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往事

严诺夫

一九六九年春季新学期开始了。我们从赣州市四所中学迁校去的兴国共大，却发生了一件结局令人不可思议的事。

这天傍晚，几名先从篮球场回到校部二楼宿舍的同学，进门后，不知是谁生出一恶作剧：将一篮球放在门顶上，专候后面回来的同学。只要谁第一个推开宿舍门，推门者将遭篮球的当头一击！不料，第一个进来的不是同学，却是驻校贫宣队队员邱永红。他一推开宿舍门，篮球应声而落，直击在邱永红的头顶。他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紧接着，篮球又从他头顶掉在楼板上，连蹦带跳地滚到了床底下。“是谁搞得鬼？是谁搞得鬼？你......你们这是在打击贫下中农！打击贫下中农！”邱永红声嘶力竭，暴跳如雷，他用手直点着我们大骂，吓得我们一个个目瞪口呆、屁滚尿流......“打击贫下中农！”好大的帽子，这下可惹大祸了！

果不其然，三天以后，校革委会和驻校贫宣队作出了一道使我们同学大吃一惊的决定：我所在的排将一分为二，分别下放到高兴公社的黄群、上密两大队插队劳动，彻底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宣布决定的最后，校贫宣队队长还再三强调：“如果改造不彻底，你们就不准回学校，永远留在农村！”“改造不彻底，就永远留在农村！”这一着可厉害哟！我们全排同学再不敢嚣张，乖乖地整装待发......

赣南三月的“倒春寒”，是很难过的日子，刺骨的寒风夹杂着淅淅的细雨，天气本就冷得我们这些从城里来的十六、七岁的学生娃够呛，又加上政治的寒流，真是雪上加霜，我们面临的将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我与同排的蓝新民、唐来标被分在上密大队上密生产队“插队落户”。那天清晨，我们三人如同霜打的禾苗，挑着行李，低着头，悻悻地走出校门，向有三十里远的北面山区走去。一路上，我们三人“默默无言两眼泪”......当天，我们没有直接下到生产队，先在上密大队部旁的一座大院住了一宿。

同院住得还有上密生产队的青、壮年劳力，全部人员一溜排睡在二楼地板上。大家带着铁锹、锄头、铲子、扁担、畚箕等工具，堆满了一大院。听说第二天，我们将一道开赴下密水库工地，投入紧张的兴修水利劳动。大概是生产队见我们三人身单力薄，又没有一点劳动经验，第二天清晨，又改为我们三人还是回生产队劳动。

听说，我们昨晚住地是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开国中将邱会作的老家院子。他年迈的母亲还健在，就住在大院的另一幢房屋。时任江西省“一把手”的程世清，近年每当路过此地，必停车进屋，上门问候邱会作的老母。

又听说，邱会作有一胞弟，时任高兴公社的革委会主任，他的儿子就是驻校部的贫宣队队员邱永红。真是冤家路窄，这下撞在枪口上了，今后肯定没有好果子吃，我们三人暗暗叫苦不迭。

说是“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却把我们三人安在一富农家借宿。队长说：“他家宽敞”。我们三人同住一屋，屋里备有一大床。富农房东是一位五十多岁，个子不高的老农。是富农，却精瘦的身板，一脸饱经风霜的皱纹。每遇我们，他总是露出和善的微笑。他一早一晚扛着锄头出门，生产队为照顾他年老体弱，加之他又有种田的经验，故让他单独一人去“看水”（即根据雨水情况 ，适时给水田加或减水）。

房东有三个女儿，大女和二女均出嫁，身边只有一位与我们年龄相仿的小女。小女小学毕业后，就一直在家参加农业劳动。尽管她浑身散发出乡土气，但身材和长相也算标致，见了我们三位男生，她总是害羞一笑，就低头走开。女房东不太说话，整天在厨房做饭和煮猪食。她和女儿负责我们三人的开水和热水。我们三人没有自办伙食，生产队安排吃“派饭”，即轮流到各家和各户去吃饭。届时由学校象征性的给农户一点口粮指标，他们去公社粮站购买。到底有没有给，我们没打听，也不知道。

我们劳动不记工分，也不给工钱，就是挣饭吃。每天早工后，就有一家新面孔的大人或小孩在我们住的小屋窗口叫：“同学，吃早（饭）了！”纯朴的山民很好客，总是把家里最好的菜做给我们吃。但吃得饭就是拌着红薯粒的饭，一般薯、饭各一半。听说，生产队交“忠”字粮的任务很重，每年分到各家各户的口粮很有限，不得不以红薯、芋头等杂粮弥补，填饱肚子。尽管家家粮食紧张，但每餐都保证我们三人吃饱。较之在学校的半饱半饥，我们在生产队的“派饭”反而餐餐吃得饱饱的。

那时，生产队的田均是集体的田，也是集体种。农民出工出力后，评工分记工分。每年年终结算，集体收入按工分多少计分钱物。听说，一个强劳力一天如果记十分，仅值人民币二、三角钱，抵扣所分口粮后，一年下来，农民得不到多少现金。那年头，农村的“大锅饭”实在是低水平，农民是很苦的。 我们三人既无劳动技能和强劳动力，又无劳动工具，轮到派饭的农户，管饭还管我们三人的劳动工具，真是得不偿失。说是“劳动改造”，其实只是跟在农民后面做做样子。

善良的农民对我们很友善，苦活、累活、脏活都不让我们干，我们处处得到照顾，农民对我们更没有一点监督。三至四月，正值春耕季节，在农民手把手的帮助下，我们三人逐渐学会铲草做田埂，犁、耙田，拔秧插秧 ，割芦箕、铲茶树兜......在劳动中，我们很快就与农民建立了深厚感情。

在农村的两个月里，我们还逢过几次“老营盘”圩。老营盘圩地处兴国县与泰和县交界公路旁，这个圩镇分为两段，南段是兴国县地界，北段是泰和县地界，逢圩人可以互相往来、自由买卖，有点像深圳沙头角“中英街”。

那时物资匮乏，加上粮、油、棉等一类农副产品又不能上市交易，圩日成交清淡，人气也不旺。我们逢圩除了可以在国营商店购置一些日用品外，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接头”任务。散落在各个生产队的我们这些同学，只有在圩日才可能聚一次。

后知，我们“下放”在上密大队的二十名同学，分在七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只有二、三人，而且男、女生分开，这大概是校和驻校贫宣队的用心良苦，他们怕我们错上加错，再犯“男女生谈恋爱”的生活作风错误。每逢在圩镇同学聚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农村趣事，而最后又总是归结到“什么时候回校”的主题。尽管，这段农村生活有点“世外桃源”的清闲，然，这必竟不是长远之计，我们每一位学生均有自己心中的目标和理想呀？！

在那万马齐谙的年代，农村的精神生活更加贫乏。两个月里，我们没看过一场电影，报纸很难看到，连广播也听不到。唯一能使农民乐一乐的事，除了“逢圩”，就是隔一段时间的夜晚评工分和记工分。开始，我们也去了几次，后得知我们三人不记工分，就不去了。说是“评、记工分”，其实成了农民的聊天会。每次评、记工分，农民自发地带去花生、瓜子、米果等零食，聚集在生产队的一座大仓库里，边吃边聊，经常聊到公鸡叫早，农民才点着松把火，打道回府。晚上山区没有电灯，我们三人没法在油灯下长期读书写字，因为煤油也是凭票供应。

单调的生活，正值青春勃发年龄的我们，终于引发了一段“小芳”的故事：我们三人中蓝新民发育最早，身材也最高大，颇有点男子汉的气概。开始每当夜幕降临，蓝新民总是无事找事的去找房东的小女聊天。不久，引起了女房东的警觉，只要一见蓝进了女儿的房间，她就故意一会儿提开水进进出出，一会儿扯起嗓子叫：“蓝同学，热水烧好，快来洗身哦！”撹得蓝新民坐立不安，手脚无措......过了一段时间，女房东见他们每次“约会”都蛮规矩：男生坐在桌子前，女生坐在床沿，聊天的内容也无非是城里和学校的见闻，又见女儿自此后，整天心花怒放，称心如意，女房东就开始不骚扰了。又过了一段时间，是不是有意想促成蓝新民成“倒插门”女婿，女房东还适时地端一点“土果子”给他俩助兴。见事态有了新进展，我与唐来标反而有吃醋的心理，时不时给蓝新民泼冷水、敲警钟：“蓝同学，是不是要做‘富农’的乘龙快婿？”“蓝同学，是不是准备在这里呆一辈子？”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可怜啊，天长地短，人言可畏，活活拆散了一对鸳鸯！有一天在田里劳作休息时，一老农见我三人在大声谈论“邱会作”，他也试探性凑过来：“我认识邱会作！”“你怎么会认识呢？”见这满身泥土，衣衫褴褛的老农，我们相互示意，怀疑他是不是有点精神失常。“我是同邱会作一起参加红军的，你们不相信，看这里！”老农说着，就撸起裤腿，果然见他的左小腿有块疤痕。原来，这位老农的确是同邱会作一起参加革命的老红军。红军长征在湖南遭遇恶战，在这战斗中，这老红军小腿被弹片击伤，留在当地农民家养伤。伤痊愈后，他一时找不着部队，又拐着腿，一路讨饭返回老家，一直务农至今。解放后，他本可以评为革命残疾军人，但因他脱离了部队。文 革 开初，他还被打为“叛徒”、“逃兵”，就地劳动改造。想到这位老农当年的战友邱会作不仅被晋升中将，现在还是蒸蒸日上的林彪集团的“四大金刚”。再看眼前这位落魄的老农，我又感慨一番。

两个月过去，我们这些“改造尚好”的学生，终于返回校部。

三十七年后的2006年6月6日，作为赣州市人大代表视察新农村建设的成员，我来到离我当年下放地仅有十华里的兴国县高兴镇长迳村。长迳村新农村建设搞得很出色，是全省的一个先进典型。这村新农村建设的特点是村庄整治不搞大拆大建，只在自然村原已形成的地型地貌和建筑基础上，规划和建设了一些新建筑和基础设施，起到了画龙点睛的效果。如自然村之间通了公路，打井引自来水到户，户与户之间步行道硬化......同时，健全村、组两级班子，鼓励和调动党员、干部在发展生产、村庄整治等工作中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等。我们一行下车后，只见长迳村的几个自然屋场依山傍水，房前屋后栽种了不少果树，道路两旁也用花卉和草皮绿化。特别是以赣南山区特有的大樟树、大榕树为核心，围树而建，形成了若干个独具特色的休闲和娱乐小景致，非常温馨。进到农户家中，更见家家丰衣足食，人人面带悦色，一派富裕和欣欣向荣的新农村新景象。

与过去相比，真是天壤之别。长迳村紧靠国省道，全国各地的参观者络绎不绝。据说，有位中央政治局常委也到此村视察。在镇干部的引导下，我们一行又来到靠近公路的一排宣传碑廊前。长迳村是当年红军的重要活动地，参军参战非常踊跃。仅这个村就诞生了建国初期授衔的三名将军，是著名的“将军村”。现在这三位将军的简介分别镌刻在竖立的三块碑石上，成为这个村“新农村建设”的一道靓丽风景线。忽然，我发现列在首块碑石的竟是邱会作中将。邱会作不是上密村人吗？怎么又变成了长迳村人呢？不会是移花接木。故意作秀吧？我带着疑团问一位陪同的镇干部，他笑着说：“邱会作的老屋‘邱氏祠堂’就在长迳村，后他父辈又在上密村建了新宅。严代表，你说他是那村人呢？！”围观的几位年轻人，听说三十七年前我曾在这一带“活动”，都露出惊诧的目光......后我说清是“下放劳动”，还在“邱会作老宅住了一宿”，他们连声笑道：“你，也算‘老革命’了！”兴国人有正确的历史唯物观，他们为邱会作树碑立传，并将其列为适当的位置！我真不敢小视。当年，那位在上密生产队务农的“邱会作战友”，想必也应该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落实“失散红军”的政策中，得到了精神和生活的补偿？！不知，他有没有熬到那一天？因不知道那人的姓名，年代也久远，我就没有打听。边走边聊，我又突然发现围观的一位中年男子，酷像当年驻校贫宣队队员邱永红的面容？上前仔细一看，可以肯定不是他！我试着打听邱永红的情况。一位年长些的镇干部告诉我，邱永红于1970年冬入伍。因有邱会作大伯的关系，他红得发紫。不久就成为全团、全师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在军内外到处巡讲。正当要提升他时，1971年“9.13”事件败露，邱永红随之一落千丈，很快退伍回家，至今仍在上密村家里务农。据说，他几个子女在外打工，有点出息。若不是时间不允许，我可能还会提出去会一会当年的“对头”——邱永红。

故地重游，我心情异常的不平静！想起那个年代发生的一系列不可思议的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好像一时半会还难说清楚。尽管现在，我们这代人（包括邱永红），各人后来的道路可能迥然不同，但在当年那难忘的岁月，其实，就像一根苦藤上的两个瓜？！

2001年,兴国县在县城建“将军园”时，将邱会作中将铜像也立其中，邱会作从中看到家乡对他的情结。他临终时，希望过世后将其骨灰葬回老家。2002年7月18日，邱会作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将军去世后最初是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2008年，将军的儿子按照父亲遗嘱将其的遗骨迁于家乡，安葬在上密村他老宅的后山。网络图片显示，开国中将邱会作的墓地尚有一定的规模。

写于二0二四年十二月

作者：农工党江西省赣州市委会原专职副主委（已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