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武广高铁刚开通，我第一时间就去坐。我在广东这几十年，每年都要来回武汉广州多少趟，第一次坐上只需要三个半钟头就能从武汉到广州的火车，非常兴奋，简直不可思议，刚开通的武广高铁时速高达350km，而且因为当时的人们无法接受翻了多少倍的票价，我坐的那一节车厢居然只有我一个人。

这个时候手机响了，一个炸耳的声音传出来，叫我猜他是谁，我猜了半天也不知道他是谁。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猜猜我是谁之类的诈骗手法，所以我就很有耐心的跟他周旋。最后他终于告诉我：我是老柳啊！

哪个老柳？我还是云里雾里。所有的姓柳的我都梭寻了一遍，都没有跟这个声音对上。

而其实我真的没有见过这个人，他说他是诗人老柳。他的声音里明显包含着不屑，那种意思，我非常孤陋寡闻，连他的大名都没听说过。

然后他坦白，是从某某某那里知道我的电话，一定要见我一面，他要到站台上来接我。

武广高铁停的是一号站台，列车进站的时候，我真的看到一个身材不高，像领导一样背着双手来回踱步的中年男人，他一下认出了我，然后指着一台奥迪A6：请上车。他旁边好像是马仔一样的人，不由分说的就把我的行李夺过去往车上放。

我给你安排了能看得见小蛮腰的房间，他说。

凭我多年待人接物的感觉：这是一个信心满满的男人。

好像是哪个单位的招待所之类，那个时候小蛮腰周围并不像现在这样都是高大威猛的新建筑，还有很多老破旧。但是从斜开的窗户望出去，旁边果然是小蛮腰，就是那个闻名世界的埃及建筑女魔头的代表作，也是今天广州的地标。

然后他催着我赶紧放下行李，下去吃晚饭。走到旅社门口，我正在看奥迪A6停在哪里，结果他拍拍我的肩说，那台车有事去了，我们吃饭坐这一种。却是一台长城皮卡。等我们吃完饭回旅社的时候，出来接我们的居然是一个装路灯的工程车，我们都挤在驾驶楼里面。

我没法不对这种接待印象深刻，他当时告诉我，他之所以这样做，是让我知道他代表了三种力量。

若干年他去世以后，有当时参与接待的一位兄弟才告诉我，其实他接待能力非常有限，都是不断的求人。接待你的那次，他是分别求了三个农民工司机，才给他搞到了车，而且都是跟他明确说了，只能用一下，还要下班的时候去接领导或者是完成工作任务，所以是分开时段帮他跑一节。

我一琢磨，这说明他群众基础好啊，人家那么忙，都忙里偷闲的出来，帮他做点事情。

他告诉我，他是我老家的那个省作协的文学院的副院长。我说那好啊，我当即要拨通电话，因为我跟那个文学院院长很熟，我说正好一起聊一聊，通个电话。他马上更正说，他不是省作协的，他是省文联文学院的副院长。我就觉得有点儿奇怪，我从来没听说文联还有文学院。而且我跟文联的负责人也很熟，我说那也可以跟文联的领导通个话嘛。他连连摆手，哎呀，我们吃饭要紧，喝酒要紧，没时间跟他们聊。

他不抽烟，只抽雪茄，而且很有仪式感，我认识不少老板也是抽雪茄的，但他们只在宽大的办公室里面抽，他经常在大街上抽，总是手忙脚乱的从身上不同的口袋里掏出不同的工具。我说你抽烟算了，多简单，抽雪茄太麻烦了。他又扬扬手，你不懂，抽雪茄是治疗肺癌的，抽烟是导致肺癌的。

后来他单挑名人打官司，居然还两次都赢了，羊城有一家报纸报道了那件事情，其中一个细节，说他不是在饭桌上，就是在去饭桌的路上。他看了哈哈大笑，一点也不在意，还买了很多份，送我一份，让我认真读一下，强调他现在也是名人了。

他好像每次见人都是在饭桌上，都是约你到某个酒店碰头。而且他还告诉你，你想见的什么人，他给约来。这是真的，比如我要见的老鄢老樊还有谁谁谁，确实他都能约来，人家都是当地的文化名流。而且他跟老鄢居然还是街坊，都是在五羊新城住邻居的，只不过老鄢是自己买的房，而他是租的房。

我劝他不要老是跟自己老乡扯皮，免得广东人说我们这些人老是窝里斗。他义愤填膺的说：不是我要扯皮，我其实是这里的老乡的代言人，所有讲数的事情都是我出面，我是我们省在这里商会的形象大使。

说到那次轰动社会的跑奖，他非常委屈，他说现在谁不跑奖啊？你去问一问。哪个不跑奖？啊，这个省，还有那个省，都还是跑奖大户，无奖不跑。

后来他想得的那个奖花落四川，也是写新格律，实际上是写打油诗的。大家都认为那个中奖者水平还不如他，但是人家的背景是王蒙。

他很有人缘，喜欢闹眼子(武汉话)，场面上很活跃，喝酒尤其厉害，场面越大，他越兴奋，上来自己就先干一瓶，把一干酒鬼震得目瞪口呆，说这哪能跟他搞啊？

而其实，他喝完了以后，到旁边找个没人处，又都吐掉，再重新来。

2015年，我在珠海搞了一个文学奖，只是为了热闹一下当地的文学青年。他知道了，马上雇车，飞奔一样的往我这里赶。当时已是夜幕降临，有些圈子里面的朋友不待见他，希望不要在一起喝酒，免得出现尴尬。我当时的想法是为了让场面更丰富。事前我还专门去荆门约余秀华喝酒，还准备找野牛这些人，当时也有分管我的领导特别嘱咐我，不要余秀华那些人来，影响不好。

那一次也是印象深刻。我告诉他。再找机会见面，于是开得飞快。他好像找了一个玩儿车高手，居然一路咬着我们，跑了几十公里，到了吃饭的地方，他像没事儿人一样哈哈哈哈的下车来，自我解嘲的说：老柳来也！

后来大家对他印象也还可以，觉得他也不容易，喝酒的时候居然可以拿大顶，我一直在琢磨那个酒怎么从下面往上流呢？他喝完了以后要怎么吸到他的胃里面去呢？

其实他比我小好多岁，我就不断劝他，要注意身体呀，不能这么玩命的喝酒了，你也是快到更年期了吧？

他说不喝酒怎么拿项目？为了拿项目，他只能喝酒，也果然奏效。有一次野牛说深圳有个老板愿意投10万块钱跟我合作，叫我赶快到深圳去，但是我不会喝酒，老柳会喝，结果老柳喝后，那个项目的10万块钱就给了他，他就把这个钱投到了北京地铁里，后来北京地铁就挂上了他的诗歌。

果然他后来死于一场酒后，殁年47岁，留下孤儿寡母，一儿一女。

野牛告诉我，老柳根本没有什么钱，他在广州那么多年都没有买自己的住房，我还在番禺买了一套两房一厅呢。

他去世三年后，他的夫人终于在有关方面帮助下给他出版了一套4卷本的诗集，还在天河的广州购书中心大厅举行了首发式，我去参加了，看见了老鄢，老鄢亲自站台，说得非常感人肺腑。

刚到珠海的时候，我感觉珠海荒无人烟空旷辽阔，一条贯穿东西的九州大道常常是一台车都没有，前后十几公里，我们就在马路中间打羽毛球，老远的看着有车过来，就停下来让车过去。珠海的很多行道树是芒果树，九州大道绿化隔离带居然种的全部是茉莉花。

环境太好了，人确实太少了，尤其是相同爱好的人更少。我是1986年底到的珠海，老侯晚我几年，是从梅州贫困山区过来的，1958年生人。大约是1989年，我的一个武汉老乡在珠海宾馆打工，他说他们那里有一个人会书法，字写的很好。我于是马上过去拜访，那个时候我因为交友的习惯已经跟那里的大堂经理混成朋友，那个经理可以签单请我吃饭。 宾馆有员工宿舍，就在后面半山上，比较简陋，但也非常干净，一间房住了好几个人。那天是个正午，房间里面只有一个人在那里打坐，好像是在玩扑克牌，算命之类的，半闭着眼。

其貌不扬，颧骨比较突出，面部黝黑，但也算不上五短身材，是普通广东农民的那种长相。

其实我在宾馆多次吃饭时就发现菜牌写得非常漂亮，是那种带有隶书和章草结合的字体。当时就问过经理，经理随口说，是我们后勤的一个员工写的。

老侯那时的工作主要是在后勤部打杂，同时写菜牌，每天的所有更新的菜都是由他介绍。

他是那种少言寡语的人，说话很慢，好像字斟句酌。我请他在大堂吃饭，他很不好意思，吃完以后说，我还是第一次在宾馆吃饭。因为他以前就只有在食堂吃饭。

他经常抱怨宾馆工作很辛苦，收入也不高。我那个时候跑文化口，和一些单位联系了一下，最后是吉大群艺电影院经理同意他来试工。电影院的工作就轻松得多，只是每天写一下电影片名和放映时间，或者是一些会议通知。

后来有一个香港老板喜欢字画，在银都酒店的二楼开了一间画廊，那应该是珠海最早的画廊之一了，那个老板以前在珠海度假村开画廊，在珠海度假村开的时候，正好是蒋山青去主持那里的业务。老侯很羡慕在那里的工作环境，又是自己的所爱，我后来给他介绍了一下，他就去了银都酒店。

以前他就给我刻过一些印章，在画廊以后他的印章的名气越来越大，整个珠海的爱好者都知道他。因为他不善言辞，老板只是把他当普通员工，另外聘请了一个来自甘肃的书法家，那个书法家就是能说会道，什么业务都是自己接，所以按照老侯的话说：黄书法家发财了。

我一直认为老侯是个老实巴交的人，但是他经常跟人发生一些矛盾，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比如跟那个姓黄的书法家，当然因为那个经理的收入本来就比较高，再加上业务都是那个人自己接，老侯他自己插不了手，看着肯定很嫉妒。那个时间正是珠海经济特区突飞猛进的时候，我认识一个福建来的爱好文化的小老板，从宜兴一元钱进的紫砂壶，可以放在拱北海关对面的门面里卖几百元一个，最贵的一个卖给台湾人是一万元。那个时候的台湾股市也是非常厉害，几乎每天都是暴涨的行情，那些台湾人自己说，你们到我们这来玩吧，上岛的时候买股票，出岛的时候你把股票卖了，你的吃喝拉撒都在里面了。

但是老侯的经济一直不景气，他连老婆都讨不起。曾经他有一个客家老乡对他很崇拜的，也是刻印章的，那个人自己赚钱买了房子，但是老侯却是到处租房子住，有一段时间他就住在那个老乡家里，但是后来却被别人撵了出来。

我后来搞了一块鸡血石，那也是我这辈子唯一一次拥有鸡血石

，我想好了铭文，决定请老侯来刻。

后来有人才告诉我，你怎么那么傻？鸡血石这种东西，包括田黄，都是要你亲自在场看着他刻，当时收回才对。

老侯刻章很快，以往都是即刻即有，但那次很奇怪，他隔了一个月都没刻，再然后，我不断的催问，他才非常抱歉的跟我说，那块鸡血石被他丢了。可以想象我当时的震惊，老侯是个非常细心的人，怎么会丢了呢？他跟我说挤公共汽车的时候不知道被偷了还是人多不小心挤掉了。如果换做别人，我肯定会发作，但他是老实巴交的老侯啊。他叫我在画廊的玻璃柜里面找石头，说你喜欢哪块就拿哪块，最后他给了我一块冻石，把这件事情结束了。关键是一年后，我在一次展览中看到了那块鸡血石，就是老侯送展的，上面刻的铭文还是我拟的。我问了一些朋友该怎么办？那些朋友也没有办法，说这个石头不能证明是你给他的，你连个收据都没有。

终于有一天，那个黄姓的甘肃书法家突然死了，我问老侯怎么回事儿，他说他也不知道，那个书法家才50多岁。原以为老侯这回有机会了，但是那个老板却因为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画廊倒闭了。

他是珠海户口，珠海却容不下他，他只有回到梅县去回到梅州去。他回去的可能一个是回老家讨了老婆，一个是老家的生活压力小。

我有好多年跟他没有任何联系，后来他说他在网上发现我的一些消息，又找到了我， 说他现在嘉应大学讲课，平常开了一个画廊让老婆谋生，欢迎我去玩儿，并要求我把出版的十几种书送给他一套做纪念，也是放在他的画廊里面做摆设。

有一年我去参加红色旅游，到福建红军长征出发的那些地方，回来时在梅州，我去专门看了他的那个画廊，是个完全背街的地方，根本就没有人流，我不知道他怎么维持的，可能房租比较低吧。

书法不好卖，求印的也比较少，他开始自己画画，画得还很有古意，应该是有收藏者的，后来我才知道他在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还出过印谱，他刻了一厚本叶剑英诗词选。

他去世前，曾经陪梅州的画友到珠海办过展览，我特别去看他，给他送很好的酱香酒，但是他不喝瓶装的，他喝他们自己带来的用塑料壶装的散酒，他们那帮人认为梅州的散酒是天下最好喝的。珠海文联有个退休的他的客家老哥也好酒，说他们是要面子，他们是喝不起好酒的。

老侯回去后一直跟我联系，要求我去他们那里的一个美术馆办展览，说那个美术馆是他和一帮朋友在管理，甚至说只要我个人办展览，不要任何费用，但是我都没筹划好，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出画册。

我后来一直没有见到他的夫人和孩子，再见他的时候，他身边出现的却是一个中年女人，据说是新加坡回来的，有点儿身家，能够跟他一起喝酒的，和他的鲜言寡语相比，却是一个心直口快的社交家，朋友们介绍，也好，可以替他宣传，要不然怎么卖画儿呢？怎么卖作品呢？

连他的老乡都不清楚他到底是什么病去世的，65岁作为一位书法家实在是太年轻了，认真说，他的作品在珠海的书法家篆刻家里边是最好的。

奇怪的是，他们梅州的画家群里面居然没有一点声音，以前相对来说是比较热闹的群，他去世以后这个群突然一下静音了，没有一个人表示对他的哀悼。

野牛曾经不止一次要我去围观他宣传的自杀，其实我知道他不过是太寂寞了，他住在番禺的祈福新村，几乎没有一个可以对话的，除了里面的职业小姐姐。有一次他说这次是真的，死法名称都有了，叫：炸喂鱼。我知道，只要我不去，他就死不了。

他热心快肠，只要是我的朋友来南方，他都要邀请到他家里去住，他在广州或者番禺招待他们。而其实他大部分时间处于困顿状态，根本没有能力接待别人，连自己吃饭都有问题。有一次黄自华他们来珠海，他听说了，一定邀请去广州。结果黄自华去了番禺他家才发现，根本不是住酒店，而是他让出他的床铺，他自己睡在地上打地铺。而且彼时他已经半个月连续的在吃方便面了。我只好专程的又跑到番禺，想办法找老板来接济他。

因为他经常表演狼来了，结果等到他真的死的时候，包括我在内的没有多少人愿意相信。

直到我赶到佛山的殡仪馆，看到他躺在那里的时候，我才发现我打交道了40多年的这个老朋友却显得如此陌生。几十年来我都不知道他到底叫什么？他一下姓黄，一下姓刘，一下说是成都春熙路上的大户人家，一下他又是湖北西北最偏远穷困山村里的农民。最后找到他的身份证才知道他的殁年已经是65岁，比他自己说的至少多了五岁。

40年来从他嘴里我们只知道他除了一个老母亲，其他的没有任何亲戚朋友，既没有结婚，也没有生育。因为他每年过年期间必须要回一趟湖北。就是到十堰去见他的老母亲，他母亲在那里有一套房。而那套房呢是他早已故去的父亲留下来的，是一所学校里的自建房。

和很多不幸的文化人一样的遭遇，野牛父亲曾经因为有文化而被打成了坏分子，被丢到了边远的乡村，相当于去劳改了。他母亲毅然决然的跟他划清界限，带着小儿另谋生处。父亲平反以后有了新的工作，在学校里教书，还分了房子。他母亲就带着他又找上门去。父亲看在他的份上，和母亲复合了，从此一家人重新生活在一起。 野牛曾经不止一次的和我探讨12月党人妻子的事情。他对他母亲的做法是很不满的，但是又无可奈何。毕竟人总要生存下去。

他去世的前一年，他母亲去世了，他赶回去收拾了遗体，迅速的火化，并将母亲的骨灰扔进了汉江里。他拍了个小视频发给我，在汉水边上，他落寞的用脚在踩还没有烧完的纸钱。没想到仅仅过了一年多，他自己也被他的诗友们用同样的办法了结了一切：他的骨灰被扬洒进汉江里。

据接近他的朋友介绍，他母亲那个旧房卖了大概80万，但是到他死的时候账上可能只剩下30万了，而且他最后的几本书委托我给他找地方印的，还差我一大笔印刷费。

拖了一年以后，我开始不断的催促他结账。他在微信里含含糊糊，不断的拖延。后来我才知道。他被北京西山一帮所谓的诗歌网站给蛊惑了，对方说只要他给足够的银子，就把他包装成著名的诗人，让他的诗歌全世界知名，他居然就信了。

我后来才知道那帮人的领头的才三十几岁。他是可以做他们父辈的人呐。据人介绍，那个山东小伙子以前是个养猪的，后来又进城在厨房里当厨杂，给人当下手。就是因为认识了北京的某个诗歌评论的大腕是山东老乡，就开始组织一帮人忽悠那些想出名的写诗人。野牛遂成猎物。

他最后一次跟我视频的时候是在北京街头。深秋的北京下着小雨，他好像淋着雨，在那里默默的说：不行，得回广州再去找子弹了。

我知道他找子弹的意思，就是找钱，看来他的子弹又打空了。

他曾经一再的要周围的人帮他找对象，特别要找结婚的。他说自己举目无亲，就想传个代了。但是他又不切实际，又要找漂亮的，还要大学毕业，而且还要是处女。最重要的是能跟他过苦日子。

我说你这个标准比12月党人的妻子还高了，中国可能没有。女人们都很务实。

去世以前，他确实也带了一个大高个儿的东北人到珠海来见我，说是他表弟。说是表弟，其实从来没有见过面。是最近的一次走亲戚认下的，我以为就是他经常说的，带哪个妹妹来就说是他表妹，是那个意思。

因为他每次托他的那个表弟做事情，给的费用都比找其他的用工高的多。

他去世以后，因为没有其他的选择，他的遗产包括他在番禺的那套房子以及他账户上的那几十万块钱都被他这个表弟继承了。诗友们本来想用他的遗产做一个诗歌奖纪念他，这个愿望就落空了。

不仅如此，连他的丧葬费都是我们一帮朋友一起凑的8万元解决的。

在珠海38年，我见到的很多外地人，都比广东本地人有自信 ，非常奇怪，越是小地方来的，自信心越是爆棚，尤其是来自土地上的农民。

这个兄弟喜欢别人称他为张导。因为他认为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职业就是导演。他死了以后我才知道他是铜陵人，我一直认为他是我见到的自信人里面最有代表性的人，他的自信不仅代表安徽，我甚至觉得他好像是代表中国。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居然可以对我们的顶头上司呼来唤去。而我就是最缺乏自信的人，我一见到领导腰就直不起来。

要说，我还是珠海第一代穴头，我1988年就在珠海大剧院搞了四场演出，可能也是在全国领先的。但是我没有继续做下去。而他从老家一来就是开始组织珠海的各种演出，他甚至把北京人艺的整个剧组搬到珠海，《阮玲玉》，徐帆主演，他特别给我留了票，说，是你们武汉人啰。

最厉害的一次操作，就是他一甩手，据说拿出20万，从海南的一个作家手上买了一部长篇小说，《兼并》，写国企改革的事情。搭出来的一个班子，请了专业的导演，明星，一炮打响，成为当年的收视率很高的电视剧。

第一炮打响了，第一桶金赚到了，他得意洋洋。然后总是给我发一些金句，给我指人生的方向，事业的方向，种种方向吧。

不过我认为他的后来的不太成功的做法就是他自己当编剧，当导演，甚至还让家里人参演，自己又做发行，宣传，几乎所有的钱他要自己赚。他不明白电视剧是个综合业务，不是一个人能搞定所有的行当的。后来他拍的电视剧几乎连上频道都困难。为了上频道，他不得不去找他在一些卫视的老乡，给予好处，人家才在深夜勉强播出，半夜三更的谁会去看？结果可想而知。

他比我大两岁，我一直认为他的身体非常好，精力充沛，总是通宵达旦的工作，他经常会有意识的锻炼自己的耐力和耐心，电梯房他也是走上去，而且是那种慢悠悠的走上去，他说一边走可以一边想问题，又可以锻炼身体。

他烟酒都来，主要是抽烟，他自己说一天至少得五包烟，每次见到他都是烟雾缭绕，几乎把他的脸都熏黑了。

可能因为拍电视剧的原因，他的仪式感很强，总是穿着正装，不是西服就是长尾燕服，我觉得在一些场合中显得太夸张，有时他还戴个英国绅士帽，因为身材不高，他的燕尾服几乎拖着地。

他很善于拉赞助，一部电视剧。除了现金，大部分他是拉着各种物件顶制作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有一次居然搞到了半屋子罗西尼手表，然后，麻将桌上输的钱他拿不出来，都是以罗西尼手表来抵债，一时间周围的朋友手上都是罗西尼手表。但他抵出来的手表往往比市价都高得多，所以人们很烦他，给他起各种外号，其中一个外号就叫他罗西尼。他在他那堆的满屋子赞助品的仓库里以小楷写毛笔字，好像是他自己创作的诗歌。有一次他在我面前炫耀自己的书法，我当即用他的笔写了一张，他不说话了，说，他妈的，你的字比我好。

他买联排别墅的时候，也邀请我去做他的邻居，我当然没有他那个财力。

后来他抱怨珠海是文化沙漠，拉不到赞助了。他转到北京去发展。

我后来才知道他的那个联排别墅已经被人洒满了红油漆，要他还债。

他欠我一笔钱一直没有还，然后每次又热情的说你到北京来呀，我把债给你清了。结果有一次我在北戴河开笔会，本来准备飞回珠海，但是我忽然灵机一动，就坐火车到北京。

给他打电话的时候，显然他是愣了一下，他没想到我真会到北京。

本来北京的一个朋友已经安排了在双井住，但是他非要热情的说他要来接我，叫我在长安街边上等着。他果然是开了一台崭新的奔驰。但是我为了等他这个奔驰居然等了好几个小时，才知道长安街上那些建筑望得到走起来可是非常遥远，感觉是这个山和那个山的距离。因为堵车非常厉害，还不如我坐地铁。

他说你来了怎么能坐地铁？那不是你丢人，是我丢人！

七拐八拐走了好久，终于进了他那个小区，他停好车径直走向他的办公地方，我拖的行李在后面，一个保安悄悄的跟上我，跟我说，大哥，你是他朋友？帮帮忙吧，他半年没付停车费了。

结果那几天他居然在他的办公室地面上给我搭了个地铺，我心里想信你的邪，我到日本来睡榻榻米了。

关键是那笔钱还是没要到，但是他这里那里请我吃饭，我非常佩服他的是，他可以叫不同的人来买单。

然后他给我提了个要求，说我关系多人脉广，要我帮他女儿找份工作。我吃了一惊，我说你女儿才几岁呀？他就很不好意思的说，我前妻生的，呃，一直跟我闹矛盾。原来他离过婚。我跟他说现在都是啃老，你条件这么好，随便给她一些钱，让她就这么过算了，根本用不着找工作，现在一个是工作不好找，找到的也不好，收入还低。

后来两年我就没再见他，他也回来两次珠海，别人说他瘦的不行，有糖尿病。我还不相信，我说瘦也正常啊，他本来就不胖啊。

不久听说他突然的去世了，才五十几岁，这怎么可能？原来他是在北京的深秋患了感冒，但是为了赶一个片子给别人做一样本送过去审查，耽误了一个礼拜，去医院他也不是找正规医院，好像找了一家小医院，进去不久就转成重症肺炎。

老宋比我小两岁，在单位里他是有名的暖男。我一直奇怪，因为我印象中的东北人都是非常的彪悍，脾气不太好。但是他的脾气出奇的好，尤其是对待女生，他总是轻言细语。我正相反，我带过很多实习生，别人都说你带过的那些美女怎么没有一个成为你的情人？别人背后说李某人就是脾气不好，否则以他的能力早就当官儿了。

记得有一次夜班，我批评一个实习女生，她老是犯同样的错误，怎么教她也学不会，因为夜班时间很紧，我很不耐烦。那女孩儿差点儿哭了。老宋过来，安慰了她半天，我忽然觉得，是我错了。

我和老宋都是单位的元老，我比他还早来几年，因为不是党员，又不会巴结领导，所以每次吃亏的事情都轮到我们两个头上，比如说去农村扶贫。这个扶贫工作的名称叫社会主义基层农村党组织改造工作。其他单位都是当然要派党员干部下乡，这是一种待遇，因为下乡以后再回单位就要提拔一级。我下了n次乡，回来不仅没有提拔一级，反而没岗了，因为没岗，所以只要回单位就处于下岗状态。老宋和我基本一样，他比我下乡的次数要少，因为他听话，回单位以后，领导安排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不像我还挑三拣四，不好的岗位就不去，宁愿下岗。

巧的是我们还住在一栋楼里面，不仅住在一栋楼，我们还都住在一层楼里面，他住我对过。

我们俩身高差不多，都是1米8左右，他长得一副国字脸，一副抑郁的表情，但就是招女孩子喜欢。为这个我很琢磨不透，因为我是完全没有女人缘的人。

经常有女孩儿在敲他的门，有时候甚至好几个，还排成队了。感觉他就像个坐堂的名医，病人们都指望在他那里能挂个号。

那些女孩儿有的因为在门口等久了，站累了，也会来敲我的门儿，希望我借坐一下，我当然也就只好开门。她们会向我打听关于老宋的一些事情，问他的家庭，问他的其他的女朋友的情况。其实我对他一点都不了解。我觉得他是一个自我封闭得很厉害的人，生活得非常的安静。我甚至不知道他到底什么时候在家。只有一次，楼上的一个摄影记者在那里骂，说他刚搬了一盆花就被人偷了。我们是楼梯房，我和老宋住三楼，那个记者住七楼，他那天搞了一车花，每盆花搬到中间都要休息一会儿，把其它花搬到七楼再下三楼来，发现原来放在三楼的花儿不见了。就挨家挨户的敲门儿查看。我家里头什么也没有，老宋就死活不开门儿，最后别人就盯死他，终于发现那盆花在他家里。他只是淡淡的解释了一下，说开门儿发现一盆花没人要，觉得扔了可惜，就顺手搬进屋了。

那个时候他唯一跟我交流得多的就是文学。他喜欢写点诗歌，喜欢写点很伤感的散文，什么落日啊，深夜呀，一个人在哪里呀，我不大喜欢。

他老问我为什么他投出去的稿总是发表不了而我的稿发出去就能够混点儿稿费呢？我说这个没法解释，我也帮他往外面投过好多次稿，都是泥牛入海没有结果。

我发觉他对文学还是挺认真的，他有一册笔记本儿，抄录了很多他认为比较好的诗歌。有一次他给我看，我随便翻开一页，居然还有我的一首：

《麻疯病》

在麻将室里吸二手烟

这个游戏从一开始就不公平

如果我不亲自吸上香烟

那么我输得自然有理

高手有个习惯

总是向对手排泄他的废气

成败可能并不重要

关键是有个污染他人的机会

对面的女人胸口开得过低

三个幺鸡已闪烁了几次

差点把我的小鸟投了过去

放炮可该我全包

总希望运气在下一次摸索中到来

结果总是摸到了别人的牌

生活中换位的时候并不多

好容易重新摸风还是放弃了自己的未来

他表扬我，打麻将的人都能读懂这首诗的深意。

生活中表扬我的人并不多，所以我一时把他引为文学知己。

后来他的女朋友越来越多，来自五湖四海。我问他为什么换得那么频密？他说哎呀，喜新厌旧啊。

很多年再没有和他谈过文学。

1988年，日本的卡拉ok引入珠海，一时间到处都是卡拉ok厅，屏幕上永远是一对我跑你追的情侣，然后总是抱着一棵树转圈圈。那时候流行的一种大影碟，我们叫LD，原来就是珠海的一家磁带厂生产的，流行全国，我记得一张要100元，那个时候我一个月才300块钱收入，攒了一年多的钱才能买一个大影碟机，想在家里面开堂会。结果打开一看，那个女跑男追的场景，男主角居然就是我的对门，老宋。

难怪他女朋友那么多。

关于他的绯闻满天飞，不仅单位知道，连社会上都疯传。有女人为他离了婚，也有女人为他打了胎。甚至最后还传出有个为他怀孕的女人因为被他抛弃而跳了楼。

后来他搬到了新家，我偶尔见到他，他的表情更加抑郁，我也不好问他什么，他也什么也不想说。

他死在了他的小区门口，别人赶去看，地上一大滩血，连他的红色轿车上面也都是他的血。他被人割断了动脉，半边脖子几乎被切开了。

是他的东北老乡干的，那个女孩儿还不到20岁，长得很像俄罗斯套娃，很漂亮，好像也怀孕了，死活不肯分手，就准备请自己的表哥来教训他一下。表哥是当兵出身，结果下手过猛，一个扑捕动作，把他结果了。

老宋时年40岁。

还是几天前，他忽然找到我，问我怎么出书，他想出一本散文集，请我给他写个序，事情还没有开始，一切就结束了。

他的姐姐从东北赶来料理后事，把他的房子卖了，把他的红色轿车捐给了福利院。

我去参加了追悼会，人还挺多。很多是从各地赶来的那些女孩儿，她们把他当做明星。

单位里其他的一些东北男人都咒骂他，其实我知道，他们并不是认为他损害了东北人的形象，尤其是损害了东北男人的形象。其实他们是嫉妒他。

单位的一把手恰好是个东北的转业军人，他不大懂新闻业务，喜欢风水，正好单位在那一年起了大楼，特别请风水师做了环评，借鉴澳门葡京酒店的鬼头刀概念，在大门外的广场喷水池边做了一排李逵的板斧。

事后别人说那一段时间单位连续死了几个记者编辑，最年轻的才27岁，很不正常，因为风水不好。

尤其是大楼后面是个青少年活动中心，由海军赠送的一艘鱼雷快艇直冲大楼而来，高射机枪正好对准领导的办公室。

经过协调，活动中心把鱼雷快艇的航行方向改为与大楼平行，并压低了高射机枪的枪口。

那一排李逵似的板斧拆掉，又送给了原来设计安装的公司。那个兰州来的老板跟我笑着说，他们白花了这笔钱，把我做的东西都还给了我，几十万呢。

那一年，老宋的死，上了全国的晚报新闻。

知道向阳湖还是上世纪80年代，看了老诗人臧克家的诗集《忆向阳》。当年很多朦胧诗人对臧克家有很多非议，但是我认为不论怎样，臧克家那首《有的人》是站得住的，那首诗确定了臧克家在中国诗歌史上的位置，不是所有的诗人都能够留下痕迹的。尤其是那些当年曾经喧嚣一时的诗人，如果没有一首作品留得住，那么他的所有写作都可能等于零。

但是真正放大向阳湖的影响，却是一个叫李城外的人，我其实很早就知道他的文名，因为我长期以来跟体制内的作家来往并不多，所以与他走动起来却是去年专门从广东回武汉，经过咸宁。到了咸宁没有理由不去拜访李城外，及至到了他家里我才明白，他真的是一个博览群书的人。和我的爱好一样，他那几百平方的房子里面堆满了书籍，收藏种类的广泛以及专业的程度，都让我惊叹，甚至让我羡慕嫉妒。

不是所有的体制内的文化人在退休以后还能够从事自己热爱的事业。退休以后就是进入江湖，很多官员从官场到江湖是走不通的，因为从体制内的岗位上退下来，很多人适应不了江湖，适应不了民间，甚至有很大的落差，那种失落感油然而生。

李城外显然是个例外，他在民间又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而且这个位置恰如其分的适合他的继续发展，那就是把向阳湖作为一个品牌向外面推广。

多年来他几乎仅凭自己的力量就出版发掘了很多关于向阳湖的各种资料，我去看了向阳湖的遗址，又看了他搜罗的那些资料，觉得他基本上还是站在一个中立的立场上进行全方位的左中右不分的包容性极大的在归纳这一切。

现在的向阳湖，其实还是一片空旷之地，除了当年留下来的几排作为牛棚改造知识分子的砖瓦房，其他一切还有待于发展。我建议他可以到宁夏的张贤亮的那个西北影视基地去看看，学习一下，怎么可以利用向阳湖这个历史遗迹，既有文化的含量又有商业化的操作。今天因为各种可以理解的原因，干校题材的文学以及影视并不是主流，运作起来有极大的困难。

当年的那些中国顶级的文化人曾经流放在此，在冬天北风的呼号中，在夏天炎炎的烈日下，他们曾经挥汗如雨，那种记忆是刻骨铭心的。

父亲李建纲当年也曾经在五七干校呆了好多年，当然他是作为接受再教育的不良分子去接受改造的，我们兄弟三人小时候都是长期待在幼儿园，而且是那种全托幼儿园，一个礼拜只能回家放一次风的幼儿园，因为家里只有母亲一人。我们常年见不到父亲，只有春节期间可以见到他。

我那个时候就知道他是被修理的人，是被管教的人。有一次他回来，穿着补丁打补丁的衣服，跟我们一起照相。我忽然觉得他改造了那么久的时间，居然形象还没有变成农民，戴着破旧眼镜的脸上还是一副标准的知识分子样子，我当时心里想，看来他是改造不好了。

打倒四人帮以后，李建纲不仅自己身体力行，写出反思五七干校的很多小说，其中包括《打倒贾威》《走运的左龟连》《儿子归来》，同时，他作为《长江》丛刊的负责人也有针对性的去找当年在各地干校被训练过的那些文化人，其中很多都是大师级的，比如沈从文，秦瘦鸥，师陀，施蛰存，拿到大量手稿，还首发了郭小川《一个和八个》。秦瘦鸥还把生前最后一部小说《劫收日记》首发于李建纲之手。这部小说开创了新时期文学黄金十年之谴责小说先河。

1934年出生的父亲，今年已经整整九十大寿。蒙李城外先生的热心，编辑出版这么一本不仅对于我们一家，甚至对社会对于中国文化也有一定意义的专辑，我是非常感激的。要知道现在做这种工作的人已经不多了。

非常可惜的是，我们作为家属所能提供的资料并不多，这是因为父亲的长期的不正常的经历，他自己没有收捡的习惯， 而我在珠海38年中间也历经数次搬家，有些我当年收藏的资料也在辗转中失去踪影。当年他的那些反映干校生活的小说曾经在社会上有广泛的影响， 当年曾经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长篇小说联播节目中反复播送。就我所知道的，有过如此荣誉的湖北作家，也只有姚雪垠，徐迟。姚雪垠的是真正的长篇小说《李自成》，而父亲的作品只是中篇小说，徐迟是报告文学。

我记得当年对于父亲作品的讨论，在社会上有很多文章出现，贝诸报刊的至少可以编成一本评论集了，除了专业评论家的文章，还有很多是当年身处过牛棚的大学问家，如程千帆、吴丈蜀他们，可惜现在都找不到他们的剪报了，因为这都是上世纪80年代甚至70年代末的作品，现在网上也很难找到踪迹了。

在广东农村，有一村一品的说法，就是一个村子的地理性物品是独有的，是专属的，是极具代表性的。我觉得文化也是这样，父亲所写的干校文学，就是他独有的能够传下来的作品。

同样，李城外研究的五七干校文化，也是他独一味的拥有，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加入他的研究团队，把五七干校这个中国特殊历史时期的标志性的文化遗迹深入研究下去，使其成为咸宁的一个地域性的标志性的文化品牌。

那还是1987年的事情。我到北京去采访中国艺术节，我习惯的住在白家庄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的地下室里，那里如果白天不开灯，就是伸手不见五指，一天24小时都听到整座大楼的运行设备在轰轰作响。隔壁的老有人在那里大声争吵什么事情，我有时候觉得他们影响了我的睡眠，就过去敲门。结果发现却是几个武汉老乡，解智伟就是其中一个，他们正在琢磨着办一个节，床上摊开了地图，他们正在研究在哪里办比较合适，听说我是广东来的，就征求我的意见。他们没有听说过珠海，还在那里讨论是在海口的珠海办呢，还是在珠海的海口办，我告诉他们，海口和珠海是完全两个地方。

白家庄那个地方是我第一次见到中国居民住的高楼，好像有12层。若干年后，那里居然成了中国的CBD，C就是China，中国，B就是北京，D就是大北窑。

四十几年了，北京的变化真是太大了，1981年夏天，我趁着暑假到北京去，在长安大街还看到骆驼进城，骡马大车在半夜慢悠悠的从长安街上走过，那时候天安门广场半夜是没有什么人的，连站岗的都没有，人民英雄纪念碑下面还躺着过夜的人，我在人民大会堂门口柱子底下抽了一夜的烟。过了40年再去北京，居然找不到白家庄的那些房子了，不知道是不是拆了，还是我找错了方向，反正现在那一带变化实在是让人找不到北了。

解智伟无疑是那帮人的一个头目。像是一个军师，但是他却不喜欢主动的挑头儿，总是让别人干，他们把我也拉进群里，在北京各个部门去跑，打个的，沿路看哪个部门需要进，就马上就去，谁能开口讲话，谁就是这个团队的领导，其他人就扮成秘书拎包的。

今天想来还是不可思议。那一年我24岁，解智伟大我7岁，31岁。我后来在体制内一直混到退休。多少年都没有得到他们的信息，后来再联系上，大家已经进入中老年。我还一直觉得奇怪，他们居然就这么在民间晃了一辈子。

最开始他们忽悠了武汉的一个饮料厂出钱，在江汉饭店又忽悠了一套房子作为据点，就是中国啤酒节筹办处。对于我来说，那里是我洗澡的地方，因为在家里面没有专门的冲凉房，武汉人几乎所有的家庭都没有专门洗澡的地方，很多都是共用厕所非常不方便，而江汉饭店居然有暖气，还有浴缸，还有很多毛巾，虽然那些毛巾已经用的发硬，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仍然是很贵重的日用品，那个时候我们这帮人都是一条毛巾从头用到脚，上下不分的，这个酒店居然大毛巾小毛巾，不同的用法，很讲究。因为是饮料厂主办的，汽水是随便喝了，这在当时实在太奢侈了。这些人拿着各级领导的题字、批条，到处拉赞助。我还跟着去市外办租了一台丰田车，一路开到宜昌，住桃花岭饭店。当然我拉赞助的重点是在广东，主要是珠三角，那个时候中山小榄就有了四星级宾馆，有菊花节，我专门去拉了一次赞助，学习别人办节的经验。

因为啤酒厂商拉的不够数，后来我建议他们干脆把它重新命名，叫中国饮料节，因为本来就是饮料厂发起来的，专门叫啤酒节，太狭隘了，虽然当初是想效仿德国的啤酒节。几个年轻人，一盘散沙，经常是谁也不服谁，啰啰嗦嗦的筹备了差不多一年，最后，那些先前投入参加的厂商意见非常大，说你们再不举办我们就退出了。那时候的珠海领导都是非常亲民的，经常夹个包就在街上走，我们随时可以跟他们拉家常，记得一个常委的妹妹年龄大了需要嫁人，也是到处打听，托我们这些北方来的人介绍一下，结果真的有一个在山西煤矿改造的好像是个右派，反正是个知识分子，斯斯文文的，戴个眼镜儿，双方见面一下都看上了，于是结为百年好合。我就给他们介绍了一个分管工业商业的副市长，因为他有个侄女在我们单位。事情一下子就很顺利，1988年在珠海国贸隆重的举行了开幕仪式。当年在珠海度假的于若木在报纸上看到有这么一条小消息，就说，我是分管食品的，怎么不知道这个，我得去看看，于是她老人家来剪了彩。我主要的精力是放在办了连演4天的演唱会，我不光把当年的西北风那帮人约到珠海，还把整个湖南话剧团搬到了珠海，就是电影《枫树湾》的那帮人马，当年的五套班子全部来看了演出。事后我还给他们那些参加的厂商办了澳门游，而当年我自己都没去澳门。

那一年我二十五岁，不仅赚了我的第一桶金，而且让我在穴头里面成了名人，成了中国第一代穴头，珠海再没有一次演出能够连演4场，很多大型节目甚至只演一场就结束了。那一年54岁的父亲到珠海来，我都是安排他住酒店的，其中在园林酒店就住了一段日子，园林酒店是班禅大师生前住过的酒店，也是石虎大师生前最喜欢的酒店，他经常下午在那里找我们这些人过去聊天喝茶。园林酒店对面就是珠海的直升机场，我还安排父亲唯一一次坐了直升飞机，从珠海飞台山，去会美国来的一个朋友，60元机票，没有安检，机组人员两人，乘客就是他一人，有点儿像当年徐志摩的那一次航班，也是两个机组一名乘客。我今年61岁了，也没有坐过直升飞机。后来很多业界的人跟我说，你要一直做下来多好，早就盆满钵满了。结果却在体制内浪费了一生，因为我太爱当记者了，太爱新闻业了，太爱编副刊了。

解智伟回到武汉，到了我在武汉参与创办的《书刊导报》去当编辑部主任。我后来也回到武汉去编辑部看过他。编辑部一些老人围着我转的时候，他才知道我当年居然是这么起家的，有江湖地位的。1984年4月份，我在张元奎的任命下当了《书刊导报》的总编辑，张元奎是董事长，黄学忠是从北京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南下的分管业务的执行负责人，也就是社长，为了让这个民办新闻单位有党的领导，从武汉一个皮鞋厂调来一个党委书记何友胜。我们是完全模仿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连版面都一样。大致的是我来模仿，包括采访，基本上是我一脚踢，从写到编一直到印刷厂督印。我就是从那个时候有相当一段时间是长期住在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的地下室里，那里是最便宜的。

后来听说解智伟把《书刊导报》办得很红火，引导他们走上正轨，不再像一个民间的报纸。他自己也跟我说，这是他一生的一次重要的机会。

再后来听说他发财了，去当了老板，专门生产一种女性塑形的内衣。据说牛逼的时候一般人都见不到他，比如我。

再后来又听说他破产了，他自己跟我说他积压了大量的服装，最后让摆地摊儿的在夜市上甩卖。有一次他要我帮他写一本书，开了一个高价。但是我那个时候已经不差钱了，写书对我来说实在太累，何况他开的价达不到我的要求，我是不见鬼子不挂弦儿的。他后来说:你失去一个重要的机会，本来这本书是可以传下去的，是我的亲哥哥，他是文革的一个派别的小头头，在武汉很有名的，他去世了。

因为我在《李更如是说》那本书里面写了他一段儿，他非常看重，一直留着那本书，并且到处宣传，把我还抬得挺高。他要请我吃饭，我觉得很荣幸，这么多年他还是第一次开口说请我吃饭，约我到了一个酒店。我去了以后，却是酒店旁边一个小卖部，他说他经常在那里买烟，那里人都知道他解老板。结果我问了那个小卖部的老板，小卖部的老板说:哪个解老板？我这里天天都有很多人买烟，都说认识我，但是我并不知道他们。才发现他不是在那里吃，而是要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途中，又是坐公交，又是坐地铁。那个时候是需要零钱的，他身上没有零钱，还是我付的，最后一段路他说走着去。我说打的吧，他说走着去可以锻炼身体。我说你以前那个奥迪呢，他就不做声了，后来别人跟我说他破产了，奥迪早就卖了。最后请客的人却不是他，而是我早就认识的老朋友罗叶，武汉一位著名书法家，老罗一见面就说，难得见到你啊，你回武汉我一定要请你，还是解智伟有面子，要不然还找不到你。

罗叶那一次饭局以后很快就因为心脑血管的问题去世了。

最近这些年，我熟悉的解智伟忽然以诗人的面目在社会上非常的活跃起来。我在他的公号上看了一下，觉得他写的那些艺评非常好，超出我对他的认识。他的诗歌也不错，后来他整了一大本给我看，确实有很多可圈可点的，比我认识的那些诗人的作品都要好。他每年都找那些老板帮他办诗歌朗诵会，并且还专门为自己的诗歌建了一个粉丝群，里面很多老板粉丝，只要一看他发新作就给他打赏，他晚年的幸福生活基本上来自于打赏，抽的烟都是几十块钱一包的。除了写诗，他最大的爱好就是打麻将，专门从汉口跑到青山来找我打麻将，还呼朋唤友的，打得非常好，他一来我就得输钱。最后一次见面，是他2023年11月来青山公园打麻将的时候带了一款包装得很夸张的酒，他说是5000块钱一瓶。他实在高估我的朋友圈了，我说我的朋友圈里面就没有人喝得起超过飞天茅台的。

他也是最近这两年才知道我还是个画画的，2023年我给他也画了一幅肖像，他默默的看了半天，然后轻轻的跟旁边一个油画家说，狗日的，李更确实是个才子啊。我知道起码这一句是他这一辈子说的我最爱听的一句话，因为他是真话。

他一直谴责我，说我编了十几年《南方文鉴》，居然没有收过他的诗歌。他给我发了一大堆作品，我也给他选了一部分，在2024年的《南方文鉴》上刊出，但是他看不到了，因为校对和筹集印刷费的原因延误了近一年。他68岁，突然摔了一跤，就这么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