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工匠故事（下） // 邵祺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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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工匠故事（下）

邵祺昌

（9）垒腰山

我们那儿有个歇后语叫“房屋墙不叫房屋墙——隔（格）外”。这里的“房屋墙”是指房屋内与迎门正间隔开的墙，有的地方叫“断间”，相当于大户人家的屏风。“断间”以内，俗称“里间”或“内间”，以外统称“外间”。房屋墙上有一门与正间相通，一般是挂门帘，也有安门的；墙上还有开小窗户或小龛台的，上面可以放灯盏。如果是外人，不经主人允许一般是不能随便进入内间（里间）的，因为里面是人家的老婆孩子热炕头。我想旧时的相公之所以把自己的老婆称为“内人”甚至是“贱内”，都和这个“内间”有关系吧。

这“房屋墙”的历史不知始于何朝何代，至今流传下来的是在闺女出嫁时，娘家人的送亲队伍里有个“夹拉”帘子的小客人，一般由新娘的兄弟或侄子充任，这帘子就是挂在房屋墙门上的。新郎家里不仅给小客人好吃好待，还要给红包。

“房屋墙”因为在屋内，不是屋两头的山墙，所以也叫“腰山”。在人民公社时期很时兴，因为它可以节省一架房梁，因而备受青睐。但是，垒“腰山”可不是件容易事，一般“二尾（yi）巴”子瓦匠干不了。因为这房屋墙只有一坯（pei）宽，也就是24厘米宽，用黄泥要垒七八米高，弄不好就东倒西歪甚至坍塌了。

记得有一年，张古村的同事毕老师家里盖屋，请我去帮忙，任务就是垒腰山。因为他们村里有垒着垒着倒了的先例，所以一家人都关心我垒的腰山。因为黄泥很稀软，一时半会不“挺身”，这也是垒腰山容易倒塌的客观原因。所以，一般师傅垒腰山，都要扎架子，避免把墙踩歪了。而我垒腰山，一般不需要扎架子，就站在腰山上来回倒退着垒。大约不到两小时就垒“平口”了，也就是基本和房梁一样高了，再继续垒就是垒山尖了。垒腰山越向上风险越大，甚至来阵风就可以把腰山吹倒了。

这时，张古村的另一个同事王老师过来，轻轻地叫我下来，说这腰山是不是垒歪了，村里人都议论纷纷。既然如此，我就下来顺着腰山向上看，笔直没有弯啊！就放心了。因为这是到了上“平口”的时候，在屋外面看腰山只能是通过窗户或门口才能看见，由于位置不同、视觉不同，所以在屋外面看的人就感觉腰山有个大弧度，似乎是垒歪了，才好心地提醒我，免得出了洋相。但是我心里有数，休息片刻后上去继续垒。

为了以防万一，垒山尖的时候我就让小工们扎上架子，自己站在架子上垒，这样就不出问题了。到中午吃饭的时候，腰山全部垒完，这时候张古村的人才发现我垒的腰山是村里前所未有的。王老师后来赞美说，我的瓦匠活儿在张古村一炮打响，我垒的腰山号称“张古第一山”。

人怕出名猪怕壮，后来张古村几个同事家里有瓦匠活儿，我都去帮过忙。

（10）吊粉皮

大概在上世纪70年代初吧，我还不算个顶呱呱的整劳力，那年秋后我被队长安排到粉坊干活，和我同时进粉坊的还有毕顺先，比我小两三岁，但是身个比我胖大，应该比我有劲。

生产队里开粉坊，秋后是最忙的季节，所以要加派劳力，争取尽早把鲜地瓜做成白生生粉坨子，因为地瓜放的时间长了，淀粉就会转化为糖分，再做粉坨子就会降低出粉量。

记得那个时候，生产队里还没有专门粉碎地瓜的粉碎机，我们都是人工干。先把地瓜洗净了，再把地瓜放入一个方木箱里，用剁刀切碎。剁刀是镶着“工”字形的两把钢刀，有一个像打土坯那种杵头的木把，木把上端是一个木质的横把。切地瓜的时候，两手握着横把在方木箱里用力剁，直到把生地瓜剁成比大枣还要小的地瓜碎块，然后上磨推成地瓜糊糊。

推地瓜糊糊的石磨比推煎饼糊糊的石磨要大得多、厚得多，一般由三四个人同时推才行。我们一推就是半天，转晕了，使没劲了。没记得用小毛驴拉磨，可能是由于粉坊要保持卫生的原因吧。不管是切地瓜还是推磨，都是力气活，只要肯下力就行，里面没有技术含量。

把磨好的地瓜糊糊放到一个带箩底的四方木箩里，木箩有80厘米见方，放在大瓮上（大瓮一半埋在地下），舀上约40厘米深的地瓜糊糊，师傅站在大瓮上，用木杵头在木箩里搅动和挤压，目的是把淀粉汁榨出来流到下面的大瓮里。榨干了地瓜糊糊，再加水重新挤压一遍，直到认为里面没了淀粉为止。这个过程叫“过箩”，剩下的就是粉渣，可用来喂猪；队里的猪吃不了，就分给社员。

等把地瓜糊糊全部榨完了，大瓮里的淀粉汤也满了。等沉淀一两天，大瓮上层的水都澄清了，师傅再拿葫芦瓢把瓮里的清水撇出来，瓮底里会剩下浓浓的厚厚的淀粉浆，这个过程叫“撇浆”。然后把淀粉浆放到约80厘米见方的布兜里，吊在屋梁上或木架上，让淀粉浆自然淋干。期间要抖动淀粉包几次，一是加速淋干的过程，二是防止淀粉沾包不好取出粉坨子。这个过程叫“吊包”。

等粉坨子八九成干的时候，就去掉布兜，搬到室外晾晒，等彻底晒干了就可以入库了。记得我们粉坊仓库里的木架上，上上下下摆了几层白生生的粉坨子，煞是好看。人们形容粉坨子之白，就会说和“大闺女腚”似的那么让人喜欢。

做粉丝时，先把粉坨子放在大斗盆里用水泡开备用，同时再取少许淀粉用滚开的水在葫芦瓢里快速、顺时针、用力搅拌为浆糊状，这个过程叫“打醐”，属于技术活，一般由师傅操作。再把打好的醐作为引子放到大斗盆里和那些泡好的淀粉一起用力搋，直到搋得均匀、软硬得当为止，这个过程叫“搋醐”。搋醐需要趁热快速用力搋好，所以需要四五个人围着大斗盆转着圈儿同时搋。
最后，把搋好的醐放在“漏瓢”上，一个整劳力用拳头快速连续用力捶打，粉条就会顺着漏瓢的小孔落在下面的开水锅里，这个过程叫“捶瓢”。捶瓢不仅是力气活，是技术活，也是危险活。那年我们村的马大哥一不小心把腿掉在开水锅里烫伤了小腿。

粉条很细，落到开水锅里立马就熟，这时一个女劳力用一根小木竿儿麻利地将粉条挑到下面的冷水锅里，再有人把它挽成圈状。约摸数量差不多够一竿子了，揪断这个圈放在小木竿上，再有专人拿出去挂到绳子上晾晒，等下午晒得八九成干了便收起来入库。

做粉皮时不用打醐和搋醐，直接把泡好的糊糊状淀粉用铁勺舀到铝镟里，用手在开水锅里均匀地转动几下，受热的淀粉糊糊就均匀地沾在铝镟上，然后放到热水锅里烫一下，立马拿出来放到冷水锅里，有人负责扒下来，再有专人拿到外面的秫秸箔上摊开晾晒，等八九分干的时候收起打捆入库。

生产队里开粉坊一般是冬春两季，过秋过麦就要停下来忙农活。那年我在粉坊里从秋后干到春天，学会了做粉条粉皮。

改革开放之初，经济搞活了。二哥和村里人合伙开粉坊，不到半年就散伙了，二哥分得了几个粉坨子。那时我已经当了民办教师，利用星期天的时间，在我们生产队的饲养处里，把那些粉坨子全部吊成粉皮。再后来，分田到户，粉坊解散，饲养处划分了宅基地。

现在，粉坊全部机械化了。我那点吊粉皮的手艺也早忘光了，再也没有了用武之地。

（我做的小椅子）

（11）小椅子

记得小时候，学过《鲁班学艺》的一篇课文，大致意思是鲁班下决心去终南山学艺，走过了99道河，翻过了99座山，终于来到了最南方——终南山。可是师傅并没教他怎样干木工，而是把他关在屋子里拆装一些木器模型，整日里拆了装，装了再拆，直到黑夜里摸索着也能熟练拆装的时候，师傅就让他下山自谋生路了。

通过这个故事，我悟出了两个道理、一个是做事要不怕困难，坚持到底，也就是不忘初心；一个是做工匠要心中有数，胸有成竹，也就是放眼大局，千万不能摸着石头过河，为了一时的温饱而丧失了人格。当有一天摸不着石头的时候，是走也不是，回也不是，进退两难。

记得我刚学木工的时候，为了学会打桌椅，我做了一套小桌椅。小方桌的高度也就25厘米左右，方桌面也就是30厘米见方，但是有桌心、桌边；有艺型桌橙，有卯有榫，可以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张小方桌虽然做得不够精致，但是我还是刷了颜色，可惜后来从农村向城里搬家的时候不知所踪。

做小椅子不是为了当模型，而是为孩子做的小座椅，属于实用家具。闺女大，先打了一个；儿子小，又打了一个。两个虽然相差七八年，但是模样、大小差不多。后来，妻弟的孩子要坐，就把儿子那个小椅子送给他了。可是后来去岳父家时，发现已经七零八落散了架，丢在墙根不用了，于是我又把它带回来修好。

所幸的这两个小椅子在搬家时，我从老家把它带来周村，至今还保存着。儿子经常询问他的小椅子，唯恐我再送了人。我已下定决心，等我百年之后，两个小椅子每人一个，各人把自己心仪的小椅子带走，因为只有小椅子是从老家带来的过货，是陪伴他们成长的心爱之物，里面寄托着他们童年的欢乐。

我搬家时同时带来的几个小马扎，都是我自己做的。前些年，有的坏了，老伴让我再做一个或者修起来，我说现在给我一天的时间，恐怕也做不了一个马扎了，于是我到市场上花10元钱买了三个，至今用着。

小椅子也好，小马扎也罢，都是时代的产物，经不起市场经济的衡量，只能做一个时代的见证和人生的思念而已。

（我磨刀用的砂轮）

（12）锵剪子磨菜刀

小时候，时常有磨刀人扛着磨刀凳子下乡，一边走一边吆喝：“锵——剪子来——磨——菜刀——”，那像汽笛一样长长的吆喝声，穿透了整个村庄，钻进了我们的耳朵。只要是那吆喝声停了，肯定是有当家的女人拿着菜刀或剪子出来了，这时候我们小孩也会跑到街上围在那里看热闹。

在样板戏《红灯记》里，也有个“磨刀人”，在李玉和的门前扛着一条磨刀凳子，吆吆喝喝转转悠悠，实际上是八路军的一个排长在配合李玉和的行动。

大哥是铁匠，自然会锵剪子磨菜刀之类的小活儿，所以我们兄弟们的剪子、菜刀钝了，自然就找大哥。锵剪子的“锵子”应该是块合金，不然为啥能锵动铁呢？就像木工的刨子一样，“锵子”被镶嵌在一个半米长左右的铁把子上。大哥先把剪子固定在磨刀凳上，再用两手握住“锵子”用力锵一遍，最后磨光就行了。

大哥的磨刀石至少有半米长，磨刀石的上面已经被磨成了一个弯月型。磨刀也有磨刀的工具，和锵剪子的“锵子”一样，磨刀的铁夹子也有半米长。大哥先把菜刀放在铁夹子上夹好，然后就像锄地那样扯开架子用力磨起来，磨刀的时候还要一会儿加点水，免得刀刃热了而“褪了火”。等刀磨好了的时候，再把菜刀从夹子上取下来，用手拿着菜刀在磨刀石上反正蹭几下，这才算完活。其实，用力磨刀只要力气就行，最后蹭这几下才是技术。

农村割麦子用的镰刀也需要磨，父亲告诉我们的窍门是“反磨刀”“正磨镰”，如果磨反了，不但不锋利，反而越来越打滑，事倍功半。要记住，我们右手握刀，刀的左面为正，右面为反；镰刀的开刃面为正，底平面为反。“反磨刀”就是用力磨刀的反面，正面简单蹭几下就结束；同样“正磨镰”就是用力磨镰的正面，反面蹭几下就结束。最忌讳的就是两面一起磨，不但浪费力气，还适得其反。

干木工需要磨刨刃子，道理和磨镰一样，用力磨那个开刃面。木工的磨刀石有两种，一种是粗磨石，就是第一遍用力磨的那种粗拉磨石；一种是细磨石，一般是以青石为原料的那种磨石。粗磨石磨头遍，细磨石磨二遍，缺一不可。

记得结婚前我在岳父家里干木工活，岳母拿出一把很钝的菜刀让我磨一下。我带的是木工磨石，不能像大哥那样扯开架子磨，只能用那块小小的木工磨石反复磨几下。第二天我再去的时候，岳母夸我磨得菜刀很“快”，就是很锋利的意思。后来，岳母又让我磨过剪刀，但是没夸我，我知道那是效果不好，因为剪子股很钝，不用锵子锵一遍，单靠磨刀石自然效果差，何况我用的还是那种木工磨刀石。

直到现在，我家的菜刀钝了，老伴还是撵着我磨菜刀。不过现在有砂轮了，我家里有半边砂轮，我就在砂轮上随便磨几下，效果明显。但是用砂轮磨菜刀，缺少细磨石那二遍功夫，菜刀很受伤。还有的厨师不用磨菜刀，拿起菜刀顺便在水瓮沿上蹭几下就接着用，效果会有的，但这是一种破坏性的磨刀法，不可推广。

70年过去了，我们步入新时代。现在的菜刀和剪子都是用钢片做成的，非常锋利，一般不用磨。我那点小技俩也只能是嘴上的功夫了，磨菜刀变成了磨嘴皮子。

写到这里，我忍不住吆喝了一声：“锵——剪子来——磨——菜刀——”。

（马棚村邵大娘家的石磨）

（13）錾磨

传说石磨是鲁班发明的，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一盘石磨可以用几十年，祖传的石磨甚至是几百年，所以天长日久，石磨的牙齿就老化了，也需要翻新，这就催生了一个新行业——錾（读音can）磨。

在我们那儿，邻村的张石子就经常背着钻头、剁子出来錾磨，其实他的手艺并不好，只是作为一种混饭吃的手段而已。我们村的石匠自然都会錾磨，但是论技术还是西街的俱三爷，他是磨商出身，代表我们大队常住临沂销售石磨。他常年在外，卖一盘磨坯（读音 pa）子，就是未加工的石磨价格10多元，但是加工为成品磨就能卖到20多元，收益自然提高了一大截。

在我父亲任大队长时，俱三爷找到我父亲商量，如果他加工了石磨多卖的钱能否和大队里各要一半，父亲自然同意，因为大队的收入有增无减，何乐而不为。但是等四清工作组来了，俱三爷加工石磨挣的钱全部被视为“多吃多占”，必须退赔，合计800元。俱三爷拿不出钱来，没办法，只得把他父亲刚盖起来不几年的大西屋卖给大队，自己带着老婆孩子住到闲园子里，俨然像是1947年土改那样把地主扫地出门。

四清工作组如此这般还不算，还认定我父亲肯定收了俱三爷的好处，并定性为“贪污”，于是工作组又通过举伪证、造假账、逼供信等办法，认定我父亲“贪污”1020元，目的就是要把我家刚盖起来还没住的大西屋也卖给大队里。但是父亲宁愿借钱也不卖大西屋，于是父亲就成了淄川区头号“贪污犯”，在文革中最有“资格”给市委书记刘干陪审。直到文革结束后，政府才给父亲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但是那退赔的钱却不再退回。

后来，俱三爷的大西屋也花钱买了回来。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三十年太久，只争朝夕。

俱三爷为我们家錾过磨，父亲自己也錾过磨，所以我看样学样，也会錾磨。其实，所谓錾磨就是把已经磨平滑的磨齿再加深和剁出新的磨齿来，这样就加大了石磨的摩擦力，石磨就“快”了。
结婚后，我也给岳父家錾过磨。錾磨的工具除了专用手锤之外，还需要钻头和铁剁子，这些我们家里都不缺。錾磨要把石磨的上层翻过来，让磨齿朝上，然后用钻头顺着原来的槽沟錾一遍，起到加深槽齿的作用；然后再用铁剁子均匀地把磨齿剁一遍，要剁细剁匀，起到修旧如新的效果。錾完了上层再錾下层，錾一盘石磨需要一天的时间。注意錾完磨后第一次用，要推一些麸皮之类的猪食，以免牙碜而浪费了粮食。

现在村里的石磨都很少了，哪里还有錾磨的师傅？如果拍摄电视剧或者是景点录像，我这点手艺还会派上用场的。每每想到这里，心里就美滋滋的，这叫艺不压身啊。

（14）工匠的命运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想这句俗语大家都知道吧。

大哥16岁去唐山学打铁，1958年结婚回家。先在张店机务段当工人，后在村里干铁业社，1966年被抽调去建设淄川农技实验厂（淄川东关机器厂），白手起家，是车间主任。后被村里强行追回，不久被王村公社抽调到王村公社煤井和王村制修厂工作，在车间主任的位置上光荣退休。期间村里开砖窑，让他回来负责压砖机，直到教会别人才让回公社制修厂。

我们小兄弟结婚以后，大哥给我们每人打了一把菜刀，是夹钢的，即只有刀刃是钢的，这样的刀既锋利，又好磨，其实这刀大多是大嫂抡锤打出来的。记得那时候，只要大雨过后下不了地，大哥就喊我们去他家里抡大锤，兄弟几个叮叮当当打一天铁，什么火柱、泥匙等生活用品铁楔、大锤等上山采石的工具，锄镰锨镢等劳动工具，盖屋用的扒焗子等啥都有了。

按照父亲的安排，二哥是应该学医生的，可惜二哥初中毕业后没考上淄博卫校，只好回村务农了。二哥说，老师领着他们去博山考试，博山的大街都是斜的，没有一条正大街，二哥一下车就掉向了，晕晕乎乎进了考场，所以没考上，老师也为他惋惜。二哥是继承父亲的瓦匠和石匠手艺最好的一个，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改革开放后，村里成立建筑队，二哥是施工员，带队在济南建起了山东省地方病研究所大楼，为王村碳素厂修建了第一座桥（与我们村的西大桥紧挨着），最后在村主任的位置上退休。

泥瓦匠，泥瓦匠，白天沾一身，夜晚落一炕。二嫂是当庄亲，一辈子为二哥洗洗补补受了不少累，二嫂虽然没学会瓦匠，但是二哥宽宏大量、吃亏是福的理念在二嫂那里却体现得淋漓尽致。跟着谁家随谁家，二嫂一辈子受了不少委屈。

三哥是山东机器厂（七三二厂）技校毕业，学的是木工。在分田到户后，为了照顾家庭从博山调到山东生建八三厂，再调到周村邮局，最后回到王村邮局，我的木工技术就是跟三哥学的。七三二厂是军工企业，三哥对老式家具、扠屋架等传统活儿不很熟练，但是对新式橱柜却做得非常拿手，很受欢迎。

三嫂是王村街上的人，结婚后一开始跟三哥在博山住，有了孩子后回家住。特别是分田到户后，带着几个孩子，很不容易。三哥脾气暴躁，经常和三嫂吵吵闹闹，借酒消愁愁更愁，46岁上撇下妻儿老小撒手人寰。但是三哥对父母的孝心，对小兄弟们的爱心，我们都感受得真真切切。

四哥和我一样，都是淄博八中毕业。四哥的个头不如我高，但比我粗壮有力，干活如卖命。生产队收了工，自己再推着车子上山采石头，很多时候我们都吃了晚饭四哥还没回来，为我们小兄弟们吃苦受累毫无怨言。四哥的石匠活做得很精细，我用的石磨就是四哥给做的，四哥还会加工城里人磨豆浆用的那种小石磨。

改革开放后，四哥以杀猪为业，起早贪黑，风里雨里很是辛苦。四嫂一个女人家，半夜三更起来帮着四哥杀猪，又脏又累，弄不好让那些猪蹬一个骨碌；四哥出去卖肉了，四嫂在家翻肠子、褪猪毛、洗下货，一天也不得闲。四哥脾气也不好，四嫂经常受气甚至挨打。但四嫂心眼好，我家困难时经常接济我们。四哥现在染病卧床，70多岁的四嫂还要为他擦屎擦尿，很是辛苦。每逢回老家，四嫂就对着我鼻子一把泪一把。我知道，只有这时，四嫂才能释放自己的委屈，我的眼睛也是湿润的。四嫂，谢谢你！

六弟没有我的机遇好，由于文革的原因，小学没毕业就参加了劳动。但是六弟心灵手巧，大哥的铁匠、二哥的瓦匠、三哥的木工，四哥的石匠他都学得来，是个样样通。在家里干木工活，我俩是搭档，一起拉大锯。刨木头、沾板子、打门窗、扠屋架，非常默契。我是哥哥，习惯了指手画脚；他是弟弟，习惯了埋头苦干。六弟的性格比我还倔强，他把吸烟喝酒当做健康的重要举措，至今痴迷不改。

六弟倔脾气，弟妹受委屈，两口子没有花前月下，干啥都是“张了碾，砸了磨——石（实）打石（实）”的。和四哥一样，六弟两口子也杀了十多年猪，累了一身病。弟妹也是70岁的人了，还整天去打工挣钱。前些日子出了点车祸住了院，都劝她别干了，可是她不听，出院不久又去上班了。苦人苦日子，辛劳一辈子。

在那个时代的农村，我们兄弟六人都算是手艺人，但没有吃香的喝辣的，都是一辈子下苦力。若细分起来，一、三。五似乎有吃皇粮的命，但是一、三已经走了，只有我还在追寻他们的路上；二、四、六就是吃苦受累的命，唯一脱离苦海的机遇都让残酷的现实给糟蹋了，但愿他们安度晚年吧。

父亲说过：“巧者是拙者之驴”，任何工匠似乎都是为别人而生。“卖盐的老婆喝淡汤，编凉席的睡光床”，就是工匠们的真实写照。工匠一生，辛苦一生。

作者简介：邵祺昌， 1951年10月生人，退休教师。是淄博市模范班主任、淄博市劳动模范、淄博市十佳师德标兵、山东省富民兴鲁劳动奖章获得者；淄博市优秀五老红色故事宣讲员，在全市关心下一代工作中表现突出的老模范。退休之后，喜欢写作，有《与共和国一块成长》《山村的记忆》《烙印》等散文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