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 饿 年 代
钟文
1958年春，我正在读初中一年级。当时，学校借住在陕西省棉花研究所（今泾阳县三渠镇梁宋村西），我们当地人叫做北场。
所谓北场，是相对于南场--即南边两、三里处的省仪祉农校而言。
那时，正是大跃进、大炼钢铁、公社化运动高潮时期。记忆中，我们经常去生产队参加劳动。还到处砍树，为大炼钢铁烧木炭。后来，又把学校门口渠岸边一排青槐粗壮的树枝锯下来，给公社卫生院、产院烧木炭。
不久，学校迁到新校址。学校旁边的杨梧村，是全国卫生模范村，经常有全国各地的代表团、包括苏联专家都来参观。公社就安排我们学校的学生为这个村子修路，我们还拉土填平了村中一个大涝池（废弃的地坑窑），修成了一个小公园。后来，每次来参观团，都要我们去帮村子打扫卫生。
劳动越来越多，今天去这个村锄地，明天帮那个村翻地，好像总是有干不完的活。
那时，报纸上天天“放卫星”。今天这里小麦亩产一万斤，明天那里水稻亩产两万斤！今天钢产量达到1000万吨，后天又到了1070万吨！人民日报头版右上角，天天有个向上飞跃的红箭头。
有一次，学校组织我们去白杨村全国劳模刘德茂的丰产田参观，他的“卫星”目标是小麦亩产两万五千斤！那时麦子已快要吐穗，只见这个丰产田的麦苗，用细竹杆搭着密密麻麻的支架支撑着，妇女们揹着喷雾器，正在给麦苗喷洒葡萄糖。讲解员说，麦子喷洒葡萄糖就能增产！
那年深秋，我们又接到通知去参加大炼钢铁。全校师生揹上行李，步行到永乐店去搭火车。我们站在站台上，眼看火车就要到站，公社派人火急火燎地赶来，通知说不要去了，叫赶快回去支援秋收。
我们班被派到角雒村。
那年多秋雨，地里的玉米、棉花早已成熟，玉米棒、棉花壳长时间经受雨淋，见不到太阳，都沤成了灰黑色。原来是，青壮年劳力都大炼钢铁去了，村里只剩下老人、儿童，庄稼成熟了收不回来，沤在了地里。角雒村本来地势就低，好多庄稼都泡在水里。但是，一个公社那么大的地方，靠这些中学生能收回来多少庄稼？只能是收多少算多少了。
一个礼拜天回到村里，队长派我们几个学生，用架子车去地里拉割下的黄豆。装好一车后，有一道水渠挡住拉不过来。去请示队长，队长说，抱些包谷棒倒在渠里，把渠填平就过来了。我们就从旁边地里抱了好多包谷棒倒在渠里，才把那车黄豆拉了回来。那些包谷棒后来咋样了也不知道。
更要命的是，由于没有精壮劳力，小麦迟迟种不下去，造成了第二年粮食显著减产！
那时的口号是：“一天等于二十年！”中央最高层提出，经过三、五年过渡，“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全国农村按照党中央指示推行食堂化，说“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人民公社是通向共产主义的桥梁！”社员家里的铁锅、铁勺、铁铲，全都收走砸烂炼了铁；家里的粮食全部收走，一粒粮食也不准留。“伙食供给制，吃饭不要钱！”全国农村统统吃起了大锅饭。
大跃进、大炼钢铁、食堂化，严重破坏了正常的农业生产和生活秩序；农业“大放卫星”，全国到处竞相吹牛皮、说大话，弄虚作假，胡吹冒撩，公购粮加重，社员口粮和生产队储备粮显著减少，大食堂越吃饭越稀。大约到1959年冬、60年春天，终于再也搞不下去了，食堂只好解散。
社员家里既没存粮，又没灶具，吃糠咽菜、忍饥挨饿，最难挨的日子开始了。
为了不饿死人，生产队每隔十天半个月分一点包谷下来，人们拿到碾子上粗粗一碾，连皮带糠，掺上野菜煮着吃，挨过一天算一天。
我们在学校里，顿顿吃的是稀包谷榛。学校搞到一些油渣（那时候都是棉花籽油渣），碾碎炒熟，用筛子过掉棉籽皮渣，开饭的时候，每人挖半勺掺到稀饭里，同学们吃得个个都便秘。但总比不吃饿着强呀！有一次，学校不知从哪里搞到一些榆树皮面，熬了汤让大家喝。一个同学可能是饿慌了急着喝，没等到晾凉就张口一吸，半碗烫糊糊一下子灌了下去，烫得那个同学哇哇大叫！
为了帮大家度过饥荒，我们生产队给棉花地里套种了些蔓菁。可是，还没等到拔棉花杆，蔓菁已经被社员们挖光了！一个礼拜天，我从学校回到家里，母亲让我去地里寻找挖剩下的蔓菁。好不容易挖到几个漏网的小蔓菁，母亲把蔓菁下到锅里，和包谷珍一起熬成了菜粥。吃一块“老鳖靠河岸”(锅底添水，把和好的玉米面拍成饼,贴在一圈烙熟，家乡人戏称为：老鳖靠河岸)，再喝一碗菜粥灌饱肚子，那时已经是美餐一顿了。
那年秋天，包谷棒勉强能吃的时候，晚上就有人偷包谷棒了。
那时候，农村流行的顺口溜是：“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不偷不逮，饿死活该！”
有胆大的妇女，晚上就结伙出去偷包谷棒。
我一位表婶，生性胆小谨慎，腼腆内向，一直不敢参与。但是，到底经不住邻居撺掇，再加上孩子们也都嗷嗷待哺，终于在一天晚上，表婶跟着那几个妇女一起去偷包谷。不料到了地里，刚刚掰了几个包谷棒，响声就惊动了看包谷的，一声吆喝，吓得妇女们四散而逃。
表婶经此一吓，竟然一病不起，不久就撒手人寰！
这件事，成为我们村三年困难时期最令人心碎的悲剧。
我的三伯父饿得瘦骨嶙峋。他的长孙女在仪祉农校读书，每个礼拜省下来五个馒头，到周末拿回来给爷爷吃。三伯父每天只敢吃一个，老人吃馍的时候，双手把馍捧在掌心，像吃点心一样稀罕。但就是这样，三伯父到底还是没能熬过那个艰难时期，终于在1961年春天去世，年仅60岁。
那一两年，我们村有多个老人离世，他（她）们的去世，是否都与饥饿有关？我没有深入去调查，但是，其中一位魏家老太太，临终前几天一直喊着“饿、饿、饿！”老人确确实实是饿死的无疑。
1960年秋，我进入省交通学校读书。那时，大学、中专学校学生食堂都是饭票制，好多男生每月到二十几号饭票就吃完了，以致月终前几天没有饭吃。一开始，女同学们还能拿出一点饭票救助一下，时间长了就拿不出来了！有的男同学饿得实在支持不住，就要求退休，学校不答应，他们就睡在宿舍里不上课。
我们班长，一位安康同学，想要退学学校不同意，就在宿舍里睡了好几天。有一天，他把六六粉用纸包着，放在饭碗里点着火，放在鼻子底下熏，吓得学校只好同意他退了学。
我们班团支部书记，一位陕北高个子同学，饿得躺在床上整天哭哭啼啼，后来也退学走了。
一位汉中籍高个子男生，饿得躺在床上好几天。班主任刘霞老师知道了，报告给学校教务处，派了几个同学把他架到食堂，让炊事员给弄了些吃的才救过来。熬到1961年，这个同学参军走了。
那时侯缺少汽油，学校汽车运用维修专业的汽车全都停在操场上。有的男生晚上就去偷发动机上的铜管子，偷偷拿出去，和收废品的换钢精小调羹，或者换成钱，再去买吃的。
学校操场旁边有一片菜地，种的是白菜、卷心菜。课后，有男同学拿着小刀，去镟挖已经砍过的菜根的芯，用搪瓷茶缸在教室取暖火炉上煮着吃充饥。
汽车没有油烧，学校就组织学生步行去韦曲农村揹菜。回来的路上，两个人抬着一捆白菜，后边的同学就边走边掏白菜芯吃。等到一前一后倒换着抬回学校，白菜都成了空心菜！
礼拜天，我们常去黄雁村食堂找排队买饭的人，如果有只买馍不买菜的，我们就买他那一份菜来吃，籍以填饱肚子！
那时候，没有粮票就不能买主食，街上的食堂就不卖给你菜品。
也有不要粮票的高价馍。平时二两粮票五分钱一个的馒头，不要粮票是一块六一个。
原来两三毛钱一斤的烤红苕，现在是一块六、一块八，穷学生们根本买不起！
副食品商店玻璃橱窗里，稀稀拉拉摆着几盘高价点心、水果糖，一斤十多二十块钱，柜子还用锁子锁着，听说是专供高干的。这么高的价钱，平头百姓也根本买不起！
平价点心要粮票，没有粮票还是买不成。
1961年秋天，我们班从宁夏交通学校转来两男两女四位同学，其中有一位回族男生叫马宗仁。虽然那时已经实行了餐证制，顿顿都能有饭吃，但是副食少，又没有油水，他饭量大，总是吃不饱，饿得面黄肌瘦，蓬头垢面，整天萎靡不振。教导主任杨森山在学校广播里说：“航205班的马宗仁，饿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了！”好像是批评我们班，没有发挥同舟共济的精神，去救济马同学。可是那时候，谁又会有多余的饭票去救济别人呢？
这位教导主任是个高个子，络腮胡，经常板着面孔，不苟言笑，同学们都有点怕他。背地里议论，不知道他为什么起了个“杨森山”这样一个名如其人、听起来有点森严的名字？
体育课早已经停了。学校在操场旁边挖了几个地窖储藏蔬菜，然后安排各班轮流派人去切萝卜头，轮到的同学就趁机偷红薯吃。有一次轮到我，我干完活，拣了几个小一点的红薯，装在棉袄口袋里（大红薯目标太大，不敢拿）。不料刚走出地窖，忽然看见杨森山老师远远站在那里，铁青着脸，在盯着我看。我强装镇定，心里七上八下，忐忑不安地从他面前走了过去。走出很远了回头一看，他还站在那里看着我。
我想，杨老师肯定知道我拿了红薯。但是他也知道，学生们在灶上吃不饱肚子，所以终于没有戳穿我。
吃不饱饭，缺少营养，不少人得了浮肿病。国家给患有浮肿病的职工和学生，每月特供一定量（记得大约是一斤）黄豆，由灶上煮熟，徐徐供给这些人吃，以免病情恶化。
这时，国家提出的口号是： “闲时吃稀，忙时吃干”！ “低标准，瓜菜代！” “半年糠菜半年粮”！……
各地、各单位，千方百计搞吃的。用包谷棒芯子磨成粉，加工成什么人造肉精；在水里培植一种藻类,叫小球藻，说是富含营养；还有小麦根粉、玉米杆粉等等代食品，不一而足。
那几年，母亲因为常年饥饿，营养不良，经常有病，一直吃中药。那年代什么东西都奇缺，医生开的中药方子，在泾阳、三原都抓不全。寒假期间，我就去西安或富平给母亲抓药。一次来西安抓好药，已经赶不上回去的火车，买好车票，身上只剩下四毛钱。晚上肚子饿了，就在车站广场周边转悠，看看能不能买到什么吃的。刚好碰到一个人，端着一盘切成两半、煮熟的白萝卜在卖，我就用四毛钱买了几片萝卜。不料咬了一口，竟然是苦的！
这可怎么办呢？
想了想，还是得卖掉，换成钱再说。于是，我就把咬过的萝卜茬掰掉，把剩下的萝卜端在手上，沿着广场周边边走边叫着：“谁要萝卜？谁要萝卜？”
竟然就有人问：“多少钱！”
我说：“三毛钱。”
那人掏出三毛钱，把那些萝卜拿走了。我转过身，慌里慌张的赶紧钻进候车室，找了个偏僻地方躲了起来。
第二天上午，我乘火车回到永乐。
肚子太饿了！身上还有三毛钱。就走到永乐街道上，想买点东西吃。谁知问了几家食堂，都是不买主食，就不卖给你菜！一直问到西街路北邮电所旁边一个食堂，说有炒萝卜丝，不买主食可以卖，而且刚好是三毛钱一盘。于是我赶紧买了一份。可是刚吃了一口，“哇！”盐太重了！咸得要命！勉强再吃了几口，实在咸得咽不下去！只好放下筷子，饿着肚子回了家。
那年春节过后收假回到学校，学校又组织批判资本主义、自由市场，要求每个学生交代，寒假期间有没有参与自由市场、搞投机倒把？有商洛同学交代，在寒假期间揹着半袋子核桃，来西安卖过核桃；一位安康同学，放假回校时带了些柿饼，舍不得吃，就拿到五路口去卖，想换几个零用钱……。
这些在当时都算是“投机倒把”！都属批判、打击之列！
泾三原是产粮区，没有别的出产。这几年缺吃少穿，什么东西都缺，也没条件干这些事，的确没什么可交代的。但是，不说点什么，又不好过关。那个学年，我已被推选为校学生会学习宣教部副部长，还要起点带头作用。思来想去，终于想到寒假期间来西安为母亲抓药，买了苦萝卜不能吃，又卖掉的事情。于是，就把这件事交代了出来，结果把大家逗得哄堂大笑，但总算是过了关。
最惨的是我们上一年级一位男同学。有一天晚上实在饿得不行，跑到学生食堂去偷东西吃。不料，开灯的时候却拉响了鼓风机，一下子把炊事员惊醒了，结果被抓住，发送到位于宜君偏桥的学校农场去劳动改造。那年秋天玉米棒能吃的时候，农场为防附近山民偷玉米，就派他去坡上巡逻看玉米。有一次，他掰了几个玉米棒，拣了些柴禾在山坡上烤着吃，一不小心引发了山火，结果因此锒铛入狱，成了囚犯，彻底断送了前程！
1962年4月初，我们正准备去陕南汉江实习，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学校突然宣布，因为国家经济困难，学校停办放长假。四年级同学提前毕业；其他年级学生，家在城市的，统一去学校农场劳动；家在农村的，统统回农村。
开完宣布大会回到教室，有的同学就乱甩乱砸，搞得教室一片狼藉，乌烟瘴气。
可能是耽心个别学生闹事搞破坏，当天晚上后半夜，学校就用汽车把外地学生全部送到了火车站。第二天上午，我搭乘火车回到永乐店，揹着装满书籍的一个棕箱子和铺盖卷，提着一网篼洗漱用品，步履颟跚、跌跌绊绊地回到家里，从此开始了一年半时间的务农生涯。
其实在这期间，因为持续三年、极其严重的全国性大饥荒，全国各地不少建设工程相继下马，工厂裁员，学校停办，已经有不少青年工人和学生，被下放回到农村。
村里有从阎良一七二厂—-当时的军工企业、即今西安飞机制造公司下放回来的；
有从西安铁路信号厂下放回来的；
我九哥是从宝鸡峡引谓工程礼泉泔河大坝工地精减下放回来的工程技术人员;
九嫂是1962年4月，从武功水利学校二年级下放回来的；
十一嫂娘家是泾阳王桥人，1961年从阎良一七二厂下放，1962年和我十一哥结婚；
我姐姐1961年由西安音乐学院附中，提前分配到省总工会文工团，1962年单位撤销、解散，也被下放回家！
村里还有几户人家，全家人从城市下放回到村里，成了农民。
这几年，陆陆续续有从河南、山东、安徽、四川、甘肃，甚至陕南商洛等地逃难过来的女子，嫁到我们村和周边村子。还有些老家一家人饿死，或者是男人饿死，自己拖儿带女逃难过来的中年、青年妇女，嫁给村里的老光棍、或者是丧偶的男子，一家人得以落脚求生。
这些历尽千辛万苦、一路讨饭到陕西关中，有幸躲过一劫的人，说到她们家乡闹饥荒的悲惨境况，让人触目惊心。近年看到一些资料反映，那时河南、安徽等地灾情十分严重，有的村庄十室九空，甚至整村人被饿死！而当地政府竟然还派武装民兵到处拦截，强行阻止老百姓外逃，说是不能给政府抹黑！闻之，不禁使人满腔悲愤。
前几年，在电视剧《焦裕禄》里，看到焦裕禄刚到兰考时，去火车站看望那些扒火车逃难的百姓时说的那些话，不禁使我热泪盈眶。
焦裕禄是第一个（不知是否唯一一个）去火车站看望逃难乡亲的县委书记，而不是像其他地方、或他的前任那样，派武装民兵去拦截！这个场景，也验证了那些逃难来的老乡所说的、不允许难民外逃的情况，是确切的、真实的。
后来才陆续知道，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食堂化时期，大搞“浮夸风、共产风”有名的五虎上将，正是三年大饥荒期间，死亡人口最多的河南、四川、安徽、山东、甘肃等五个省的省委书记！
三年大饥荒时期到底饿死多少人？到现在也是个谜。不过，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里，按照1959—1961年全国人口普查结果，依照正常年份人口增长率测算出，那几年中国人口非正常减少了4000万！
我有幸生在陕西，更有幸生在关中。因为那时的陕南、陕北，灾情也很严重。我的一位老同事是陕南城固人，他家离县城只有两三里路。他说到，三年大饥荒时期，他们那里农村三十多、四五十岁的青壮年男性，几乎全都饿死了。因为这个年龄段的人，上有老、下有小，但凡搞到一点吃的，都要先顾老人孩子，自己吃不上饭，还要干活，还要出去找吃的，往往是干着干着倒下去，就再也起不来了！仅他们一个村子，那几年就饿死一百多人！
他的父亲就是那时饿死的，死时年仅39岁。
那时他正在上高中，周末回家常常要进山揹柴禾。走在路上，经常碰见有人走着走着，倒下去就起不来了。以至他每次进山路上，总会见到几个死人。父亲饿死后，家中没了依靠，他就辍学在家。学校了解到他家的困境，专门为他申请了扶助资金，把他重新叫回学校，才使他得以读完高中，考上大学，由此改变了命运。
还有位同事，老家是山西运城闻喜县人，父亲是位老革命，在西安电力系统工作，她母亲带着几个孩子在老家农村。三年大饥荒时期，家里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她的舅舅忍饥挨饿，每次千方百计搞到一点粮食，都要给她们家送一些来。有一次，舅舅又给她们家揹了些粮食过来，等到刚走进她家门，把粮袋子往地上一放，一头栽倒在地，就再也没有起来！
我所住的小区有位绿化工，家是长安人。他的大伯父就是那时进山揹柴禾，饿死在下山路上。
后来还看到一些资料，连江浙这些历来号称天下粮仓的富庶省份，那时竟然都有人饿死!
“极左”路线造成的恶果，简直让人触目惊心，惊悚万分！
我家到底还是在关中，到底是泾三原，即使是粗粮、野菜，东拼西凑，总还能勉强糊口。除过村中那些风烛残年的老人（其实大多也才不过六、七十岁）撑不过去，没躲过这一劫，大多数人还是撑过来了。
1962年麦收以后，大饥荒状况开始有所好转。加之这时部分实施了“三自一包”政策--即“自负盈亏、自由市场、自留地和包产到户”政策，农民才稍稍缓过一口气来。
之所以说是“部分实施”，是指那时刚刚推行“三自一包”政策没多久，全国性大饥荒刚刚开始缓解，农民刚刚有口饱饭吃，就又给“三自一包”戴上了“右倾”和资本主义帽子，就又开始了反“右倾”。由此，这个救了亿万人性命的“三自一包”政策，也就寿终正寝了！
好在农民的自留地终于被保留了下来，再有天灾人祸，农民有自留地这点救命粮，好坏还能撑一阵子。
近几年也才知道，当初大跃进“五虎上将”之一，三年大饥荒期间死亡人口最多的省份之一的安徽省省委书记曾希圣，在醒悟之后，为了救黎民百姓于水火，积极推行包产到户政策，但却因此导致自己最终被罢免省委书记职务！
而支持包产到户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不仅多次受到最高层的批评和严厉批判，到后来，连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也被撤销了！
再后来，支持推行“三自一包”政策， 到“文革”期间，则成了少奇、小平被打倒的主要罪状。
1963年8月下旬，接到学校通知，我们原来所在的航务工程专业被撤销，我们年级及下一个年级被转入西安公路学院中专部，改学公路工程专业。
8月末的一天，我重新回到学校继续读书。
此前，那些城市户口的同学，已经先期从农场回校复课，也改学企业管理专业了。
1962年前后下放回到农村的学生，也都相继复课了。但是，那些由厂、矿企业和事业单位下放回乡的青年，却再也没有回到工作单位去。
(2024.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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