夸大“自我”的意志。

这和近期诗论家的讨论是相近的：语言的技术主义若流于末端，则难以获得生活的实感。姜涛在《从“蝴蝶”“天狗”说到当代诗的“笼子”》等文章中认为，张枣等先锋诗人的写作，陷入了柄谷行人所说的“现代文学”的“内面自我”之窠臼。先锋诗人笔下的所谓“无辜自我”与“丑恶现实”的二元对立结构，其观察现实的姿态其实是一种“看风景”的姿态，趋于令文本关进语言的“笼子”里。李章斌在《走出语言自造的神话》等文章中延伸了姜涛的观点。他指出，受张枣的“元诗”论影响，当代诗在处理“词”与“物”的关系时，不免呈现出“语言神话”与“自我中心主义”的症候。而这会让文本面临“内卷化”，逐渐耗尽语言的势能。因此，诗人要从“刺客”走向“人群”。

最后，这需要我们对当下的社会现实有更为深入的把握。关于“底层”的诗歌书写时常容易出现这种症候：作者站在知识分子的角度，以高高在上的启蒙姿态，并非将底层打工人作为主体来写，将底层客体化，导致过分地去渲染底层生活的黑暗，没有写出底层打工人丰厚的心灵。曾几何时，艺术家们也通过卖弄固化的刻板印象来迎合一种东方主义的思维。在他们笔下，巨变的中国现实中那些对美、对自由、对爱的追求是失语的。人们仿佛只在呻吟，而没有希望、梦想。在这种叙述中，诗歌的“超越性”就丧失了，那种“日常的沉醉与抒情”的想象也付之阙如了。然而，诗歌的任务正在于在书写尘世的尘士的同时，把我们从庸常中超拔出来。

不卖弄苦难的诗歌应当走向何方？在我看来，面对现实之重时，诗歌应当如鸟儿一样——举重若轻。诚如朱朱所言，处于边缘位置的诗人，需要像“沙鸥”一样，成为一无所负的海鸥，“自在的滑翔”。这是对自由梦想的诗学做出的一个美妙的比喻。在他其他的诗句中也有类似的表述，“成群的大雁穿越过往的岁月，/回到一个不属于任何年代的季节，起舞”。

李海鹏指出，这种通过对鸟类的比喻来凸显诗学伦理的写作，是当代诗中一个常见的谱系。面对“边缘”的危机，在欧阳江河和陈东东那里，诗歌是从叶芝学来的“天鹅”——高贵的歌吟，一种超验式的语言本体论的神话：在西渡那里，诗歌则是玉渊潭公园中的“野鸭”，一种即便“边缘”，依旧能面向公共空间的、充满伦理温度的姿态。从领受“天鹅”到领养“野鸭”，诗歌逐渐在地，但依旧能够飞翔。到朱朱那里，这种“野鸭”的姿态进一步拓展为一种“沙鸥”和“大雁”的想象。他告诉我们，诗歌需要做到的是，一种立足边缘荒岛，但依旧仰望公共星空的超越性。“就像有一架天文望远镜猛然将猎户星推入心扉。”如是，诗歌成长为了一种真正雄健而轻盈的鸟，如前人所言：

“致命的仍是突围。那最高的是/鸟。在下面就意味着仰起头颅。”

——张枣

“诗人们的真正传记就像鸟类的传记一样。”

——约瑟夫·布罗茨基

或许，试图突围的当代诗确实需要向鸟类学习。生活固然泥沙俱下，污泥浊水，但痛苦深处还有欢乐与希望，罪恶之下仍有真正的洁白。这需要我们像鸟儿一样，以飞翔的力量给予诗歌高远的超越性。

结语

2023年5月，一些富有批评勇气的诗人与诗评家，如一行、王东东、张伟栋等人展开了一场以"当代诗歌的困境与危机”为主题的专题研讨。在会上，有学者认为当代诗已经陷入了“绝境”。譬如一行以“当代诗的绝境与危难”为题的发言认为：“当代诗的绝境”的形成，不仅来自当下诗歌体制的压抑和保守化，而且与1990年代以来中国诗学理论缺乏创造性更新关系密切。讨论众声喧哗，也引起了许多争鸣。在笔者看来，这种思考很好地提醒了我们当代诗所面临的困境。

是的，我们的写作也需要从粗粝的民间中获取力量，多一点音乐性的表达，多一点当代性的气息。具体来说，把个体与共同体连接起来，把青春与“青春中国”联系起来，把日常生活与史诗年代连接起来，是当代诗的题中应有之义。当然，正如霍俊明所言，这必须是以真诚、诗性、语言和修辞的承担为首要前提，即所谓的“诗性正义”。也就是说，我们归根结底，既要把词与生活连接起来，又要把词与词的血脉连接起来——用张枣的话来说，也就是“深入彼此，震悚花的血脉”。

（原载于《星星·诗歌理论》2024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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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文杰，1997年10月出生，广东广州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生。诗歌见于《星星》《延河》《中国校园文学》《诗歌月刊》等刊物，曾获第40届全国大学生樱花诗赛二等奖。文学评论见于《上海文化》《文艺报》《文学报》《星星·诗歌理论》等，获第50届香港青年文学奖冠军，入围第八届华语青年作家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