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美彪先生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祖籍浙江杭州，出生于天津。1946年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1949年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研究生部，师从邵循正先生。1950年在罗常培先生领导的文科研究所担任助教。1952年转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工作，1953年调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第三所（后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协助范文澜先生编写《中国通史简编》。先生曾任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中国蒙古史学会理事长，是蒙元史的领军人物。在蒙元史领域取得斐然成绩的同时，他也为《中国通史》的编写殚精竭虑，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他与罗常培先生合著《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独著《元代白话碑集录》《八思巴字碑刻文物集释》《成吉思汗小传》《辽金元史十五讲》《辽金元史考索》《学林旧事》《学林杂记》《中华史纲》等，主编有《中国通史》《中国通史简本》《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卷》《范文澜全集》等。在范老去世之后，他主持续写了《中国通史》第五至十二卷，这是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叙述中国历史的著作，也是迄今为止发行量最大的多卷本《中国通史》。

田澍

田澍，男，1964年4月出生，甘肃通渭人。1986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同年，师从郭厚安先生攻读明清史。1989年获西北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93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蔡美彪先生攻读元明清史，1996获历史学博士学位。曾担任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文学院分党委书记、文史学院院长、人事处处长。现为西北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规划评审组专家，教育部历史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史学会理事，甘肃省社科联副主席，甘肃省历史学会会长，甘肃省史志学会副会长，历史学国家特色专业带头人，中国古代史国家级教学团队带头人，甘肃省中国史重点学科带头人，甘肃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

2021年1月14日，先生溘然仙逝。作为受业门生，追忆往昔问学的点点滴滴，他的音容笑貌和寒灯伴影的情景就会浮现眼前。

注重通专结合的典范

1993年9月，笔者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蔡美彪先生攻读元明清史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在入学后不久，我与先生商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他认为晚明的历史值得研究，建议可以作为选题的方向。在其启发下，我打算就张居正与万历政治进行专门研究。因为自己对明代内阁和张居正已经有一些前期的研究成果，比较熟悉和了解这一方面的文献资料以及学术研究中的不足，且对此有强烈的兴趣。先生认为此题可做，但强调要真正研究这一问题，首先必须认真研究嘉靖朝的历史。乍闻此言，笔者感到大惑不解。因为当时主流的观点将嘉靖政治与万历政治截然分开，且予以全盘否定，将其描绘成君昏臣庸、政治黑暗、党争激烈、经济崩溃的时代。深受此风的影响，笔者对嘉靖政治没有一点好感，所以不可能将其与张居正改革的研究联系起来加以认知。即使联系起来，也是以否定为前提，以便突出张居正的“改革”亮点。

而蔡先生提出要把嘉靖朝历史与万历政治联系起来考察，是与他主持编写《中国通史》所形成的宏观认识密不可分的。在1993年出版的《中国通史》第八册中，他完全改变了对嘉靖朝历史的传统书写模式，对“大礼议”中崛起的张璁（cōng）首次予以高度评价，认为“明代先后两张文忠，均以兴革为己任”，将张璁与张居正相提并论，突出了张璁等人的革新活动，首次对嘉靖时代及其与万历政治的关系予以全新表述，但此论当时并未引起学界的关注，笔者也没有认真理解此言的学术意义。在专心研究嘉靖朝历史之后，我才开始认识到该说深刻的学术价值。

要认识嘉靖朝的历史，“大礼议”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认识嘉靖朝历史的钥匙。如何理解这一事件，直接决定着人们对嘉靖朝及其后明代历史的认知程度和走向定位。而要重新认识嘉靖朝的历史尤其是明代革新的历史，首先必须要重新认识“大礼议”，否则，只能责备世宗没有按照杨廷和等旧臣的主张改换父母，并将张璁等人视为“小人”，忽视嘉靖前期的革新活动，无视张璁等“大礼新贵”的崛起和对嘉靖朝历史的重要影响，将长达45年的嘉靖历史简单地描绘成漆黑一团，混乱不已，腐败不堪。这样一个具体事例，恰恰从侧面反映了先生治史通专结合的特点。

蔡先生在强调关注新材料的同时，反复强调研读基本史料的重要性，主张要用常见史料来解决历史问题，结论要从史实中得出，不能“以论代史”。同时，他要求尽可能地全面掌握学术研究的成果，即使是错误的观点也要了解和尊重，要认识其错误的原由，避免走弯路。他提及一位美国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研究藏传佛教时，得知《青海日报》上有一篇短文，但在美国找不到原文，便专程来到中国查找此文。因为看不到该文，就不了解作者的观点，故不能下笔。假如作者的观点与自己的想法相同，那就没有必要再从事这一问题的研究了。故在学术研究中，一定要尊重他人的研究成果，以表明自己的研究并不是自言自语，而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推进的。因为学术研究本来就是讨论问题的，而不是目中无人，天马行空，自说自话。随着当代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尽可能全面掌握前人研究成果就成为治学的必然要求，蔡先生在教学中一直非常重视这一点。

践行“二冷”精神的表率

范文澜先生于1969年7月底去世，《中国通史简编》才完成了四卷。此后，由蔡先生负责续写工作，改名为《中国通史》。为了完成这一特殊使命，先生数十年如一日，风雨无阻，终于完成了《中国通史》的写作。其中的艰辛和付出，可谓冷暖自知，他曾作诗抒怀：“书成十卷鬓如丝，雪夜寒灯伴影时。”“夜读常嗟人易老，金鸡为我报晨迟。”但即使寒灯伴影，他依然乐此不疲，皓首穷经，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和毅力，续成范老的未竟之业。

有人认为“板凳需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的说法最早出自范文澜先生。但蔡先生认为范老不会提出这样不切实际的主张，而是强调范老所提出的“坐冷板凳，吃冷猪肉”的“二冷”精神的合理性。他认为只有“专心治学，不求闻达”，甘坐“冷板凳”，才能吃上“冷猪肉”（古代道德文章出类拔萃之人去世后可入孔庙，歆享祭祀时的冷猪肉），即只有道德高尚，静心笃志，潜心学术，追求卓越，才能取得举世瞩目和影响深远的成果，并为人们所牢记和敬仰。而要做到这一点，显然不是十年八年所能实现的，而是需要“苦苦干，慢慢来”，需要一生的奉献。这就是他所说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八思巴字碑刻文物集释》出版后记中，他称赞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研究奠基人和引路人包培教授（祖籍俄国，生在中国，长在俄国，死在美国）“奉献平生的敬业精神”，这一精神“为我树立了学习的榜样”，一想起“他年近九十清苦攻读的情景，便增添了工作动力”。先生在同年出版的《学林旧事》一书中说：“活到老，学到老，生活就是学习。”在2012年接受《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采访时又说：“我在近代史所坐‘冷板凳’算来已有六十年，倘若天假以年，还得坐下去。”可以看出，蔡先生老当益壮，孜孜矻矻，以实际行动对“坐冷板凳”做了最好的诠释，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在蔡先生看来，学术文章的书写只是个人一时思考的表达，充其量只是一家之言，除了立场、方法、视野外，所依据的资料是否可靠，所提出的结论是否客观，还要经受各方面长期的检验，所以“不写一字空”是根本做不到的。当然，要把研究的成果用文字表达出来，是需要强调写作能力的。在观点表述中，要尽可能做到融会贯通、论述缜密、主次分明，即要尽可能突出“主干”，减少“枝蔓”。而对写作能力的要求，其实就是要逐渐提高剔除“枝蔓”的能力。而要做到简明扼要、主次分明，需要向前辈学者学习写作经验，需要常读短小锋利的杂文。《中华读书报》的记者在1995年的采访稿——《四十三年磨一剑 书里书外见功夫》一文中写道：“在文字上，蔡美彪也尽量向范文澜学习。范老的文字很有特色。他化古代汉语为现代汉语，驱遣自如；化专家之学为人人可读的史书，举重若轻。这是《中国通史》发行量大的最主要的原因。”

像范老一样，蔡先生能够用简洁明快的语言来描述复杂的问题。但即使如此，先生也不敢说《中国通史》就无错讹。他在2008年所写的《〈中国通史〉新版前记》中描述了多次修订过程，并指出：“这次出版合装十二册新版，对全书又作了一次修订，但自属稿到排印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错误，依然难以尽扫”，希望“大家多评论一下缺点”。在十二卷本《中国通史》完成后，蔡先生就把精力集中在《中华史纲》的编写上。在写作过程中，极力追求“叙事酌取要旨，文字务求简约”，尽可能地让读者满意。尽管该书出版后“奖誉过多”，但他也不敢以“不写一字空”自许，而是认为“书中的问题是少不了的”。他在2013年出版的《中国通史简本》编印说明中也说：“其间取舍不当，轻重失宜，在所难免。”蔡先生经常谈起读者给他来信所指出的问题，自己在认真接受的同时，还回信表示感谢。他对写作中难免存在问题的认识是清楚的，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反映了对学术的敬畏和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当然，蔡先生也始终以“不写一字空”来要求自己，他的文字洗练是学界所公认的。

蔡先生在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的近代史所上班，家住建国门内大街的东总布胡同。除周末外，他每天坐公交车到单位上班，中午在所里的食堂用餐，并在办公室的简易床午休一会。如此年复一年，以所为家，直到2016年10月底在下班回家时摔伤住院为止，时年已88岁。

献身史学研究的楷模

蔡先生生活俭朴，甘于清贫。他与师母胡文彦（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志同道合，相敬如宾。师母与先生为同班同学，在工作之余，全身心地支持先生的工作。她于2012年去世之后，先生拿出积蓄，在母校设立了“南开大学胡文彦助学金”，专门资助家境贫寒、品学兼优的女生。师母逝世之后的近十年间，先生孑然一身，在自己料理生活的同时，依旧潜心治学，成果不断。在耄耋之年，他虽然在生活上要比常人付出更多，但对学术研究的热情丝毫未减，可谓“壮心不已”。

蔡先生将自己的全部心血投入史学研究之中。在范老之后，每卷《中国通史》都是蔡先生与相关领域有学术影响力的专家合作撰写，最后由他字斟句酌，或重新改写，尽可能与范老的前四册保持一致，注重学术性与可读性的统一，在中国通史的编纂中独树一帜。在《中国通史》出完十卷之后，先生曾赋诗一首：“百代兴衰数卷纸，千秋争战几人雄。书成十卷霜添鬓，愈信人间向大同。”

蔡先生在践行“二冷”精神、以身作则的同时，对青年学者的成长也十分关心，他认为“那些善于独立思考、不受外界利诱的有志青年，必能甘于冷漠、不避艰苦，坚持不懈地攀登科学的高峰，取得前人不曾取得的辉煌成就。”他特别告诫青年学者要珍惜国家安定团结和繁荣发展的大好环境，要认真读书、夯实基础，不要急于求成，不要追逐名利。同时呼吁对青年学者的考察要注重学术水平，而不要过于强调成果的数量。他反复强调一个课题的完成需要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要甘于奉献、持之以恒。

蔡先生曾风趣地说道：“如有来生，我仍将选择史学研究。”这一平常之言，是他对自己一生甘坐“冷板凳”的深刻表述，也是他热爱史学研究的真情表露！在我看来，先生此言，可以作为他的“墓志铭”！

先生通变古今，知行合一，笔耕不辍，著述等身，既是通专结合的典范，也是献身学术的楷模。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所践行的“二冷”精神将薪火相传，垂范千秋！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2021年8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