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中师函授
作者：李巧艺
回眸我的求学之路，崎岖艰辛、障碍重重，如同唐僧上西天取经，注定要经过九九八十一难。
这里单讲我的中师函授。
1983年，我由二轻系统的以工代教，调入教育系统。虽然还是个以工代教，但总算是从地方武装转到了正规部队。
这年，恰好碰上了武冈师范面向全县公办教师招生。
能去武冈师范读书，对我来说，这真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为了能去武冈师范读书，我决心全力以赴，破釜沉舟。当时我拖着两个孩子，女儿两岁多，儿子才几个月。只好把才几个月的儿子断了奶。
参考的公办教师都去武冈师范读书去了（那次实际是摸底考试）。由于我是以工代教的缘故被上面刷了下来。只能在家与民办教师、代课教师读函授。
函授就函授，只要有书读就行。
但命运的考验并未就此停止。
中师函授共两个班，甲班和乙班。函授是半脱产，教一期书再脱产在教师进修学校读一期。上半年甲班脱产学，下半年乙班脱产读书。
我被分在中函乙班。
1984年下学期，乙班开学了，谁知又被我校校长卡住硬是不肯放人。
天下伤心事，不让读书时。
眼见函授又要打水漂，我大哭了一顿。
要知道，如果这末班车与我擦肩而过，就意味着这辈子我再也没有上学的机会了。
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四处求学无门。后来也许是我求知若渴的决心感动了上帝。校长见我九头牛也拉不回来了，终于网开一面。我才接住了函授递过来的橄榄枝……
教师进修学校坐落在东门街的狮子山脚下。
一进大门，整个校园尽收眼底。大门左右各有一栋红砖砌的两层数学楼。
靠东头围墙边是学生食堂，厨师们胸前围着长围裙，正在忙碌着准备中餐。
教学楼前面是一个很宽大的黄泥巴操场和一个简易的篮球架。
校园里高大的梧桐树树影婆娑，蒲扇大的叶子迎风招展，簌簌作响，仿佛欢快地向我招手，问好！
我们中函乙班就是右边靠西头的一栋，下面是教室，上面是学员的宿舍。
走进教室，从全县各所乡村小学来的五十多位代课教师和民办教师济济一堂。
历史把我们抛到了一起。虽是同窗学友，虽在一条赛道上，却没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年龄相差悬殊，知识水平更不在一个档次上。
有年逾不惑之年的“老三届”，有像我一样的快而立之年的“文革”时期被耽误的一代，有八十年代的二十来岁的高考落榜生。
我们戏谑地称为“三代同堂”。
从开学的第一天起，每一位学员和每一位任课教师心里的弦绷得紧紧的。因为大家心里明镜似的清楚，中师有《语文基础知识》《数学基础知识》《教育学》《心理学》《函数》《立体几何》等十几门课。每一科都要参加省里的统一考试，科科过关才能毕业。
预期是四年一届，也就是四年才能毕业。
转为公办教师，是每个代课教师和民办教师梦寐以求的头等大事。而这张中师文凭，就是转正成为公办教师的一块敲门砖。
课堂就是练兵场，考场就是战场。大家都在背水一战“拼老命”。
上课时，大家瞪着眼睛看着黑板，生怕看走眼丢掉一个字；尖着耳朵聆听老师讲课，生怕不留神漏掉一句话。
教室里鸦雀无声，没有人窃窃私语，只有“沙沙沙……”记笔记的声音。偶然哪个学员要去方便了，都是用猫一样轻柔的脚步走出，生怕干扰大家听课。
下课时，有的围着老师请教，有的互相切磋讨论疑难问题，有的交流对照笔记。
做课间操时，只要广播体操音乐一响，中函班学员就会迅速走出教室排好队，认认真真做广播体操。因为大家知道身体是学习的本钱，只有健康的身体才能适应这么紧张繁重的学习任务。
中午休息时，我们从不到楼上的床上睡觉，就趴在桌子上小憩一会儿，醒来接着做题。
有一次，我实在困得不行了，竟然一下子睡着了。朋友要我去她床上躺一会。当她带我上楼来到她床边时，我瞅着床上的舒适的凉席，竟然想躺下。
但这个念头只一闪，马上被我打消了。我决不能躺下，好多题在等着我，我要做题！
这张床仿佛是个玫瑰陷阱，还好我没掉进去了。
因为我知道，如果我放松一天，知识就会倒退两天；如果浪费两天，也许就再也追不上了，追不上我就死定了。
学员们说我，李老师拿国家工资，又在城里教书，比我们还架势滴（还努力些）。
我认为，领国家工资是为了活着，但活着绝不是为了领国家工资。
有一次，学校规定要照相，邓老师到照相馆等了一个中午，相没照成。回到教室懊悔地说：“今天算是倒了八辈子血霉。耽误了我一个中午，相又没照成，不然我又可以做好多道题了。”说着差点哭了。
做题，需要大量的草稿纸。我班学员经常收到自己学校的老师托人带来的一沓沓草稿纸。他们把没写完的教案本、信纸、作业本以及封面、封底撕下，攒起来带给学员。这一叠叠充满关爱的草稿纸，对我们无不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后方老师的支持，进修学校教师的诲人不倦，学员们的相互帮扶，这一切犹如冬日的阳光，温暖而美好。
我是“文革时期”的初中毕业生，在班上属菜鸟一只。
我只能“笨鸟先飞早入林”。我们函授是半脱产，在校教一期书再脱产集中学一期。我就利用教一期书的时间，把下期所学的课程提前预习一遍。
数学是一门逻辑性很强的学科，是最难攻的堡垒，必须环环相扣，不能脱节。特别是《函数》和《立体几何》，这两门都是高中数学。我连高中的门都没进，属于开生荒。文革时期仅读了两年初中，可怜的一点知识，至今也时隔14年，早丢到爪哇国去了。
我只好把初中数学课本借齐，放在桌子上，涉及到初中知识时，再去复习初中的课程。
我有个“地利”条件，就是我住在一中。碰到数学老师就请教老师，碰到高中生就请教高中生。我口袋里随时装个小本子，逮住谁就问谁。
我一栋楼里住着个教数学的刘老师。为了请教他，我就主动去帮他煮饭、炒菜。他走到哪我跟到哪……
那时两个孩子又小，繁重的教学任务和家务劳动几乎占据了我的全部时间。我只有等完成教学任务，做完家务，哄两个孩子入睡后。才能独自有一方安谧的小天地挑灯夜读。
函授期间，我每天晚上挑灯夜读到12点钟后，清晨5点钟不到就开始闻鸡读书。春夏秋冬从不间断过，一分一秒的时间对我来说比金子还宝贵。正如高尔基所说“我扑在书上，就像一个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
因为白天太辛苦，晚上学着学着，实在困得不行，两只眼皮不停地打架。我就学习古人“头悬梁，锥刺股”的精神，用冷水洗脸，在眼睛周围涂清凉油。
我窗户对面住着一农户，他家老母亲每天天不亮就“呯、呯、砰……”地剁猪菜，给我寂寞的学习生活作伴奏……
函授学习就像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学员们像勇士一样，奋力拼搏、逆风改命演绎出无数动人的画面。
班上有一对恋人，把婚期推迟到领毕业证那天。他俩在学习上互相勉励，生活上省吃俭用，两人打两份饭，合吃一份菜。
一对年轻夫妇和襁褓中的孩子一家三口，还带一个保姆住校。
年逾四旬的“老三届”肖老师，把三个孩子留给在乡下当医生的老实巴交的丈夫，大的六岁，小的才两岁。她铺盖一卷，不管孩子哭闹追着喊妈妈，狠心上了车。
为了省点开支，她每次从家里来，就要带瓶油炒辣椒粉来。打一份白饭，用油炒辣椒粉拌着就是一餐。
西岩刘老师是家里的顶梁柱，上有老母亲，下有三个小孩。妻子一肩挑了，支持他来读书。并再三嘱咐，家里有她，不要牵挂，只管读好书就是。刘老师刚上学不久，孩子生病住了一个多星期的院，妻子一个人扛着。家里无论什么事都瞒着丈夫，生怕影响他学习，他成了家里的重点保护对象。
二十多岁的小杨老师，晚上别人睡了，她还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学习。由于过度劳累，人明显消瘦下来，眼睛一圈黑眼圈。我对她说，你不要命了。她说，她未婚夫一家人是城里的，有工作，嫌弃她是个民办教师，看她不起。这张文凭就是她的救命稻草。。
真是“衣带渐宽终不悔 ，为伊消得人憔悴”。
以上这些只是冰山一角，班上感人的事迹不胜枚举。
尽管学习上、生活上困难重重。但是我们每个学员心中燃烧着一团熊熊的火焰——无论如何一定要把中师文凭拿下来。
我们中函班的任课教师不仅是良师，更是我们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因为我们是参加全省统一考试，所以每次考试既是考我们学员的学习成绩，同时也是检查任课老师的教学质量。
语文老师潘老师、邬老师诲人不倦，以自己丰富的知识解决了我们平时在教学中碰到的疑难问题，使我们受益匪浅；数学王老师精力充沛，常常不停歇地一连上四节课，也不知道疲惫；心理学蒙老师的课风趣幽默、引人入胜；班主任程老师每天亲自到堂，严格管理班集体……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参加全省统考时，做足了功课的我们，一路过关斩将，所向披靡，一科科相继过关。
1986年8月，我和一部分函授学员提前两年修成正果——提前两年毕业。向党和人民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八六年金秋的一天，秋阳温馨，风像丝绸般地温柔拂面。教师进修学校的教学楼、篮球架、梧桐树……沐浴在金色的秋日里，一切都显得多么幸福安宁……
提前毕业的学员们，激动地捧着由省教委颁发的沉甸甸的、红彤彤的中师函授毕业文凭。
这时，不知是谁唱起了：
幸福在哪里？
朋友我告诉你，
不在那柳荫下，
也不在温室里。
在那辛勤的工作中，
在那艰苦的劳动里
……
【作者简介】
李巧艺（1956年1月1日——），城步苗族自治县人，祖籍湘西龙山县。湖南省散文学会会员，城步县作协会员。中师函授毕业，小学语文高级教师。作品散于《苗岭文艺》《新花》《小学生作文辅导》《文萃报》《今日作家报》《邵阳日报》《赣雩文艺》《当代文艺》《湘梦山地文学》《邵阳知青》《苗乡城步》《美篇》等报刊杂志及网络平台，作品曾获全国散文大赛三等奖，作品深受读者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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