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工匠故事（上） // 邵祺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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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工匠故事（上）

邵祺昌

开篇语：父亲主张自力更生，万事不求人。他教导我们“求人不如求自己” “艺不压身”，鼓励我们多学点技术，“老来是把扑手”，即有一门吃饭的手艺。记得父亲说过“匠改匠，不走样”，所以我跟着父亲学会了瓦匠和石匠，跟着三哥学了点木工。在生产队里还学了做粉皮、粉条，即粉匠；学会了扶耧、扬场。这都是些技术活，当然也是力气活，也是脏活累活。虽然这些活儿我都做过，但是做得不精，不能维持一生，所以最终成了一个教书匠，老来生活无忧。

（1）上山

“上山”是我们那儿的一种活儿，就是到山上采石头打石磨，或作建筑用石材，如盖屋用的窗台、窗梁、门砧、门梁、方石、腰砧、悬砧什么的。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我们那儿紧靠冲山（蒲松龄笔下的龙舟山），山上的石头就是做煎饼磨子的好石材，老一辈人就靠着上山打磨或开采建筑石材换个零花钱，所以在我们村，十有八九的男劳力都会石匠，甚至还有人讥讽说“大史家庄的狗都会打石头。”

改革开放前。基本属于农业社会，种地打粮是正业，上山采石是副业，但是搞副业是提高工值的主要途径，所以生产队里都有副业组，我们生产队的副业组长是王焕章，他带领三五个老石匠一年四季都是在上山。除非麦秋两季当忙的时候，队长才让他们暂停上山，下来帮助收种庄稼。

那时候，我们生产队的石窝（采石头的地方）在冲山的东山头，就是嘉靖《淄川县志》所载冲山：“在县治西三十五里，其形突然上起”的地方。这个石窝解放前是我们队里王焕章家个人的，所有大家都叫它王焕章石窝。这个石窝岩层很高，在石窝底里往上看，几乎有10米高。

在山上开采石头，首先要把地表面的荆棘，土层和地表石除掉，这个过程叫“施工夫”，无需技术，只要有力气就行。“施工夫”一般由学徒工承担，我二哥和王厚义（王焕章的长子）就是经常“施工夫”的年轻人，他们后来都成长为优秀的石匠。所以要想上山当石匠，必须从“施工夫”干起，没有一年半载的“施工夫”经历，可能就没有机会学到石匠技术，特别是打磨的技术。

经过“施工夫”后，就露出岩层来了，石匠们就根据岩层的纹理，用撬棍或者放炮把巨石从岩层上剥落下来，再量材而用，或打石磨，或作门梁等建筑材料，没有大的浪费。改革开放后，山东（王村）耐火材料厂，通过化验认为冲山石可以用来做耐火砖的石英石，于是在石窝里积攒多年的片石也成了好东西，都让我们这些小青年用手推车送到耐火厂卖钱了，所以我们生产队的工值一般在一块钱左右。

上山的人数，也是因时而定。秋收秋种结束以后，农业上的活儿不多了，为了增加副业收入，也为了培养上山的接班人，队长就会多安排一些年轻人上山，于是我也成了上山队伍的一员。因为村庄离石窝比较远，所以早晨不上山，但是要到工具房那里把用钝了的钻头重新淬火，我们叫“冾（qia）家伙”。我们年轻人没有技术，就只会拉风箱，所以几个年轻人就倒替着拉风箱，由老师傅负责冾家伙，都是记工分2小时。

吃过早饭以后，先去工具房背上一天所需要的几个钻头，扛着大锤和撬棍、铁契，或者用筐抬着，就浩浩荡荡地上了山。

来到石窝里，根据师傅的分配，年轻人有的“施工夫”，有的学习打炮眼。我因为跟着父亲学会了加工石材的技术活，所以非必要不安排我“施工夫”，有时候抡大锤打炮眼，有时候就学着打石磨，或者学着打契窝，打好契窝，安上铁契，就抡起大锤用力打击铁契，打累了，几个人轮流打，直到岩石出现裂缝为止，再用撬棍顺着裂缝把岩石拨开，就可以量才而用了。

后来，我跟着父亲学会了瓦工，就很少上山了。1978年当了民办老师，一辈子教书为业，所以上山的活儿基本没学会。改革开放后，赚钱的门道多了去了，谁也不愿上山干这种费力不赚钱的活儿了。现在村里除了七八十岁的老石匠之外，没人会上山了。

（2）小苗儿挂满了泪水珠

在《上山》一文里，我提到了生产队里上山采石头，那是集体的副业。其实我们村里要盖屋的人家，很少有人从生产队里买石头，都是到山上找个小石窝自己采石头。当然，个人力量小，不可能放炮采石，多以裸露的石头为目标，很少“施工夫”就可以采石头。
我们冲山的东山头，就在王焕章石窝的上边，有一大片山坡，足足有几百亩，我们村称之为“叉堰里”。因为那里有我们先人用片石叉起来的一道石堰，也是我们村与岭子镇小口村的分界线，“叉堰里”以内属于我们管理，那里有树木、山地、坟墓和石窝。“叉堰里”以外归小口村管理。

每年的腊月二十二王村大集，就是我们生产队放假的日子（个别年份也有腊月二十七放假的），因为大家需要赶集置办年货。此后至腊月三十的日子里，一般是社员们自由行动的时间，那些需要盖屋的人家，就利用这段时间到山上采石头。
大概在上世纪70年代前期，腊月三十前的几天里，我们一家在“叉堰里”采石头，父亲、二哥、四哥是主力，我负责“施工夫”打下手。我们是吃过早饭上山，中午在山上吃自带的干粮，不到黑天不回家。需要说明的是，二哥早已结婚并有儿女，但是为了我们未婚的小兄弟，依然是舍小家顾大家，协助父亲把我们小兄弟养大成人。二哥今年84岁了，仍然时刻挂念着我们几个小兄弟，是我们的主心骨。
那年的一天，天气阴沉，似乎还飘着零星的雪花，我们一家人在“叉堰里”采石头。这里的石头都裸露在地表面，稍微“施工夫”就可以采石头。记得我们挖出了一块大石头，石头不厚，约有10多厘米，一米多长，一米来宽。如果把这块石头裁成三个“苗子”就会浪费石材，如果裁成四个“苗子”有点儿勉强，特别是最后一个既短小又单薄。但是我坚持裁成四个，二哥听取我的建议，一会儿四个“苗子”就出来了，一家人很高兴。
那时候，还属于运动时期，唱语录歌和红歌很时尚。记得《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这首歌里有一句歌词是“好像那，旱地里下了一场及时雨啊，小苗儿挂满了露水珠啊”挺有韵味，动不动就哼两句。所以当我和二哥把这块短小瘦薄的“苗子”架出来的时候，我顺口唱了一句“小苗儿挂满了泪水珠啊”，唱完后还加上一句道白：“它太委屈了”，结果引得二哥和四哥都笑了起来。当时，我感觉到这句歌词用在这里太恰当了，太及时了！
后来，父亲用这四块“苗子”给我盖了新房，那个挂着泪水珠的“苗子”就成了我的陪伴。1978年我当了民办教师，1992年进城教高中，大约在1997年之后，我筹钱买“房改房”，就把老家的房子卖给了邻居。2013年，全村整体搬迁之后，那套房子就被夷为平地了，我那可怜的小“苗子”不知去哪里？但是，每逢想起这事来，我还是念念不忘那个小“苗子”。

（屋门上的石梁。悬砧，腰砧）

（3）下山活

石匠可分为两大类，一是“上山”活，就是上山采石头；二是“下山”活，就是把采下来的石头加工成各种建筑用材，比如盖屋用的石梁、底砧、腰砧、悬砧、托石、条石、苗子、方石等，或石牌坊、坟墓掩石、铺道石等，也包括扒石槽、摲磨、摐炉支等杂七杂八的石匠活儿。

我曾炫耀过我会石匠，其实就是做些“下山”活，“上山”活也就勉强得20分，而“下山活”可以得80分。

我学着打石头大概从十七八岁开始，因为父亲要给我们盖屋，所以大门口外积攒了很多需要加工的方石原材料，在生产队劳动之余，一早一晚、饭前饭后，都是打石头的时间。记得那时候，上坡回来，见母亲还没做好饭，就拿起手锤在大门外打石头，直到母亲把饭菜端上桌，喊一声“吃饭唻”，才恋恋不舍地放下手锤去吃饭。现在不打石头了，而是打电脑了，所以一日三餐都是老伴做好饭，喊上几遍“吃饭唻”，我才很不情愿地离开电脑来到饭桌上。这个不喊不吃饭的习惯跟了我一辈子，就是在那个时候养成的，真是积习难改啊。

打方石是一个石匠的基本功。因为方石不怕打坏了浪费石材，只要功夫到了，最终就能成功。记得刚开始的时候，右手抡起的手锤往往打不到左手的钻头顶上，而是落在了左手的拇指或食指上，甚至是砸到手面上。一边是嫩嫩的皮肉，一边是铁嘴钢牙，我哪里是钢铁的对手啊，所以往往是左手上血泡不断，甚至是血乎乎的。忍着痛，咬住牙，坚持下来，三天五天，十天八天，终于过关了！

在学会了打方石的基础上，其它的建筑用石材也就慢慢地学会了，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嘛。但是要想成为一个优秀的石匠，就必须学会“雕龙画虎”，就是在石头上打出细密的花纹或各种图案来，这个难度就有点儿大了。记得我是从做托石、条石、苗子开始，因为它们都是在房屋的高处，下面的人看不清楚，也就是说比较遮丑，容易蒙混过关。因为是给自己家打的，只要自己不嫌弃就行，所以在父兄的身传言教下，我也慢慢地学会了做腰砧、悬砧、石梁等细密的“下山”活，甚至可以背着手锤和钻头出去混饭吃了。

记得未婚妻家大门的腰砧、悬砧、石梁都是我做的，大门楼子也是我盖起来的，从而得到岳父母的高度认可，顺利地把媳妇娶回家。爱人之所以嫁给我，不是我长得帅，不是我会写文章，而是因为我不仅吃苦耐劳，而且石匠、木匠、瓦匠，样样皆能。在他们眼里，我就是个能工巧匠，是值得托付一生的人。

记得有一年，我和四哥去王洞村三姑家帮忙盖屋，首先是推石头，要从十来里远的章丘赵庄的山上把石头运回三姑家，这是力气活，只要有力气就行。几天时间，推完了石头，再开始打石头，因为三姑家是一次性盖两座屋，所以需要打四个腰砧，我和四哥，还有邻村的邱师傅（也是三姑家的亲戚）一人一个。说起来那天该当我露脸，在我把腰砧所有需要的花纹做好之后，还要把腰砧的后尾巴打好，我拿起手锤只用了几下，就和打了墨线一样，腰砧的后尾巴就基本成型，没用了几钻头就大功告成了，邱师傅佩服地说“好快手啊”。其实我的技术远不如他们俩，只是碰巧了而已。

后来结婚了，当了民办老师，这些石匠活儿就很少做了，除非自己家的兄弟们盖屋，才拿起手锤“梆当”几下。再后来进城教高中，我的石匠手艺更是没用武之地了。现在如果让我再拿起手锤打石头，恐怕又要把锤头砸到左手上了。

（4）驰头

这里的“驰头”是指农村房子四角砖壩子上端条石以上的部分，一般由7层或9层砖组成，但是每层都以不同的形式向外延伸1--2厘米，目的是与拉长的屋檐相匹配。做好了的“驰头”看上去像个奔驰的马头，所以人们叫它“驰头”。

我干过瓦工，做过“驰头”。实际上，“驰头”是事先做好的，因为这些砖要经过整修打磨，一般是用瓦刀砍砍砖的棱角，再用其它砖来打磨光滑，所以这个过程叫砍“驰头”，一般是有经验的老师傅来做。一座屋有四个角，也就是需要四个“驰头”，于是我这个年轻瓦工也就有了砍“驰头”的机会，从而掌握了一点技巧。

砍“驰头”实际上是倒着进行的，即先把第九层的转砍好磨光，再砍第八层，以此类推最后砍第一层的那个砖、砍完了，依次摞好，就自然形成一个倒立的“驰头”了。如果有“苗子”，就先把苗子摆在最下面，再放上第九层砖，看看“苗子”与第九层砖的弧度是否一致。因为“苗子”石是早已做好了的，所以砖的弧度要以“苗子”为准。

瓦匠砌“驰头”的时候，要有专门的小工负责拿摞好了的“驰头”，四个“驰头”就有四个小工拿，都是拿一层砌一层，千万别拿乱了，否则就乱套了。最后放上“苗子”，一个“驰头”就做好了。因为做“驰头”的砖都是经过砍、磨加工了的，所以最后还要用磨砖的细末加水，搅拌均匀后把“驰头”全部涂抹一遍，再把砖缝开出来。白白的缝，灰灰的砖，这时的“驰头”整齐、精神、好看。

有九层砖的 “驰头”，自下而上开始数，第一层是“滚边”，就是把砖砍去一个棱再磨光，“滚边”要外探2厘米。第2--5层是“迎风”，过去有专门的方砖，讲究的人家还刻上福、禄等字样或吉祥图案；现在多以普通的砖（一个立面，两个侧面）代替，外探2厘米，也有内缩的。第六层也是“滚边”。第七、八、九层是一个整体，其弧度要一致，外探的部分一般分别是2、3、4厘米等等不一。“苗子”的弧度一般是由“苗子”的厚度来决定的，外探5--10厘米不等。
砍“驰头”的砖，都是挑选好砖，以手工砖为宜，机制砖很难砍。现在都是砖屋了，会砍“驰头”的师傅也少了，盖屋也基本不做“驰头”了。但是那些老屋上还有一些精致的“驰头”，值得我们去学习，去传承。

（我家大门的石头壩子）

（5）独具匠心

其实，作为一个工匠，不仅要把活儿做到极致，还要有创新精神，设计并建筑出来前所未有的新作品来。

我学会了石匠和瓦匠之后，为了节材省钱，硬是想出了新办法，干出了新事物。

首先是水泥壩子。改革开放前，经济水平低，人们就想方设法少花钱，尽量少花钱多办事，甚至是不花钱也办事。我住的新院落是父亲带着我们兄弟几个亲手盖起来的。农村盖屋，讲究砖镶壩子砖镶门，否则就是“坯打垛子”，既不结实，也不耐看。为了省钱，我大胆地采取用水泥壩子代替砖壩子的办法，终于把三间大北屋盖了起来。

制作水泥壩子，首先是设计好它高低宽窄，我通过测量父亲盖的大西屋，从而得到实际数据，再编制钢筋架子，所谓“钢筋”实际上是用三哥从工厂里带回来的废旧花铁皮。再用木板制造出模型，从河滩里捡来青石子儿，买来水泥就可以制作出水泥壩子了。同样，窗户壩子我也是用水泥制作的，只不过窗户壩子用了三小块；四角上的墙壩子用的是两大块，中间用一个腰托石加固。当我们用水泥壩子盖起三间大北屋时，让一些老瓦工睁大了眼睛，也赢得了社员们的称赞。
后来在盖大北屋西头小北屋的时候，除了两个大角继续使用水泥壩子之外，我又别出心裁地用一些半截青砖或红砖拼凑了窗户壩子和门壩子，最后用水泥浆全部刷一遍，就成了统一的水泥色了，再把灰缝重新开出来，一个崭新的壩子就立在我们的眼前。这样的壩子同样也能省钱，因为这些半头砖都是我平时积攒起来的，一分钱也没花。

再后来，盖大北屋东头小北屋和大门的时候，我又创新了石头壩子。因为我们村的南山上有的是石头，我根据盖屋时门口的高度把它平均分成几等分，事先把石头做好，到时候按图索骥搬过来砌好就行了。这样连水泥和钢筋都不用了，再说石灰也是我们自己的石灰窑烧出来的，几乎不花钱，一座小北屋和大门就盖起来了。
这些水泥壩子和石头壩子是砖壩子的替代品，没有推广的必要性，也不可能申请专利，但是在那个时代，能在尽量省钱的前提下盖起屋来，娶了媳妇，还是功不可没。不过2013年全村拆迁时已经没了踪影，幸亏石头壩子的大门我拍照了，才能留存下来。可惜水泥壩子没有照片，有点儿遗憾。

（我主持修建的东大桥）

（6）东大桥

我们大史村是三面环水，一面靠山。有水就有河，有河就有桥。不过河是祖祖辈辈在流淌着，桥是在人民公社时期修的，所以我对人民公社很是留恋，因为那才是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不像小岗村，就知道分分分，一点儿社会主义觉悟都没有。

扯远了，咱说修桥。我们村的西河，是通往乡镇驻地赶集上店和向王村火车站运送石磨的必经之路，在1966年之前只有简易桥，洪水冲垮了就得蹚水过河，很是不便。直到1966----1967年，我们村才在西河上修起了一座石拱桥，石材几乎全部来自于扒坟平墓的石头，就算是老祖宗再次为他们的子孙作贡献吧。当时的大队领导是毕德才和刘守信，但是在修桥施工技术方面是由我父亲负责。

我们村的东河，是一条季节河，冬春干涸，夏秋洪水如猛兽般的呼啸而下，简易桥是年年修年年垮。桥东边的“姑子堐“”上有几百亩土地，河崖头十几米高，只有用牛拉车才能上得去，要不就得两个男劳力一推一拉才行。1976年，村支部书记毕德才下决心在东河修桥。

一个村修一座桥，并且是10多米高，20多米长的大桥，那是何等的困难！幸亏当时我们村有个20人左右的村办建筑队，由家族辈分高、瓦工资格老的马方仲任队长，我这个有文化又技巧的年轻人当记工员，实际上还是施工员。

修桥的关键是确定桥拱的跨度、高度和弧度，因为我学过三角形的外心定理，所以先在本子上画出草图，再去社场里放实样。当我和马方仲、毕润远、毕有承、宋汉香等人在社场里画实样的时候，根据我的要求，很快就画完了，这让他们好生惊讶，但是他们不明白其中道理。

画出实样后，再把整个桥拱分割成相等的扇形板块，然后用版纸剪下来作为样板，交给石匠们按样去加工券石，每天下午由我负责验收并记账顶工分。

还有一个困难就是要做券板，那时候没有预制板这个说法，我和毕质先就用棺材板土法制作。然后一块一块拼接起来就是整个大桥的圆拱形状了。等把桥墩修好了，再用黄土填满并堆高，就和鲁班修赵州桥那样，按照我们做好的券板打好土胎，实际修的时候就把券石放在土胎上，最后合拢后再把土胎掏掉就行了。

因为修桥要避开雨季，所以应该是1976年秋后开始修桥，到1977年1月份修完，也就是春节前竣工的。修了这东大桥，不仅我们村种地方便多了，就连冶头公社（今商家镇）的小史、地铺、白家等村的人去王村赶集可就方便多了，成了名副其实的东大道。可惜在我们村搬迁之后，这东大桥几乎废弃不用了。

东大桥竣工之日，大队里专门请了公社电影队在大桥下面放了电影《江山多娇》，还杀了一头猪，猪肉按人分给参加修大桥的三五十名社员，猪下货就给建筑队的技工作下酒菜了。当时我刚结婚不久，就安排妻子在家里煮好了猪下货，然后建筑队的匠工们就在我家里喝酒。由于我的婚房只有一间屋，并且只有两把椅子，所以七八个人基本上都是站在桌子前喝酒的。
修建东大桥的主要瓦工有：马方仲、宋汉香、毕有承、邵祺昌、马敬之、毕润远、马本桐、毕宜先等。可惜他们都已作古，只有我还在残喘苟延，真的很想他们。

（7）险事

无论是干木工，还是干石匠、瓦匠，时刻都有危险的事儿发生，所以劳动安全是生产管理中的重中之重，要常抓不懈。现在，企业里都有专门的安全管理部门，由专业人员负责。

“险”事，我们那儿谐音说“悬”事，如果是很危险的事，会说这事好悬啊或真悬啊。在我的十年工匠生活里，办得悬事还真不少。不是不重视，都是些突发事件，属于防不胜防的事情。

我自幼胆小，所以做事比较谨慎，在人们眼里是一个很“老把”的人，一些重要的岗位交由我去干。比如说淘大井，就安排我在井口上负责上、下料。井底下，经常有七八个人在劳动啊，一旦失手，轻则伤人，重则伤命，后果不堪设想！

大约在1975或1976年的大年三十晚上，我还未婚（我是1977年元旦结婚的），分居多年的大哥来到我们家，向父母请安。其实，大哥家和我们家是斜对门，大哥年三十晚上来，纯粹是礼貌，是尽孝。当时我正在电灯底下做木匠活，记得是用刨子刮一根1米多长的木头。由于木头较长，接连从木匠凳子上掉下来几次，大哥见状，就想用手给我扶一下木头。可当大哥把手伸到木头那一头的时候，我一刨子下去，就把大哥的手顶在了“铁碰头”和木头之间。那“铁碰头”像锯齿一样锋利，我这一刨子下去也是用足了力气，只见大哥的两个手指头立即就鲜血直流，吓得父母赶快给他包扎。十指连心，大哥那个痛就别说了。娘一边包一边叫着大哥的乳名说“你是来干啥来啊”。至于大哥回家后，大嫂是怎么说的我就不知道了。

大概也是我结婚之前，在一年夏季麦后给本队的一户社员披（pei）屋，就是把新麦秸覆盖在旧屋面上。披屋是从两面下手，几个师傅在前屋面上，几个师傅在后屋面上，等“翻檐”之后，在架子上够不着了，就要“吊船篷”，就是用一根很长且直的木头（一般是两三根木头接起来）压到新屋面上，师傅们踩在木头上继续披屋。“吊船篷”是两边的屋面上同时进行，也叫“坠油瓶”，一个人要上、下船篷，都要和对方先打招呼再上、下，不然就会使对面的人措手不及滚下屋面去，轻则摔伤，重则要命。

记得那一次，我和宋汉香大哥是一对，他在屋前面，我在屋后面。当我们披完了屋，压好了脊，在退船篷的时候，我的手突然一松，因为那边还坠着一个人啊，只见那“坠油瓶”的绳子飞一般地退去，那面传来一片惊呼之声。这时，如梦方醒的我才赶紧抓牢了绳子，船篷不再退落了，那边传来宋大哥的声音：“邵祺昌，你干啥？心思着你老把来，差乎要了我……”。好在有惊无险，连忙说：“一倒手，没抓住。”

还有一次，应该是在1977年4月3日下午，我们建筑队在给毕叔家盖屋，一阵小雨过后，太阳还挂在天上“打提溜”。农村干活不论点，讲究日落而息，既然还有太阳就得再干，我招呼了大家一声就上了架杆。农村的架杆都是些弯曲不直的木头，加上雨后湿滑，我端着个灰盆子没走几步，突然脚底下一滑就从四五米高的屋檐上头朝下摔了下来。一片惊呼之中，大家扶起了我，只见右手腕子已经朝了后，头上还流着血。

闻讯赶来的大队书记和父亲、二哥连忙找来拖拉机，把我送到岭子公社郝家大队赤脚医生陈月河家接骨。可是还没接完突然停电，是打着手电才接完的。陈医生不放心，嘱咐我们第二天去医院拍片子看看。第二天，弟弟用小土车推我去王村医院复查，医生看了片子说很好，这才放了心。回来的时候路过我爱人的村头，六弟去和我岳母报了个信，直到黑了天，下班后的爱人才急急忙忙回来，由她照顾我的起居生活。

一年后，我当了民办教师；现在，老伴说我是享得她的福。可是，那送我去郝家庄的拖拉机手是谁啊？从来没问过。

（8）打伴门

我经常自豪地说：“我们是毛泽东时代成长起来的人，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 所以，一辈子为人处世坚持三原则，即“国家利益和家庭利益之间，以国家利益为先；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以集体利益为先；他人利益和自己利益之间，以他人利益为先。”

由于我会木工和瓦工，1978年至1992年在王村镇任民办教师期间，经常帮助同事家里干点力所能及的活儿。

我的同事韩老师要结婚的时候，想为新房做一对“伴门”子，就是在原来的老木门之外，再加上一道轻便门，因为这道门用合页固定在屋门框之间，所以也叫“夹门子”；又因为它相对于单扇的伴门子是两扇门对开，所以也叫“对门子”。时间是周六半天和周日一天，周一结婚；人物是我和张明堂、牛桓均两位老师，以我为主，谁让我整天咋呼会木工来呢；地点就是韩老师的家里。

周六下午，我们以拉大锯解木头为主，就是先把圆滚子木头解成做伴门子所需要的方木或木板。只要解出木头来，我就开始用刨子刮木料，他们俩继续拉大锯。周日上午刮板子，我在刮好的方木上画好卯榫之后，就让他俩负责凿卯开榫，我负责沾门心。沾门心那是技术活儿，还有安玻璃的那个十字架儿，都不敢托付他俩，由我亲自操作。

下午先把沾起来的门心刮出来，等他俩干完卯榫活儿，我们就开始组装，记得一直干到黑天，总算组装起来了。晚饭后，主要是先把两扇门净出来，再安到屋门框上。由于做的时候，留的“做（zu）头”太大，结果四根门桄几乎各刮掉了半公分，既费力又费时，最后开槽上合页，直到晚上11点才算把伴门子安上了。韩老师的母亲又做了稀饭让我们吃夜宵，回到家就半夜多了。
后来，韩老师下海经商，承包过王村镇中学的校办工厂，现在做古董生意。前些年在黉门中学任教时，有时还和他一块乘车。好多年不见了，不知我们打的伴门子还能用吗？（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