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丘自古以来风气之钟，山川之胜，文物衣冠之胜甲于旁邑。襟潍带汶，宛二水以中分；望岱瞻沂，揽四方之形盛。五湖毓秀，三山钟灵，是一方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的文化之地。今天我们就一起探讨安丘的名胜古迹“双进士碑”的故事。

“赶景芝走双碑”，是以前安丘城里的一句老话，意为双碑是安丘通往景芝的必经之路。这句话在不同的地域，其表达的意义也是不同的。在安丘东乡说“赶景芝走双碑”，则是戏谑人的一句玩笑话，意思是，你赶景芝大集直接朝东南方向走，何必绕道县城东郊的双碑多走冤枉路呢。可见双碑曾是安丘的地标性建筑。

《安丘乡土志.卷十四.道路》云“自县治出城南门，转东经小关，逾城东埠东南行五里，渡泷溪经冯家坊子，又东南五里渡十里河，由东南五里经草店……渡小浯河至景芝镇出境与高密西路，接南与诸城北路接……”。双碑的位置就在这条县城通往景芝及高密、诸城的官道上。具体位置在马家楼南，墨溪河西，当地老百姓称作八叉梅花路口，主干道与各乡村路纵横交错。在主干道的南侧矗立着两通庄严的石碑。此双碑是安丘向世人所展示的引以为荣的兄弟同榜进士，马应龙与马从龙的生平事迹。

马应龙、马从龙出生于虎林马氏家族，据家谱记载，虎林马氏自李唐来即为安丘编户，元以前谱牒遗失，明初占籍城东五里河，以东许名社，马四公在永乐间有祝虎之异，遂号虎林马氏，明万历《安丘县志》有详细记载。马四公遂尊为虎林马氏一世祖。马四公生了马仕能，马仕能生了马斌，马斌生了马邻，历经四代只是致力于耕种，整日勤恳谨慎。马邻生了马骥（1475-1560）。马骥，字调良。很小的时候父亲教他写字，刚到学校学习就患了病足病，于是就退居五里河，乡里人称之为“五溪先生”。虎林马氏诗书之泽就是从五世马骥开始的。

马应龙、马从龙的祖父即是马骥的次子马惠（1498-1535）。据《安丘新志补遗马惠传》记载：“马惠，字德孚，明生员，中丞文炜父，赠中宪大夫。性刚毅，人望见无弗畏者。家政严肃，闺门敬如宾友。有幼弟懋勉以学，磨礲淬濯,无遗力。”马惠的弟弟马懋（1517-1583），字孔昭。马懋很小的时候就跟随二哥马惠读书。

马惠非常严厉，马懋稍有倦怠，便挨打，马惠让马懋跪在地上，没有命令马懋就不敢起来，不让马懋吃饭，马懋就不敢吃饭。在这样的严厉家教下，马懋最终成为“齐鲁大师”。他教授生徒数百人，且多有建树，他的三个学生马文炜、辛应乾、韩必显在明万历年间被朝廷一日（不同的年份）简放，分任江西 、山西、陕西三省巡抚，时称“一日放三西”。世所少有， 诚属旷代盛事，亦为千古美谈，于今不替。马懋于明隆庆戊辰（1568）选贡。历任浙江秀水县丞、山西洪洞县丞、山西稷山县令。

马文炜在三岁的时候，他的父亲马惠就去世了，马懋怀抱着自己的侄子，感念英年早逝的哥哥，化悲痛为力量，视如己出，全力以赴培养侄子。苍天不负，马文炜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中进士,初任河南确山县知县，嘉靖四十五年（1556）届满回京，治确山四年，前后考核悉登第一。隆庆元年（1567）擢升为山西道监察御史、巡视中城、检视顺天。九月监视光禄寺。十二月奉敕出理两淮鹾政。隆庆二年（1568）四月抵任两淮，七月，即上便宜六事，事竣移驻泗州，因积劳而成怔忡，请假回籍调理。隆庆五年（1571）四月，病痊愈，起补浙江道监察御史。后出任湖北德安知府。由于勤谨清廉,办事公正, 万历三年（1575）升任按察司副使、荆南兵备道。在任上他革除流弊,严肃军纪,训练兵勇,重修荆江江岸大堤,消除水患。荆南百姓感其大恩,称该堤为“马公堤”。 万历六年（1578）升左参政兼荆南兵备道。万历九年（1581）迁职按察使，驻武昌。万历十一年（1583）擢江西右布政使，未到任即改任江西左布政使，又晋升都察院佥都御史、巡抚江西。万历十四年（1586）致仕回归故里。万历十五年（1587）明神宗屡次下诏启用,他力辞不就。万历十六年，知县熊元倡议修县志，因马应龙和马从龙优秀而属笔于马文炜。熊元在《安丘县志.序》中写道“大司马辛公暨大中丞马公、韩公相继抵舍，复就而谋焉。三公相与参画，而属笔于马公。马公海内文豪。而嗣君应龙、从龙者又皆淹贯百家，良有史才。于是，具礼恳之。公乃经始于戊子十月，越明年三月而志告成”。此志入《四库全书》，为全国名志。

马应龙（1558-1611），字伯光，马文炜次子，生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七月二十四日，此时他的父亲马文炜26岁，还是诸生，正在加紧时间备考，三年以后,嘉靖四十年（1561年），马文炜中举，此时的马应龙四岁。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马文炜中进士，马应龙五岁。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马文炜任河南省确山县知县，这一年马从龙在确山县降生了，马从龙（1563-1645），字君升，号见素，马文炜三子。此时的马应龙六岁。马母郭氏夫人相夫教子，无不尽力。父亲马文炜藏书极丰（张贞在《宝墨楼书目序》中写道“余家东土，僻处下邑，百物皆不易，至而聚书为尤难，邑中近代收藏之富者，推中丞定宇马公、同卿怀泉王公）。兄弟二人既生于书香世家，所读之书顺手即来，所以他们的少年时代博览群书。隆庆二年（1568年），已升为御史的马文炜因积劳而成怔忡，请假回籍调理。隆庆五年（1571年）四月，病痊愈，起补浙江道监察御史。马文炜在家养病三年期间，聘请了塾师教授子侄。期间私塾先生难免有事外出，归来发现孩子们打闹玩耍，气愤之余遂检查所布置学业，其它孩子皆不能完成，而独应龙侃侃而背，一字不落。而调皮最甚者从龙，不满七岁。亦如哥哥一样一字不落，背到哥哥刚才所背之处，先生问他怎还能往下背么，从龙说“我刚才听我哥哥背到此处，我也只能背到这里了”。应龙过目不忘，从龙过耳不忘，由此可见从龙的智商在哥哥之上。先生见识了兄弟二人的能力。于是对马文炜道“二子非我能力所教，你还是另请高明，不要耽误了他二人的前程。” 果如先生所料，马从龙于万历十三年（1585年），以礼记中式经魁举于乡。马应龙于万历十九年（1591年）以春秋中式经元，举于乡。

万历二十年（1592年），马应龙以第三甲四十四名中进士，马从龙以第三甲二百名与兄马应龙同榜中进士，世所少有，开安丘兄弟同榜进士的先河。他们兄弟二人中进士时还有个典故呢，马文炜修好县志后遂自东许里（马家楼）迁往南塘湾以北居住（俗称南塘湾崖），大体位置在现在的南关小学以东。万历壬辰（1592年）春节过后，马应龙与马从龙进京赶考，考毕回家，分别和父亲汇报考试答卷的具体情况，马文炜细听之后，很坚定地对两个儿子说，你二人今科考卷答得比较切题，考中的可能性很大，若中则全中。但是，若不中则都不中。发榜前几天，马文炜梦见毛笔开了两朵花，醒来认定是个吉兆，于是将梦境说与到他家拜访的老友莫怀古。

果然没过几天，报马忽至，为马应龙中进士报喜，家人提醒马文炜给报马赏钱后报马需回京交差，马文炜很自信的地说：“不急，还能来一报马”。即安排报马去休息喝茶，不用急着回，果然不用多久门外又来了另一报马，言称：恭喜老爷，公子马从龙中进士（古时殿试后张榜分好几次，张完一榜后马上安排报马报喜）。两个儿子同榜中进士！史所少有。马文炜大喜过望，随即撰写了一幅对联：“昔年祝虎家声旧，今日乘龙喜气新。”横批：“祝虎世家”。莫怀古闻听这天下少有的喜讯，上前为马文炜道贺。马文炜知道莫怀古字写得漂亮，同时也想为这位被奸臣迫害的老友振奋一下情绪，便请莫怀古书写“笔花斋”三字作为斋号，莫怀古一听这斋名，确有梦笔生花的蕴意，他从心底里十分感激当年落难时马家对他的庇护，祝愿马家人才辈出、代代为官。他连连称赞这斋名起得好。同时“笔花”的谐音又与“避祸”相近，恰巧与他的避难遭遇相合（当年莫怀古被严嵩之子严世潘陷害追杀曾在马家避难），于是他百感交集，奋笔写下“笔花斋”三个大字，苍劲雄放，俊秀飘逸，为马家门第大增光彩，马家将此制成巨匾，悬挂在府邸前院的大门上方。笔花斋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被拆，用作学校建设。笔花斋牌匾也在1966年“除四旧”时，自马宝俭家拿出，放在红卫二队（韩家后大队）办公室，用作值班民兵休息的床板。1968年左右水渠放水灌溉农田，水渠溢水，韩文忠扛到水渠边，用锯断开后用作了堵水的板材。

马应龙中进士后，初授杞县知县，其时正值大旱，人相食，他及时设立数十个粥厂，救活了无数饥民。治理乌岗河，其功绩两获万历皇帝嘉奖。葺学课士考礼，制定乐律，文教彬彬。捐俸作冬生院收留鳏寡老人，买良田三百余亩赡养他们。徐元在《杞乘序》中这样写道：“安丘的马县令，奉朝廷的诏令，来到杞县主政。杞县在中州的中部，是开封、商丘之间的冲要、繁巨之地。马县令莅临杞县五、六年，用儒家的学说管束官吏。他书写政令、文章快速敏捷，象阳光一样能阐发幽深隐藏的事情，处理复杂纷乱的事务，应对变化的局面毫不费力。马县令治理杞县，象炒小菜一样驾轻就熟。马县令施行的良发美政就不一一列举了。”

万历二十六年，升礼部主客司主事，提督四夷馆。杞县人怀念他，把他举入名宦祠，刻石颂德。

万历二十九年，因病归省。

万历三十一年，二月七日父去世，丁忧。

万历三十四年，服阕，补礼部仪制司主事。

万历三十五年，奉旨为公主选婚。

万历三十六年，奉命册封德王府，升礼部主客司员外郎。

万历三十七年，升礼部精膳司郎中摧福建宪副。

万历三十九年，五月十二日卒。

马应龙协助父亲纂成《安丘县志》后，在河南杞县做知县期间，编纂了《杞乘》一志，是明代杞县志中保存最完整的一部，也是明代河南地方志书中卷帙最多的一部，较嘉靖《河南通志》还多三卷。全书共四十八卷，按照司马迁《史记》的体例，分为总纪二、表六、考八、事述五、世家六、列传二十一，另有序、目录、凡例、图载于志书正文之前，马应龙的门生侯应琛书跋于卷末。该志体例完备、内容丰富，呈现三大亮点：首先着重叙述杞县国计民生之大事；其次人物志改“名宦”为“事述”，以政绩而不以职位为取舍，设“梼杌”贬斥恶人，打破志书“书善不书恶”的传统惯例；再次增设“世家”卷，将杞地郦氏等六大名门望族单列一卷。这些都是超越前人并为当代及后代修志可资借鉴的地方。候应琛在《杞乘》后跋中这样写道：我曾看见过马公编纂的《安丘志》，大体上和《杞乘》相同。《杞乘》这本志书却增加了“世家”这种体例。这是马公钦慕杞地郦氏等六家，把他们独列为一卷，阐发以前县志所没有阐发的观点。马公家父子兄弟，世代都有杰出人才，安丘马公家族和杞县的江统家族和宋准家族相比，又有什么逊色呢？可是马县令他秉笔直书《安丘县志》，却没有把马公家族的事迹记载在《安丘县志》上。后世从事史书撰写的人，又怎能忽视马氏一族呢？一定会有人为安丘的马氏立世家的。候应琛我愚陋，深受马公教诲，深知马公作《杞乘》异常辛勤刻苦，且有幸参与整部书的校勘事务，故而斗胆在本书结尾处，写下上面的一番话。

马应龙在青年时代，就广涉群籍。一生“学问渊博，富于著述”。凡经史、词章、天文历算、声律、岐黄及诸子百家三教九流无一不通，故以“博雅”著称，是明末北方少有的渊博学者。他二十岁时就协助父亲编纂《安丘县志》，其中很多记叙和议论就出自他笔下。王士祯在他的《池北偶谈》中云：“今安丘旧志二十八卷最精贍有体裁，署其父文炜撰，实应龙少时手笔也。”从中可窥视出马应龙文名之尊。他著有史志类《杞乘》四十八卷；经学类考订有《古本周礼》六卷、《六礼》六卷、《毛诗》七卷、《尚书解》七卷；文学类著有《词林玉屑》二卷、《诗集》十卷、《文集》十卷；诸子百家类有《注道德经注解》二卷、考订《古本参同契》二卷；《梵雅》十二卷；杂记类有《艺林钩微录》二十四卷、《碎金录》二卷；另有文集若干卷。可惜其著述多半散佚，在学术著述上，马应龙对经学的贡献也是非常突出的。他考订校印的《周礼》、《毛诗》，因为保留了经典的古时面貌和笺注的原始状态，一直为清代及现当代的经学研究者所称赞，屡屡被引用称道。

他的《梵雅》，是明清两代山左罕见的佛学专著，可见他学问的广博与深厚。该书内容分释言、释义、释相、释教、释佛、释菩萨、释声闻、释外道、释人伦、释天文、释地理、释鸟兽十二类。顾炎武、张尔岐、王士祯等名家皆叹其博雅。《清代野史》亦因其内容广博异常而载入《述异篇》中可见其学识水平之高。

马从龙中进士后，先后任山西洪洞、高平县知县。任洪洞县令时，他守严一介，狱折片言有清，在洪洞人民心目中如包拯一样断案如神。他条编钱粮，四季征收，被列为金点子在整个山西省推广应用，他离任多年后一直沿用。

调任高平知县后，他用很短的时间就将县内的“奸胥黠牙”治理的服服帖帖。高平县城墙为土城，并且很矮。他利用三年农闲时间将其改筑加高，老百姓并没有因此而耽误生产，困苦不堪。高平县产潞绸，其在任期间未取其一线。《高平县志》记载“马从龙，万历间知县事，诚信质行，雅度谦衷，居官三载，不取一钱，不扰一事，真能居己，清白而毫无點染者，选南吏科给事中，民立祠祀之”。又载“马公生祠在城南关，为知县从龙立”。

《山东通志.人物传》载“马从龙，字君升，安丘人，万历壬辰进士，少称歧嶷。知洪洞，有异政。寻调高平邑，出绸，终仕未当取以为服。食俸外饮晋水而已。擢给事中……”。

擢升给事中以后。以直声名闻当时。万历皇帝懒于朝政，万机坐废，阉党擅权，政治腐败。他从国家大局出发，先后上奏章数十本，皆切中时弊，名震朝廷。其上疏一曰明治体；二曰重政本；三曰重部院；四曰重言路；五曰严吏治；六曰求人材；七曰查民艰；八曰正士风；九曰理财用；十曰飭边防；十一曰清京畿；十二曰靖远方。但因奸党当道，其建议不被采纳。他见明王朝注定要灭亡，以母亲年老多病，需要照顾为理由，连上七道辞官回家的折子，没有回音，又上折子请求削籍，而始终无回音。万历四十年（1612）,奉命册封周王府，改为刑科右给事中。事峻便道回家，遂以符节付副使程正己，上书奏章称病，不复出。天启元年（1621），明熹宗朱由校屡次诏书启用，升通政司参议、尚宝司卿、南大理丞，皆不赴。他一心一意在家侍奉老母郭氏至九十五岁而终，并潜心研究经史，以教授徒生为业。并造福乡里，在昌乐县山王村西北的河上建一桥，曰“通济桥”，当地人称“三爷桥”。万历四十三年，昌乐巨盗张国柱等，带领崇山饥民数百人盗劫库藏，越城大掠而去，越城而入时贼人相互告诫，勿惊马三爷家。就是因为马从龙在昌乐县建桥，而善声远播所致。

其曾孙马庭符将其奏章三十五篇刊印存世，名《掖坦疏草》，张贞为之作序。其论疏内容涉及明末社会各个方面的弊端，从侧面可以看出明末统治阶级已经腐朽到不可救药的地步。时人评论其奏章说：“指切时事无虑不周，而尤以裁抑宦官，植培单赤为本旨。” 举一例，他在奏折里面一针见血地指出，“臣每见朝廷有重大典礼，中人群小视为金穴，实用百无一、二，余尽耗蠹于若辈之手。”（《神宗实录》）一个基建项目，用到工程本身的“百无一二”，也许夸张些了，但三七开则是至少存在的陋规底线了。那就是报销十成之中，三成是实际用费，剩下七成都是层层经手人的利润，这已是潜规则。内廷宦官被皇家看作最可信任的家奴，他们自愿割了下体，抛弃家族荣誉，舍去男女大欲，无怨无悔地忠实履行岗位职责，这是什么境界？可偏偏是这群最可信任的宦官，他们把男女之间的欲望疯狂发泄在对金钱的渴望上了，成为宫廷内部的一大贪污集团。是他们最不拿主子当“圣明天子”，而是看作庞大无比、肉头肉脑的冤大头。面对冤大头，自然不捞白不捞，白捞谁不捞？你捞我也捞，要捞赶紧捞！皇室的靡费，也就由于这群忠仆而更加难以节制。

马从龙因这些折子得罪苦了宦官集团,后来也差点因此丧命。崇祯五年正月初二，登州失陷，登州监军吕太监素与他有嫌隙，他携家去往宁陵避难，监军太监指使宁陵知县诬告其违旨倡逃，就下了他的大狱，要将他置之于死地，而崇祯并不糊涂，仅以遣戍都匀，，当时天下大乱，路途梗塞，可以不往，家人极力劝阻他，他却说“君命也”，毅然就道。抵达黔南，当事者察念他贫病，欲资助他北归，共数百金，为他的路费，他固辞不要，说：“使吾在职，肯稍易其操，当不至此。诸君乃欲我以衰晚，故取看囊一钱邪。”他又费尽周折历尽万难回到家中。

崇祯十七年，甲申之变，北京陷落。他又携家从王南渡，客金陵，又客句容。

顺治二年三月初六日，他知时事不可为，遂绝食而亡。临终遗言“吾执简朝端，国变无以塞君恩，但求江南一片不毛之地，委骨其中，吾愿足矣。” 忠臣不事二主，大节可敬。葬句容。入乡贤祠。

马应龙、马从龙的成功与其母亲郭氏的教导也有很大的关系。马文炜虽功成名就，位居高官，配氏只有郭氏，可见夫妻感情之深。郭氏累封恭人，父郭云鹏，母徐氏。据《汾阳郭氏族谱》记载，郭氏为唐朝著名统帅勋臣汾阳王郭子仪的后代。郭氏生而端庄，通姆训，有器识，小时候偶食肉食，父亲制止，她就终身不食肉品。嫁到马家后，当时马家生活拮据，马文炜边读书边务农，郭氏则纺纱织线以助之。马文炜为官之后，则内外事严肃谨慎，马文炜有不决之事，回到内室问她，她一一化解，马文炜高兴之极说“夫人吾内参佐也，助我多矣。”马文炜公事在身，马应龙、马从龙的学习全靠郭氏督之。有不符之处，必考证。夜间则继续学习，半夜乃止。行为举止要求规规矩矩。有些小的错误必严厉苛刻的责备。二子皆服其训。这就为二子学业打下了坚实的学业基础。马文炜高兴的说“夫人吾内塾师也，吾家世宏赖之。”二子中进士后，郭氏教以廉勤慈爱，勿坠家声。二子为官皆有异政，亦多郭氏之功。

由于兄弟二人政绩卓著，口碑俱佳，雍正四年四月，安丘人将兄弟二人的生平事迹刻碑立于官道旁，向世人昭示其功绩。可惜的是此双碑在解放以后，因社会因素被毁，不幸中的万幸，残碑在上世纪的1994年，安丘的有识之士李连科、周庆武听说此事后，来到张五里西北的小桥边将残碑拍照，并手书记录了部分未丢失的碑文。

【作者简介】李连科、男、字三元，1951年生于山东省安丘市景芝镇郭家庄子村，中央党校大学本科学历，曾任安丘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安丘市文旅局局长，从医、从政、从文。任安丘市旅游局长期间，开发了著名景点——安丘青云山民俗娱乐园景区。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收藏协会会员，出版有《安丘文化志》、《安丘民俗》、《安丘书画作品集》、《非洲之旅》、《安丘浯阳李氏族谱》合著《安丘历史文化丛书》、《三河文集》、《安丘百名进士录》等著作。退休后曾担任安丘市书画协会秘书长、安丘市收藏家协会会长、安丘市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