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姚福兴

        腊月二十三，又称小年。是中国南北方汉族一年中很重要的一个日子。南方称这天为“掸尘日”，北方管这天叫“扫房日”。这一天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祭灶日。腊月二十三这一天，不管你在什么地方都要回家。晚上阖家团圆，喝个团圆酒，求灶君给自己说好听的话，并用蜜糖封住灶君之口，以防他给自己在玉帝面前说坏话，保全家平安。

        吾在十九岁时下乡插队到五原复兴公社和胜五队。亲身体验了后套乡村的村民如何过好腊月二十三“小年”的。

        村子里村民在这一天都要早早起来，打扫房屋，粉饰墙壁，擦拭桌柜。也有的人家上邬家地复兴公社供销社买窗花、年画一类的年货。然后回家把“灶王”像挂在灶的上方墙上，敬香贡糖。然后全家跪拜。后把贡糖全家分着吃，名曰“糊嘴”。不过此一类举动各家都是各做各的，互不惊动。

         55年过去了我特别记得69年的腊月二十三饲养院晚上的“打坐腔”。知青小组在这天晚上给村民献上了一台至今想起来津津有味的音乐演出。

        这一天晚和胜五队那个人来的得多呀，把个饲养院大院，围得是水泄不通。五队、六队本来就一个村子人，统称大牛圪旦。俗话讲“近水楼台先得月”。邻近村子有亲戚的下午就来到五、六队亲戚家中，吃罢饭早早就带个小板凳，占据了最好的位置。

        “打坐腔”这种形式最早形成于鲜卑时期。后随着蒙古族等各民族的融入流传，在准格尔一带叫“数来宝”。后山西人“走西口”带入晋商文化，在包头和河曲一带形成二人台清唱，流传到河套一带以坐唱形式出现叫“打坐腔”。

        这天是小年，俗讲“过小年打扫家，蒸馍蒸糕动油锅，从早忙到晚，洗洗涮涮过大年”。一听晚上知青要“耍絲弦，打座腔”，村民那个高兴呀别提了。

         晚上天刚擦黑，饲养院中心摆一溜桌子，四边栽四根木杆上高挂四盏锃亮的大气灯，把饲养院照得白昼一般。五队知青们，在周永昌的带领下，把所有的乐器和鼓镲家什都带上。队友卜继珍、李保林等都卯足了劲儿，要给腊月二十三过小年的乡亲们奉献上一台最好的音乐盛宴。

        这个晚上的演出完全是由周永昌和胡绍文，以相声的形式串演节目。

        周永昌在学校文艺队时就是专事相声和快板演出的。他的搭档原是包一中教语文的，也是老文艺队编导张我愚老师。他没有插队到农村。胡绍文本不是包头一中学生，是学校老师的一名兄弟。经老师托付给我到五原一块插队落户，所以随这个知青小组插队到和胜五队。巧的是，胡绍文原本是

在包头铁路中学读书。铁路的学校，学生日常用语都是普通话。而胡绍文本人也很喜欢说相声，性格幽默，擅长临时加活。他又会舞蹈。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他和周永昌搭档，周永昌逗，胡绍文捧，配合默契。虽俩人搭档不久，但演出效果特别好。村民们也第一次品尝到相声这个新文艺表演形式，幽默的味道。

        他们俩这一天合说的相声是相声大师马季先生一九五九年创作的反映包头社会主义建设新成就的作品《找舅舅》。相声中几次认错舅舅的情节中说到有趣时，村民们都忘了自己不知在做什么。让人笑得喘不过气来。

       “那个嘟嘟”和“不得儿远”（读de音）这是后套地区用在问路时的方言。如果对方说“不得儿远”那就是不远，如果“那个嘟嘟”就远了，得有上一阵子走才能到目的地。“那个嘟嘟”越多路就越远。

       周永昌和胡绍文就是在一问一答中，胡绍文问舅舅在哪里，周永昌不停地“那个嘟嘟”。胡绍文等他“那个嘟嘟”停下时再问他，舅舅到底在哪里呀？周永昌才慢慢地说，舅舅原来是在五原银定图。要知道银定图距我们大牛圪旦有近百十里。他这“银店图”一说出口，人们轰一声捧腹大笑。公社的一个领导正端起水杯喝了一口水，一下喷在前一排人一脖子热水，烫得那

人亥亥直叫。也有人把瓜子吃到嗓子里难受得直干嚥。……老汉们把滚烫烟嘴含进嘴里烫得生疼也顾不上叫。小媳妇们拐羊毛线，光搓没线也不知道，只是光嘿嘿地笑。小青年们往常开会最不安生。队长上面讲话，他佯装听，手却不安生，猛地在女人们的屁股上摸一下，被对方扎一针光乐不思疼。今天听相声分外安分，咧着嘴不知笑什么。尤其是我村一直热心于过年时节组织扮“红火”人称“鼓王”的李四老汉，仿佛回到快乐年轻的时光，想上台表演一下的欲念，一次一次地在心中涌动。

        在知青器乐合奏《金蛇狂舞》演奏完，周永昌和胡绍文二人早已把心中知道的村中有唱曲才能的村民排了个队，在他们用诙谐的语言点出名字的时候，知青们很大方地表演。卜继珍的独唱连唱三首让乡亲们喝彩声不断。李保林的二胡独奏“赛马”和“江河水”喜得让村民身子随曲晃动，悲的又让村民欲哭无泪，一下将“打坐腔”推入高潮。

        大牛圪旦的村民－开始有些扭捏，但在热烈的气氛中都放开嗓门，唱了一曲曲荤素兼有的民歌酸曲，将晚会高潮一浪推过一浪。特别当仙花和李四老汉演唱的二人台《打连成》，更赢得乡亲们阵阵的喝彩声和经久不息的掌声。

        我也是第一次听仙花唱曲。原来她的嗓子是那么的甜美。把一个新婚的少妇第一次上门给亲人拜年的那个羞羞答答的劲儿，娇美动人表现得极致。李四老汉年轻时就是村子中唱曲好手。但随着年龄增大，已多年不在大庭广众之下唱了。今天“打坐腔”，他一看这么好的乐队配乐，一时兴致很高。再加上他那豪放优美的真假声，配上仙花甜柔的美声，两人把一出《打连成》唱的是曲和调美，余音萦绕。他们时而对唱、时而合唱、时而清唱、时而轮唱、时而高亢、时而悲沉。把一对新婚夫妇给亲人上门拜年，喜庆诙谐、关爱之情及面对苦日子，合力奋争，企盼好日子心情在美韵婉转的乐曲声中纵情表白。唱得人们心里飘飘洒洒，蹉叹不已。一曲唱完，掌声不息。人们纷纷说：“还是宝刀不老。”

       在村民的掌声和一再要求下，二人又唱了一段《打金钱》中的快板，又赢得了掌声方才作罢。

        三娃子是我们进村后培养的吹竹笛的。他从小在父亲指导下练竹笛，气口很强。一些民间流传的例如《走西口》《跳粉墙》……等曲牌都能吹奏。他在李保林指导下进步很快，又掌握了一些当时流行的笛子独奏曲。当让三娃子演奏时，周永昌问三娃子演奏什么？三娃子因是第一次在广大父老乡亲面前演奏，十分紧张。一听让自己说节目。面对话筒就说了：“我来给村民听众演奏一首独子笛奏”。周永昌明知道他说错了。可是为增强演出的欢笑气氛，就又问了他一句：“用什么乐器演奏？”他回答说：“用笛子。”周永昌说：“那么你刚才说用独子演奏。”此话一出，乡亲们哈哈大笑。原来三娃子把“笛子独奏”说成“独子笛奏”，你知道错在哪儿？“独子”在后套方言中指屁股。用“独子”演奏就是暗指用“屁股眼儿”演奏。无怪乎，乡亲们听了哈哈大笑。

        三娃子那天的演奏真是超水平的发挥。伴奏的周永昌的四块瓦节奏明脆，李保林扬琴、侯固生的二胡配合默契。三娃子的笛声抑扬顿挫、高低起伏。吹出了公社运粮队途中遇险过山路的危急情形，更吹出了社员面对粮食大丰收歌颂幸福生活的欣喜及憧憬未来，期盼幸福生活越来越好的喜悦心情。一曲“运粮忙”使在场的人随着笛声的节奏想到今年的大丰收，盼着来年风调雨顺，更盼着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奋勇前进，不断迎来大丰收的好年景。一曲奏了，掌声、赞叹、喝彩声雷鸣轰响。在掌声中还有人叫喊：“三娃子，再来一个‘独子笛奏’。

      ……

      夜已经深了。这一夜可以说是大牛圪旦很久没有的热闹场面了。无论是知识青年还是村民们，都是处在极度兴奋之中。那个年代的大牛圪旦村，基本没有娱乐活动。一年半载也难有一场露天电影看。记得迎接知青见面会上队长曾问村民：点灯靠甚了，人们答曰：靠油。队长又问：种地靠甚？人们答曰：靠牛。队长再问：娱乐靠甚？人们沉默不语。不知谁阴阳怪气喊了一声“靠求”，引得人们哄堂大笑。但这种缺乏文化生活的现象从知青来到大牛圪旦开始变了。

        大牛圪旦每到晚上，热闹非凡。村民们吃罢饭的第一件事，就是往饲养大院跑。听知青们拉洋曲，看知青们训练本村的小姑娘、小后生们练文艺节目，来得早了还可以在屋里面看。来得晚了，只能在外面扒着窗台看了。

       在庆祝知青上山下乡50周年的日子里，全国掀起了一股知青回村潮。我们时隔50多年后见到当年“打座腔”的三娃子和仙花等。

        老了！李四老汉己仙逝。仙花近80了。虽满头白发，但身体康健。她和三娃子忆起当年唱“打连城”的情形，仿佛就象在昨天晚上。特别说到“独子笛奏”更是笑出眼泪。说到李四老汉唱到情绪来了，那股骚眉烂眼劲真是真心所见，人才难得。

        当我每每回忆起当年腊月小年“打座腔”总是在想：永远不能忘记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它的名字叫“老三届”。他们群里的一部分人还有另一层身份叫“知青”。在中国风云激荡的 几十 年里，几乎每一个坎，都有他们的身影：四清、文化运动、停止高考、上山下乡、回城大潮、上大学、下岗谋生、下海创业、出国洗碗、成为小说和电影中或悲情，或顶天的英雄式人物、走上领导岗位……如今退休居家，本想在广场上大展身手，没想到又遭遇三年疫情，人生又悲壮一回，成为国家和人民的重点保护人群。一部分人无助、孤独、无奈，躺下了，或走了。但剩下的这群人中仍有为这个国家的担当、理解，就算一辈子是小人物，也心心挂念，唯恐缺席。

        ……

        随着岁月的流逝，那些曾经的往事，是否还记得它呢？我们的感情曾有过伤感。我们的事业曾有过彷徨。人生是一条跌宕起伏的曲线，要珍惜人生曲线上的点点滴滴。我们曾经走过的路会随着岁月而变淡薄，变得模糊不清。但“老三届”“知青”那段难忘的经历却是我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在生命长河中永不会忘却的青春回忆。

    作者姚福兴，笔名福星高照。满族。本人是1966年内蒙古包头市第一中学高中毕业生。于1968年9月下乡插队落户于后套（今巴彦淖尔市）五原复兴公社和胜五队。

       1972年返城回内蒙古包头市。先后在市、区政法系统、城建环卫系统工作多年。期间曾参与老包头史志资料收集和编纂工作。退休后，热心于业余写作。曾有《音乐成就了爸爸辉煌的一生》《南圪洞名源及历史沿革》有关章节等文章发表在报纸和刊物上。著有长篇科普文学作品《每日一语》，长篇小说《风雨人生路》2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