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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夺走了我们的快乐

□作者：柳洪昌

       今天，已经是腊月二十二了，明天就是我们北方的小年，年味儿自然是越来越浓。夜里一觉醒来，看了一下手机，还不到凌晨三点，去卫生间解了个小便，想回到床上再睡一会儿。

       或许是过年的缘故，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却怎么也睡不着了。于是，便只好想心事，想年前该买的年货、想该拜访的长辈、还有该走动的朋友。等眼前的事情挨个想了一遍之后，又想起了小时候，想起了父亲带我去集市上买年货，想起了和大哥、二哥在院子里放鞭炮时的情景，往事历历在目。就这样想着想着，忽又想起了王安石，想起了他那首著名的诗篇《元日》：“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很明显，从诗中可以看出，王安石当时的心情是快乐的，因为宋神宗即位以后，对他格外信任，并随即任命他为参知政事，并于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在神宗皇帝的大力支持下开始变法。所以，他以除旧迎新、新旧交替、生生不息的比喻来歌颂新法的胜利推行。

        一般说来，人的快乐大致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外在的，即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是内在的，即我们的生活态度。

     在一些发达国家，社会是“橄榄型”的。这种社会形态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富豪和穷人都是少数。因此，整个社会是在维持大多数人利益的同时，从而来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呈现出了一种良性循环的生态模式。我们建国初期的28年间，是两型社会，即“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简而言之，那时的一切都是人民的，所以，人民是快乐的。而我们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社会，已经步入到了从“哑铃型”向“杠铃型”发展的趋势，即中产阶级很少，而富人和穷人却占了两个大头。一方面，我们看着富人过着花天酒地、奢华安逸的生活，一方面又觉得这个社会不安全，贫富差距过大。试想一下，假如我们多数人都有了这种不安全的担心，人们还会快乐吗？

       另一方面，我们大多数人不知道自己对自已的期许，也就是说，我们不知道这辈子到底要什么。孔子吃糙饭，喝白开水，睡觉的时侯连枕头都没有，只好曲着手臂当枕头，但孔子却说“乐在其中”。而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别人看了都觉得这种生活没法过，但颜回却说：“不改其乐”。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自己这辈子追求的是什么？

      宋代张商英说：“乐莫乐于好善，”也就是说，一个懂得付出，而不是单单索取的人，才会感到真正的快乐。另外，施舍不是富人的专利，向灾区捐款是施舍，给陌生人一个微笑，同样也是施舍。俗话说：“未做官，说千般；做了官，都一般。”没做官时，那叫义形于色，发扬蹈厉，说得堂而皇之。等做了官呢？先是缩脖子，装孙子，夹着尾巴做小官。可等官一旦做大了，那可就了不得了！一副“求官如鼠，得官如虎”的变色龙嘴脸，全都露了出来。正如我们伟人说的那样：“以‘利’治天下，天下皆小人，天下则离心离德，一盘散沙；以‘德’治天下，天下皆君子，天下则同心同德，众志成城。”

      为什么现在许多人都喜欢钻营当官呢？不是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吗？仅仅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就够人们垂诞直下三千尺了。

       不过，花开即有花谢日，上场必有下场时。既然是“官满如花谢，”那就“好好开花好好谢”吧。孔子对于没有位子，悠然而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孟子对于失去位子，潇洒而道：“我无官守，我无言责也，则吾进退，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显然，“至圣”和“亚圣”两位圣人的心情同样是快乐的。

       而现代人不快乐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贪婪和不足。大明朝的著名音乐家朱载堉有一首诗《十不足》，写的非常贴切，不妨拿来一录：“终日奔忙只为饥，才得有食又思衣。置下绫罗身上穿，抬头又嫌房屋低。盖下高楼并大厦，床前缺少美貌妻。娇妻美妾都娶下，又虑出门没马骑。将钱买下高头马，马前马后少跟随。家人招下十数个，有钱没势被人欺。一铨铨到知县位，又说官小势位卑。一攀攀到阁老位，每日思想要登基。一日南面坐天下，又想神仙下象棋。洞宾与他把棋下，又问哪是上天梯？上天梯子未做下，阎王发牌鬼来催。若非此人大限到，上到天上还嫌低。”

       呜呼哀哉！人心如此，官心如此。没当官的想当官，当了小官想大官。只是，这官场就是一个金字塔，越往上，位子越少，瞄着的人也就越来越多。

所以，人心不足蛇吞象，贪心越重，快乐越少，幸福生活就会离我们越来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