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 家
作者:李巧艺
一九五八年暑假的一天,教师们集中在城步县的老一中(现在的红旗小学南湖分校)的中山堂,召开帮党整风大会。
大会堂两边贴着醒目的巨幅标语:
大好艳阳天岂能含苞未放,帮助党整风岂能哑口无言。
大会领导一再宣传鼓动教师帮助党整风,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要求进步的热血青年积极响应党的号召 ,提意见提建议帮助党整风。由于当时存在反右扩大化的错误,为数不少的要求进步的无辜青年被错划为右派。我妈彭翠娥是其中之一,那年24岁(我妈后来正式下文被定为“错划”)。
试 验 队
划成右派后,我妈用一担箩筐一头挑着两岁的我,-头挑着刚出生的大弟弟,离开儒林镇小学,下放到白马农场劳动改造。
工资由原来的34.5元降到25元。
在白马农场,我妈和我三姊妹(64年又添了个小弟弟)像在风雨中的一叶小舟飘来荡去居无定所。
这次搬到试验队住已是我们在白马农场的第六次搬家,当时我八岁左右。
试验队是一座大四合院落(解放前是一户大财主的住宅)。这个大四合院落的四周盖了许多偏房,就像一棵大榕树长满了许多枝叶一样。里面住着农场干部、工人和“右派”二十来户人家。基本是外地人,来自长沙、新化、洞口、邵阳、武冈、新宁等地。
僧多粥少。住房相当紧张。干部和工人每户人多的还是能分到两间房和一间厨房,人口少的也能分上一间房和一间厨房。
右派只能住别人不住的房子。
右派大部分是男的,他们的妻子和儿女我从未见过。男右派都在食堂开餐,不需生火做饭,所以他们都在楼上住(因为是木屋)。
我妈带着我们三姊妹四口人,同床共火炉挤在一间不足八平方米的黑房子里(这是以前大财主家放坛坛罐罐的储藏室)。房子四围都被别人的房包围着,一个小窗户高高地开在生产队长的厨房里。门也开在一个场干部的厨房里,进出还得从别人的厨房里穿过。真应了农村那句俗语:“禾鸡藏脑壳”。
有句话叫少年不识愁滋味。整天只知道疯玩。妈妈就像一只母鸡,我们就像小鸡生活在母鸡的翅膀下。
试验队屋前是开阔的田野,屋后是一条清悠悠的小河,再往后便是连绵起伏的群山。这里依山傍水、风景优美,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又有诸多的小朋友,我们在这里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
白天,在山上取菌子,扯笋子;在河里游泳,洗衣服;在田沟里捉泥鳅,撮小鱼、小虾;在池塘边钓麻拐,在晒谷坪里做游xi……
天黑了,鸡晓得进笼,雀晓得归窝。而我和小伙伴们还是这家冲到那家出,耍疯了,整天没有只脚呆在家里。该睡觉了,大家还在禾堂里做游xi,用手边点边唱:点籽点名堂,回去熬沙糖,新官来上任,旧官请你快退堂。兴致正浓,大人喊都喊不回。
农场工人和本地老百姓都很淳朴、善良。加上右派和他们的锄头以及经济没有什么关联。他们没有非难这些右派,更没有落井下石。向善,向美,向真的中华传统文化,在这些最底层的普通劳动者身上得到了最好的诠释。
试验队的右厢房楼上住了一个姓肖的男右派,我们称他肖叔叔。
他是武冈人,十九岁武冈师范毕业,分到城步五团工作。58年20岁就被打成了右派。
那个年代谁愿意嫁给一个右派呢?所以肖叔叔一直单着。老百姓讲他:
“人一个,卵一条。”
“单身股,单身汉,端坨豆腐紧倒干。”
既然幸福把他抛弃了,肖叔叔仍然能在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乐趣。
他劳动之余有两大消遣:
一是在屋后的小河里钓鱼,他钓鱼技术高超。哇塞!一的一个准,看着一条条活蹦乱跳的鱼被他钓上来,我们羡慕得不要不要的。
二是到儒林镇老街的理发店和几个趣味相投的理发师傅下象棋。
真的应了那句话: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我曾记得肖叔叔有个一次短暂的恋爱史。
他楼下住着一位贫协主席。一天,贫协主席从新化县老家来了个青春靓丽的妹妹,和肖叔叔成了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邻居。她不久就被肖叔叔的气质、才华、乐观、开朗所吸引,不由得春心荡漾起来,经常上楼来玩。
歌德说:“哪个少女不怀春,哪个少年不钟情。”一来二去,难免互生情愫。
不久,就被贫协主席发现了,他立马毫不留情地棒打鸳鸯,把妹妹送回老家去了。他俩这段罗曼蒂克刚拉开帷幕就以失败而告终。
晚上我们经常上楼缠着肖叔叔讲故事,那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他会讲好多故事。什么《一双绣花鞋》《孤坟鬼影》《林海雪原》《狼外婆》……尤其听他讲鬼故事既刺激又开心,他要把灯熄了才讲,常常吓得我们连大气都不敢出……
可惜那懵懂快乐的童年时光,就像鸟一样飞快地飞走了。
一个深秋的下午,正读五年级的我刚放学回来,妈妈指着地上捆着双脚的鸭子对我说:
“你烧水把鸭子杀了,吃饱了今晚好搬家。”
“又要搬家,搬到哪里去?”
我正纳闷,可她说完就转身走了。
因妈妈在“右派”食堂煮饭,现在正是煮饭时候。
那时候杀只鸭,比现在杀头猪还高兴。妈妈胆小不敢杀鸡鸭,爸爸又不在家。我在三姊妹中排行老大,这两年家里杀鸡、鸭的任务我就勇敢地承担了下来。
记得第一次杀鸭,我麻着胆子把鸭杀了后,学着大人把鸭脖子夹在翅膀下,扔到地上。谁知它竟抬起血肉模糊的脖子在房里走起路来,我吓得连忙拿起菜刀,继续割鸭脖子,鸭脖子差点被我割断了它才咽气。
一会儿烧的水响起来了,我知道水快要开了,我赶紧把房门闩紧,准备杀鸭。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儿歌:
地主婆,
花样多。
白天煮萝卜,
夜里炖鸡婆。
谁家杀鸡鸭都会躲着点。 我们更要注意影响。
我先把菜刀在酸菜坛子边缘上“嚓嚓嚓”来回擦了几下。捏紧鸭脖子,手起刀落,血从鸭动脉血管里涓涓流出。等鸭子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我把鸭子扔到地上,只见它两腿伸了几下就寿终正寝了。
当我正在畚箕里拔鸭毛的时候,忽闻敲门声,吓了我一跳,慌忙将畚箕连同鸭子一起扔到床底下。当我打开门一看,妈妈回来了,原来是虚惊一场。
我帮妈妈打下手,不一会儿,血浆鸭炒好了,妈妈说:
“抓紧时间吃饭,吃完了马上搬家。搬到对河山脚下的陈家院子去,今晚必须搬完。”
陈家院子
孰料是陈家院子,我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经常听人说那里闹鬼。
平时我们只敢站在河这边隔河眺望。陈家是个四合院子,被周围葳葳蕤蕤的树木遮掩着,荆棘丛生,云烟氤氲,院落若隐若现,显得神秘莫测。
为什么人们对陈家院子谈虎色变呢?这还得追溯到两年前。
那是一个初冬的早晨,有个基干民兵在山脚下打鸟。鸟中弹后,一头栽进前面的柴草丛里。基干民兵钻进草丛里去捡鸟,意外地发现草丛中间藏着一担谷,鸟正好栽在谷箩里。不知是谁前世跟这只鸟有仇有冤,临死还要找个垫背的。
基本民兵立刻把这一重大发现报告给场领导。场领导顺藤摸瓜,把这件事查了个水落石出,原来是陈老大干的。
陈老大家五个儿女,全家七张嘴吃饭。为了让孩子们吃两顿饱饭,他竟吃了豹子胆敢偷公家一担谷。那时偷了场里一棵白菜都要挨批斗,何况一担谷。
东窗事发后,陈老大意识到自己在劫难逃。在批斗的头天晚上,就抛下妻子和五个孩子,在自家房里喝了一瓶“1059”农药。等人们发现时,其状惨不忍睹,人已命归黄泉,房间里还弥漫着呛人的“1059”农药味。从此,这里就有了闹鬼的传闻。
怕归怕,壮着胆子也得搬。
吃了晚饭,已经是幕霭沉沉,天色朦胧一片了。
陈家院子距试验队一里多路的样子,沿着河提一直走到头,再过一座简易的小木桥就到了。
俗话说:“火搬三次熄,家搬三到穷。”这样搬来搬去辗转打游击,家当已简陋得不能再简陋了。但是一些书如:字典、词典、字帖、连环画,以及当时流行的一些文学书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苦菜花》等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都随着我们一起搬家。随家搬走的还有一个小小的医药箱,里面有红汞、碘酒、棉签、胶布、消炎粉、纱布、烧烫伤膏、土霉素等。我六岁就开始做饭、砍柴、剁猪草,手经常被切伤、烧伤。爸爸就给我们准备的这个医药箱起了大作用。
那时小弟弟才两岁多。就妈妈、我、大弟弟三个,在河堤上像蚂蚁搬家一样来回搬。老话说,穷三担。几个回合下来,累得筋疲力尽,双膝酸痛只好歇拉屎肩。
搬着搬着,天完全地黑了下来。当搬家接近尾声时,月亮也躲进云层里去了,全靠一个手电筒照着前行。
陈家院子黑咕隆咚,静谧异常,突然一声鸦叫声划破了死一般寂静。
女房东带着儿女,天一动黑,就躲进正屋一间房子里不出来了。
陈家院子是一正两横。我家住在北边横屋,北横屋共三间。一间是陈老大喝农药的房子。我家住另一间房加一个小厨房。
行李搬来,一股脑壅塞在房里,来不及整理,妈妈说我去领导那里一转就回来。我想应是搬家完毕向领导请示汇报去了。等妈回来,小弟弟已经趴在行李堆上睡着了。
房子太小,放不下两张床,妈妈找女房东在南横屋要了一间。
南横屋简陋得几乎无法住人。第一间是房东的厨房。第二间上面横梁上堆着稻草,木壁还有缝子。第三间是牛栏。房东给我们的是第二间。
谁去住呢?我是老大,应为母亲排忧解难,自告奋勇去和牛做伴。妈妈和我张罗完铺好床快半夜了,躺在床上,房间里充斥着刺鼻的牛屎味。梁上堆着的稻草里老鼠在“唧唧唧唧”打架。突然一只老鼠失足从梁上掉到地上,“吱——”地一声落荒而逃。
四身骨头酸疼的我怎么也难以入睡。我警告自己:胆小鬼!别去想!别去想!但那可怕的场面怎么也挥之不去。我尽管使劲闭着眼睛,但头脑清醒,睡意全无。
天麻麻亮时,我好不容易眯了一会眼,蒙眬中又被一阵拖着长声的哀嚎吵醒。侧耳一听,原来是女房东家的老母鸡昨晚被野猫麒(黄鼠狼)偷吃了。女房东伤心地边诉边哭,骂狠心的男人丢下她们几娘崽不管,在地下也不保佑她们。
从此,住在附近的朋友娥娥就一直来陪我睡。
随着时间的推移,童趣也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减少。思想也不再那么单纯了,有时在外受到挫折和委屈,回家哭鼻子,妈妈就说:“现在就哭,你哭的日子还末到……到时候你哭都没眼泪……”有时我约伙伴去城里祁剧团看戏,我妈就说:“你还去看人家的戏,自家的戏人家都看不完了……你的好戏还在后头……”
当时,我们并不能理解这些话的含义。现在回想起来,妈妈也是没辙,前路茫茫,看不到生活的一缕曙光。她是为我们几姊妹的前途命运担忧,从而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
她一个弱女人在举目无亲的城步(我爸妈都是湘西的。爸爸大学毕业分配到城步,妈妈从老家也就跟着调过来了。)刚工作没两年就打成右派,还拖着三个孩子,其艰难,读诸君可想而知。
妈妈虽然自己很苦,但她却宽厚待人、乐于助人、善待万物。每到一处,经常接济或借钱借米给当地村民。而且大多数借了是不还的(原因是太穷还不起),有时我妈就主动不要他们还了。
第二年入冬不久,妈妈在精神和生活的双重压力下免疫力下降。到了腊月初,妈妈终于病倒住院了,一直住到雪花飘飘的除夕才出院。
妈妈住院期间, 就我在家给两个弟弟做饭洗衣服,还要喂两只鹅。寒风刺骨的冬天,娥娥陪我去田垄里看鹅、扯鹅草。那年我十岁多一点。
在荒凉寂寞的陈家院子住了一年多,我们又搬家了。
五七干校
一九六七年,我们随着右派一起又搬往“五七干校”。
“五. 七”干校建在儒林镇北面,离县城两公里的样子。当时那里没什么人烟,很荒凉。
我们徒步穿过儒林镇街,经过云马林场,走过八角亭,再走了两华里的样子,我们已腰酸腿痛,正想坐在地上歇肩小憩,妈妈指着右前方坡下的几栋矮红砖房说:“前面就是‘五七干校’。”我们一听,疲劳顿消,腿也有劲了。
我们沿着铺着碎石的小路缓缓下坡。阳光宁静地照在路边的一个池塘里,池塘水黄黄的,池塘边也是裸露的黄泥巴,只有一棵歪脖子柳树在顾影自怜……
妈妈领我们走向池塘边的一栋猪场。一进门,在我眼前展示的是一幅前所未有的画面:
猪场进门口一边一间房子。进一点是煮猪潲的大灶,灶上放一口大和尚锅。灶旁边堆满柴和猪菜、糠什么的。再进一点,中间是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两旁住的全是猪。哇塞!好几十头大大小小的猪见来人了,悉数“嗷嗷嗷嗷……”叫个不停,有的还用前爪抓住围栏,用大眼睛瞪着我们大声吼叫。
一进门就得到猪们的热烈欢迎,我心里感到很欣慰的。
原来妈妈安排在五七干校喂猪。
我们跟着妈妈把东西放在左边的一间房子里。房子很小,根本放不了两张床,当时是怎么过来的,我想不起来了。
每天,目之所及除了猪还是猪。天天闻着猪屎气,伴随着“哼哼哼……呼噜噜……”的交响曲与猪共舞。
右边那间房住着一个中年男子。几天后那间房突然空出来了,听说是那个中年男子,晚上到朋友家吃狗肉喝酒溘然逝去了。
家里实在睡不下,谁去那间房睡呢?我是家中老大,应为妈妈排忧解难。我对妈妈说:“我去那房里睡!”妈说:“你不怕?”我装作若无其事地说:“我不怕!”
晚上,四围黑如漆桶。我一个人睡在那床上,怎么也睡不着?我使劲地为自己打气壮胆:胆小鬼!有这么多猪陪着你,猪都不怕,你怕什么?难道你还没有猪勇敢? 我向我的大脑下了死命令,别胡思乱想,赶快睡觉。大脑根本不听我指挥,虽然强行地闭着双眼,但哪里睡得着?直到天亮才模模糊糊眯了一会。
第二晚又是一夜无眠……
妈妈见我头泡眼肿,才知我实在睡不下去,加上去县城读书又远。就让我和弟弟去造纸厂(当时我爸爸的工作单位是造纸厂,但他人已借调到沉江渡修电站去了。)住。我和大弟弟自己管自己,自己做饭吃,自己洗衣服。
记得有一次,爸爸回来了,带来一只刚生下来就夭折了的死猪崽,用菜油炒香。那时我们吃国家粮的每人每月供应4两菜油,一这餐就差不多用了我半个月的油。可我刚吃进去立马就呕了出来,爸爸和弟弟却吃得津津的。那时候难得打一次牙祭(吃肉叫打牙祭)。有钱也买不到肉,过年过节凭票每人供应半斤肉。
我12岁就自己管自己和弟弟,一直持续到初中毕业。
1970年12月底我初中毕业后,高中没被推荐上,14岁就正式走向社会,自食其力了……
【作者简介】
李巧艺(1956年1月1日——),湖南城步苗族自治县人,祖籍湘西龙山县,中师函授毕业,小学语文高级教师,县作协会员。作品散于《苗岭文艺》《新花》《小学生作文辅导》《文萃报》《今日作家报》《邵阳日报》《赣雩文艺》《当代文艺》《湘梦山地文学》《苗乡城步》《美篇》等报刊杂志及网络平台,作品曾获全国散文大赛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