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黄帝时代的兴衰和铸鼎的传说
古本《竹书纪年》说黄帝至禹大约为30世，有学者据此推算黄帝10世1520年，颛顼9世350年，帝喾、挚和尧10世400年。这不一定准确，但黄帝传承多代是无疑的。
历代黄帝作为天下共主的时代，就是庙底沟文化最为强盛的时代。距今6000年至5300年，考古学称为仰韶时代中期。
《史记·五帝本纪》言黄帝“迁徙往来无常处”，首代黄帝不固定住在一个地方，又传多代，都城就可能有多处。从考古上看，有可能作为天下共主的黄帝都城的，有河南灵宝的北阳平-西坡遗址和陕西高陵的杨官寨遗址。
北阳平—西坡遗址坐落在黄河中游南岸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 ——灵宝铸鼎塬上。铸鼎塬所在的灵宝市位居河南省最西部，处在“鸡鸣听三省”的晋、豫、陕三省交界地带。
灵宝境内有 7 条南北走向的河流，包括铸鼎塬在内的 6 道东西并列、犬牙交错的黄土塬。据统计，仰韶时期面积超过 20 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灵宝有 10个，占河南全省 48 处同类遗址的 20. 83%；面积超过 50 万平方米的，灵宝有 5 个，占全省一半以上，而且多是比较单纯的仰韶时代文化遗址。种种迹象表明，该地区是仰韶中期的一个文化中心地带。
铸鼎塬上分布有 25 处仰韶时代聚落遗址。这 25 处聚落可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仰韶早期遗址有 13 处，主要分布在沙河东岸和阳平河西岸下游。除面积 10 万平方米的肖家湾遗址外，其他遗址面积都小于 8 万平方米。
至仰韶中期即庙底沟文化时，遗址数量大幅增加，聚落规模也开始扩大。如面积最大的北阳平遗址达到了 95 万平方米，西坡遗址为 40万平方米，东常遗址为 12 万平方米，北涧遗址为 10 万平方米。除此以外，还有一个特点是，聚落的分布范围有明显向外延伸的迹象 ——由河流的下游向上游拓展，密集地分布在沿河两岸。
这一时期，铸鼎塬聚落群的结构已经明显呈现出四个等级层次，表明当时社会已进入复杂化进程 ：
特级中心聚落 1 处：西坡遗址。
一级聚落 1 处：北阳平遗址。
二级聚落 2 处：东常遗址、北涧遗址。
三级聚落 15 处：面积均小于9 万平方米。
聚落群中，西坡遗址居于统御整个铸鼎塬的核心地位，主要控制沙河流域和北阳平遗址。北阳平遗址作为次中心聚落，控制着阳平河流域。东常和北涧均位于西坡北部，共同拱卫着西坡的安全与至尊地位。
西坡遗址接近中心的地带先后发掘出几座 100 平方米左右及面积更大的房址。其中最大的是西南角上编号为 F105 的方形建筑，连同其周边回廊，总面积有 516 平方米，房基的夯土深达 2.75 米。根据周围没有发现家庭垃圾和废弃物形成的堆积等情况，可以初步认定F105 号房址是一处举行公共事务和宗教典礼活动的大型场所。进而言之，该房址极有可能是铸鼎塬聚落群仰韶中期部落或部落联盟举行议事、庆典和祭礼活动的公共场所。东南角有一座编号为F107的房址，叠压在F108 的房址上，室内面积超过 169平方米。西北角还坐落着一座编号为 F106 的大房，居住面积达 240 平方米，略呈五边形，地面和墙壁经过多层夯筑，表面还涂成了朱红色。专家估算，像 F106 这样的房址，在当时的条件下，大概需要 100个劳动力连续工作三个月才能完成。
还需要引起注意的是，这两座房子还出土了一些加工朱砂的磨石。朱砂在史前一般用于宗教礼仪，对朱砂的获取渠道与生产流程的控制通常显示的是某些家庭或者组织在社会竞争中所赢得的较高的地位和权力。
西坡遗址作为该聚落群中心聚落的性质还体现在它周边壕沟的设置和其墓葬区发现的玉钺上。带有环壕的史前聚落一般认为是初期城市的象征，是城的雏形。环壕相当于后期的城墙，主要用来防御外敌侵入。经碳十四测定，西坡遗址环壕的修筑年代不晚于西阴文化中段 ，这与此前揭露的特大型房址的年代相近。
位于遗址之外、属于庙底沟文化和仰韶晚期的 22 座墓葬，可分为大、中、小三类。 其中，大中型墓葬都有生土筑成的二层台，有些墓还挖有近似长方形的脚坑，用来放置随葬物品。有 6 座墓共随葬有玉钺 9 件、玉环 1 件。由于钺在古代是军权和武力的象征，所以这 6位墓主很可能是军事首领或至少和军事有关。
铸鼎塬北隔黄河与运城盐池相望。运城盐池就是古史传说中黄帝和蚩尤、炎帝抢夺的食盐资源战略宝地 ——其目的都是为了占领盐池再进而控制食盐的生产、分配，同时这个地方又是黄帝肢解蚩尤的地方——又名解州盐池。
灵宝铸鼎塬上与黄帝这一时期有关的古地名、民间传说和相关人文遗迹遗址俯拾即是。古地名方面有荆山、首山、炉底、桑园、龙须沟、太阳沟以及周围的三圣村、五帝村、稠桑村等；传说方面有黄帝铸鼎、夸父追日、女娲补天等；人文遗迹遗址方面有鼎湖、黄帝陵、黄帝庙、轩辕台、夸父山、夸父墓、蚩尤山等。
铸鼎塬在历史上一直叫荆山黄帝陵，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为和陕西黄陵县的黄帝陵有所区别才更名为现在这个名称。
据说，每年农历二月初九是黄帝的诞辰，农历九月初九是黄帝升天的日子。铸鼎塬及附近的百姓每逢这两个重要节日，都会来到铸鼎塬的始祖殿，焚香祭拜这位华夏族的“人文初祖”。这一风俗到现在已有上千年的历史。
铸鼎塬现在还保存有唐贞元十七年的《轩辕黄帝铸鼎塬碑铭并序》，是现存最早的记载有黄帝铸鼎的碑刻。
但是，至今5300年时，即仰韶文化进入晚期时，原来的政治文化中心——豫西灵宝铸鼎塬聚落遗址的数量急剧减少，由兴盛时大小聚落18处下跌到了8处。聚落群分布范围缩小，只在沙河中上游留下寥寥几处。很多建筑此时被废弃。
恰巧的是，在陕西省西安市高陵区姬家乡杨官寨村四组东侧泾河北岸的一个由河流冲击形成的漫滩台地上，发现了一个总面积 80 万平方米左右的遗址，遗存年代可以粗略地划分为庙底沟文化和属于仰韶晚期的半坡四期文化两个阶段。
其以大型环壕为主体框架和大型防御设施，以环壕西门址为聚落主通道，以中央水池遗迹及周围广场为公共活动场所，以东区墓地为公共墓地，碳十四测年最早数据为公元前 3655～ 前3585 年，最晚数据为公元前2810～前 2520年，表明杨官寨遗址在起源时间上晚于北阳平和西坡遗址。
由环壕拱卫的聚落面积为 24. 5 万平方米。环壕聚落整体呈对称梯形，南北壕沟基本为东西向平行分布，遗址因而有了“城”的样子。在东北段环壕内侧接近沟边的位置还发现有疑似墙基的遗存。
杨官寨周边的泾、渭两河交汇地带同期分布着一些面积在数千平方米至 60 万平方米不等的中小型聚落，如韩村、上马渡、马南、渭桥村等。在杨官寨以北的荆山西北部深处，即今石川河流域，还分布着一批与杨官寨大体同时、面积相若，但等级层次低于杨官寨的遗址，如位于西安市阎良区关山乡的关山、灰坡、窑桥寨、义和、洪水等。
杨官寨遗址中，以前仰韶时代彩陶上了“鱼”“鸟”互斗、“鱼”衔“鸟”和“鱼”“鸟”相融三个阶段的彩绘不见了，大量映入考古工作者眼里的是各种花瓣图纹，勾勾连连，绵延不绝。
奇妙的是，众多的“花丛”陶器中有红色的陶钵，在其鼓起的腹部上，发现了一条龙，那条“龙”正在做着准备腾跃的姿势。
龙在其他文化中屡有发现，杨官寨的这条龙是迄今为止，庙底沟文化发现的唯一的龙。
众所周知，黄帝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其征战杀伐。而杨官寨这里出现了龙的形象，意味着黄帝部族在经过近千年的征伐攻略后，对尊重、包容、和谐、有序的认识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对龙形象有了再一次的创新，从这个时候起，龙才真正成为“华”人的精神图腾。
附近的富平和阎良，也是黄帝“铸鼎”“升天”传说和人文遗迹比较稠密的重要区域之一。这里也有荆山、鼎湖等所谓黄帝遗迹 ——杨官寨遗址庙底沟文化的身份和“龙”的出现，将其主人一起指向了黄帝。而南宋的《路史》则记叙说，黄帝铸鼎升天后，衣冠埋在桥山，成了黄帝陵。
有学者研究发现，庙底沟文化是从东往西逐步衰亡的。在关中西部继庙底沟文化之后而起的是以宝鸡市西郊福临堡遗址三期为代表的遗存，但这类遗存除了出现少量新的器物外，基本上是这一地区庙底沟文化的自然延伸，其文化面貌和性质并没有本质的改变。
这似乎在暗示，庙底沟文化最后的权力中心不断在西移。考虑到杨官寨遗址与北阳平-西坡遗址的兴起时间大约相差一个世纪，不排除杨官寨遗址是后期某代黄帝在受到大汶口文化等敌对势力挤压后西迁到关中地区的另一处都邑遗址。
随着作为共主的黄帝西去，距今5300年左右，中原进入仰韶文化晚期。庙底沟文化主导仰韶文化和影响周边文化的局面不再。
不仅原来的政治文化中心——豫西灵宝铸鼎塬聚落遗址的数量急剧减少，晋南的垣曲盆地，遗址数量由原来的24处下降到了13处，中心聚落面积由30万平方米下降到了14万平方米，聚落等级也由原来的三级结构变成了二级结构。
相反，东边的大汶口文化，却兴旺起来，将触角一步步伸入到仰韶文化区内。
以前在庙底沟文化兴旺时，相传作为黄帝长子，实际上是东夷部落联盟首领的少昊（实际上也是多代，考古学上为大汶文化早期），一直生活在历代黄帝的阴影之中，只能向南北方向扩张。至今5500年后，先是北拓至辽东半岛，然后又向南直逼江淮地区。
庙底沟文化衰退后，这时的大汶口文化，发展到了中期，时间大致为距今5500～5000年。这时东夷由少昊孺养的颛顼执政，他“绝地天通”，开始往西、南两个方向扩张。在西面，颛顼势力全面渗透至庙底沟文化占据的中原地区。不但进至豫南、豫北、豫中一带，再往西还深入到了原西阴文化腹地——豫西和晋南地区。高领罐、鼓腹罐、壶形凿足鼎和多室房屋等大汶 口文化因素，不仅流行于鲁西、鲁南不仅，而且流行于豫中、豫南再到鄂北广大地区，这些地区本属于庙底沟文化范围。
颛顼继黄帝成为东夷华夏联盟集团的盟主。颛顼时代到来了。
颛顼还向南方扩展，在安徽一带，进逼到凌家滩遗址周边，直按照或间接引起了一连串的反应。其后，凌家滩文化、崧泽文化和河姆渡文化覆亡了，三家遗民联手，形成了一支新的文化势力——良渚文化集团。良渚文化又向北扩张，到了本属颛顼的苏北和皖北一带，形成了有名的良渚古国。
大汶口文化集团向西向南扩张的同时，它还通过中原地区向长江中游流域进逼。受其压迫，大溪文化，也在距今5300年前后，摇身变为了更加强大的屈家岭文化。
屈家岭文化势力崛起后，征服了东北方向豫西南。又以此为据点向北方和西北方拓展。向北方的一支，扩展到豫中的郑州大河村，再折而向西，经豫西洛阳王湾和灵宝盆地，向北穿越黄河，抵达晋南夏县东下冯遗址和垣曲古城东关遗址；另一支向西北沿丹江溯水而上，经陕南，翻越秦岭，出现在了渭河谷地。
受到两面冲击，原来统一的庙底沟文化，纷纷碎片化，分化成一个个区域类型。
仰韶文化在原核心区一一豫西、晋南和关中东部一一演变为仰韶晚期西王村类型。
在渭河流域，原来呈现出庙底沟文化面貌的泉护一期变为泉护二期。
核心区外，庙底沟文化原先的控制区和受其影响的边缘区，文化面貌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进入仰韶晚期：
晋中摇身一变而为仰韶晚期义井类型；
内蒙古中南部变为仰韶晚期海生不浪类型；
豫西南变成了仰韶晚期下王岗类型；
陇东地区变成了仰韶晚期大地湾类型……
特别要指出的是豫中和豫北冀南。
在豫中，原来庙底沟文化因素占主导地位的王湾一期文化被新崛起的秦王寨文化所取代，时间为距今5300～4800年。
该文化类型中，本体文化群组是承自本地大河村类型一、二期（属仰韶文化）而来，而大汶口文化因素所占的比重仅次于本体文化群组，而且其影响无所不在。受大司空文化、半坡四期—泉 护二期文化和大溪—屈家岭文化影响而产生的器物群组，在秦王 寨文化整个器物群的形成过程中也发挥了一些作用，但因其所占比重较小，影响也局限在表面和局部。还出现了不少属于秦王寨文化独特的因素，如素面或饰网纹、 带纹、X 纹、S 纹彩陶的侈口鼓腹罐，以及小口高领鼓腹罐、壶形鼎和侈口折肩罐等。这些特色既非当地传统的仰韶风格，亦非大汶口文化 原封不动的输入，而是两种文化结合后的创造。
郑州西山古城遗址为秦王寨文化核心。郑州西山组人群与来自山东省曲阜的西夏侯组和黄河中游流域的仰韶合并组在颅骨形态上最为接近，这就是说，大汶口文化人在郑州西山古城人口构成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王震中、许顺湛、韩建业等人，认为秦王寨文化及郑州西山古城是祝融族群留下来的文化遗存，而祝融在古代文献中，具有东西方混杂的“血统”。既是黄帝的“六相”之一，又是炎帝的后裔，还是颛顼的后代。《山海经·大荒西经》上说，"有榣山，其上有人，号曰太子长琴。颛顼生老童，老童生祝融。"所以秦王寨类型具有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文化面貌和性质。正是其依附于颛顼东夷势力作为历史折射后的反映。
豫北冀南地区变成大司空文化，这是共工部族的文化，本是蚩尤后裔，他们率先向颛顼及其傀儡祝融政权发起挑战，距今大致为距今5500～5000年。
与此同时，在豫中地区，首代黄帝的不少旁支，以黄帝的名号，出现在世人面前。如以“北斗九星”遗迹为标识的巩义双槐树遗址、荥阳青台遗址等，他们实际都是名为轩辕、有熊等的黄帝后裔“古国”，大约在至今5300年左右。巩义一带有地震的痕迹，而据古本《竹书记年》记栽，黄帝在地震后出世，应该指的双槐古国的这位黄帝，这个古国应该在地震后覆灭了。
中原似乎进入了春秋时期，时间长达五百年。距今4800年前后，庙底沟二期文化新兴土著势力的崛起了，情况才有所改观。但与先前的西阴文化一统华夏的局面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
中原纷纷攘攘，不少黄帝“后裔”因不堪忍受战乱和被奴役的折磨，纷纷向西北逃至甘青（陇西）地区，和当地文化结合，形成了具有庙底沟彩陶文化鲜明特色的著名的马家窑文化，取代晋南、豫西和关中，一跃而成为继承庙底沟文化的新的经济文化重心所在。
马家窑文化和渭河上游的陇东的土著文化大地湾类型相互影响。 而后者本身由庙底沟文化发展而来。
在这个进程中，甘肃庆阳西峰郊区的黄土高原第一大原董志塬上，出现了南佐遗址。南佐遗址面积大约有600万平方米。遗址内分布有30万平方米的核心区、9个上千平方米的土台、数千平方米的宫城和800多平方米的主殿。
发掘者将南佐宫殿区分成两个时期，第一期的主殿、侧室等，距今约5100年，第二期夯填成台并营建新建筑的年代距今约4800年。从出土陶器来看，两个阶段都属于仰韶文化晚期。南佐遗址是同时期中国大陆上保存最好、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中心聚落之一。
韩建业认为，大体量的宫城宫殿建筑、宫城外和“九台”外的巨大夯土护壁环壕，体现出南佐统治者强大的组织管理能力和很高的建筑技术水平。“九台”围成的区域在遗址中心，宫城在九台中心，主殿在宫城中心，主殿中门到宫城南门为宫城中轴线，东西侧室大致对称，构成中心对称、中轴对称、主次分明的复杂的封闭式宫殿格局。这表明该遗址是一个具有中心性质的大型都邑性遗址。
民国时，为处于低谷的中华民族彰显文化自信，提升民族凝聚力，曾拟采用黄帝纪元，元年设定为公元前2698年，解释为黄帝二十岁登基接班担任部落首领。而庙底沟（二期）遗址测年距今4700年。所以现在有一些推测，这里就是正史中所说黄帝都邑。黄帝从这里崛起，一步步东出，和蚩尤在河东盐池进行"浊卤大战"，又和炎帝争雄，一步取得天下共主地位，由此进入五帝时代。
这种解释似乎也有道理，把黄帝时代推后了1300多年。但从文化遗存看，庙底沟二期文化内部存在很多类型，差异较大，缺乏前面所说的庙底沟文化那种广泛的影响，同《史记》所说的黄帝讨平四方的武功不附。黄帝当天下共主时的威风除了《史记》记载外，《韩非子》也说：“黄帝合鬼神于泰山之上，驾象车而六蛟龙，毕方并鎋，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后，腾蛇伏地，凤皇覆上…”这里的毕方、蚩尤、风伯、雨师等都是黄帝领下部落首领。
这种解释也与陕西杨官寨和河南西坡一北平坡遗址的年代不附，而这两处各自所处区域，则是黄帝传说和文化遗址最相投之处。所以黄帝之说，似乎还是庙底沟文化（至今6000年）更好。从这个角度看，南佐遗址的所谓"黄帝"即使为真，也只是曾经作为天下共主的黄帝的子孙，是庙底沟文化分解后的一个区域性的地方文化的地方古国而已。
黄帝是一个时代，多代黄帝主活动的区域是不一样的，多处都有遗迹及传说，而由于年代久远，正式的史籍记载简略，民间传说有神化成份。结果造成了这么一个现象，多代黄帝事迹浓缩在一人身上，大家都在争黄帝正统。新郑说它是黄帝故里，陕北说它有黄帝陵，灵宝也说它有黄帝陵。但是我们如果把黄帝看作一个时代，这个矛盾很容易解决。
新的考古在不断进行，我相信，黄帝的历史一定会一步步明晰，条理化的。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对黄帝在焦岱铸鼎的传说作个评述了。
首先，黄帝铸鼎是个传说，是个将黄帝神化的传说。从《史记•封禅书》看，这个传说不晚于汉代。这个传说怎么来的呢？
距今6000前，中国还没有出现青铜技术。马家窑文化林家遗址确实发现了中国最早的青铜刀，碳十四年代测定约在公元前3280年至公元前2740年之间。以后有夏禹铸九鼎的传说，二里头也发现了大量青铜器。依照上述情况，即使黄帝能铸鼎，也不在天下共主的黄帝时代，而是马家窑文化时期，其"黄帝"是个区域性的部落共主。
黄帝乘龙上天的传说，可能同黄帝时代后期，龙开始被黄帝联盟所信奉有关。也就是说，是传说中升天后，衣冠葬于陕北黄陵的那位黄帝的影子。
传说黄帝采铜于首山，首山在什么地方呢？晋代晋灼给《汉书•郊祀志》作注时说，"《地理志》，首山属河东蒲坂。"这是杨守敬在《水经注疏》中说的。他同时说，"《吕氏春秋•有始览》高《注》，首山在蒲坂之南，河曲之中，伯夷所隐也。山南有古冢，陵柏蔚然，攒茂邱阜，俗谓之夷、齐墓也。"
而荆山又在哪里？河南灵宝和陕西富平一带都有荆山。离首山都不远。但如果从传说内容看，富平的荆山在早。《水经注》中就说，“荆山在冯翊，首山在蒲坂。"清代熊会贞对此作注说："二句本《郊祀志》晋灼《注》。荆山详《渭水》篇，在今朝邑县，非今富平也。首山详本篇上文。而《新唐志》云，湖城县有覆釜山，一名荆山。《元和志》云，荆山在县南，皆后起之说。"说得够清楚的了。
因此，黄帝铸鼎乘龙升天的传说，应该是结合至今5000年左右有可能的那位同马家窑文化有关的后世"黄帝"时代铸青铜器，同杨官寨天下共主的黄帝时庙底沟文化出现龙的形象杂揉在一起形成的，这个传说应该是以后甘肃的"黄帝"后裔们重返陕西以后，留传下来的。后来方士们采纳了这个说法，用来糊弄汉武帝，司马迁记录进《史记》，以后流传于世。河南灵宝一带的人们又加到当地世代流传的黄帝传说中去，于是又有了灵宝的荆山、铸鼎、鼎湖等说法。灵宝铸鼎原上有夸父追日、女娲补天的传说，有夸父山、夸父墓、蚩尤山等地理名词，这明显是后人附会上去的。
焦岱的荆山，我有一个感觉，同楚国人在此活动有关。而黄帝铸鼎、尤风岭、鼎湖的概念，同河南一样，应该产生于富平一带传说之后，是后人根据荆山附会的。当然这个传说产生于汉代以前，被河南要早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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