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尚德缓刑书》

      本文录自《汉书•路温舒传》，乃路温舒为汉宣帝所上谏文。路温舒，字长君,西汉巨鹿(今河北平乡)人。少时牧羊,取水中的蒲草写书。后求为狱小吏,学律令,转为狱吏。昭帝时任署奏曹掾、守廷尉史。作者为狱政积年老吏，深知汉兴以来狱政积弊，希望宣帝借初上位之机，除旧布新，以称天下之望，故有此文焉。

        全文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为引文，说明上书动机。远引恒文，近引汉文，利用历史说明一个国家有乱则治，天降圣人。最后引入时事，说昭帝亡而昌邑立废 ，大将军应天 援人，辅宣帝即位，正是改变历史弊政的好时机。勉励宣帝继祖宗之德，向汉文帝学习，以昭天命。

       第二部分论自秦以来狱政之失。秦轻仁义而重法制，汉高祖初入咸阳，约法三章。但建元以后，汉法因袭秦法，文帝因缇萦上书，废肉刑，但从根本上未变其质。武帝以来，天下多事，故刑法益转烦苛,狱吏当政。弊端百出。路温舒当然不能说汉武帝的坏话，故将法密政苛，狱吏当政的弊端都推到秦代之失。在疏中,他揭露出治狱者在审讯时,使用逼、供、信的种种残忍行为。指出狱吏乃是“不顾国患”的“世之大贼”。

        第三部分为末段，希望宣帝能“扫亡秦之失”,广开言路,尊德省法宽刑,以废除治狱之吏。

         今天学习此文，除了治狱立戒＂逼、供、信＂的现实意义外，文章本身的表述也有我们学习的地方。

        一是行文顺序，构思之巧，便于对方按受。凡帝之初上位，多欲建功，易受臣谏。作者抓住了宣帝这个心理上书，勉励宣帝开布新局，作个圣贤之君。且当时霍光辅政，宣帝要采取新措施，离不开霍光支持。所以文中又赞美了霍光。汉之狱吏之政，汉武为甚，作者也避开这一奌，以免霍光和宣帝脸上无光，产生逆反心理。综观本文，对于帝王和当国大臣的心理，是掌握的比较到位的，也取得了积极效果，史载,这些意见得到了宣帝的肯定。

        二是思想性。文章贯穿着儒家愛人的仁义观念。狱吏当政，结果就是草菅人命。“夫狱者， 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复生，绝者不可复属”，刑狱关系民命。建议“扫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宽刑罚，以废治狱”。这篇奏章希望让“崇仁义，省刑罚”，“敬贤如大宾，爱民如赤子”的汉文帝的德治传统在汉宣 帝手上发扬光大，诚有益于国体、治体。所引《书经》古语：“与其杀不辜， 宁失不经”，“乌鸢之卵不毁，而后凤皇集;诽谤之罪不诛，而后良言进”， “山薮藏疾，川泽纳污，瑾瑜匿恶，国君含诟”，都是金玉良言，在构建和谐 社会的今天都有借鉴意义。

       三是文字功夫。本文无气势，却胜在恳切，且多用对偶，排比，己初步体现了散骈结合风格。

（二）《酷吏列传序》

      《酷吏列传序》，是司马迁在《酷吏列传》中作的序。全文如下：

　　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老氏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昔天下之网尝密矣然奸伪萌起，其极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当是之时，吏治若救火扬沸，非武健严酷，恶能胜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职矣。故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下士闻道大笑之”。非虚言也。汉兴，破觚而为圜，斫雕而为朴，网漏于吞舟之鱼，而吏治，不至于奸，黎民艾安。由是观之，在彼不在此。

        本文论述单一法制的危害，说明德治的重要性。全文分三层。第一层引用孔老之言。说明脱离了德治的法制是不健全的，最后的结果只能是法不胜治。第二层是作者对孔老之言的赞许，又用秦代的事实加以证明，最后归结为孔老之言。第三层用汉初的简法宽政，民风淳安加以证明。

       本文的最终结论同路温舒的结论是一样的，都是尚德宽刑。不过路温舒作为经年狱吏，主要是从狱政的具体实践角度加以论述，而史马迁作为一个史学家，则从学术思想和朝代兴衰的历史教训角度来论述这个问题，显得更加深刻。

        司马迁的观奌是，＂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这个观奌是发人深思的。法制只是个维持社会秩序工具而已。一个社会要长治久安，缓解矛盾的本源在于人要有羞耻之心，对自己的行为自我约束。因此，法治必须同德治相结合。秦代单一法治，只能鼓励轻义重利，争勇斗狠，世风日下，矛盾更多，其结果就是原来法律不够用，得更多的法律，如此恶性循环。这一奌贾谊在《治安策》中也多有论述。因此，治国者以治理人心为要。汉代最终儒法合流，外儒内法。这说明立法的一个原则是法律同道德相衔接，以德入法，以法护德。

        实行法治是现代化社会国家治理的趋势。但单一法治也是不行的。市场经济人们的利益矛盾日益复杂，最后只能法不胜治，只能养活一批以讼事为专职的律师和庞大的低效的司法队伍，遗留下大量的治理死角，不利于社会风气的改善。人心倒了，还能扶得起来吗？人们不敢扶倒者的荒唐事不能再延续下去了。这就是我们在强调法治的同时，也要提倡以德治国的原因。

       如何德法结合，是时代的大课题。以往法罚恶，如何法扬善？一也。深圳有《好人法》，行人扶倒者，如果出现纠纷，由倒者举证，而不由扶者举证就是个例子，这避免了扶人者行好事，还要花大量时间和精力证明自己不是交通肇事者的悲剧。这只是个例子。法扬善是个大课题。

        基层人际秩序主要靠基层治理，一个重要手段是乡规民约，如何把乡规民约这样的德治同法治结合起来，加强其权威性，也是个问题。这方面，浙江枫桥经验开了个头。

       中国自古以吏为师，官风引导民风。加强党德党风党法的建设和结合，一个大问题。

        在司法和执法实践中，如何将法律的平等性和道德的等差性结合起来，国法人情相统一，例如缓刑，减刑，人性化执法等，也是个课题。

        最后核心价值观才是把德治和法治结合的关键。立法是死的，法律解释是活的，既不能死得冷冰冰的，也不得活的没边，因此要用核心价值观来统一，既不违背法律，也有利于引导民风。

        鉴古知今，才是读书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