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才诏令一：高帝求贤诏

       古之平治天下，首在得人。文王得太公望于渭水之滨，襄助两朝，遂灭殷兴周。桓公得管仲父于囚车之中，七合诸侯，乃扶周攘夷。二者，皆得人之典范也。今读求才诏令三则，有感焉。

         《高帝求贤诏》颁于汉高祖刘邦称帝第十一年。是年也，韩信，彭越俱灭，异姓诸侯消亡殆尽，天下遂成一家。高帝下诏求贤。称昔同士大夫共平天下，今欲同士大夫共治天下。文中以周文，齐桓自许，充满了开国帝王那种大度雍容胸怀。高祖本起自于布衣，善用萧何、张良韩信三杰，遂灭秦平楚，遂得天下。今萧何已老，张良已隐，韩信已死，骄免死而走狗烹，飞鸟尽而良弓藏，以失天下之望哉！古诏告天下，以示求才若渴之诚！以位尊之，以利诱之，以待才来。读此诏文，时代背景不可不察也。

求才诏令二：武帝求贤诏

     汉之选才，制曰＂察举＂，《高帝求贤诏》，令地方举才，是为先声。惠帝、吕后诏举“孝弟力田”，始有科目。文帝下诏要求“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且定下“对策”（考试）和等级，此为察举正式之始。至武帝时，察举趋于完备，科目可分为常科（岁科）与特科两类。岁科有孝廉、茂才（秀才）、察廉（廉吏）、光禄四行；特科又分为常见特科和一般特科。上述科目，岁科为先，其中又以“孝廉”至重，举人最多。特科中则以“贤良方正”为最重要。 

     《武帝求贤诏》颁于武帝元封五年（乙亥，公元前一零六年），据《资治通鉴》，是年也，长平烈侯卫青薨。上以名臣文武欲尽，乃下此诏。吾查《史记》、《汉书》，武帝时有传之名臣，确于斯年多故，止余桑弘羊、霍光数人。诏中云，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此语出言高迈，非同凡响，非雄才大略者不能言之。武帝本非常之人，方能却匈奴，通西域，招西南夷，收两越，成非常之功，肇汉域之基。其用人也，不拘一格。举卫青于骑奴之中，拔主父于舍人之间，不以枚举，可谓得人之盛。诏中又云，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 。此语甚得举才之妙。凡人才者，必非常人，有异言异行，若奔踶之千里马，负俗之能臣。考之前代，管仲者，有贪利惜命之讥，终助桓公成其霸业。丞相陈平者，有盗嫂贪金之称，佐高帝以成帝业。汲黯，魏征者，常直言犯颜，以谏其君。驶得此等臣子者，方为高明之君，高帝，汉武，唐太宗是也。

求才诏令三：武帝唯才呈举令

       自东汉以来，读经日盛，世族泛起，察举渐被高家世族把持，鱼目混珠。正如《桓灵时童谣》所唱：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为了打破这种格局，不拘一格举人才，遂有曹孟德《求才三令》。

       其一为《唯才是举》令，颁于建安十五年（210年）赤壁之败后，全文如下：

        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易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求取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

       “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此令旨在＂唯才是举＂，是《武帝求贤诏＂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文中有四个典故，孟公绰语出于《论语》，意味孟公绰德高寡才，只可作道德示范，不可治国。吕望出身贫寒，却能兴周，管仲贪利，却佐桓公称霸，陈平有盗嫂之讥，却助高帝灭项，皆成不朽之功。所以曹操要唯才是举。曹操祖父为宦官，虽自称曹参之后，但东汉时已沦落为寒族地主。佐之起兵的夏侯家族亦然。为了构筑自己的班底，他在举用世族道德之士的同时，也望使用寒族出身，甚至有负俗之累的人才，故在赤壁之败急需人才之时有此令。

        其二颁于建安十九年（214），曹操平定关中、杀伏皇后之后一两个月，令曰：

       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观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

      第三次《求才令》颁于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八月。那时三国分立的形势已确立，曹操已于前一年由魏公进爵为魏王。令文曰：

      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疑。

      后两个《求才令》表明，随着曹魏代汉的步伐的加快，曹操网络自己势力的需要越来越迫切，因此要加快打破旧汉以世家势力为根基的旧格局，这己经不是单纯的举人才了。

       总结曹操的用人思想，一言而蔽之，是“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重德与重才须因时而异。当打天下时，为了减轻反对力量，壮大自己阵营，对于才智之士，需要努力罗致，所谓“文武并用，英雄毕力＂。讨于这种用才的辩证法，也须辩证似之，不可一概而论。

       从曹操的《求才三令》中，依稀可以透视曹操那＂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形象和＂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事业追求。

       《高帝求贤诏》、《武帝求贤诏》、曹操求才三令，不仅反映的是古人对人才的重视，而且反映了他们不同的人物胸怀，气概。用武帝的话说，盖有非常之人，才求非常之才。

      可惜西晋以后，世族反扑，＂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左思《咏史》），察举制走到了历史尽头。隋唐以后，科举取才成为定制。这些求才的非常诏令不再复见，惜哉。

      观之今日，这些求才诏令是有现实意义的。求才切忌阶层固化，考试必求公平。另外，考试求才，只是常规，除此之外，推荐，考察，实践锻炼，都应使用。所谓不拘一格求人才。才能尽才是用，把复兴中华的非常事业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