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牌古镇的形成
葛牌现为蓝田建制镇。其行政变革如下:
明清时属蓝田南乡(安民乡)市北里。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后,设联保。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2月,红军一度在此建苏维埃政府,达七月之久。
1949年后,属蓝田县十二区所辖。1958年,成立葛牌公社。1959年,并建大社属葛玉公社一、二、三管理区。1961年,恢复葛牌公社。1984年,改为葛牌乡。2011年,改为葛牌镇。
葛牌镇位于辋峪河东源东采峪河流域。东采峪水,长约21公里,源于葛牌镇南的东沟南部的沙沟。沙沟水一路向北流,于葛牌镇汇聚梨园沟水、葛牌沟水、沙帽沟水,再转向西北,汇聚众多支流后,至两河桥处与西源水一一西采峪水相合。两河相汇处有桥,名为“两河桥”。两河桥以下河水,始称辋川河。
葛牌镇之建制缘于葛牌老街。蓝田县城向南,沿蓝葛路,穿越辋川镇,一路穿山过河,便可到达葛牌镇。临近葛牌镇入口处,有一座巍峨高大的牌楼,牌楼正中镌刻“葛牌古镇”四个大字。牌楼两边有一副对联:“五龙捧首四省通衢无双地,一船泊岸明清老街世外天。”对联生动地描述了葛牌古街的地理位置:秦岭的山峦之间,梨园沟、葛牌沟、纱帽沟三水交汇,位于镇子中心,南北走向的葛牌古街犹如一叶扁舟,横卧于此。街头古柳,正似船上之帆。环绕古镇四周的有五个山头,就像高昂的五个龙头。
葛牌老街的形成,同它的地理位置密不可分。它西连蓝桥镇,北出辋川镇,是蓝关古道的支道之一。又东接商洛市商州区,可往河南、湖北,南接柞水县,可通巴蜀,是关中通往南方的交通枢纽之一。
葛牌老街作为古镇,既是集市又是物资集散地。
葛牌街的集市最早并不在此。当地人说,集市最早位于距现在老街两小时车程的太白顶上,该地势平坦、没有水患;后来,集市从山顶移至山下,今老街以北的铁索桥地区,经过短暂时间后,最终移到今天位置。
葛牌集市的最终定址,同葛牌老街货物集散地的形成有关。过去,焦岱川和县川的客商和运送货物的马帮进出秦岭,前往商洛、榨水,皆须在葛牌老街处歇脚,此地便成了旅店、熟食店和供骡马休息的场所。许多来自鄂豫等地的商人也于此建立铺面、商号从事商运买卖。这样,葛牌镇逐渐成为周边地区的物资集散地和联通巴蜀、鄂豫的商贸中转站。为了方便客商行人,街上铺设了青石板,形成了青石板一条街,于是集会也移于此。因为其地理位置,每逢集会,方圆几百里,包括柞水、商州等地的人们也会来这里赶集。
因此,葛牌古镇的形成是一个过程,伴随着秦岭山区人口的迁移和商贸兴起的过程。我要追溯的就是这个过程。
人类定居,是有规律的。最早处于离水较远的高坡地带,后移至平川。川原人口相对饱和以后,后来者便移居山岭之地。居山者为避山洪危害,最初都在半岭之上,最后才移居沟内。葛牌老集市最早在山梁上,最后移于河谷之地,原因即在于此。
那么,老集市起于何时?葛牌老街又形成于何代呢?
查葛牌地区人口和文化,虽有北方色彩,但更多的是南方特色,包括饮食、语言、建筑各方面。
饮食上,葛牌人食面的同时,又喜食米,且喜于饭菜中加糖,明显苏杭、广州等地的影子。炒菜一定要够味,第一关先要放辣椒。这明显有湖南饮食的影子。就拿当地的神仙粉来说,他们喜欢酸多(醋多)、辣子多。
居室建造上,北方的民宅多为灰青之调。葛牌的民居,则是灰中有红,开间较浅,出檐较远,讲究飞檐、斗拱、栏杆与雕花等,这也是南方建筑的调调。
葛脾人吃年夜饭,也不同于关中。腊月三十晚上,天黑后做饭,准备齐备之后,晚上十一点左右,待夜深人静之际,“鸡不叫、狗不咬”了,全家围席而坐,一直要吃到大年初一凌晨才算过年。
在语言上,吃发“qi”意,把睡觉叫“困醒”,把坐叫“错”,亦不同于关中。
单说吃饭"qi"音,其实就是"喫"字古音。喫字,《唐韵》《正韵》作苦击切,《集韵》《韵会》喆历切,𠀤音燩。"qi"音为古音转音。关中吃字则为"咥",发音为"jie"。
至于睡觉叫"困醒",大家应该还记着鲁迅《阿Q正传》中阿Q抱住吴妈求欢的语言吧,"我和你困觉,我和你困觉!"这也是南方音。
坐发音"错",亦古音,《集韵》徂果切,音睉。
我和曹林燕交流,她说葛牌人内部交流方言,关中人根本听不懂,戏称"呜拉拉"。其实就是南方发言。
老人去世后,子孙要唱“孝歌”,与山外有很大不同,山外居民是不唱“孝歌”的。孝歌的起源,据说与道教人物庄子有关。庄子妻子亡,惠子前来吊唁,庄子“鼓盆而歌”,遂成孝歌的最早起源。有一种说法,庄子为安徽省亳州市蒙城县,"孝歌"属于楚文化的范畴。
在戏剧文化上,葛牌民间喜欢传唱花鼓戏,清时花鼓戏流行于湖北勋阳,这明显受到湖广文化的影响,而关中传统剧种是秦腔。
葛牌居民家中,供奉“天地君亲师”牌位,这是南方习惯。鲁迅在《我的第一个师父》一文中就说,“我家的正屋的中央,供着一块牌位,用金字写着必须绝对尊敬和服从的五位:‘天地君亲师’。”山外人供奉祖宗牌位,鲜有供奉“天地君亲师”的。
综上所述,葛牌文化,从根本上说是南方文化,同安徽、江浙、广东、湖南、湖北有关。
葛牌镇实际上是客家人会聚之地,在当地,客家人占到60%以上。有来自河南的裴姓、安徽宿松的齐姓、安徽霍邱的张姓等。粉房沟村的周、程、郭、付、黄、李、舒诸姓中,当地村民讲“祖上没有一个是当地的”,都是从安徽、四川等南方迁来的客家人。
客家人本为汉族支系,起源于河洛,五胡乱华,朝纲倾裂,战祸频仍。生灵涂炭,颠沛游离,拖儿帶女,带着祖宗牌位,迁移于中国南方。客家语言被称为“唐宋中原古汉语的活化石”,是汉语七大方言分布区域仅次于官话的第二大方言,能与《切韵》《唐韵》《广韵》《集韵》等古代韵书记载的发音对应。
南方的客家人何时回归北方?是在清代。
蓝田人口的变化,在元末和明末特别剧烈。元末的战乱,导致了蓝田地区人口锐减,在明代,蓝田有20个里,今蓝桥、葛牌、玉川、洪门寺、辋川、甚至县城南原大寨乡一带,同属市北里,大体110户多,可见有多少人口?明朝初期,朱元璋为防止流民在山区流动,对葛牌、商洛这样的山区地带,实行了封禁政策。封禁政策取消后,从明朝中叶开始,流民开始进入湖广山区,乃甚至商洛、蓝田山区。但所增必然有限,辋川的条件好于葛牌多甚,但嘉靖四年陈文烛游历时也只是有限的人家,更不要说葛牌了。
明末,上述这些地区的人口又一次剧减。明末张献忠、李自成农民运动的兴起与失败、明朝政权的垂死挣扎以及清初三藩之乱,陕南包括陕西省的汉中、安康、商洛三个地区,以及蓝田南部山区都严重遭殃,人口锐减。几十年战乱,受害之烈,比四川有过之而无不及。
从另一个角度说,清初蓝田人口减少得只能设置十六个里,白鹿原被明时少了四个里。山外平原如此,更不用说葛牌这样的山区。
所以清初,陕南仍分布着相当规模的远古森林,被称为“南山老林”和“巴山老林"。这里人户稀少,田地大多荒置,呈现出一派“虎迹狼蹄多于人迹,千里幅员大半黄茅白苇”的荒凉景象。
为避免土地荒置,同时也为了增加赋税,清初朝廷采取了一系列优惠经济措施,以增加战乱地区人口。
顺治六年(1649)朝廷颁布《垦荒令》,顺治十四年(1657)户部又颁布《垦荒劝惩则例》,明文规定奖励垦荒有功者,并持垦荒多少与户口增减作为对地方官的考核依据,康熙时进一步修改垦荒条例,规定了各种优惠政策,鼓励招徕流民开垦荒地。这些优厚的招垦政策,无疑对人口密集区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与此同时,东南各省尤其湖广地区亦因祸连兵结,灾荒不断,灾民逃荒者成群结队,急于寻找适宜的土地安家立业。清初陕南地区赋税较低,地租极轻,这对于农业开发程度较高、经济发达相应赋税沉重地区的无地或少地农民来说,有很大的诱惑力。内拉外推之下,故继“湖广填四川”之续,终于促成了清朝“湖广填陕南”的移民浪潮。
另外,为了对付东南郑氏集团,朝廷还采取了强迫迁移的政策,顺治、康熙两朝,朝廷两次强迫迁海,使福建、广东、江浙等濒海居民辗转迁入内地。
移民历经千辛万苦进入秦巴山地,大致是由东至西,先自平原,再进深山。至乾隆年间,移民基本上填充了汉水谷地和秦巴山地的老林地区,陕南的移民潮流,大致在道光年间进入尾声。而蓝田南部山区包括葛牌一带的南方移民,特别是客家人,就是伴随着这次移民浪潮进入的,东边商州的大量客家移民亦然。
康熙年间以后,随着经济的恢复,商品经济活跃起来,集市开始出现。后来,从西安到岭南,经焦岱川和汤峪川,长途贩运又开始兴起。进山拉货的马帮,从西安到陕南有两条路:一条是向南到柞水,另一条是向东到商州,而无论走哪条路,都要经过葛牌,使得葛牌成为一个重要的商贸中转站。
当时,葛牌古镇的大街上,商铺比邻,人群熙攘,山货交易有药材、皮货、木炭、生漆、木蜡、桐油、火纸……山外日用品交易有粮食、布匹、食盐、陈醋、丝绸、茶叶……葛牌镇成为蓝田南部重镇,当地人有一句古谚说,“出了南门数葛牌”,足以看出葛牌昔日的繁盛。
那么,葛牌古镇兴起于清代何时呢?
查清代方志,雍正《陕西通志》、乾隆《西安府志》、嘉庆《蓝田县志》所载蓝田集镇,皆末出现葛牌名字。葛牌市镇首次出现在光绪县志中,可判定古镇出现在嘉庆年间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