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振民
《史记·孝武本纪》有一条记载说：“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之下”。这一记载向来为后土文化研究者所重视。
荆山在全国有数处，湖北、安徽、河南、陕西等省都有。这儿说的荆山究竟在何处？学术界近些年有所讨论和争鸣。据目前看，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是指山西万荣的孤山，说黄帝到万荣境内的古汾阴脽上祭祀后土要用鼎，鼎由铜铸，附近的中条山古称首山，其铜矿最为著名，孤山又在汾脽与铜矿之中途，故黄帝在中条山采铜，于孤山铸鼎，带到汾脽以祭后土，最为近理，所以这个荆山即指孤山①；另一种观点批评了此说，主张荆山即指河南灵宝县的荆山，因那儿分明有一些黄帝为炼丹治民之病而铸鼎的文物和传说②。
这两种观点我认为各有其理，都不宜否定。现就有关理据予以说明。
先说荆山即孤山不应否定，这个问题较复杂些。
孤山曾出土一块清康熙年间重修法云寺的石碑，碑文说：“万泉县西南有山萃葎而起，望之如瑞矞，依空落，曰孤峰，《山海经》云景山是也”。此文收于解放先生的《孤山》一书。这里的景山是否荆山的误传或异称？须查核一番。经查《山海经》中的“中山经”有句云：“荆山之首曰景山”，一时令人眼亮，这不就说明景山即荆山了？然而再往下看，却见到了“沮水出焉，东南流注入江”之语，这就分明是湖北保康县一带的事了，与万荣孤山挂不起来。于是，又查与孤山有关的，发现“西山经”中有“景山，南望盐贩之泽”句，这就与孤山连上了，因孤山之南不远处正是著名的运城盐池；且又见在景山之句前后，叙有太行山、王屋山、首山（即中条山）、梁山（即吕梁山）等，也与孤山环境相符，于是认为此景山即重修法云寺碑文所称之景山，亦即孤山。后又屡经翻看，此景山就明摆的只是景山，并无再称荆山的字样。看来要说景山即荆山的误传或异称，也有些岌岌可危了。
但是，孤山东北麓有荆村和荆淮两个村落都带荆字却启人疑窦，令人放不下心来。这就认真审视起“荆山即孤山”的首论者曾引用的那条论据，即《史记·夏本纪》说的“道（导）九山，汧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一句。
“荆山即孤山”的首论者注目于黄河流域的晋、陕、豫而数了九个山，说孤山即最后一山，故孤山即“汧及岐至于荆山”的荆山。但由于此说抛开了夏禹在全国治水的大格局，未看到“道九山”即在全国开通九条山间水路，而只从黄河沿线强数山数，并对有的山名有所改变，故受到“灵宝荆山”论者的批评，致其结论被否定了。
“荆山即孤山”首论者的上述论证方法，确实存在着错失之处，“灵宝荆山”论者予以批评是应该的。不过“荆山即孤山”首论者的终极观察，我觉得还是应予赞成；因为我想到，不用其法论证而专注于“逾于河”三字，也能得出荆山即孤山的结论。遗憾的是首论者却未从此三字着眼予以解读，从而导致了论证错误。
那么现在应如何理解此三字呢？我的看法是——
汧与岐二山均在陕境，其境也有荆山，但“逾于河”三字却否定了“至于荆山”的荆山是陕境的荆山。原因是“逾于河”在句中是解释性的，是对荆山地望的说明。我们不妨将此句标点如下：
“道九山，汧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
这意思就明显是说，“至于荆山”的荆山是指过了河的荆山。而且从地图上看，汧与岐均在陕西中部，往东曲折延伸，对应的正是山西运城地区的临猗万荣一带，从这里过了河就能望见迎面之山唯万荣孤山，所以此荆山即指孤山。
倘使一定要说荆山即陕境的荆山，那么陕境的荆山既为汧岐二山之间水路延伸的终至之处，后边何必有“逾于河”三字？而且“逾于河”之后再无他地坐实其所至，此路岂非茫无所向且渺无所限了？这就明显不合《史记》所载的当时治水规划。倘使又认为“逾于河”是指大禹本人行动，但此行动之后，原文却无下步奔向之行动，岂非又止步不前了？续后的诸条治水路线又如何去开？且“逾于河”类同于另一治水路线“太行、常山至于碣石，入于海”的“入于海”三字；如果“入于海”也是大禹本人行动，那么他将这条路线开通后，又“入于海”干什么？没必要啊！
所以，上述两种指认都不能成立。古时文字无标点，但司马迁在这儿的文意已经含有“逾于河”三字是现今括号中文字的意思（顺及：前边提到的“入于海”三字实际也是括号中的文字，是对碣石处位于海
中的解释)。这就分明是说，这个过了河的荆山必指孤山，亦即必指景山，也就是说，《山海经》的“西山经”所说的景山亦即荆山无疑。至于它未直接说到荆
山的原故，只能是作者对文字检点不周而形成的阙如。该书形成于战国至西汉初年，本非一时一人之作，出现一些错失是难免的，也正因此而引起后人多次考释和校正。具体如荆山的阙如，就由司马迁《史记》的这条记载补充了。因之应该说司马迁之时甚或之前，孤山即名荆山，也叫景山了。
这里的荆与景成为同音异字，同音异声，总之为同体异称，一般会理解为一声之转或互为假借，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古代语言文字中这种现象并不鲜见③，就在当代也有④。不过我宁愿另作理解，这就与前边提到的湖北保康一带的“荆山之首曰景山，沮水出焉，东南流注入江”有关了。看来保康一带地势低，河流多，尤其临近长江，每遇发水，会出洪灾。当此之际，大量难民会往北移，甚至长途迁徙，山西万荣这一黄土高原即成选居之地，孤山之地尤高，自当首选。在此定居后，他们出于对故土的怀念，遂将老家荆景的山名冠于孤山了（此类作法古今皆有）。孤山古时亦为荆景异名而同体的根本源头，恐怕正出自这儿。其山根的荆村、荆淮二村，当亦古时荆楚移民聚居地之遗存吧（孤山周围的阎景、西景、东景、南景诸村都有景字，或许也与保康的移民有关)。而且荆村、荆淮均处于山的座基之处，其荆字当可代称山之大体，法云寺处于山之顶峰，其峰堪称山之首脑，寺碑之碑文称其为景山，这就更与“荆山之首曰景山”若合符契了。至此，孤山的荆景之名为湖北保康一带移民的惦旧之称，大致可以肯定了。
联系湖北这个荆楚之地以外的安徽，河南、陕西等竟也有几处名荆山者，其原因也可能是荆楚之乡在洪灾年代四散外逃的难民怀乡所致。否则，不同的几个地方竟都出现了相同的荆山，就不好解释。尤其
学术界关于《保康关山千家坪——荆山之首景山》的研究综述中⑤，提出一个重要观点，即“荆山为四方所宗”，这句话更说明保康荆山与全国各地荆山的源流关系。这当然不是指荆山实体脉系的延伸，只能是指其名称的流佈。而这种名称的流佈，其根本缘故，是其本土跑到各地的移居者通过以李代桃的方法而传播的，应该是最切近情理的解释吧！这一切都可说明各地的所谓荆山之名也正好可与孤山的荆山之称在成因上互为诠释和支撑。
妙哉巧哉，《山海经》的“中山经”中原本似与孤山无挂连的“荆山之首曰景山”之语，终能以此种方式与孤山相关了！
再说河南灵宝之荆山系黄帝铸鼎之地的记载也不好否定。
这问题就较简明。“灵宝荆山”论者的文章已经介绍了，那里即有铸鼎之鼎塬，又有黄帝之陵墓；既有《史记》关于铸鼎之记述，又有国务院关于该地该种文物保护之公布；还有种种有关故事，因而是不应
否定，也不能否定的。
如此说来，黄帝铸鼎之地就有两处，万荣孤山为一，灵宝荆山又为一；铸鼎原因亦属两种，一为祭祀后土圣母，另一为炼丹疗民之疾。这是否就大大地矛盾了？我说，这些都只是神话传说，互不一致并不奇怪。史学大师郭沫若说：“神话传说中人物，一人化为二人以上，一事化为二事以上，乃古今中外常有之事”(《ト辞中的古代社会》)；史学名家扬宽也说，神话中的事物在传述中，一可变二变三以至无数(《战国史》)，被学术界称为“神话演变分化说”；神话传说专家袁珂又说：“于此见神话传说之纷歧无定”(《中国神话传说词典》)。古人能将一种神话传说“化”这“变”那，能“纷歧无定”，我们今人的脑子也不能太死板，得灵活些，就是说也应有相对的认知自由。须知，我们是就神话传说考神话传说和讲神话传说的，不是考和讲真正的社会史实。其每种说法，只要根据既有材料和一般情理，以及大众的喜好，能自圆其说就应认可。因之，黄帝铸鼎之地万荣孤山和灵宝荆山应当并存，在宣传上各说各的一套也该允许，文化本来就是越多元越好的。因为这种多元有利于交流互鉴，满足人们多样化文化需求，多方面滋润人们的心灵。所以人们向来也乐以为之。君不见，过去没有的新神话只管在创造么？如毛泽东主席笔下的杨开慧、柳直荀二烈士的英灵就上到了天上，吴刚为之敬酒，嫦娥为之起舞；解放先生的口头与文章中也有了关公为到后土祠保卫后土圣母而预先在孤山试刀的“试刀石”！
如再有谁为之执拗不通，那只好先请考一考世上究竟有无黄帝这个人。据我在典籍上的了解，黄帝在古来本指皇帝，即皇天上帝，是一位天神，按天生地养的观点又演变为祖神，于是后人就给他附会出许多文明故事而被司马迁采录于《史记》。史学大家郭沫若、顾颉刚、杨宽及袁珂都持此说⑥。请看，这黄帝到底真乎？否乎？其种种传说事迹到底是耶？非耶？
我想，黄帝之所以能成为人们祭祀的伟大形象，乃由于遥远的古人在生产水平和认识能力都很低的情况下，对自身来源和文明滥觞的好奇追问过程中，头脑中幻化出来的归宿性和神圣性符号。在辈辈世世的传播中，这种符号已沉淀在人们的心灵底层，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祖根代表和虔诚敬奉的主要对象之一。我们现在对黄帝的祭祀，也自然是并只应是对古人那种创造成果及其文明召示力和民族凝聚力的敬畏罢了。
黄帝作为具体的人是否存在，都只是这么个情况，哪么，对他的所有活动事迹，还须拘泥吗？所谓黄帝铸鼎之荆山有万荣和灵宝两说，还有否认的必要吗？
注：
①见王宗序《汾葵与宝鼎》，载《后土文化》2007年第5期。
②见曹学仁《孤山·荆山和荆淮漫笔》，载《后土文化》2015年第4期。
③《史记·陈涉世家》中“主司群臣”句的“司”同“伺”，伺察意；柳宗元《征咎赋》中“鬼责惶惶兮，夜寤而昼”句的“责”同“债”，欠钱意。
④现万荣薛吉村本为薛稽村，俗以吉代稽。
⑤此综述由“中国保康新闻网”发布。
⑥见网文:王宁:《黄帝考源》
2016.12.27
作者附记：
本文写成后，一个偶然的机会，见到了《文史哲》2013年第4期上登的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张维慎先生的论文《史记“黄帝铸鼎之荆山”地望考》，立即快读一过。觉得此文在肯定黄帝采铜之首山系著名铜矿所在的中条山，铸鼎之荆山应在距采铜之地较近处方面，与本文所列第一种观点有相同之点；且在否定铸鼎荆山系河南灵宝荆山、陕西富平荆山和泾阳与山原交界处的嵯峨山（也曾称荆山）方面，也讲了些地理方面的道理，是有可以首肯之处的。但他把铸鼎荆山地望定在陕西大荔县的华原山，是出于对“道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的“逾于河”三字的不当理解。他是把“逾于河”作为正文而不是作为注文看的，这就与这条资料句意不符，从而使之不合逻辑；再者，将“逾于河”的“逾”字未正确把握，似乎认为是“入”于河，以其地有洛水入于渭，渭水又入于河的情况而择定铸鼎荆山即此山，这就更为不妥；还有，始终未着眼于黄帝铸鼎的用途，似乎是为铸鼎而铸鼎，说服力较之本文所述两种观点的铸鼎原由，又有差距了。故此文可谓在“黄帝采首山铜而铸鼎于荆山之下”方面，尚未自圆其说。但考虑其总有前边所谈的可取之处，故权作一种学术信息附记于此，以便必要时参酌。
2016.12.31
原载《后土文化》2017年第1期，总第57期)。
都市头条编辑:张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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