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作者:陈振民
我不是书法家，但我喜欢欣赏书法。对上世纪六十年代郭沫若与高二适为主的“兰亭论辩”，后来网上对它的介绍评论，以及前不久有关报纸纪念高二适特刊等文章，我都比较关注。在这种关注中，我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愿意公布出来与朋友们交流。
一、关于毛泽东的支持
当年郭沫若发表了《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主张传世《兰亭序》从帖到文均非王羲之作品，而是智永的依托之作。之后，高二适
写了《<兰亭序>的真伪驳议》进行反驳，并由章士钊推荐给毛泽东要求支持发表。毛泽东看后答复章说：“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随即将高文转郭，同时写信说：“请研究酌处···笔墨官司，有比无好。未知尊意如何？”从而践行了对郭的“劝说”。郭看后欣然同意，立即让《光明日报》很快登出高文，自己也准备另撰文与高讨论。这就是高文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发表的过程。它是事实。于是有些人一提起这件事就一再在媒体上强调毛如何“关心”了高，“肯定”了高，极力要给人造成一种印象：是毛在支持高文否定郭的观点，争论的双方是高对郭错。其实这是一种误导。按上述事实，毛对高的支持是从执行“双百方针”上考虑的，并不代表他对争论的具体是非的看法。相反，在争论的基本观点上，毛实际上是赞成郭的。报载，毛支持高文面世后，又关注双方“笔墨官司”的进展，曾向人问道：“郭老的《兰亭序》官司怎样了？能不能打赢？”当他看到郭新撰的《“驳议”的商讨》和《<兰亭序>与老庄思想》二文从书法发展的时代性、《兰亭序》文章的思想倾向，以及双方争论的其它焦点等方面反驳高的“驳议”后，给郭老写信说：“大作两篇清样均已收读。文章极好，特别是找出赵之谦骂皇帝一段有力”①；以如此称许的语气赏评郭文，不能不令人体味到毛在双方争论问题上的基本见解和倾向了。所以说，毛对高的支持是政策性的，对郭的支持则是学术性的。当然，我们还是主张学术是非应以学术理据论定，不应以领袖的片言只语给自己增加砝码，但万—需要回顾那段争论中毛泽东的态度时，应该全面反映，不能只强调一面。
二、关于晋代书法的特点
按郭沫若一方的观点，东汉是隶书的高峰，晋代距东汉近，书法基本上还处于隶书时代，虽然也有其它形式的书写法出现，但仍不脱离隶书笔意。这不仅有王谢墓志为证，还有《宝子碑》、《龙颜碑》、《砖刻刘觊买地卷》、《刘墓志》、《王丹虎砖志》为据。不仅可从砖石之刻上决断，且可从尺牍及书籍手抄本之类的陆机《平复帖》，李柏《书疏稿》、王羲之《豹奴贴》、《十
七帖》，甚至隋前的《丧乱帖》、《孔侍中帖》，以及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南北朝写经体可以认定。而传世《兰亭序帖》整体上并不具备隶书笔意，故非晋人王羲之之作。
高二适一方在反驳中说郭方只以两块王谢墓志立论，是“孤证不立，偏难概全”，这是不合事实的。王谢墓志只是郭提出问题的“缘起”，远非其全部论据。同时高方还说上层书法和民间书法有一定距离，砖刻主由民间陶工所书，不能用晋砖文字窥探书家多种笔法等，说法本身是对的，但都指谪得不合郭所根据的实际。
前些年晋代《高崧墓志》出土，被有的人认为合于唐代楷书，以此护卫传世《兰亭序帖》非伪的观点；但是论者却未再检查一下《高崧墓志》是否还带隶书笔意。我想，如此再检查一遍，情况可能会有变化。任何脱胎于旧事物的新事物，都不可避免地会带有旧事物的某些痕迹，这是一条不能更改的定律，问题是你是否从这个角度作了观察。高方观点认为完全脱离隶书笔意的楷书可以在隶书时代出现，这就无异于说完整的社会主义形态在封建制的环境中就会存在。这，能合乎实际吗？
当然，隶书时代偶尔出现初级型楷书的情况是有的，这一点郭文也谈到了，他说：“《十七帖》中的《青李来禽帖》是行书，颇带后来的楷法，但与《兰亭序帖》也截然不同。”所谓“载然不同”，当然是指其在行楷上没有《兰亭序帖》那样高度娴熟，仍带某些隶迹。否则，天下第一行书就是《青李来禽帖》而不是《兰亭序帖》了，或者是两者并誉而非兰亭独名了。所以，郭接着说：“我们不能以王羲之‘兼精诸体’为辞而掩去这个时代的矛盾。”
总之郭并不是完全否定晋代有行楷的出现，而是认为晋代不会有传世《兰亭序帖》那种极为完美，能超过行楷高原隋唐时代的整体书法水平而被称为天下第一行楷的作品。这是符合书法发展规律的至见卓识。
三、关于王羲之字体特征
王羲之书法特征，据郭讲，唐代以前就有定评。
晋宋间人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说：“羲之博精群法，特意草隶。”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说：“羲之…善草隶。”梁代虞和的《论书表》说：“羲之尝以草隶答庾亮…书焕若神明。”梁代吕肩吾《书品》说：“王羲之，善草隶者。”《晋书王羲之传》说：“（王）以骨鲠称，尤善隶书，为古今之冠。”这些都说明王羲之以草写的隶书为长。而传世《兰亭序帖》却是行书，且是行书最高峰，盛名远过于其草隶。奇怪的是，当时的书评家却不以行书概括其成就，而偏重其草隶，这就令人怀疑传世《兰亭序帖》是否出自羲之之手。
当然，如《晋书》所说羲之是“博精群法”，似乎传世《兰亭序帖》也应包括其内；但梁武帝《书评》却说“王右军书字势雄强，如龙跃天门，虎卧凤阙”，而传世《兰亭序帖》却与之相反，郭沫若称作“妩媚”最是切当。高方观点认为这是个艺术欣赏和评价的问题，还有个辗转叠摹效果的问题。这种辩解是无力的。人们的艺评眼光固可以各有不同，但只要是行家赏评，总不至把瘦子说成胖子，把妩媚说成雄强吧。辗转叠摹之间固亦可能夹杂自法，但既是善书者叠摹，总不能干脆失真，且失得达到传世《兰亭序帖》的水平；如真是这样，传世《兰亭序帖》的美誉还能归于王羲之吗？叠摹者岂不早就出了盖世之名了？所以这种辩解不成立。
高方还有一观点是：据历代书评，称晋人之草虽有时指章草，但更多的是指今草，以说明王羲之之草已脱离隶书笔意。但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即所谓“历代书评”究竟是什么时代的书评？其时代该早不过离王羲之之时最近的上述晋宋间、南北朝诸种书评吧？
如此，其说服力就要大打折扣，因其离王较远，如果接触的所谓王书是赝品，其所评就自然很“隔”了。特别是他们举了唐代书评家张怀瓘所列王羲之所善之草即今草来否定南朝书评家所说的王羲之最善章草，就更为离靶了。张所列王之今草是否王作，很可怀疑。正如郭云：“就跟大小篆书之让位于隶书章草一样，隶书章草随着时代的进展也不能不让位于真书和行草书了。后人所崇拜的王羲之字迹，大都不是王羲之自己写的。”这，确实应引起我们探讨历代书评时予以注意。
四、关于“癸丑”二字的填改
按郭沫若的说法，传世《兰亭序》不仅书法非王羲之所写、而且其文章也不合王的思想、性格和书写之时的心情，故亦非王文而应是后人依托王名而作的。此说虽有争议，但亦难被驳倒。尤其是郭还提出
了文中“癸丑”二字的填改问题，他说——
“暂且把文章的真伪问题避开，就字论字吧。依托者在起草时留下了一个大漏洞，那就是一开始的‘永和九年，岁在癸丑’的‘癸丑’两个字。这两个字是
填补进去的，属文者记不得当年的干支，留下空白待填。但留的空白只能容纳一个字的光景，因此填补进去的‘癸丑’二字比较扁平而紧接；‘丑’字并且还经过添改。这就露出了马脚，足以证明《兰亭序》绝不是王羲之写的。在干支纪岁盛行的当年，而且已经是暮春三月了，王羲之写文章，岂有连本年的干支都还记不得，而要留空待填的道理？”
这段话是郭与一位懂得书法和书法史，却又不认为《兰亭序》文章是伪作的朋友谈的，他的话还未十分说完，朋友已恍然大悟而认可了郭的观点。
值得注意的是，郭的这段疑问一直未见高方回应。
我认为这“癸丑”二字的问题，是否定传世《兰亭序》文章系王羲之所作的一个尖锐的内证。
不过，依托者既然能记得《兰亭序》原作的大部分文辞，为什么偏能忘记了“癸丑”二字？我考虑，大约是文章主体部分的美丽辞采吸引了依托者，所以他大多能记得，开头的岁时干支是枯燥的，所以忘于脑后了吧！
五、关于宴集时王羲之的精神状态
《兰亭序》是参加兰亭宴集者所赋诗篇的序言。
郭沫若在文中谈到参加兰亭宴集者共42人，有26人作了诗，16人诗未作成。作诗的26人中有25人的诗都是乐观的，只有一人的诗“虽消极而颇达观”，并不悲观。王羲之的两首诗也是“丝毫看不出有悲观的气氛”。而传世《兰亭序》的一多半篇幅是为不能长生不死，永存不亡而“痛哉”、“悲夫”，情调显然不合当
时实际，也违背王羲之一贯的性格、思想和作风，故非王羲之所作。我以为这一断案极有见地。
不过，我又觉得郭谈得很节制。就王羲之的两首诗看来，他不仅是不悲观，不仅是一般的乐观，还曲折地带有积极进取的意思。请看其诗：
(一)“代谢鳞次，忽焉一周。欣此暮春，和气载柔。咏彼舞雩，异世同流。乃携齐契，散怀一丘”。
(二)“三春启群品，寄畅在所因。仰眺望天际，俯磐绿水滨。寥朗无堐观，寓目理自陈。大矣造化功，万殊莫不均。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
这第一首大意，是说他为暮春的和气柔风而欣然歌咏，为祭祀雨水而兴奋舞蹈，于是邀约了朋友们在土丘上放怀抒情。第二首大意，是进一步说在万类生发的春天，他放眼天际水滨，寥原朗野，明白了许
多道理，赞叹伟大的造化之功；他感受到万物萌动中种种不同的声息，为眼前尽是崭新的生机而畅快。总之，他为春而歌之舞之，为春而兴办宴集，他赞颂的是无穷无尽的造化，高兴的是天下一派新生。
物我合一，惺惺相惜。只有自身具备积极进取的精神，才能理解和歌唱大自然积极进取的状态。
这才是当时的王羲之。像这样的人，再加上他被郭老考证的一向正义、倔强和达观的处世态度，他会在《兰亭序》中大发什么生命将绝的痛叫，死亡来临的悲吟吗？决不会的！
因之，以大段篇幅表达对人生的绝望与悲痛的传世《兰亭序》文章，绝非王羲之的作品，不就是真正的科学结论么！
高方以王羲之思想是复杂的，“杂糅儒、释、道三家”来辩解。但是世间从来是特定的情境决定特定的事物，我们谈论《兰亭序》的思想，绝对不应脱离当时最起码的乐观情境，尤其是作者本人的喜悦心情。何况按史料看，王的思想只复杂到兼具儒道而无释，说其有释是无据的。而儒或道则是进取或达观，并非悲观。尤其应注意的是王的道家达观思想主要表现在其去官以后，而《兰亭序》写在其去官之前二年，那时他的儒家进取思想还是占上风的。
高方又以王羲之“乐极生悲”，“文章一出，风靡一时”来辩解。但是任何事物都依一定的条件而存在，“乐极生悲”也是有其条件的，不是所有乐极都会生悲。就当时宴集情况和王的平素倾向来看，我们找不出让其生悲的条件。所谓“文章一出，风靡一时”是真的吗？为什么在清初《古文观止》以前历代各家古文选本，特别是最早的几家选本如梁时的《文选》，六朝的《六朝文》，《南北朝文评注读本》都未收它？
高方还以宴集者之一孙绰的诗作乐观而其《兰亭后序》悲观来辩解。但是孙是孙，王是王，个人情况不同。孙诗中的乐观在性质、程度上都不及于王，加之他也不具备王一向的正义、倔强与达观（可参阅有
关工具书的介绍)，所以反映在其“后序”中的情绪特色也必然有别于王。郭说“这倒真是两个人的感情了，不能信手地‘合二而一’”，甚有其理。故尔，以孙之有悲证明王之必悲，是没说服力的。
看来，高方的这些辩解都不能成立。传世《兰亭序》文章非王羲之所作已不可置疑。而此文存在多处涂改，又只能说明他是作者起草的原稿而非他人缮录，这就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其书法亦非王羲之手笔
了。虽然其书法价值的确极高，只能归于别人。这对我们既欣赏传世《兰亭序》书法，又佩服王羲之成就的人来说，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
六、关于“兰亭”与智永
郭沫若从唐人刘餗的《隋唐嘉话》和何延之的《兰亭记》中，发现了曾掌握过王羲之墨迹的王的七世孙——陈代永兴寺僧人智永，从其本身的禅师身份和著名书艺方面经过一番考证，认为传世《兰亭
序》从文至帖均智永所为，依托者正该是他。其见说服力强，实为慧眼识珠。网上对此曾作充分肯定，说——
“郭沫若怀疑《兰亭序》是智永（的作品），这点很有道理。智永的字迹和《兰亭序》十分相似，反而，《兰亭序》与王羲之的其它作品相比，风格特征出入很大。如《兰亭序》中的‘和’、‘兰’、‘群’、‘映’、‘流’诸字和智永的书迹几乎如出一辙...我们在冯承素的《神龙本兰亭序》中，显然能发现，字迹并不像王羲之以往的作品，干脆爽朗，而且圆笔明显更多。（南朝）
宋代《淳化阁帖》的王羲之字迹，行行草草，并没有完全的行书，这和《兰亭序》是迥然有别的。因为行书，脱离完全的行书加草字，大概在隋唐时期，这恰恰是智永生活的时代。羲之生活的时代，行书和草书相参，才是普遍的书写字体。这点郭沫若先生的怀疑有合理性。”
这段加带自己新发现的网评，是相当精到的。而高方往往不正视这几种区别，其辩解令人总觉得有些勉强。无怪郭方把这类辩解称为“矫辩”。
搞清楚智永依托之事后，我们总该明白先前的所有古文选本未收传世《兰亭序》的道理吧，原来那个时候它根本就还未出世哩，更何论“风靡一时”！
同时，我们也由此弄懂了一个长久的疑问，那就是为什么传世《兰亭序》在无端的“痛哉”“悲夫“和所谓“录其所述”即录存时人乐观诗作后，会有“世殊事异”、“其致一也”之语。按说，若是王羲之写《兰亭序》，他是写当年当月当日休禊诗酒之事，并未涉及时势沧桑，所谓“世殊事异”从何谈起？而智永依托之说一出，此疑团就顿时冰释，因智永与羲之之间已隔了一个“南北朝”，自然就是“世殊事异”了。但他显然是忘记了他应以自己的七世老祖羲之先生的口气说话，竟然把他个人的隔了数世的今昔变易之感插了进去，显得不伦不类。再者，传世之序与原录之诗本是一悲一乐，大异其趣，而“其致一也”又从何谈起？乃缘智永依托羲之序文时，原序所附之众家诗作早已在流传中与序文脱离而不为智永所见，智永遂即以己之怀而度人之腹，以假想其悲而酿成此语也，从而造成名实不符。这些就终于使“世殊事异”，“其致一也”类同其“癸丑”二字的扁平涂改一样，恰恰使其依托之作连连露出了破绽。这，恐怕是智永始料未及的。
七、关于“法眼
对一个时代书法水平的评判，都必须按书法本身的事实说，不能凭心中的想当然说。郭沫若认为书法发展是一个渐变过程，不会在隶书为主的时代，一下来个大跃进，出现至今都被举世称绝的行楷高峰。
他说：“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呈抛物线形..在王羲之时代便要变到《兰亭序》字帖那样的字迹，没有那种可能。”这说法就是在分析了从秦、汉、唐由篆到隶、由隶到楷的漫长过程后得出的结论。
可是，高方偏不注意这个过程，总想凑起东晋一个行楷绝顶来。他们为了坚定自己说法的权威性，搬出了唐太宗这位皇上及其群僚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书法大家。说他们都认定了传世《兰亭序》是王羲之作品，说他们是“玄鉴”、“精模”、“睿赏”。这，已经被郭驳过了，且其驳获得当代最著名的书法大家(毛)的首肯，本可不论了。不料网上又有朋友说：“如果《兰亭序》是假的，怎么能逃过此类人（按指李世民、褚遂良等) 的法眼？而且李世民等人距离王羲之只有200余年，而郭沫若等人距离王羲之的时代却长达1300余年。”
我说，这说法依然是对封建权威的迷信，而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考察。须知，在李世民他们那个时候，智永的依托之作早就流传于世了，“乱花渐欲迷
人眼”，他们君臣“心摹手追”的就正是这个依托的赝品！他们并不具备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最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能有什么科学眼光，有什么所谓“法眼”呢？如果说他们有什么“法眼”，褚遂良怎么会在奉李世民之命而作的《晋右军王羲之书目》中，把传世《兰亭序帖》鉴定为“草书第一”呢？这《兰亭序帖》是草书吗？郭的文章可是早已揭发了这点哟！还有什么离王羲之200年与1300年的远近之差问题，科学考察的眼光是不能按这定优劣的。否则，春秋战国时儒家把商汤与周文武之时认定为太平盛世，近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就不能根据那个时代极其残酷的人殉、人祀及以人为畜并随意将其作为买卖赏赐物，而认定其为奴隶主压迫奴隶的社会了。行吗？
再者，前不久有人在报上撰文提到《晋书》评王羲之“笔势飘若游云，矫若惊龙”和书评家张怀瓘评王羲之书法境界为“灵和”等语，这似乎合于传世《兰
亭序》书风。但《晋书》又正是唐太宗大臣房玄龄等人完成的，张怀瓘更后于房等，是唐开元间人，他们所
见的《兰亭序帖》正是已风行的智永依托之作，故他们的评语，实际上是不自觉地评了智永的书法，将其归于王羲之无疑是张冠李戴。
八、关于史观、政治与公平
在研究学术问题时，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个人类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取得符合实际的科学结论的学术秘诀。在“兰亭论辩”中，郭沫若无疑掌握了这个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
法宝。不料，这却被人扭曲为“上升到了政治立场的高度”看问题，并由此说什么“辩论一开始就是不公平的”，这就不好了。须知唯物辩证法与唯物史观本
身就是一种哲学学理，无疑具有学术属性。虽然它的先进性和革命性决定了它与政治有关，但它本身并不是政治。因之纯粹从政治立场上理解它肯定是不对的，起码是片面的。而且详读郭的几篇有关学术论文，从始至终总是在摆事实讲道理，是顺据立论，口气非常平和，根本没什么牵涉政治立场之类的语句，也没那种反感对方的火气。相反，倒是对方有挖苦郭的词语，根据网传，高二适就曾以“何来鼠子敢跳梁，兰亭依旧属姓王”回击郭。瞧，这算得上真正的学者之风吗？真如网友所说，是“颇用意气”了。而郭为了告诫人们实事求是，不要盲从唐太宗及其大臣的看法，认为他们过目的东西就无真伪可言，他引用了毛泽东词中的“唐宗宋祖，稍逊风骚”，这本是自然的，应该的，谁知竟也被说成是“以势压人”。如果这就是“以势压人”，那么高方以唐太宗的所谓“玄鉴”、“睿赏”说事，就不是“以势压人”吗？把毛主席当成今势，唐太宗不就无疑是古势吗？所以，还是应看人家讲的是否真有学术理据，不要动不动在政治上论事归因。还有什么“想反驳，但政治条件不允许”之类，都是在郭的商讨下从学术上讲不出什么了，却“王顾左右而言他”，埋怨起政治来。其实政治根本未干预这回事。
试想，伟大领袖都为高文面世开了路，还有哪家政治势力敢逆其锋而向高挡道呢？没有哟！故尔，所谓“一开始就不公平”根本就不存在；后来的大多数学者著文支持郭，更与公平与不公平挂不上了。还有的说法是启功先生的态度有变化，即文革前启功是支持郭的学者之一，文革后一反前言，说以前支持郭是“言
不由衷”，“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这就不免要让人分析了：启功当年支持郭时有谁强迫他了？谁让他“言不由衷”了？没有呀；是他自己积极参与的嘛，能是什么被迫吗？揣其前后不一的形势背景，无非是文革前郭的崇高声望、文革后郭一度横遭贬损。如此，真正的“言不由衷”到底属于哪个时候的话，他已去世有年，我们不好落实了。因为从他当年支持郭的文章《兰亭的迷信应该破除》看来，字数长约五千，分了四个部分，且附有书法图片为例，或直率判断，或谨慎疑虑，都是出其自觉、自然，不现做作，很不好看出什么“言不由衷”来。不过，这或许怪我不够“明眼”吧。
尽管这样，启功先生的出尔反尔，也只是众多支持郭的学者中仅有的个例，说服力并不算强。
九、关于定论
“兰亭论辩”双方的文章早已汇编成册出版，支持郭者颇多，支持高者甚少。之后，虽仍有个别支持高的文章发表，但其观点基本不出当年郭之考虑和商讨所及，所以难成否定郭说的利器。有的朋友谈起
这场争论，总是说“聚讼纷纭，难有定论”。其实，在我看来，定论并不难作，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坚持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如能坚持这一点，能全面地、联系地、本质地、发展地看问题，重视事物的时代性、运动的规律性、情境的规定性、相互的制约性，就不难看出郭高双方到底谁的理由长。对传世《兰亭序》郭方主伪为是，高方主真为非的定论就很容易作出了。而如果就一些枝节问题、非本质问题不断地予以搅合，就自然难免如临一堆乱麻，急忙理不出头绪，辨不出黑白。
当然，由于千百年来“王羲之《兰亭序》”的盛名，以及“王羲之乃书圣”，“《兰亭序》乃天下行书之首”的定评已深入人心，尽管主伪者一再声明这并不是否定《兰亭序》和王羲之各自在书法史上的价值和地位，只是恢复历史真实，但要改变习称的“王羲之《兰亭序》”的说法并不是短时期的事，它绝对地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正如郭沫若替曹操翻案一样，虽终在学术界获得认同，教科书对曹操也有了公正的评价，但由于三国小说和戏剧的广泛流传，一般人仍习称曹操是个奸贼。或理智上承认曹的贡献，感情上否定曹的为人。这是多年的正统观念使然，不是说变就能变的。但毕竟与封建时代不同的是，肯定曹操的声音大大地多起来，高起来，并继续多下去，高下去。如此久而久之，社会上对曹操的正面评价肯定会占取上风，成为主流。《兰亭序》从帖到文的归属问题，也会是这样的，它终究会在普遍的舆论上被摆顺。如果要用一个公式表达的话，那就是：旧说独占市场——新说闯入市场，但还居弱势——新旧两说在市场旗鼓相当——新说渐占强势——新说独占市场。
这，就是我们对“兰亭论辩”的另一种定论。是耶？非耶？不妨拭目以待。一代人看不出，就多代人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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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零零星星地写了几段，明张旗号曰郭是高非。我这样说并非对高先生不敬，他的草书我欣赏了，确称当代一位大家，心中着实佩服。对郭那样的文坛领袖之文，高有所异见也敢于直书上达，精神可贵。
而且通过争论，使真理愈辩愈明，更是好事。至于他的“兰亭”观有问题，我们自然也不应避讳。毕竟他坚持的不是真正的真理，而是历史因袭的误判；因而并非所谓“立论精严，援据充分”，“从根本上推翻了郭沫若的‘依托’说”，而恰恰是相反。故我们确应尊服其风骨，但又实不宜妄赞其观点。本篇拙文仅是我的门外书谈，特献之于读者，以期赐教。
注：毛泽东这几句话见《光明日报》2012年1月18日11版所载《毛泽东与<光明日报>二三事》一文。
(原载《后土文化》2016年第1期，总第53期)
都市头条编辑:张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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