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唱陌生的歌
文/何杨璇
前几天，朋友请我到大剧院看了一场戏。那是昆曲。很奇异的体验，我第一次在公开的大场里听戏。演员眼神顾盼，似星雨流转；手指翘起，似蝶翼微微颤抖。我清楚地看见，他们胭脂水粉下难以掩盖的红晕和虚汗。我深深同演员一齐共事历情。所以感知被无限放大，听曲时也留心许多异感。演员唱曲，戏词会随着情感需要，而延宕吐字或曲折语调。在气息游离和丝连的间隔中，我听到了某种哀怨。最为古雅的昆曲尤特别。《墙头马上》中裴尚书吩咐下人做事，仅仅是这一不需要过激情绪的日常语气，都可以听到声音中拉伸的幽哀。突然惊醒，这种熟悉我经常在噩梦里听到。
每逢大院有人去世，我们家都出席丧礼。因为大家全然互相认识，生活于这种邻里集合体，窗户没有不透风的，婚丧嫁娶的密信也构成另一种亲缘纽带。我从小就熟悉葬礼上的唢呐和锣鼓声。人刚死，头夜和第二晚总要敲打到两、三点半钟。夸夸拉拉，嚓嚓铛铛……铜锣的惨叫，伴随道公浑糊而焦急的念经声，或是家谱或是超度死者的颂文。我又以为是在唱歌，因为永远听不清字词。语调或紧到嗓子，或拉长脖子；声音混浊而催逼。听到往往会做噩梦，我不敢睁眼，疑心看到魔鬼。天明时，我躺着看窗帘上的黑褐色图案，恍惚见到人走到黄泉前喃喃自语。
我轻踏过石板路，穿过忙碌忘我的人群，他们看我像看陌生人。我无所事事；她们收拾碗筷，淘洗蔬菜、猪羊肉；他们上大锅，尽力翻炒里面的一滩菜汤和肉。男女们在闲聊，嗑瓜子，烤火，烧橘子皮，不转头看我。让我烤吃橘子也是坐不住的，于是脚故意陷入泥土里，撑着起身，走到房子的后院。我抬头看见，正门上方盛放的空旷，原来这里是有一口棺材。我耳边轻轻响起几年前的对话。堂哥领我看这个太姥，他说这个棺材是她早就预备好的。我问为什么。他说这是习惯，不然到时候来不及准备。我那时不敢问，这样是否太过悲观。要是大家都不这样做，或许可以用来不及准备的棺椁去假慰自己尚处康健。现在想来，那时我还是太年轻，不知人世无常。太姥的棺材，从门上移到地上，最后放在土坑里。这当然是我臆想，最后的场景是我看不了的，我没办法继续跟着下葬人群，我不是血亲。
我的爷爷最先离世，接着是奶奶，前年外公过世。
爷爷死的时候我五天不许吃肉。大伯说不允许。但是大嫂说可以偷偷吃，姑姑也说偷偷吃，爸爸却说你还是别吃了。好像是第三天，我睡在厅堂，旁边睡着棺木，里面睡着爷爷。我被吵醒。一阵一阵的脚步，又近又远，窸窸窣窣的人群。我好像掉进了噩梦里，然后被爸爸拉起来，跟着亲戚们，围着厅堂正中躺着的爷爷，转圈圈。妈妈在圈外，递给我一柱香，胡乱给我套上一顶白巾搭的尖帽。我问爸爸为什么妈妈不转圈，爸爸说她不想也不用。我还是吃肉了，跟着村里其他小孩一桌，远离着大人的。姑姑看到我的空碗有油，问我你吃肉了吧。我说对啊我吃了。姑姑笑了。后来搬棺木上山的记忆很模糊了。我只是循着铜锣声在走。我只记得奶奶、姑姑和爸爸哭得很伤心，我没有哭。我只是想起了我六岁的时候，我递给爷爷一颗糖，他接过去没有吃，我隐隐不高兴。但听到爸爸偶然说爷爷已经不能再吃糖了，我感到惊讶而难过，因为我小时候觉得不能吃糖是一种人生惩罚，生活会因此变苦涩很多。
奶奶死了，爸爸哭得比爷爷去世那天还要痛苦，脸皮皱在一起，中年的皱纹盈满泪水。这时候，我已经拥有比过去更清楚的意识了。我也感到非常伤心。我这次五天没有吃肉，发自本心不想吃，尽管我那几天常常因为缺油水而半夜饿肚醒来。姑姑也不再劝我吃。我们都去送奶奶上山，在远离爷爷十二公里的老屋后山。那儿很近，方便我们常去看她。爷爷离开得过早了，地皮选的是他曾牧过牛的偏田边。那已被时间冲刷了一遍又一遍，那段岁月，爷爷对儿女们讲述过的故事，或许都已在记忆中添油加醋。他的童年面目全非，就连成人的印象，在我也仅是模糊背影，连我的记忆也更偏好记住奶奶。
老屋的后山雾气缭绕，上山的石路面上格外多枯枝败叶，路旁几排黑松林，针叶上挂着昨晚哭过的泪柱。跪在很厚重的土堆前，点的香很熏眼，我熏得眼黑淌水。冲天的鞭炮打在心里。空中的炸亮里，我看到奶奶躺在病床上，周围很多我不认识的亲戚。大伯拔开白酒塞，撒酒到地面和碗里。我看到奶奶坐在庭院里，穿着米黄色的毛衣，我睡在她的腿上。送葬大部队浩浩汤汤地离开后山，我落在最后，转头瞟了一眼被老屋挡住的坟墓。我看到奶奶虚掩的门缝透出的一丝暖光，那是我回城里的最后一眼，那是我上高中前最后一个假期，之后内宿就很少回家。
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我从回忆奶奶之初立马能想到，却在改此文的最后一次才加上。爸爸在哭奶奶时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以后再也没有妈妈了。这确实是一句平常的话。它太过平常，以至于像是你在看那类催泪情节中需要被规避掉的庸常文字。这是在做文学技艺中不加修饰的情感，是很白的东西。然而我当时被这句话迎面击中，过去的心里瞬间长出了几百只手掌，试图抓住未来的我的失落。
外公去世，妈妈比我前两次经历里哭的人还要悲切。妈妈的哭声是羊跪乳而泣涕。那几天天气很冷，我穿羽绒也感受到家里仿佛一个冰窟。村寨里的人倒是没有太多悲戚，只是冷静的脸面。我高中毕业第一个暑假，那几个村口的老人，有几个不见了。死亡渐渐平常而淡漠，大家还要生活下去。我第一次清楚地参与一种灵魂摆渡的方式。天蒙蒙亮，我和妈妈还有表亲们，双手高举白绫，排成一条虫。我在倒数第二个，背后是外公的妹妹，也就是姑姥。白虫踏过泥泞，穿过稀疏的车流，钻下桥洞，到达河边的缺口。缺口有一个小台阶，可以直通水底。旁边有一个长满青苔的古黄的水车，已经不再转动。表姨说这就是道公说的风水宝地了。我们照例跪缺口，叩拜，点香，倒酒。大家哭过到这就不再哭了。姑姥临走时念了一串咒语，我感到熟悉，应该是道公念过的，但已经不再是噩梦。我见到了清梦里，那些我认识的、不认识的已故老人排着队，一个个走上一座黑色的桥，喝过水，怀着微笑过桥。
我不大了解传统观念和文化。对比瞬息多变的世界，它们仿佛停在原地，我无暇融入它们。后来我上民俗课，看《滚拉拉的枪》。滚拉拉跟师傅学指路歌，起初不解，但后来滚拉拉给猝死好友贾古旺唱歌使其灵魂归所，我泪流满面。我突然想把记忆捡起来，好好问问过去的老人：丧礼上，道公唱的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要唱？唱的内容都一样吗？很遗憾，我已经过了可以假借无知，去问出天真问题的年龄。对已逝之人的故事和那些传统的事务，我知之甚少，懵懂时觉得如噩梦般，不敢靠近的心情断送了一种与之联结的可能性。现在只能缝缝补补，轻轻唱起陌生的指路歌。
作者简介：
何杨璇，女，壮族，21岁，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爱好纸质书、躺平和跑步。文学创作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未来会坚持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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