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了胡适一些著作，尤其是他几十年来的演讲以及与他人争论的内容，突然意识到：胡适的思想很深刻，这种深刻被我们一些人有意无意忽视了贬低了，不知为何，不由自主地想将胡适与鲁迅进行一番比较。

胡适——一个“与虎谋皮”的思想家

对胡适的阅读，让我强烈意识到：他是一个举着火把的带路人，一个在暗黑的夜里闪亮的萤火虫，一个企图撼动大树的小蚍蜉，一个“与虎谋皮”的思想家。

胡适自出道以来，便以其石破天惊的言论和主张成为舆论焦点和围攻对象，他第一个公开主张废除文言，提倡文学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的书写习惯，让文字和文学真正与大众有了紧密联系。这份勇气，是绝大多数国人都没有的；这份智慧，是国内文人学者不曾具备的；这份功劳，无论给予多高的评价都不过分。现代文学名著和思想著作，都是依附在白话文的基础上的收获；现当代的文学名家包括鲁迅都是白话文写作实践的受惠者；现代人文化程度的提高，无疑归功于白话文的普及。说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旗手和最大功臣，一点也不为过。

早年的胡适提倡白话文，并不遗余力地向国人介绍西方先进思想，身体力行地坚持白话文写作，开展了“文学革*命”、“问题与主义”、“整理国故”、“渐进与革*命”、“科学与人生观”、“东西文化”等等文化和社会问题讨论，主持了一系列声势浩大的论战和运动，写出了石破天惊的《文学改良刍议》，出版了中国第一部白话文诗集《尝试集》，公开表达了“折中的全盘西化”的主张，描绘了现代文明的真实模样，成为那个时代思想文化界无人企及的领袖人物(另一领袖陈独秀因为投身革*命，其在思想文化界的地位逐渐式微)，其影响波及国内各个领域甚至海外。仅就1920年由他牵头的《争自由的宣言》、《我们的政治主张》两文所提出的要求和意见，足以让现在的我们为之一惊，因为胡适等人是向民国政府提要求，拿某种俗成语言来说就是：公开叫板。看看胡适等人的提议吧：要求废除“治安警察条例”，因为其“条例”侵害了公民的人身自由、集会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要求由无党派人士组成“选举监督团”，并由律师公开调查选举犯罪行为；要求“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有计划的政府”；要求恢复被解散的国会，要求南北和谈，要求按期完成宪法制订，要求裁减军队……哪一条哪一款不是妄议朝政，企图颠覆现行政治制度?

胡适对中国文化和人性的批判是无情的透彻的，“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义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社会，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一点病都没有！却不知道：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实在不好；若要改良社会，须先知道现今的社会实在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易卜生主义》）尽管胡适谈的是易卜生的戏剧，但字里行间直指我们的文化和人性。对人性之虚伪，胡适披露得体无完肤：“中国人死了父母，发出讣书，人人都说’泣血稽颡‘‘苫块昏迷’。其实他们何尝泣血？又何尝寝苫枕块？这种自欺欺人的事，人人都以为是‘道德’，人人都不以为羞耻。为什么呢？因为社会的习惯如此，所以不道德的也觉得道德了。这种不道德的道德，在社会上，造出一种诈伪不自然的伪君子。面子上都是仁义道德，骨子里都是男盗女娼。”（《介绍我自己的思想》）

在胡适的《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还有很多让人振聋发聩的见解，现摘录几段：

“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但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待证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如此方才可以渐渐养成人类的创造的思想力，方才可以渐渐使人类有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方才可以渐渐解放人类对于抽象名词的迷信。”

“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我们如果还想把这个国家整顿起来，如果还希望这个民族在世界上占一个地位，——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我们自己要认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

在《道德与规则》一文里，胡适有这样的论述：“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

胡适的言论和主张无疑是勇敢的伟大的行为，他要摧毁的是几千年的文字体系甚至文化系统，他要批判的是整个社会的陈规陋习，他要面对的整个文化界和上流社会，其阻力之大、反对之烈可谓空前绝后，比写几篇批判旧文化和人性丑恶的文章带来的是非纷争不知要激烈多少倍。更重要的是，胡适凭借他和志同道合者的力量，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文化，也给一潭死水的中国思想界注入了活力。然而，这并不能证明他有多了不起，“骨头”有多硬，在那个开放与多元的时代，谁都可以发惊人之论，最多挨一些骂以及言语的恐吓。之所以说胡适伟大，不仅在于他批判文化、人性，还在于他批判和否定制度，批判孙中山这样的大人物，批判蒋介右的专制，甚至在大会上公开否定蒋的讲话，丝毫不给老蒋面子。

1929年4月，胡适以一篇《人权与约法》，在《新月》杂志开启了近一年公开论战，梁实秋、罗隆基等学者也积极参与了这场讨论。胡适在《人权论集.序言》中说：“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和批评孙中山的自由。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 

短短几个月时间，胡适接连发表了《知难，行亦不易》、《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等文章，批评国民党的所谓“训政”，主张实行“宪*政”。胡适指出，孙中山先生的《建国大纲》只讲“训政”，取消约法之治，这是“中山先生的根本大错误”，“无宪法的训政只是专制”。他认为，“训政”不能只训人民，党国的衮衮诸公尤其要有宪法的训练，法治的训练。他还写了《知难，行亦不易》一篇专文，批评孙氏的“知难行易”学说。他们又大力鼓吹思想言论自由，对国民党有相当尖锐的批评与指责。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中指出：“新文化运动的一件大事业就是思想的解放。我们当日批评孔孟，弹劾程朱，反对孔教，否认上帝，为的是要打倒一尊的门户，解放中国的思想，提倡怀疑的态度和批评的精神而已。”胡适还指出:“新文化运动的根本意义是承认中国旧文化不适宜于现代的环境，而提倡充分接受世界的新文明，但国民党至今还在那里高唱‘抵制文化侵略’!还在那里高谈‘王道’和‘精神文明’!还在那里提倡‘国术’和‘打擂台’!……对文化问题的态度上，我们也不能不说国民党是反动的。”他们抨击中国目前的政治是“武人政治”，“分赃政治”。他们指出，从中央到地方，从国家的行政到党的行政，都由一班毫无政治知识，毫无政治训练的武人支配，其结果自然可悲了。

胡适的文章引起了国民党高层的震怒，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呼吁：中国公学校长胡适，公然侮辱本党总理，并诋毁本党党义，背叛政府，煽惑民众，应请中央转令国府，严予惩办！国民党北平市党部也发文：当此反动派伺机活动，共产党文艺政策高唱入云之时，该胡适原为一丧行文人，其背景如何，吾人虽不得而知，然其冀图解我共言，摇我党基之企谋，固已昭然若揭。在上海和北平的鼓动下，其他省市的国民党党部也纷纷要求严惩胡适，很多地方都要求抓捕胡适、通缉胡适。

胡适因其这场人权论战而遭受国民党政府的围剿和打击，不仅《新月》停刊整顿，胡适被迫辞去中国公学校长职务，国民党中央常委会还下发了一个文件《因警诫胡适而引起之<各级学校教职员研究党义暂行条例>》(十八年十月廿十一日中央第四十四次常会通过)。一个执政党为一个文人的言论下发一个禁令，可谓开历史先河。

1933年至1934年，胡适积极参与了民主与独*裁的论战。他发表了多篇文章，批驳了蒋廷黻等人“独*裁必要”论、“专制是民主的前提”等错误观点，坚持认为中国没有独*裁的必要与可能，并称民主“是幼稚园的工作”，可以在实践中学习民主和学会民主。

1935年，在知识界关于中国文化道路的选择之争中，胡适的观点是“我是主张全盘的西化，但我同时指出，文化自有一种‘隋性’，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中的倾向。……此时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努力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全盘接受了，旧文化的‘隋性’自然会使他成为折中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我完全赞成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论》）早在1922年知识界关于渐进与革*命之争中，胡适针对梁潄溟把当时中国的落后、腐败归罪于帝国主义侵略，发表了如下观点：“‘贫穷则直接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则难道八十年前的中国果真不贫穷吗？如先生说，‘扰乱则间接由于帝国主义之操纵军阀’，试问张献忠、洪秀全又是受了何国的操纵？……鸦片固是从国外引进来，然吸鸦片者究竟是什么人？何以世界的有长进民族都不蒙此害，而此害独钟于我神州民族？而今日满田满地的罂粟，难道都是外国的帝国主义者强迫我们种下的吗？”（《答梁潄溟先生》）

抗战初期，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胡适改变不涉足官场的立场，出任中华民国政府驻美大使。因没能从美国争取太多的援助，蒋介石在日记里怒骂他：“文化买办，虚伪，无能！”

1958年4月10日，胡适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蒋介石参加就职典礼，发表训辞：“中央研究院不但为全国学术之最高研究机构，且应担负起复兴民族文化之艰巨任务……希望今后学术研究，亦能配合此一工作来求其发展。”待胡适致辞，第一句话就是“总统你错了”，随后强调“我们做的工作还是在学术上，我们要提倡学术”。当晚蒋介石在日记中痛骂胡适：“今天实为我平生所遭遇的第二次最大的横逆之事。第一次乃是民国十五年冬、十六年初在武汉受鲍尔廷宴会中之侮辱。而今天在中央研究院听胡适就职典礼中之答拜的侮辱，亦可说是求全之毁，我不知其人之狂妄荒谬至此，真是一狂人。今后又增我一次交友不易之经验。而我轻交过誉，待人过厚，反为人所轻侮，应切戒之。惟仍恐其心理病态已深，不久于人世为虑也。”两天后蒋介石在里日记继续骂胡适：“晚宴中央研究院院士及梅贻琦等，胡适首座，余起立敬酒，先欢迎胡、梅同回国服务之语一出，胡颜色目光突变，测其意或以为不能将梅与彼并提也，可知其人之狭小妒忌。”

  1959年底，胡适得知蒋介石有意连任第三届“总统”，即托张群带话给蒋，希望他遵守宪法，为国家计，为自己的千秋盛名打算，和平移交权力。胡适还对台湾记者表达了希望老蒋下台的愿望。蒋介石在日记中这样骂胡适：“胡适无耻，要求与我二人密谈选举总统问题，殊为可笑，此人最不自知，故亦最不自量，必欲以其不知政治而又反对革*命之学者身分，满心想来操纵革*命政治，危险极矣。”（蒋介石日记，1959年11月28日） 

“胡适无耻言行暗中反对连任，与张君劢亡国论，皆狂妄悖谬已极，惟有置之不理而已。”（蒋介石日记，1959年11月30日）

后来，蒋介石在日记反省录中，提到胡适的名字，都是：“其人格等于野犬之狂吠”“此人实为一个最无品格之文化买办，无以名之，只可名曰‘狐仙’，乃为害国家，为害民族文化之蟊贼”。

胡适去世当天晚上，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晚，闻胡适心脏病暴卒。”“暴卒”二字，足见蒋介石对胡适的痛恨到了何种程度，平时的以礼相待甚至给予优渥待遇，不过是在做表面工作为他装点门面。

1961年11月6日，在美国国际开发总署主办的一个科学教育会议上，年届古稀的胡适受邀发表了一篇演讲，题目是《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在演讲中，胡适发表了如下观点：“一个文明容忍像妇女缠足那样惨无人道的习惯到一千多年之久，而差不多没有一声抗议，还有什么精神文明可说？一个文明容忍“种姓制度”到好几千年之久，还有多大精神成分可说？一个文明把人生看作苦痛而不值得过的，把贫穷和行乞看作美德，把疾病看作天祸，又有些什么精神价值可说？……现在，正是我们东方人应当开始承认那些老文明中很少精神价值或完全没有精神价值的时候了……”

胡适这个演讲，在台岛引起的轩然大波，被守旧文人群起而攻之，胡适也因此在心寒和失望中离开人世。

胡适是中国第一个全面引进西方先进思想并彻底否定中国传统的人。尽管自满清始，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徐光启、魏源、郭嵩焘、严复、梁启超等人都主张反抗强权、放根世界、取法西洋、复兴中华，可他们仍然沉浸于“以夷制夷”的思维模式，只有胡适及其同时代的少数思想家，才将世界的真相和文明的含义明白地告诉大家，并竭力想带领国人走向光明。胡适自新文化运动始至他去世，参与了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所有重大事件和重要改革（1949年以后只限于台湾）。胡适出任中国驻美大使后，为了获得美国支持，在美四年时间走遍美国各大州，进行了400多次演讲，并成功说服校友罗斯福总统不与日本妥协。美国著名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查理·毕尔在他的名著《罗斯福总统与大战之序幕》一书中，将胡适视为日军偷袭珍珠港的罪魁祸首。毕尔在书中所说，美日之战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而罗斯福总统为了维护美国资本家在亚洲的利益，不幸地上了那位颇为干练的中国大使胡适的圈套，才惹起日军前来偷袭珍珠港，最终把美国拖入了可怕的世界大战。胡适的一生都在为中华民族竭力奉献，往往明知不可为而努力为之，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品格和勇气，是中国现当代贡献最大的知识分子，没有之一。

当然，胡适不仅仅只是一个思想家和公共知识分子，他还是一个颇有建树的学者，对中国哲学、文学、历史学都有诸多建树，著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国白话文学史》等著作，对《红楼梦》、《水经注》等中国古代典籍有十分独到的见解，他对《红楼梦》的考证而得出的《红楼梦》系曹雪芹自传的结论，成为“新红学”的基础。

鲁迅，一个误闯思想界的文学家

鲁迅的部分小说无疑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高峰，尤其是《阿Q正传》、《孔乙己》、《祝福》、《故乡》等几篇，阿Q、孔乙己、祥林嫂、闺土几个人物形象极具典型意义与民族特征，成为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最为经典的篇目。尽管他的小说存在着理念大于形象、内容不够丰满的问题，但因其人物形象的代表性以及精准的语言表达，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无人能够企及的存在。不过鲁迅的小说数量不多，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民国学者李长之在《鲁迅批判》一书中，高度赞扬了他小说中《孔乙己》、《风波》、《阿Q正传》、《离婚》、《故乡》、《社戏》、《祝福》、《伤逝》等八篇作品，他认为：“在这八篇作品里，我们找不国任何缺陷与不调和、不满足来，而且每一篇都触到人生的一面的深处，文字又那末从容、简洁、一无瑕疵。”（《鲁迅批判》）同时，李长之又严厉批评了《头发的故事》、《一件小事》、《端午节》、《在酒楼上》、《肥皂》、《弟兄》、《示众》、《孤独者》等几篇小说，故事简单、内容空洞、语言不美，既不像小说又不像散文。笔者颇有同感。

被很多学者和评论家津津乐道、赞不绝口的《狂人日记》（发表于1918年5月），是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说到《狂人日记》，本人不得不说几句题外之话。我认为《狂人日记》是被我们所有鲁研、鲁崇者严重夸大的作品，它不过是一篇有一些情节的杂文，最要紧的是，《狂人日记》是地地道道的模仿之作，看过果戈里同名小说的人都应该清楚——从内容到形式几乎没有太大区别，一个救救儿子，一个救救孩子。有人说，果戈理的《狂人日记》中狂人波布里希钦，喊出了被侮辱、被损害、被摧残的小人物充满心田的不满和愤怒，攻击的矛头指向上层的侍从官、将军。他的反抗重点在昏暗的官场。但是鲁迅笔下的狂人，喊出的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历史与现实彻底否定的心声，攻击的矛头指向整个旧制度，揭示的是中国封建制度和礼教吃人的本质。结论是，鲁迅的《狂人日记》比果戈里的《狂人日记》更深刻。这个观点有点牵强附会，不说鲁迅的《狂人日记》其着重点在于揭露和批判中国文化的弊端以及人性的阴暗（鲁迅整个创作生涯的出发点和终结点都在于此），与制度关系不大，如果说鲁迅的作品指向了整个旧制度，那么，果戈里的《狂人日记》在揭露官场黑暗和荒诞之时，怎么又没有指向制度呢？

鲁迅是反传统的勇士，他公开教导青年人“我以为要少一-或者竟不一-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青年必读书》），鲁迅反对中医，他在小说《药》中对吃人血馒头的国人、对中医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无情的批判，在《<呐喊>自述》中，鲁迅这样说：“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鲁迅对中国文化的否定是彻底的：“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奶酪。’国粹所在，妙不可言。”（《随感录三十九》）鲁迅对中国人是失望的：“我们中国人对于不是自己的东西，或者将不为自己所有的东西，总要破坏了才快活的。”（《记谈话》）鲁迅在《华盖集》中这样评价中国人：“对于羊显凶兽相，对于凶兽则显羊相。在《这个和那个》中鲁迅说“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鲁迅对中国的前途是不抱希望的：“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甚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可是除了再想法子来改革之外，也再没有别的路。我看一切理想家，不是怀念“过去”，就是“希望将来”，而对于“现在”这一个题目，都缴了白卷，因为谁也开不出药方。所有最好的药方即所谓“希望将来”的就是。”（《两地书》）

 鲁迅的这些言论自然引来了文化界有名无名的众人的攻击和谩骂，也引起了国民党高层一些人的不满，大约这就是“鲁迅骨头硬”的来源吧，至少是重要来源。

鲁迅有很多的见解是深刻的准确的，引起了那个时代读者的共鸣：

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敲触 (即恐惧颤抖)，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常有几个人张嘴胶剥羊，仿佛颇为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也就忘了。（《娜拉走后怎样》）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来，满本上都写着两个字“吃人"！（《狂人日记》）

在中国，尤其是在都市里，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车捽摔伤的人，路人围观或甚至高兴的人尽有，有肯伸手来扶助一下的人却是极少的。（《经验》）。

可惜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这样下去，一定要完结的。……我想，要中国得救，也不必添甚么东西进去，只要青年们将这两种性质的古传用法，反过来一用就够了：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忽然想到·七》）

中国现在的假吉诃德们……他们何尝不知道“国货运动”振兴不了什么民族工业。 他们何尝不知道什么“中国固有文化”咒不死帝国主义，无论念几千万遍“不仁不义”或者金光明咒，也不会引发日本地震，使它陆沉大海。然而他们故意高喊恢复“民族精神”，仿佛得了什么祖传秘诀。 （《真假堂吉诃德》）

鲁迅对国民的劣根性有清醒的认识，因此，便觉得中国的希望在于改造国民性，使人人都成为有道德有文明有担当的国民，方可有好的文化和制度。他对“国民性”的剖析以及批判，受到了严复、梁启超和美国传教士明恩溥的影响，他曾经多次向读者推荐明恩溥揭露中国人劣根性的著作《中国人的性格》。

我觉得，鲁迅最大的贡献是塑造了阿Q这样一个形象，其“精神胜利法”很好地概括了中国人的特质和秉性。

鲁迅的神圣权威生长于延水河，蓬勃于新中国。“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毛泽东《论鲁迅》）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鲁迅作了点石成金的刻画：“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的民族英雄。……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还对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给予了高度评价，号召全体文艺家向鲁迅学习，做人民“的孺子牛”。因为伟大领袖对鲁迅的推崇，鲁迅成为思想文化领域的“圣人”，鲁迅的语录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我们近一个世纪以来，对鲁迅的无限褒扬，几乎全部来自他的杂文，他的杂文是射向敌人的“投枪和匕首”，至于敌人是谁，因时而论，因需要而论。由于他的小说并不完全符合主流意识与宏大叙事，小说中的那些人物都是普通人即所谓的“人民群众”，可这些“人民群众”却都是卑下的、粗俗的、无知的、昏庸的，即便是受害者，也不值得太多同情，即鲁迅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者。因此，小说受重视的程度相对清淡一些。而鲁迅的杂文尤其杂文中的一些经典句子，因其指向不明或者说可以指向不明，便被我们随意解读，把鲁迅留下的“好钢”都留在“刀刃上”了。随便摘录几条鲁迅的“金句”:

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唯有民族魂是值得宝贵的，唯有它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学界三魂》）

即使艰难也还要做，愈艰难就愈要做。改革，是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冷笑家的赞成，是在见了成功之后。（《中国语文的新生》）

战士死了的时候，苍蝇首先发见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嗫口，营营地叫，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战士和苍蝇》）

中国各处是壁，然而无形，像”鬼打墙”一般，使你随时能”碰”，能打这挺的，能碰而不感到痛苦的，是胜利者。（《碰壁之后》）

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纪念刘和珍君》）

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记念刘和珍君》  

希望本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这就像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故乡》

上面这些语录和金句，无论批判和指导的对象是谁，无论何时使用，它都刚好合适。

当然，鲁迅的确有很多深刻的认识和独到的见解，尽管他的认识和见解常常是在与别人的口水仗中道出的。我曾经说过，鲁迅的文章，有点像用猪食盆装着的一盆饭食，看起来不雅，扒拉几下便发现饭盆里还藏着几块熊掌。

梁实秋先生认为：鲁迅杂文单篇看不错，整体看存在重大缺陷。他没有给人们指出一个方向、一条出路。（梁实秋《我看鲁迅》）这一观点并非恶意贬低鲁迅，而是基于鲁迅全部杂文作品所作的中肯评价。

鲁迅对中国文化、社会、人性的揭露和批判，是相当准确和深刻的，然而，正如梁实秋所涚，他没有给人们指出一个方向、一条出路，中国应该向何处去，我们理想的社会形态是什么？鲁迅的一些观点虽然准确、深刻，但都是夹杂在谩骂中的，基本上都像语录和格言，缺少有力的论据和细致的分析。他几乎没有专门就文化、人性、社会问题进行过细致的探讨和分析，只是在他的口水仗文章里时不时冒出几个金句来。因而，他只是一个杰出作家或者说伟大文学家。“然而鲁迅不是思想家。因为他是没有深遂的哲学脑筋，他所盘恒于心目中的，并没有幽远的问题。他似乎没有那样的趣味，以及那样的能力。……他根底上，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对于正路如何走，他也有些渺茫。他的思想是一偏的，他往往只迸发他当前所要攻击的一方面，所以没有建设。他缺少一种组织的能力，这是他不写长篇小说的第二个原故（李长之认为的第一个原故是性格内向，不善交际——笔者注），因为长篇小说得有结构，同时也是他在思想上没有建立的原故，因为大的思想得有体系。系统的论文，是为他所难能的，方便的是杂感。”（李长之《鲁迅批判》）有人说：“鲁迅并不是没有文学天才的人，鲁迅一生的创作能力也不应该只有前期产生的那么几篇作品。可是后期的鲁迅，是给政治毒害了，断丧了……”（梅子《鲁迅再评价》）

王化元先生在《鲁迅思想的曲折历程》一文中说：鲁迅从《二心集》开始，他虔诚地接受了党的理论家的瞿秋白的影响，这一时期，他的不少文字，带有特定意义的遵命文学的色彩。例如，他对“第三种人”的批判，对文艺自由的论争，对阶级性的分析等等，都留有这样的痕迹。

安立志先生在《鲁迅、徐志摩眼中的苏俄》中，对鲁迅的思维方式进行了概括，共有四点：一、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二、目的证明手段正确，三、革*命不须思想自由，四、只要专政不要民主。

在我有限的阅读范围内，以为自民国以来，中国学者和评论家对鲁迅的研究与评价，以李长之先生出版于1936年初的《鲁迅批判》最为客观和公允。李著既肯定了鲁迅作品的价值，认为他的部分小说以及《野草》、《朝花夕拾》等散文是十分杰出的作品，又对他的部分小说以及杂文进行了不留情面的批判，认为其多为情绪产品，价值不大；既肯定鲁迅有文学天才，是诗人和战士，又觉得鲁迅不是思想家，他的认识比较偏激，没有系统的思想。据李长之说，《鲁迅批判》一书出版前曾给鲁迅看过，鲁迅是认同其评价的——鲁迅是否真的认同李之观点，笔者不敢肯定。

胡适与鲁迅的异同

先说他们的相同之处：

首先，胡适和鲁迅都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力。他们早年一起参与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旗帜鲜明地站到了新文化运动的最前列，共同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胡适写出了第一本白话文诗集《尝试集》，以新诗为文人进行了白话文学的示范；鲁迅写出了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他的白话文小说获得巨大成功（之前，鲁迅曾经写过两篇小说，皆为文言文）；胡适从思想着手，在新文化运动场全面进击；鲁迅从文学入手，创作了不少令人拍案叫绝的人物形象和金句名言。

胡适在《信心与反省》中写道：“……从此以后，我们所有的，欧洲也都有，我们所没有的，人家所独有的，人家都比我们强。……至于我们所独有的宝贝：骈文、律诗、八股、小脚、太监、姨太太、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贞节牌坊、地狱活现的监狱、骂杖、板子夹棍的法庭，……虽然‘丰富’，虽然‘在这世界无不足以单独成一系统，，究竟都是使我们抬不起头来的文物制度。”胡适还说：“我们如果还想把这个国家整顿起来，如果还希望这个民族在世界上占一个地位，——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我们自己要认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介绍我自己的思想》）

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说：”中国既以自尊大昭闻天下，善诋諆者，或谓之顽固；且将抱守残阙，以底于灭亡。近世人士，稍稍耳新学之语，则亦引以为愧，翻然思变，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术弗行，挖击旧物，惟恐不力，曰将以革前缪而图富强也。”鲁迅十分反感中医，因为中医耽误了他父亲的治疗。他说:“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骗子。”（《父亲的病》）

在《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建国与专制》等系列文章中，胡适不厌其烦地告诉人们：制度决定文明程度，决定道德的高低，决定自由的有无与多寡。因此，胡适在批判文化、人性的同时，着重对制度、对官场进行了狂轰乱炸。胡适认为国民性是可以通过制度改变的“民治制度的本身便是一种教育。人民初参政的时期，错误总不能免的，但我们不可因人民程度不够便不许他们参政。人民参政并不须多大的专门知识，他们需要的是参政的经验。” （《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民主政治的好处在于不甚需要出类拔萃的人才；在于可以逐渐推广政权，有伸缩的余地；在于‘集思广益’，使许多阿斗把他们的平反常识凑起来也可以勉强对付；在于给多数平庸的人有个参加政治的机会，可以训练他们爱护自己的权利。总而言之，民主政治是常识的政治，而开明专制是特别英杰的政治。特别英杰不可必得，而常识比较容易训练。在我们这样缺乏人才的国家，最好的政治是一种可以逐渐推广政权的民主宪*政。”（《再论建国与专制》）

1927年4月8日，鲁迅在黄埔军校本部礼堂，作了题为《革*命时代的文学》的演讲。他认为：在改造旧社会的过程中，革*命的暴*力往往比纸上谈兵的文学更为重要，他强调“武器的批判”作用、“革*命武装斗争的重要性”。鲁迅晚年在《论秦理斋夫人事》中结论道：“人固然应该生存，但为的是进化；也不妨受苦，但为的是解除将来的一切苦；更应该战斗，但为的是改革。责别人的自杀者，一面责人，一面正也应该向驱人于自杀之途的环境挑战，进攻。倘使对于黑暗的主力，不置一辞，不发一矢，而但向‘弱者’唠叨不已，则纵使他如何义形于色，我也不能不说——我真也忍不住了——他其实乃是杀人者的帮凶而已。”1933年12月，在《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中，鲁迅写道：“革*命者为达目的，可用任何手段的话，我是以为不错的，所以即使因为我罪孽深重，革*命文学的第一步，必须拿我来开刀，我也敢于咬着牙关忍受。”1932年5月，记者就苏俄无产阶级专政和知识阶级生存问题向鲁迅提问，鲁迅这样回答：“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为了将来的无阶级社会么？只要你不去谋害它，自然成功就早，阶级的消灭也就早，那时就谁也不会‘饿死’了。”

胡适在中国文化界是以宽容大度出名的，不知多少人用过“我的朋友胡适之”这样的口头禅，他从不与人斤斤计较，也不会睚眦必报，坚信：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1930年4月30日，胡适在写给杨杏佛的信中说：“我受了十余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得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得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们有恩，我自然情愿挨骂。如果有人说，吃胡适一块肉可以延寿一年半年，我也情愿割下来送给他，祝福他。”鲁迅去世后不久，民国才女苏雪林写信给胡适，表达了对鲁迅的强烈不满，胡适回复说：“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他已死了，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迁，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些什么，有些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些什么是无价值的。如此批评，一定可以发生效果。”（《关于当前文化动态的讨论.胡适致苏雪林》）

胡适敌人很多，朋友也很多。

鲁迅原则性强，坚持“痛打落水狗”、“一个都不宽恕”，鲁迅是战士，周围都是敌人。他几乎骂遍了当时文化界所有名人，而且语言特别刻薄，胡适从来没有说过他一句坏话，他却骂了胡适十几年，在他的唯一的一部中篇小说《阿Q正传》的开头，也要揶揄胡适几句。。

苏雪林在《鲁迅传论》中分析鲁迅的“性情与思想”，说鲁迅这人多疑，而且“出乎常情地多疑”， 在谈及鲁迅的“思想”时，苏雪林认为“阴暗空虚”，是一个“虚无哲学者”。在苏雪林眼中，鲁迅是一个难以对付的人“人家无意得罪他老人家，他可以恨你一辈子。恭维呢，也不行，‘是人家公设的巧计’，‘用精神的枷锁来束缚你的言行的’。”苏雪林在“自序”中坦承：“我的那几篇反鲁文字，原来从鲁迅学来，正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鲁迅一辈子运用他那支尖酸刻薄的刀笔，叫别人吃他苦头，我现在也叫这位绍兴师爷吃吃我的苦头，不算不公道吧？”

鲁迅敌人很多，朋友很少。我对被鲁迅骂过的那些人并不全部了解，有了解的也不全面，但我想，总不会都是坏人吧？

第四个不同点：胡适在批判的同时，给大众指明了一个方向(不论这个方向对错)，鲁迅在批判之后，却没有说出应该怎么办？

胡适认为好的制度才有好的人性，他对提高国民素质，给出了很多建议，他觉得，先训练好国民性，再进行民主政治建设，就好比要求先拿到驾照，然后才允许触碰汽车。问题是，如果不先上车，怎么能学会开车呢?

胡适在《我们走哪条路》中指出：“如果我们的领导者是真真睁开眼睛看过世界的人，如果他们确是睁着眼睛领导我们，那么，我们也许可以跟着他们走上平阳大路上去。但是，万一我们的领导者也都是瞎子，也在那儿被别人牵着鼻子走，那么，我们真有‘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大危险了。我们不愿意被一群瞎子牵着鼻子走的人，在这个时候应该睁开眼睛看看面前有几个岔路，看看那一条路引我们到那儿去，看看我们自己可以并且应该走那一条路。我们的观察和判断自然难保没有错误，但我们深信自觉的探路总胜于闭了眼睛让人牵着鼻子走。我们并且希望公开的讨论我们自己探路的结果可以使我们得着更正确的途径。在我们探路之前，应该先决定我们要到什么地方去，——我们的目的地。这个问题是我们的先决问题，因为如果我们不想到那儿去，又何必探路呢？……我们要打倒五个大仇敌：第一大敌是贫穷。第二大敌是疾病。第三大敌是愚昧。第四大敌是贪污。第五大敌是扰乱……”

鲁迅对文化和人性的批判很猛烈，可惜，在批判之后，鲁迅却没有给出一个合理的解决办法，他提出过改造国民性，除了提防骗子，拒绝中医，少读中国书多读外国书之外，如何改造，如何提高国民素质，鲁迅的似乎没有给出什么像样的办法，就连教育些什么，鲁迅也没有实质性的有用的“药方”，他甚至认为革*命年代思想并不重要；1927年11月，鲁迅在《关于知识阶级》的演讲中指出：“在革*命时代是注重实行的，动的；思想还在其次，直白的说：或者倒还有害。……兵之所以勇敢，就在没有思想，要是有了思想，就会没有勇气了。”

梁实秋先生在《关于鲁迅》中写道:"慢慢的寻求一点一滴的改良，不失为一个办法。鲁迅如果不赞成这个办法，也可以，如果以为这办法是消极的妥协的没出息的，也可以，但是你总得提出一个办法，不能单纯是谩骂，谩骂腐败的对象，谩骂别人的改良的主张，谩骂一切，而自己不提出正面的主张。"

胡适对我们的主义一直有异议，尽管他一段时间曾经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颇多好感，但在根本立场上，他始终没有转过身来。他曾经写过一些文章，对我党进行过责备与抹黑，最大的问题是，在我党作为中流砥柱打败日本侵略者后，他竟然自不量力地奉劝我党领袖，放弃武装斗争，向国民党投降。下面是胡适1945年8月24日从美国发给伟大领袖的电报：

润之先生：

顷见报载，傅孟真转述兄问候胡适之语，感念旧好，不胜驰念。

二十二晚与董必武兄长谈，适陈鄙见，以为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政党。

公等若能有此决心，则国内十八年之纠纷一朝解决，而公等二十余年之势力皆可不致因内战而完全消灭。

美国开国之初，吉福生十余年和平奋斗，其所创立之民主党遂于第四届大选获得政权。英国工党五十年前仅得四万四千票，而和平奋斗之结果，今年得一千二百万票，成为绝大多数党。

此两事皆足供深思。中共今日已成第二大党，若能持之以耐心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以上为与董君谈话要点，今特电达，用供考虑。

见多识广的胡适政治上有点可笑，他既不了解我党，也不了解我党的宗旨和目标。难怪他不仅成为被通缉的“战犯”，日后还在大陆成为长期被批判的对象，时至今日，关于他仍有不少禁区。这怨不得别人，完全是胡适自不量力、自以为是的结果。

鲁迅与胡适完全相反，他一直是我们主义的信徒，至少是同盟军。曾经与我党负责人瞿秋白交往甚密，又积极参加我党领导的“左联”，与我党派去的联络员胡风、冯雪峰关系紧密。

胡适和鲁迅还有不少共同之处——比如他们都有自己的圈子和拥趸，更有很多不同之处——比如胡适强调人的基本权利，鲁迅注重个性解放。限于篇幅，就不一一列举了。

纵观胡适的一生，他始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20年代中后期到30年代初有过短暂偏离)，他始终宽容待人——哪怕是他思想上的“敌人”，他与陈独秀、李大钊从最初的亲密战友到后来的分道扬镳，皆因思想分岐和意识形态的不同，可他仍然将两位视为朋友，李大钊被捕后，他身在国外，还积极联系国内朋友营救，李被害后，胡适又帮忙安葬并给予其家属资助；陈独秀多次被捕，每次他都会不顾利害伸出援手，有一次，陈独秀被关押在南京监狱，胡适因为忙碌没来看他。陈独秀在监狱里大骂胡适不够朋友，竟然不来监狱看他。胡适听说后，立马赶到南京向陈独秀道歉；鲁迅去世后，胡适不仅参与治丧，还支持编辑出版《鲁迅全集》。胡适对朋友的帮助和支持实在大多了，甚至连台北街头一个叫袁瓞的卖烧饼的老头，胡适也资助过他住院治病。

在学术上，胡适一直坚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

胡适始终是一个爱国者，有人诬陷他“汉奸”主张“亡国”，可当你了解详情以及读过他文章之后，你就知道，他是多么爱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真实情况是：1933年4月3日4日，农学家董时进在《大公报》上连载发表《就利用“无组织”和“非现代”来与日本一拼》。董在文章中写道“到必要时，我们正不妨利用百姓的弱点，使军阀惯用的手段，去榨他们的钱，拉他们的伕。反正我们的百姓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就拉他们上前线去死，尽其所有拿去供军需，他们也不会出一句怨言。”胡适看了董的文章十分震惊和气愤，于是写文章反驳董时进:“老实说，我读了这种议论，真很生气。我要很诚恳的对董先生说：如果这才是救国，亡国又是什么？董先生的‘我们’究竟是谁？董先生是不是‘我们’的一个？‘他们’又是谁？董先生又是不是‘他们’的一个？这样无心肝的‘我们’牵着‘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的‘他们’‘上前线去死’，——如果这叫做‘作战’，我情愿亡国，决不愿学着这种壮语主张作战！”（《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

1962年2月24日，胡适去世。蒋介石送上了一副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应该说，蒋介石十分了解胡适，他的评价十分中肯，所谓“旧道德的楷模”实指胡适没有抛弃遵母命迎娶的没文化没相貌的结发妻子，这是胡适与民国时期的很多大人物截然不同的地方，那个时期，很多大人物都是家里有个父母之命的妻子，外面有个情投意合的爱人，还不解除婚约，让女人一辈子守活寡。无法确定胡适是崇高还是懦弱，至少有点责任，没有祸害女人。

下面的文字是毛子水先生为胡适先生撰写的墓志铭：

  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

　　我们相信，形骸总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一直是鲁迅的忠实读者，尤其喜欢他的小说。鲁迅思想的载体基本上是杂文，但我觉得他的杂文就艺术性来讲，是远逊于他的小说的。鲁迅对中国人、中国文化的认识，来源于他的阅读、观察、思考，其中，受美国传教士明恩溥的影响最大，明恩溥的《中国人的气质》是鲁迅十分喜爱的著作，鲁迅的不少观点都与之相同或相似。当然，鲁迅比明恩溥对中国的了解和观察更全面、更仔细，结论也更深刻。可是，鲁迅也有他不那么好的地方，就是比较极端，非此即彼，不认同的思想、不喜欢的人就非得往死里骂才舒服，而且喜欢把他讨厌的人往那些不好的标签上硬靠，比如骂梁实秋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骂胡适“出卖灵魂”、“丑态而蒙着公正的皮”、“催人呕吐”、“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骂林语堂“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

鲁迅的新文学成就受益于白话文学运动。或许有人会说，以鲁迅的智慧与开拓精神，运用白话文写作也是应有之举，然而客观事实是：鲁迅的白话文小说，诞生在胡适首倡的白话文运动之后。

鲁迅批判传统，否定传统，对文化、人性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可是，鲁迅几乎从来没有过对制度的批判，北洋政府时期还写过批评当局的文章，自国民党统一中国之后，这类批评文章就比较少见了。

谁的“骨头”更硬？

我无法比较胡适与鲁迅的“骨头”谁更硬一些。“骨头”这个东西谁都有，硬不硬，有多硬，不好说。

我曾经写过一个小文章《鲁迅的“骨头”》，其观点有四：一、鲁迅一生著述颇丰，其作品达600多万字，除了部分日记，几乎所有的作品都公开发表和出版过。既然写文章发文章没有麻烦，应该不需要多硬的“骨头”。二、鲁迅一生结怨很多，遭受过很多人的谩骂、围攻甚至诬陷。然而，这些人骂也好，攻也好，诬陷也好，动的都不过是些笔杆子，没有任何确切资料表明，有哪一家警察局和其他政府部门调查鲁迅是否拿过卢布、拿过日元。至于笔杆子之间的战斗，恐怕再多的笔杆子也没有鲁迅的笔杆子锋利、有力、一针见血、效果明显。鲁迅是笔战中的胜利者，对手连他的皮毛也不曾伤及，更不用说骨头了。从这个层面上来看，也没有事实证明鲁迅的“骨头”是硬还是不硬。三、鲁迅的确生活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混乱、无序、政治迫害时常发生。庆幸的是鲁迅没有遭遇陈独秀的三进监狱的折磨，也没有受到警察和特务的严刑拷打，甚至连被叫到哪里“喝茶”的经历也没有过。精神迫害是有的，恫吓威逼也可能发生过，但没有形成与鲁迅“骨头”的必然联系。四、鲁迅所处的时代生活水平低下，很多人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吃不饱、穿不暖的事情随处可见，一些外国政府或出于善意或另有目的，给予中国民众一些食品、物品的援助，于是便时常发生一些“不食嗟来之食”的故事，认为表明了中国人的骨气，也可以看作“骨头硬”的表现。可是，鲁迅没有这样的“机会”，早期鲁迅刚步入文坛时稿费收入还不那么丰厚，可他在教育部任职，一个月有300元现大洋的薪水，维持生活足够了，后来鲁迅在教育部的职务被免，然每月300元的现大洋还是拿了多年，不存在生活困难的问题。后来，鲁迅的稿费收入越来越多，已经步入富裕阶层，根本不需要哪个国家的面包救济，也就不可能有绝食之类“有骨气”的行为发生。

一些人所谓鲁迅生活在白色恐怖之中，时刻面临危险其实是夸大之辞，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鲁迅面临过生命危险。鲁迅不被国民党待见倒是事实，像大陆当年禁止胡适著作出版一样，台湾也长时间禁止鲁迅作品出版。其原因应该是意识形态的不同，鲁迅一直亲苏亲我党。鲁迅的杂文只批判文化和人性，很少对制度和时政进行过批评，从未对当时的大人物进行过“非议”，风险其实没有胡适大。我怀疑所谓当局迫害甚至暗杀之类传说可能并非事实。

胡适的“骨头”有多硬，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胡适面临的风险比鲁迅更大，诱惑也更大一些。他不仅质疑“国父”、批评制度、要求民主、攻击现行政策，而且直接怒怼蒋介石，让领袖颜面扫地，下不来台；他不仅在高官厚禄面前毫不动摇（拒绝担任教育部长、考试院长），而且奉劝蒋介石“尊重宪法”；不仅有国民党高官要求通缉他，而且最高统治者一直对他心怀不满，随时都有可能遭遇不测。好在有惊无险。

胡适和鲁迅面对的主要“敌人”都是文人，文人手上无枪无炮的，没那么可怕。基于此，胡适从不回应包括鲁迅在内的文人的骂，只是阐述他的观点，与人争论也是心平气和的。

鲁迅慧眼识英雄，站在了胜利者一边，胡适固执己见，与我党渐行渐远；鲁迅死后在大陆哀荣备至，胡适在大陆一直备受冷落，还曾经作为“战犯”被通缉；鲁迅慧眼识英雄，站在了胜利者一边，胡适固执己见，与我党渐行渐远；鲁迅死后在大陆哀荣备至，胡适在大陆一直备受冷落，还曾经作为“战犯”被通缉，鲁迅至少讨好了一头，胡适是两头都不讨好；胡适看起来离权力很近，实则离权力很远。鲁迅看起来离权力很远，实则离权力很近。

鲁迅的见解精彩不精彩？精彩，深刻不深刻，也深刻。可是，我总感觉鲁迅的精彩与深刻带有某种神秘和模糊的元素，这可能是他的见解容易被人利用或者有无数种解读乃至可以无限放大的基础。其实，鲁迅揭露的中国社会的病态现象和中国人的那些劣根性，在《儒林外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象》、《中国人的性格》等著作，以及黄宗羲、顾炎武、郭嵩焘、严复、梁启超等人的文章中亦有披露，只是鲁迅将其文学化、形象化了，鲁迅概括出来的“精神胜利法”，不就是几千年一以贯之的自欺欺人吗？

胡适依靠他的批判和建树，让中国有所改变，而鲁迅虽然让中国人明白了不少道理却从未起到过改变的作用。这个事实太过明显，不知我们的学者和评论家为什么没有发现？以前，我也以为鲁迅的思想比胡适的思想更深刻，通过阅读胡适，又反复对胡适与鲁迅的文章进行比较之后，我再也不会无知地说鲁迅比胡适深刻了。看看胡适与鲁迅发动和参加的那些大争论就知道了。胡适：“文学革命”论争、“问题与主义”之争、渐进与革命之争、科学与人生观之争、东西文化之争、人权问题之争、民主与独裁之争、中国文化道路选择之争……鲁迅：“衣冠禽兽”与“才子加流氓”(鲁迅与与郭沫若)之争、“旗手”与“恶少”(鲁迅与旅蛰存)之争、“互骂畜生”（鲁迅与林语堂）之争、“乏走狗”与“乏牛”(鲁迅与梁实秋)之争、“太阳”(高长虹)、“月儿”(许广平)、“夜”（鲁迅）之争、“两个口号”(“国防文学”与“大众文学”_——周扬等人与鲁迅)之争……思想深浅、格局高下，一目了然。什么是“思想”，我无法准确定义，但觉得“思想”不是将结论在文字上绕圈——哪怕这“圈”绕得很漂亮，“思想”是用浅显的文字揭示事物的本质。

在学术圈尤其是鲁研圈，有一个十分盛行的观点：鲁迅深刻，胡适浅薄。我不知持这种观点的人，是否全面系统地阅读过胡适著作，又是否认真地阅读过鲁迅？毫无疑问，在文学创作上，胡适无法与鲁迅比肩，可思想上，胡适无疑要高出鲁迅很多，胡适不仅对中国传统包括历史、制度、文化、人性进行了系统反思和深刻批判，而且给出了建设新社会的方向。胡适的思想是系统的一致的积极的光明的。胡适的一些文章和见解，在今天读来，仍然让人醍醐灌顶。胡适的言论更大胆更尖锐，也更深刻，只是，胡适不骂人。有人说，鲁迅看重批判，胡适看重建设，甚至还有人以无比高度的姿态告诉人们：鲁迅和胡适是互补的可以融合的。我觉得持这些想法的人很可笑，因为他们根本不了解胡适和鲁迅。胡适不仅批判，而且批判得很全面很彻底，只是，胡适的批判是为了建设；鲁迅批判得很猛烈很入骨，然而，鲁迅的批判是在局部范围内，他批判的目的是为了展览给大家看，以期自省。胡适与鲁迅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根本就不可能“合”到一起。

我相信，认真读过胡适和鲁迅的人，只要不带立场和偏见，便很容易分辨出谁有思想，谁更深刻。 

（2024年11月28日）

【作者简介】倪章荣，笔名楚梦。男，湖南澧县人，居长沙。作家，文史学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南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在《中国作家》、《芙蓉》、《芒种》、《作品》、《湘江文艺》、《湖南文学》、《同舟共进》、《书屋》、《看世界》等国内刊物及《领导者》、《阳光》、《二十一世纪评论》、《世界华文文学》、《新中原报》等香港、美国、加拿大、东南亚中英文期刊发表文学和文史作品200余万字。著有《邪雨》、《红色引擎》、《许佳的夜晚》、《去和爸爸过年》、《旧鬼》、《在军营里成长》、《1976年的秋天》、《陪葬》、《温***床》、《无毒蛇》等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发表《宋教仁之后的民国宪*政》、《孙中山与中国现当代政治格局》、《作为政治家的宋教仁》、《重写民国史》、《辛亥革命深思录》、《“五权”与“三权”》、《关于士大夫与知识分子的思考》、《罗伯斯庇尔与法国大革命》、《一个伫立在法理之上的国家》、《民国才女和她们的命运》等文史作品。40多篇作品被中外选刊及其各种年选选载。

总编辑：湖畔烟树

执行编辑：艾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