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抗战成形中的一个老故事
作者：张铭玉
93年前，一月二十八日，晚上十二时，倭寇在上海闸北向中国军队发动进攻，“一・二八”淞沪抗战被迫开始。又是一起倭寇以事先制造的一系列事件作为借口，发动对上海闸北区进攻的侵略事件，是十四年抗战的重要节点之一，南京震动。
谁知，1932年日本人挑起“一・二八”淞沪抗战，竟然是为转移“九.一八”事变后国际对东北的视线，发动的一次“假战争”！[参见：搜狗百科 一二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人于1931年9月18日晚上，在沈阳制造的震惊中外的侵略战争！！！
回想往年，张难先是亲眼目睹了甲午年、庚子年等发生的外国侵略给中国带来的灾难，恨清廷愚钝、无能、无为；外祸日亟，深知要想救国，只有进行革命，因此，1904年夏，张难先、胡瑛等，在武昌组织“科学补习所”，进行革命，以图救国。不料，在辛亥革命二十周年前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日寇竟在沈阳制造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妄图进而占我东北，其恶劣行径较之甲午更甚，亡我之心路人皆知。
张难先在浙江省主席任上听到倭寇占我辽东的消息后，震惊之余，愤慨万分，爱国之心令他想到救国责任重大。他知道，全浙江省的人，都在看省主席如何面对“九.一八”事变，张难先决心让大众看到湖北首义之地的官员是何等做派、何等风格！
张难先立即打电报给蒋介石，请他通令全国总动员；先将党员、公务员组织起来进行操练，逐渐普及到民众中去，实现以全国之力进行抗日；再请主席通电罪己，与民更新；并亲统大军进驻平津，给予日寇以迎头痛击。
这是张难先第一次劝说蒋介石抗日。电报去后，仅被留下存档。
张难先毫不为此气馁，在浙江积极行动，令省会各机关职员，除年老及有疾病的人以外，都接受军事训练。派省政府委员方策为大队长，省政府保安处长竺鸣涛为副队长。于九月二十五日起，开始进行军事训练，以为全国倡。早晨起来就下操，八时收操，办公时间不变。他想由政府做起，一直推广到乡村……，以达到全国皆兵之目的。此时距“九一八事变”仅过去一周时间,可见其决心之坚,力度之大,此举在全国是首倡,具有先见之明。难能可贵的是,年届五十七岁的张难先不是嘴上说说、让别人去军事训练、监督他人实行，而是同年轻人一样,每天早晨在方策、竺鸣涛指挥下、站在队伍里接受军事训练。有报纸说：“省主席如此认真出操,身教重于言教,一时军训秩序井然,纪律严明,且无缺席”。
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到浙江后，杭州、宁波、温州等大中城市的各大报纸纷纷在显著位置予以报道。9月22日上午，杭州大中专学校的学生近万人，在湖滨公众运动场举行大会，并游行示威，要求政府立即出兵抗日。23日，杭州学生抗日救国宣传团组织5800多名学生串街走巷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和募捐活动。张难先是浙江省主席兼民政厅长，他通知民政厅，下午将有杭州各界的抗日救国市民大会，民政厅不仅要参加，而且要准备旗帜，以宣示政府的全民抗日的意愿。下午，杭州各界十万人冒雨举行全市抗日救国市民大会。内政部特派浙江省政治视察专员陈希豪主持，张难先出席大会。张难先兼任厅长的民政厅，打着大幅旗帜大张旗鼓参加，看到“民政厅”的大横幅旗帜的人，指指点点，兴奋不已。各界代表纷纷上台发表抗日演说，并通过4项通电提案，强烈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参加大会的十万人，在雨中站立几个小时，全场情绪悲壮，精神抖擞。会后进行游行，虽然始终遭遇倾盆大雨，许多学生没有雨伞，而游行队伍毫不紊乱。
28日，杭州市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宣告成立，各界民众开展了大规模的提倡国货、查禁日货、打击奸商的活动。
接着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召开一次扩大“纪念周”，省政府全体职员也去参加。陈希豪等在会上演讲，大肆鼓吹“攘外必先安内”，把东北的沦亡，归咎于共产党的“捣乱”。胡说什么“要收复失地，必先剿灭‘共匪’”云云。张难先听后，对这些混淆是非的谬论十分不满，为驳斥这套谬论．他登台作了一次“多难兴邦”的演说。指出现在需要的是全国精诚团结，敌忾同仇。揭露“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实质，指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国家都亡了，那还有什么“内”可以“安”?
“九一八事变”后，各地学生组织请愿。由于群情愤激，各省捣毁党部，包围政府的消息日有所闻。9月29日，杭州高级中学抗日救国会组织各校师生1000余人到浙江省政府请愿。正好遇到张难先他们军训后整队回来。张难先见到学生，问：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学生们说：“为抗战请愿。”张难先说：“要求抗战是对的，更应在准备抗战上下工夫。随时准备抗战。……我这就回省政府。你们有意见的，每校推选代表二人来说。”不一会，各校代表来到。张难先细心地看了请愿书，听了各校代表的口头补充后，与代表们进行了交流。他还说：“我们浙江省政府的态度，你们应该知道，本主席与各委员，各厅长，及各机关职员一体军事化，中央一旦有命，立即可以动员。说到抗战，我们的情绪或者较诸君更为激烈。”对一些具体问题。也一一答复。各校代表走出省政府，向请愿同学报告接见情况，都认为圆满。于是整队回去。同学们经过日本领事馆时，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以后就再没有请愿同学来浙江省政府。
1931年10月，张难先亲自对浙江省地方自治专修学校和警官学校学生进行了捡阅,在捡阅中,张难先发表了讲话。他回顾了中日两国的历史,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他要求学生理性爱国,不要因简单的冲动而引起内部纷争,倡导举国谋求一致的行动：他特别提醒学生，要克服过去国人表现出来的，爱国行动一阵风的毛病,对这种毛病,他称之为“五分钟热度”。他语重心长地说:“谋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是要继续不断地照这种精神去做,千万不要事情一过心就冷了,要把五分钟热度的奇耻大辱,湔雪干净,不达雪耻目的不罢休。”
有了省政府的态度，抗日救亡运动在浙江省各地纷纷兴起。宁波市的省立第四中学、效实中学、甬江女中等学校学生也组成抗日救国会，在城乡进行演讲和演剧等宣传活动；绍兴市各界成立救国会后，派出宣传队进行反日化妆演讲，检查、封存日货；嘉兴市则举行全市民众抗日救亡大会，推举代表赴京请愿；温州市、湖州市等地的广大民众，也以各种形式组织抗日救亡活动。ll月25日，杭州市2000余学生和上海、北平、无锡等地学生共万佘人，齐集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
12月10日，由杭州市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主办的《国难报》创刊。杭州市中等以上学校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组织20余所学校，分赴各地募集救国基金。浙江大学、之江大学，国立艺专等10余所学校师生3000余人集会示威游行，要求政府抗日，反对天津国际共管，宣布罢课。游行队伍到国民党省党部时，要求组织学生反日联合会，国民党浙江党部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许绍棣、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执行委员项定荣被学生打伤，大礼堂门窗被捣毁；游行到张道藩家，将其家内器具陈设全部捣毁。
1931年11月18日，反对蒋介石的国民党人在广州召开国民党四次大会，由孙科主持。会议谴责蒋介石不抵抗日本侵略、丧失东北地区的罪行，并表示宁、粤双方合作必须以蒋介石辞职为先决条件，否则在广州设立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1931年12月3日，上海在法租界另行召开国民党四次大会，由汪精卫主持，主要选举国民党中央委员。出现南京、广东、上海三地各自召开国民党四次大会的现象。在广东的国民党四次大会坚持要蒋介石下野。蒋介石迫于形势，决定,12月12日下野。
蒋介石在下野前，做了重回政坛的准备。他改组了江苏、浙江、江西和甘肃四省政府。从江西“剿共”前线，把他的心腹、江西省主席鲁涤平调任浙江省主席。
1931年12月18日，张难先向鲁涤平完成交接。1931年12月19日晨，张难先就和当初来浙江上任一样，如同普通百姓，乘三等车离开杭州。
于9月25日起，张难先令省会各机关职员，进行军事训练，在社会起到感奋作用。遗憾的是，随张难先离开，军事训练也无疾而终。
1月23日，张难先抵达武汉，回到灵山窝家中。
到家才五天，1月28日，当晚十二时，日寇在上海闸北向中国军队发动进攻，即“一・二八”淞沪抗战。这是倭寇事先制造一系列事端作为借口，发动对上海闸北区进攻的侵略事件，是十四年抗战的重要节点之一。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了中国东北地区的大量土地，并试图扶植前清朝皇帝溥仪建立伪满洲国。但是，这个计划刚开始就受到了以国际联盟为代表的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国际联盟主要受美、英、法等国控制，他们在华的利益还集中于上海一带，中国东北地区没有他们多少自身利益。有鉴如此，日本决定在上海这一国际性的大都市制造事端，调动美、英、法等国、国际联盟为自身利益，将关注点从东北地区转出，使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的侵略与控制行动能够顺利进行。
还在1月23日，除日本关东军的高级参谋、“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之一的板垣征四郎大佐外，东京的裕仁天皇的文官党羽“十一人俱乐部”也参与了“一·二八事变”的策划。该组织主张日本在完成对中国东北的征服前，需有一个“思考间歇”期，以应付国内外的许多问题。为此，在这期间，日本需要在上海发起一场“假战争”。[参见：搜狗百科 一二八事变]
1932年1月5日，板垣征四郎等得到裕仁天皇破格接见，并随后参与制订在上海发动战争的计划，他从东京给日本驻上海公使馆陆军辅助武官田中隆吉少佐发电报：“满洲事变按预计发展，……请利用当前中日间紧张局面进行策划之事变，使列强目光转向上海。”
闸北区，地处上海市中心区北部。（闸北区现在合并入静安区）闸北区没有租界，到民国1926年，境内已经有缫丝等轻工业及机器制造等，几百家民族企业；特别引人注意的全国最大的印刷、出版文化企业商务印书馆，“亚洲第一”的东方图书馆等都在闸北、展现新文化运动成果之风貌，集中华民族文化精华之大成，这些更引起日本军国主义的忌恨。出于灭我中华文化、毁我民族工业的罪恶目的。日本选择对闸北实行极其野蛮的肆虐，对我民族工业、中华文化实行毁灭性打击；而不触及美、英、法等外国资本利益，却警告他们不要在东北干预日本。
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的战略意图做了错误的判断，将日本掩护伪满洲国建立的“假战争”行为，误判为日军将“占领南京，控制长江流域”，认为战火将迅速扩展至全国，甚至认为“国亡即在”（见蒋介石《告全国将士电》）。有鉴于这种严重误判，国民政府认为，现阶段军阀割据内乱不已、军令政令不统一、财政拮据，无力与日本全面开战，所以竭力避免冲突，主张忍让。[参见：搜狗百科 一二八事变]
虽然有十九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的指挥下，奋起抗日。但是，在严重错误判断下，南京震动。蒋介石于当日（29日）的日记中写下：“倭寇必欲再侵略我东南乎？我亦唯有与之决一死战而已！”蒋在日记中亦做出迁都洛阳的决定，以避免城下之盟：“决心迁移政府，与倭长期作战”。国民党中央在30日做出迁都的决定。
张难先虽然卸政归家，然而毕竟曾担当过封疆大吏。深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道理。他听说中央决定迁都，其中有洛阳、西安等几个候选之地。经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赞同，张难先起程去洛阳、西安等地考察。19日下午抵达西安，住一家小旅馆。20日，由唐德源、寿天章陪同纵观西安形势，与北京相比，感觉气势更为博大。
陕西省主席杨虎城得到报告，张难先到了西安。他知道张难先绝不会住高大旅馆，派人向几家稍大的旅馆询问，都没有张难先的踪迹，又派人各处寻访，直到深夜，终于查出张难先住在一个很小的旅馆，随即，杨虎城带着教育厅长李百龄、财政厅长李志刚来小旅馆看张难先，因为旅馆太小，他们进来后，整个旅馆连一个多余凳子也找不到，只得都上土坑盘腿寒喧。第二天，张难先回谒杨虎城，晚上，杨虎城主席设宴为张难先洗尘，席间谈到倭寇侵略，东北丢失，上海饱尝炮火，大家都心情沉重，谈到应当全国总动员，实行全面抗日时，共同语言特别多。杨虎城见张难先如此积极主张全民抗日，在第三天，他召开各界欢迎会，安排张难先宣传抗日。到会的各界人士很多。杨虎城主席致欢迎词后，请张难先讲话。张难先对党、政、军、学诸方面痛言倭寇侵略之罪行，倡议全国总动员，奋起抗日，指出以后应当以抗日为唯一任务。
23日，张难先辞别杨虎城主席，离开西安。
由于南京政府动员大量军队参战，也取得不少成功；美、英、法等国家从中调停；“伪满洲国”于1932年3月1日成立，实现了日本发动“一・二八”淞沪事变的战略目标。在1932年5月5日，中日停战协定在上海签订。
1933年3月9日，张难先的一位友人急急忙忙跑来告诉张难先说：“山海关失守。”张难先听说倭寇又有新的侵略行径，他决定继续进言蒋介石，劝他决心抗日。听说蒋介石在保定行营，立即去保定。到保定后，就去见蒋介石说：“目前是大难当前，应动员全国一切力量去对付它。我们要和共产党尽释前怨，精诚团结，一致抗日。”蒋介石嘴上连连说：是。然后说：“我想请张先生为我去天津查一大案。”张难先一听，便知蒋介石还是对全国一致抗日没有下决心，辞别蒋介石回湖北。
东北三省全境沦陷后，日本侵略者不断在中国华北、华东等地制造事端，扩张势力。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关头，全国各界群众掀起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怒潮，中国进入艰难的局部抗战时期。
上海“一二八”，日本侵略者在上海闸北向中国军队发动进攻后，身为政府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的汪精卫，主张对日本侵略者采取妥协。此时，何应钦居然公开亲日，甚至成为亲日派代表，到1933年，何应钦更是与日本方面签订了《塘沽协定》，为日军全面入侵中国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还是在1924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后，8月17日，广州国民政府监察院全体职员举行了第一次“总理纪念周”，由监察委员陈秋霖、甘乃光作报告。10月19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了首次“总理纪念周”，此后，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总理纪念周”持续举行，国民政府方面也开始举行“总理纪念周”。
不久前，有位研究抗日战争历史的学者，听说张难先有一篇讲话：《中华民族之橡皮性的民族精神》。找不到资料，不知道张难先为什么如此说、究竟是怎么说。经几个朋友辗转到我这里。他关注的资料出自张难先在一次湖北省“总理纪念周”上的演讲。
还是在对日妥协的暗流波及到湖北。毕竟湖北省武昌是“武昌首义”之地，大家议论时，总觉得应该对这股对日妥协的暗流有所表态。大家建议，请有名望的辛亥革命老人张难先发表意见。
1933年8月23日（星期三）在“湖北省总理纪念周”上，张难先应邀发表演讲，题为《橡皮性的民族之崩溃及复兴之商榷》。讲话发表在湖北地方政务研究周刊》第一卷第十期。后来以《论中华民族之橡皮性的民族精神》广为传播。
张义痴先生讲《橡皮性的民族之崩溃及复兴之商榷》
介绍词：八月二十三日（星期三），为专家讲演之期。上午八时，承蒙张义痴先生蒞会，全体会员，肃立致敬礼后，即由湖北省地方政务研究会副主任朱心佛先生致欢迎词。略谓：张义痴先生，沔阳籍，名难先，曾在广东湖北浙江等省，历任省政府主席委员厅长各重职有年，政绩伟大，民犹讴歌。其平日对于身心修养，极为严刻。向主明心见性，单刀直入。颇与阳明学说相近。私家修养既如此。故其出任政事，到处表见清风亮节。其摘奸揭诡刚正廉明之精神，诚有古今大政治家的风度。尤足为吾人师表。昔者诸葛武侯，作了宰相多年。家只有桑树三千株，传说乃其先人所遗。王安石作了宰相之后，亦仅剩破伞一把，瘦驴一匹。今者,义痴先生辞官归田，一把破伞，容或有之。一匹瘦驴，尚且没有。更谈不到家有好多桑树，这种风情既堪媲美前贤，复足垂教后辈。古人所谓：经师易得，人师难逢。今天承义痴先生肯来赐教，深为本会庆得人师，谨率全体会员，热烈欢迎；现在请义痴先生训话。
“讲演词大纲 一、吾国历来受外人之侵略，及亡国数次，然卒能存在数千年者,究有个什么东西。二、吾以为就是一条鞭的伦理，支持数千年，政治也是他，学术也是他。三、这个东西，究竟有什么狠处，以我的观察，就是纵的方面，用血统的关系，把这人民组织起来，横的方面，用同姓不婚的婚姻制度，把这各姓连锁起来。所以吾国以往民族的组织、与团结，真是根深蒂固。四、这个组织，真是极自然，极严密，极实在，极伟大。虽历来剧烈之外患，亦只能消灭其一部分之政治与军事力量，于民族根基却丝毫不能动摇。五、这种民族究竟有什么狠处。就是他的性格，软又不软，硬又不硬。团结力极大。稍为压迫他，他也勉强忍受，却是你无法破灭他。这种民族，吾无以名之，名之橡皮性的民族。六，以前外人常訾言吾国为无组织的国家。殊不知吾国撑持数千年就是一个组织严密。七，现在这个组织情况如何，能否再用。八，这个组织，自欧美经济侵入，直不啻橡皮滚在酒精锅里，完全融化，各个解体。九，吾国就是这点东西，现在完全崩溃，实危险之极，不急求民族复兴，简直要亡。十， 复兴之道，近人说得极多，究竟用甚么方法，乃为合宜。十一，吾以为宗法组织，现在事实上以经济关系，实无法重演。吾拟用经济组织，替代已崩溃的伦理组织。再施以教育种种，改造社会的风俗习惯，而成一适合潮流的新组织。其主要则在全国上下共同努力于农村的复兴。并且要着眼新的方法，怎么样安得上去。
适才朱先生介绍词，藻饰溢量，愧不敢当。兄弟一向不大说话，也不愿意说话。因为近来新旧的界限很严，兄弟所读的书，未见得恰合时宜，所以几年来，只是埋头作事，不多说话。
……”【1】
【1】张难先演讲较长，不将原文引入。有感兴趣的，可以联系我。
由于汪精卫、何应钦亲日派鼓吹采取妥协，一再对日本让步，眼看国土一块、一块的丢失，全国上下的人们，都感觉一种没有办法的烦闷，气息奄奄，好像将要成为新的“东三省”一样。
在那个时代，橡皮和许多工业产品一样，进入中国时间不久，一个“豆腐”形状的“橡皮”，你压它、它就变薄；你松开它、它就恢复变成原来形状。张难先是熟读中国史书的。他大量引用几千年中国历史，当外民族来入侵，压力大就暂时收缩，一旦压力被消磨就反弹，入侵的外民族会被我们打走；看元、清两次外民族来入侵，表面是亡国，后来外民族反而被同化，政权被推翻，又恢复我中国原来模样。这种情形就类似于橡皮，因此有了张难先的“橡皮性的民族”这一提法。使彼时大众容易理解他的论述。
张难先深入研究，中华民族之具有如此能力，在于一个“团结力”，而“团结力”决非偶然：在纵的方面，宗族、父子、兄弟有骨肉天性之恩，其团结力的巩固，不需要有政治作用以为维系；在横的方面，又以同姓不婚之礼法，使异姓亦得有密切之联系。所谓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下层组织之严密全赖于此！故中国国“可亡”，而民族则不易亡，因“国家之亡”，不过政治经济军事之挫折，人民身体精神上，感觉暂时之摧残。而民族所以不能亡，是因为有上述情形，已深入于乡村间各个人之心里，非外来之强力可以锄而去之也。中国此等民族特性，硬不硬，软不软，能忍受一切，而不受丝毫之损坏。故历受外族之侵凌，迄未稍贬其大国家大民族之风范，只有衰败，绝不灭亡，不仅不能灭亡，其侵我者反受我之同化，将其民族软化至一蹶不振，如元如清，即其明证。
张难先清醒认识到，时代的变迁，资本主义的入侵，前面介绍的橡皮性的缩、弹特性已经受损，不能解决日本的入侵。面对倭寇，我们决不能坐以待亡，要时刻想对策。对策就是遵照 总理的民族主义，首先是复兴民族的橡皮性，全民族团结对付之。敢断定决无其他办法，否则中国简直要亡。
因此他在最后明确提出：
“只要动员全国一切力量去对付日本的侵略，只要我们和共产党尽释前怨，精诚团结，一致抗日，中华民族是不会被灭亡的。”
这就是“橡皮性的民族之崩溃及复兴”！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与努力下，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成为中国时局的重大转折点，它粉粹了亲日派、日本帝国主义的的阴谋；从此，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对于推动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张难先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看到了挽救国家危亡的曙光，打开了他以后与中国共产党接触的大门。
然而，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团结抗日的局面，并没有如期形成。
在1937年春，农历丙子除夕，张难先为《思旧庵》撰春联：
丙子除夕 慨国步之艰难 嗟人生之苦恼 缘作此以抒忧愤
国土日削 民生日艰 对兹大好湖山 只足增无穷感慨；
壮不如人 老不速死 似此苟全性命 说得出有甚意思。
1937年7月7日晚，侵华日军蓄意挑起事端，芦沟桥事变发生。张难先认为此即中日两国之劫运临头也，为之沉闷数日。然而他并未消沉，而是大声疾呼“团结一致，共同对外”。
1937年8月13日，日军一万余众向上海江湾、闸北进犯，张治中统率第九集团军奋勇应战。淞沪抗战开始。这时，蒋介石邀严立三出山。
严立三，又名严重。民国陆军中将。曾经担任过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总队长、训练部长，被称为“黄埔良师”；北伐时，他出任东路军第二十一师师长，屡挫强敌，赢得了“北伐名将”的声誉；1928年，严立三、石瑛、张难先，曾同时在湖北省政府任职，因为从政理念相同，为人做事格局一样，合作期间成为好友，被时人称为“湖北三杰”或“三怪”。后来，严立三不问世事，到庐山隐居。
严立三认为保家卫国、共赴国难是军人天职，不能等着做亡国奴，于是他答应下山。去南京前，先到武汉约张难先、石瑛商议此事，他们分析当时形势，七月七日日本军队在卢沟桥发动军事进攻之后，先后强占北京、天津，继而分别沿平绥、平汉、津浦铁路线向前推进，战场形势严峻，特别是八月下旬，刘崎指挥无能，平汉线全线溃败。张难先、石瑛二人以为时局已经如此，我们一直以救国为己任，总该去一趟南京。立三询问去了该怎么办。张难先说：“以当前抗战形势而言，最大的事就是团结一致，共御倭寇。在前方的将领，大多是你黄埔的老朋友，你可亲赴前方建议大家团结一心，若彼此间还有意见，就从中疏通。总之是希望实现精诚团结。如果最终达到目的，就是得你力不小矣。”立三点头称是而去。
这前后，在国内发生了一件大事！1937年7月15日，周恩来向蒋介石提交《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宣言中提出发动全民族抗战、实现民权政治、改善人民生活等主张。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抗战宣言》，正式宣布对日抗战。8月22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了全面抗战的主张；同时将所属武装力量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9月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指出团结御侮的必要，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有关谈话的发表，标志着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1937年，李济深先生出任军事委员会常委，1938年南京失陷后到武汉。李济深先生为挽救危局，提出打破党派界限，重用抗日人材，改组领导机构，充分发动民众等建议，不为蒋介石所用；蒋介石只委任李济深先生军事委员会常委一个空名，李济深先生不能实施自己的抗日主张，不能统兵对日作战，心中非常苦闷。
张难先认识到，这几年政治日益腐败，他虽抱有报效国家之心，却只能空惆怅。李济深先生与张难先，两人都在国难当头之际，却不能以一身报效国家，李济深先生曾写下名诗《国难抒怀》：
国难方殷寇正强，存亡续绝费商量，
可怜责任成虚负，到处游观没主张.
风景纵佳游兴减, 江山依旧主无常.
应知巢复无完卵, 几度登临几断肠.
真实地反映他们的心情。
1938年5月17日，李济深先生亲手书写一扇面赠张难先：
古人言治兵 明耻以教战 知耻近乎勇 有勇方精练
今日论治兵 兵民站一线 我人常有言 抗战要全面
全面从何求 一线何由见 所重在政治 为公须实现
所要在政治 举能与选贤 天下能为公 人人图自勉
天下能为公 人人乐自献 贤能在职位 治国若烹鲜
从此奠国基 国基乃可奠 从此兴民族 民族斯绵衍
吾国家民族哀弱已非一日 时及今兹益趋严重 先哲中山先生提倡革命为救国家民族也 其勉同志时以天下为公为言 余固深信天下为公为革命救国基本条件也
义痴先生固有同感者 因凑古句以应属书 辞之工拙所不计也
时正民国廿七年五月十七日 日寇攻我津浦线至危急也
弟 李济深 （印）
针对蒋介石在抗日重要时刻，重用汪精卫等亲日派，而不能“举能与选贤”的自私之心，扇面通篇精辟地阐明，要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必须贯彻孙中山先生的“天下为公”，唯有以天下为公之心，才有人人图自勉，才有人人乐自献，才有“国基乃可奠 从此兴民族 民族斯绵衍”。 李济深先生自己有深刻认识，也知道张难先对此是深信不疑。故有此同心之唱。
1937年12月——1938年10月，周恩来、董必武、秦邦宪、叶剑英、邓颖超、王明等中共领导人在武汉领导长江局和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工作。这期间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最好的一段时期。董必武是湖北的老同盟会成员，与严立三、石瑛、张难先都是老朋友。张难先多次拜访董必武，开始关注中共在抗日中的作为。
张难先看到这个国共合作气象，对抗日战争胜利有了信心。1938年春遂录张江陵临湖曲六首之一。
浩渺镜湖波香风
出芰荷月明山下
静时听採莲歌
……
表达他的心情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以进行持久抗战的方针，计划在湖北举办训练班，培训敌后游击队的军政骨干。汤池，是鄂中应城的一个小镇。1937年12月，在董必武指导下，得到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建设厅厅长兼农村合作事业委员会主任石瑛等人的支持，在汤池举办湖北省农村合作社人员训练班（通称汤池训练班）。训练班的组织领导机构是训练委员会，由李范一、陶铸、杨显东和教员代表任委员。对外由李范一向湖北省建设厅农村合作委员会负责，对内具体工作由陶铸领导。孙耀华“穿针引线”，做联络工作。
训练班实质上成为中共培训干部的学校。学员多为平、津、沪、宁流亡学生及本省、本地区进步青年。至1938年5月，训练班创办4期，共培训干部、学员600余人。学员毕业后，中共湖北地方组织将他们派往全省32县，开展抗日救国运动。张难先听石瑛介绍后，连声说好。回到灵山窝家中，张难先在折扇上作画。画面是铺天盖地的梅花、气势汹涌的从天而降，盛赞汤池训练班，参加抗日的救国战士必将喷涌而出，战胜日本是不容置疑的！
彼时，张难先自号“六其居士”。
【作者简介】
张铭玉，湖北仙桃籍人，张难先先生嫡孙，1939年生，1961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曾任辽宁省沈阳市政协委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辽宁省热泵暖通空调协会专家，出版有《张难先先生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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