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水无香哭景田

朱海燕

一

2025年的列车，平安驶出刚刚两天，1月3日中午我便收到老领导、老大哥，湖北黄冈市原发改委主任毛佑斌从微信中发来的噩耗：“陶景田于今日早晨7时在西安逝世。”这突然到来的不幸，使我茫然无措，心里疼痛，眼泪便流了下来。

佑斌与我，同在七师三十三团宣传股工作。我入伍时，他是团宣传股的干事，是他在新兵连发现了我。新训结束，我到老兵连不足40天，他便把我从连队调到团宣传股工作。

毛佑斌与陶景田同为1968年入伍的湖北罗田老乡，那时，陶景田是军务股的参谋。这样，我们一路走来，几十年始终联系着，牵挂着彼此，友谊与关爱的高度，一直在肉体的灵魂中颤动。2024年10月21日，毛佑斌及夫人与七师原组织科科长马致远及夫人，由湖北专程来京，看望中国铁建原党委书记孙有礼。22日晚，石大华宴请他们，约我陪客。那天晚上，我与西安的陶景田通话，小叙了一会。景田语我，他瘦的只有80多斤了，新冠之后，一直这样病殃殃地躺着，濒临着某种危险的锤击。我劝他在吃药看病之余，多到户外走走，躲过冬天，进入春天，身体可能会好起来的。春天，一滴碧绿的心脏会像油一样，让枯骨的身体再次发青，爆出蓬勃的生机。

没想到，与景田的那次通话，竟是我们之间的最后一次通话。2025年1月3日，他披着2024年旧历二九的寒风驾鹤西去，去那比他生前战斗过的昆仑还要更远的地方。

旋即，我打通他的手机。接电话的是位女同志，她问：“你是谁啊”？我答：“我是朱海燕”。“是谁？”我说：“我是朱海燕”。她似乎想起来了，对屋里人喊：“是海燕的电话”。

一屋子女同志的声音，她们都是来安慰陶景田夫人的。我与她们不曾相识，更没有打过任何交道。但她们中的任何一位人的老伴，都是我的老领导、老大哥。作为安慰陶景田夫人的这些大嫂，居然知道打电话的是朱海燕。我心里一阵热流滚过。

她们说：“海燕，我们知道你的心意了，会代你给老陶献上花圈的，表达你的一片哀思。”

我不认识的大嫂们，在此，我向你们表示深深的谢意。我的花圈，会追随着景田远去；我的泪水，会追随景田在大地上留下的脚印……

二

我进入三十三团宣传股时，陶景田是军务参谋，他长得英俊潇洒，算得上三十三团的“王心刚”，真的，在那个团我没发现哪个比景田长得更英俊潇洒的。老同志向我讲陶景田的趣事，每件趣事，都说明了他为人的透明，做事的扎实。而他的知名度的扩大，又与宣传股这些调皮捣蛋的笔杆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陶景田曾做过一段营部的书记。当营长、教导员等领导不在时，听到院内有吉普车的声音，他会扣好军装上的风纪扣，戴正军帽，扎好武装带，对着镜子照一照自己的军容风貌后，然后，以军人标准式的小跑，跑到车前，立正，敬礼，报告……团长来了，如此。团部的参谋、干事来了，如此。哪怕车上坐着的是一位机关战士，他还是如此。这种别人做不到的礼节礼貌，他居然真心地、细微地、持久地、不怕别人议论地坚持下来了，坚持成他的习惯，坚持成他做人的信条。

开始，没有几人认可他的这种做法，认为那是一种拍马方式，酸气、俗气、怪异。但久而久之，人们认为这是他为人做事认真、一丝不马虎所使然。他对谁都是这样，把真，以不掺假的方式捧到了人间，在时间的长河里，由他人不认可到自觉地去接受认可。这就是不同于他人的陶景田，这就是看上去有点假，实际上比水还透明，比石头还扎实的陶景田。

他做军务参谋，为正连职。团部比正连职务高得人多的是，路上无论遇到哪一个比他职务高的人，他都会向对方敬礼。真正的举手之劳，响动甚大啊！炸了锅一般，议论如风暴卷过。谁见过这么讲究的军人，把鸡毛蒜皮的小礼小节，当重要的事，当人生的行？唯其如此，干脆把手绑到帽沿上算了！但你说你的，他做他的。陶景田还是坚持下来了，是用真、用心、用情坚持下来的。

他的这种认真，得到一位副团长的认可，在一次会议上，这位副团长用他一口有味道的山东话表扬陶景田。他说：“我看，军务股的小陶同志还是不错的，怎么个不错呢？那就是走路板板正正，说话客客气气，敬礼标标致致，汇报啊，有板有眼，条理分明……”

这还得了，副团长的话首先在宣传股传开了，成为嘲讽陶景田最好的一段佳话。我认为始作俑者应该是宣传股的陈先华干事，或者是毛佑斌干事，他们与陶景田不仅是同乡，中学同学，而且又是一起入伍的战友，还在同一个机关。副团长的话，恰恰给他们挑逗陶景田，递上一个最好的话把子。

而这种挑逗，又始终充满着善意。

他俩对陶景田的挑逗，应该是短暂的，有节制的。偏偏报道组有个调皮、善出洋相的崔茂新，他在副团长的话里加点油、添点醋，对着机关的人捏腔拿调说陶景田时，总是眼斜着，嘴歪着，鼻子拧着，手指头画着：“军务股那个小陶同志啊，小陶同志啊，还是不错的……”崔茂新把“不错的”这三个字，拉长音调，平平仄仄，起起伏伏，有韵律地推出。逢人便表演一番，乐得对方哈哈大笑。在那艰苦的巴山岁月，或者缺氧的青藏高原，由陶景田引起的这段趣事，仿佛是一枚开心果，让人开心舒畅，忘了一些疲劳与烦忧，给枯燥的生活掺进不少乐趣，也许它比伪崇高的宣传，更激发人们一种向上的文化动能。

宣传股的弟兄，对他的挖苦也罢，嘲讽也罢，逗乐也罢，景田从不生气，总是哈哈大笑说：“你们宣传股啊，不干正经事，不宣传好人好事，成天给机关的同志传达副团长的指示。哈哈哈……”他笑得比别人还开心。

那位副团长，生气了，说：“再开会，宣传股有几个人，我看是歪嘴子吹火——邪气上升。讽刺打击我们的好典型小陶同志，必须把这股歪风打下去。”想没到，领导这番话，把对陶景田的“宣传”。又推上了一个新的高潮。

通过一浪高一浪的冲刷、洗涤，认识陶景田的人，都说他是最实在的人，是值得尊敬的人，什么话都可以和他交流的人。

他老乡说他，做事特别认真，总是一个急急忙忙的样子，是“三式”干部，即走路跑跑式，吃饭赶赶式，办事真真式。

三十三团的人评价他们那批湖北罗田兵，绝顶的聪明，绝对的人精。最老实的就是陶景田与明东林这两个人。

他们老乡之间，也玩心眼，也逗嘴，也较量智慧，但这些都是增进友情的元素。在一座老房子里住久了，他们是需要另一种语言的光芒照耀的。一次，他们老乡中传出一个段子，说陶景田提干后，第一次探亲找对象，第一天见一位工厂的姑娘，便一见钟情，对姑娘说：“对你，我一定海枯石烂不变心”。第二天，有人又给他介绍了一位站柜台的营业员，他也看中了，再次向女方表示“海枯石烂不变心”。当他和第二位姑娘一起逛马路时，被头一天见面的工厂那位姑娘发现了，问陶：“你不是海枯石烂不变心吗？怎么刚过一天就变心了？”

我问陶景田可有此事？他说，这又是我老乡柯仁江编排我，他怎么把他的事朝我头上按呢。他干这样的事，一个顶俩，能力比我大。

随着年岁的变老，他们那批人精般的罗田兵，把一个充满玩笑的青年、壮年时代翻过去了，爱情的旧作，谁都翻不动了，只能微笑着漫步在人生黄昏的街头。

1978年5月间，团机关精简，把我从宣传股退回到老连队。指导员和副连长不喜欢我这个写文章的人，要处理我退伍。师军务科知道后，当即下令，让我到师文化科报到。调令从师军务科下到团军务股，军务参谋陶景田是给我办调动手续的人。他说，你那个副连长是我的老乡，生产队长出身，不喜欢文化人，就是巴金去你连队，他也会安排巴金扛石头。事情都过去了，你别放在心上，他们这样逼你，也许未来的阳光会斟满你的杯子。

三

我到文化科不久，陶景田从三十三团军务股参谋升任三十二团副参谋长，这在上世纪的70年代末，不能不说是一次惊人的跳跃。他到任还不到一个星期，师里在三十二团召开一个现场会，什么主题我忘记了。那天，三十二团作主旨讲话的，偏偏就是陶景田。我想，你刚到两天，情况还不熟悉，在这种场合讲话，不怕砸锅吗？

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陶景田那副英俊的身姿站在会场上，没有讲稿，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历数三十二团的光荣传统，语言充满波涛磁性的力量，混合着他的谦虚与对这支部队无名的热爱，打动着与会者的心。

景田的那次讲话，像一首诗。他如一个徒步的漫游者，从三十三团走到了三十二团，他独自走去的，不再属于三十三团，他的灵魂松开了自身。虽然还是那么认真，但已不是三十三团时的格局与胸怀了，我感到，他很像《林海雪原》中的二0三首长少剑波，有着剑矢一样的理想与追求。

再后，我调到北京，在铁道部《人民铁道》报做记者工作，南船北马，紧捂着被铁路环抱着的祖国。这其间，我与景田大哥的友谊，真实地向岁月的深处延伸着。有一件事令我难忘，1991年4月，是西藏自治区和平解放40周年的日子。事前的3月，西藏自治区党委与自治区人民政府的“大庆办公室”致信《人民铁道》报，希望派记者前往西藏采访。报社考虑我有青藏铁路生活的一段经历，决定派我去西藏采访。

我把此事告诉了景田，那时他是十七局二处处长，他专程由山西忻州赶往北京为我送行。并在西单商场当着我的面买了一件皮夹克。买后，他说：“没开发票，我是花自己的钱，给你买的，去西藏可以御寒，干净，不是公家的钱，你一定要收下。”

他不容我解释。又说：“你是我们七师，或者说是现在十七局第二个去西藏的人，第一个去西藏的是向受志，1982年偷着乘总后一个汽车兵的车去了拉萨，回来捞个处分。你是第二个去西藏的人，你是光明正大地走向西藏，是西藏请去的，也是报社派去的。西藏没有铁路，他们请你干什么？就是让你去西藏多跑跑看看，为青藏铁路的上马呐喊。送你一件挡雪遮雪的皮夹克，是大哥的心意，祝你顺利而去，满载归来。”

话说到这个份上，我也不好再说什么了，便披着景田送我的“战袍”，走上了风雪弥漫的高原。

景田做十七局二处处长时，二处是处级企业建荣誉时最早的。那时，正逢十七局开领导干部会议，我列席采访。景田邀韩家英等几位处领导和我在会议之余，到忻州参观二处的荣誉室。家英与景田，是罗田老乡，同为十七局封疆大吏。但韩家英与陶景田性格不同，家英是一匹永不疲倦的千里马，他总是寻找无边的草原，驰骋他事业的雄心。他有开创性，在岁月里寻找万千创意的橱窗，目不暇接地张望着远方，行囊再小，他都要装下天下的欲望。

而景田则不，他是一头在一亩三分地不懈耕耘的老黄牛，他希望经过自己的劳作，让一亩三分地长出二亩六分地的粮食，用田亩覆盖企业的梦想。

既然是老乡，参观后的感想，自然不会藏着掖着。景田让家英谈感受。家英说：“景田，你为何不把你小学、中学得到奖状，装进镜框，挂在办公室里呢？”这话把景田弄得一头雾水。家英说：“你之所以不挂，是因为那些都是过去式，对现在的你已失去意义。”

话到此处，陶景田才知道韩家英要说什么了。那时，韩家英是十七局厦门工程处处长，他每天面对的是浩瀚的大海，接受着沿海的观念，自然对企业文化的认知与身处黄土高原的陶景田是不同的。

家英继续说：“二处的职工分散在五湖四海，半年一年回不了一次处机关，而且家并非都在忻州。他们回来会到荣誉室看这些奖旗、奖杯、奖状吗？看了是否就增添了动力？外单位人看了也就看了，你的东西是不是变为他的精神力量？很难说。

如，江西苏区的红色文物，远比广东多得多，但它的经济为什么远落后于广东？

家英的话，是很值得人们深思讨探的，并通过探讨而直达事物深处的本质。

家英说：“海燕去过我的办公室，我不放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办公室里挂着江西名画家彭友善教授画的一棵巨大榕树，面向大海，象征着企业要有大海的胸怀，要有海洋宏达的眼界，这样，企业才能像榕树一样基业常青。这位画家有没有名气？40年代，他的画作为国宝，由蒋介石送给美国杜鲁门总统，这条消息，登则在当年的《中央日报》上。

家英的一番话，暴露出两个老乡，两个战友，两位处长的观念是不一样的，一个是黄土地的观念，一个是大海的观念。虽然不同，但也不能互相排斥。我以为，两人的观念必须在一个共同点上融合起来，彼此修补彼此的观念，才是施工企业必须持有的一种发展的理念。

景田让我谈看法，我没谈。我认为两个人的行为与观念，都为他们各自的事业开辟了广阔的蓝天。事物的神秘，是我们对神秘是什么一无所知！唯一的神秘是有人去思考神秘。

景田与家英，都是我尊敬的老大哥，又是来自一个团的战友。景田的优势，使他得以在事业上得到发展，但他的优势，也是制约他不能再发展的劣势。家英也是如此，他超前的思维，使他发展很快，成为一个先行的独行者。但现行体制，又不允许他走的太快，发展也是一路磕磕绊绊。

四

景田是从石大华手里接过二处担子的。二处在大华手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由于二处底子薄，到陶景田接手时，仍不能与十七局的强处相比。他由副处长升任处长，职工说：“你是不是讲两句，表明你转正了。”

他发表了转正誓言：“我要按照石大华绘的蓝图干下去。干它5年。5年内全处决心完成投资2个亿，利润达到1000万元。人均年收入达3000元。完不成这个指标，我愿站在这里，让全处的人来扇耳光。”

朋友，不要认为陶景田说的这一组数字太渺小了。在上世纪80年代，这已是一个十分輝煌的指标了。

有人劝他，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陶景田笑：“我非要把后门关死不可。”

他当处长时满头青丝，不到两年，竟累出满头白发。当初的“王心刚”，已成白发老翁。

景田常把一句农民的话挂在嘴边：“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他要求职工眼睛要盯牢干部，看他们称职不称职。职工说，陶景田的这一招厉害，领导说你行不一定行，只有职工说你行你才行。职工对干部的考核比什么考核都精准。在二处衡量干部的干部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你能不能改变你那个单位的落后面貌，能不能给企业创造可观的经济效益。

1991年8月，陶景田在外地参加一个项目的投标时。妻子来电话说，家里被撬了，彩电和一些物品被盗，损失4000多元，妻子让他回去。但他没有回，因为他在竞争一项800万元的工程。他说：“陶景田不是傻瓜，不能为家里的一点小事，丢了一个项目的中标。

陶景田要求二处的同志学习农民包工队，理由是：100人的包工队只有两个人管理；而企业施工人员少得可怜，管理人员却多得可怕。他让机关人员“撑降落伞”，一个一个跳下去，机关不养闲人。他说：我们天天批评“三个和尚没水吃”，但我们常犯“三个和尚没水吃”的错误。他大力向下赶人，创造了“一个和尚挑水吃”的积极氛围。

陶景田抓施工，成本核算又精又细。“工、料、机、电、运、管”五项费用包干，发给五张票证，节约自得，超耗不补，杜绝了完不成任务伸手要钱发工资的现象。

该省的一定省下来，该花的也要抠着花。修神木北站时，为测一条合理的施工便道，他爬山越岭测量了六次，找到了最佳方案，比原设计节约一半费用。陶景田一辈子都伴着认真生活，他说，认真不是形式主义，这里面有效益的学问。

如果坐下来听陶景田与韩家英论企业之道，你会感到两人的认知有云泥之别，会得出家英的观念新，景田的观念旧的结论。感觉景田没有惊世骇人的新见解。

但是，这是表面现象。景田的人才观，我以为在十七局是超前的。

人们都说“搞好企业要留住人才”。景田偏偏反问一句：“留住人才，是不是就能搞好企业？”

景田的观点是：企业不应成为人才的“篮子”，而应是人才的“流水线”，让人才能进能出。“篮子”，只能被动地挽留，“流水线”则是主动的汇入。由于景田注重对人才的培养，二处不少人才被挑选到路内外去工作，成为十七局编外的又一个“人才兵团”。

景田敢用人，会用人，总是让年轻人在艰难险重的刀锋上行走。他在二处副处长的位上，处里来了一批大学毕业生，到他当处长时，这批人都走上关键岗位。这其中有后来国务院国资委治下的原中煤集团党委书记赵平，有原十七局董事长段东明，原二十五局董事长梁毅，原十六局总经理赵瑞亮，原大桥局董事长吴建顺，原中铁建华北区域总经理杜水波……

为什么这么多人才出自陶景田麾下？就这个问题我和原十七局党委书记、局长丁原臣作过探讨。他说：“有历史原因。”

我说：“没有历史原因。当初局里对大学毕业生的分配基本是均等的。这么多重量级的企业人才从二处走出，说明陶景田有博大的胸怀，有宽阔的眼界，不恋权，敢交权，让这些千里马有驰骋的疆场。是陶景田给予他们最初的阳光雨露。”

五

我对景田没作过正儿八经的采访，对他的了解是蜻蜓点水的。只有一次，我去陕北采访，他也去那里开会，他约我登神木的二郎山。这是有几十年交情的老大哥第一次约我登山观景。二郎山上建有二郎庙，供奉着二郎神杨戬。登至山顶，适逢夕阳落山。景田说：“二郎神担山追太阳，终于追上了。人就要有二郎神担心追日的精神。”

我问景田：“怎么发此感慨？难道壮志未酬？”

他说：“是！若局领导公开竞聘，我还想试试。”

后来的结果是，他没有成功。他的一位老乡，也是景田和大华的朋友对我说：“关键之时，石大华应该为景田帮一把，他毕竟是十七局的党委书记啊。”

我说：“这也难为大华，当时十七局的班子里，已有四人是湖北人，再进，人们肯定会有议论。谁都不怪，怪湖北人太有本事，能人太多。”

后来，景田离开处长位置之后，任局副总经济师，他没有半点牢骚，一页翻过去之后，他笑迎一轮崭新的太阳。有一年，新疆的南疆铁路被洪水冲断。十七局率队驰援的领导就是陶景田，他似乎以参谋长或团长的身份出现在这支钢铁队伍中，军队的纪律一点未丢，军人的气质丝毫不减，指哪打哪，打哪哪胜。陶景田的每一次队前动员，都能点亮这支队伍员工的沸腾热血。

铁道部指挥抢险的领导后来对我说：“陶景田，还像当年的少剑波啊！对队伍有一种鼓动性，他作动员，能让职工激动的哇哇叫。”

抢险后不久，景田来京找我，让我把铁道部那位指挥南疆铁路抢险的领导约出来，要铁道部付十七局抢险的费用。我照办了。而且这位领导说的很慷慨，就看你陶景田对南疆铁路无私奉献的面子上，铁道部绝不亏待十七局。

我有20年没见景田了，他时常打电来，要我“回西安”，他不用“去”，也不用“来”，而是用一个“回”字。他说，你回西安就是回家，我们这个院里，上至赛政委、蒋师长、杨副师长、黄副局长，下至王占立、刘来法、王宜强、黄光福、熊墨伟、王贤国等等这些老领导、老大哥都把你当亲人，当弟弟，你愿意住谁家就住谁家，没人把你当外人。

我打电话，让他代问这些老领导好时，他不是打电话一一告之，而是一家家登门转达，说，“海燕来电话问候你了，让我转达。”他的认真，真是这个世界上少见的。

这几年，他常打电话说自己“这一夜没睡着。”我问：“怎么啦？”他说：“段东明出事了，梁毅出事了，赵平出事了，我想不通啊！当年在我手下，一个个都是好同志，怎么出事了呢？想想这些年轻人，我就夜夜失眠。”

我安慰他：“你不是说人才的成长呈流水线形吗？他们在你这一段流水线上，是好同志吧，没出问题吧？这说明你当初提拔他们、重用他们，没有错。后来你把他们推荐给上级组织，他们拥有更大的平台，有了更高的职务，出了问题，于你没有责任，也不要过多自责。人不能把握自己，出事落马，咎由自取。”

景田走了！当春天再次到来，我的电话再也寻不到他了。他没和我交流过，人生是否有什么遗憾？我想，即便拥有再大再多遗憾，大家对他一句“景田是个难得的好人”的评价，就足以弥补千千万万个遗憾。生命不会回来，而这句话会代表景田的生命，长出新的花，新的绿叶，活在人们闲适的日子里，有事无事，清晨、黄昏，人们散步时，想起他，说一句“景田是好人！”这已足矣！足矣对得起这个纷繁的世界了。

2025年元月5日于京西素心山坊

槛外人 202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