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

前言：

屈指一算，母亲、姨妈、表姐都已经在多年前离世了，然而这三位沪上巾帼生前所做的不少令人起敬的往事直到如今都那么鲜活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有些特别让我难以忘怀的亮点会时不时地闪现出来，让我感叹不已。今天得闲，我又一次将此旧文发表出来，让读者诸君了解一下那个年代中国女士们别有魅力的往事，共享共乐。此文较长，分两次发表，这是第二部分。

沪上三巾帼

文/龚如仲（Ralph）

除了会烧菜，母亲还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是发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中国面临严重自然灾害时候的事。

那时候的中国人生活很苦。尽管上海人按月有定量的粮食供应，但数量少得可怜，而市场上根本买不到足够充饥的蔬菜、肉类或面点。上海人和其它地方的中国人一样，一日三顿吃不饱。父亲是干苦力的，而我又是一个正处于发育时期的读书郎。面对此况，母亲毅然决定：自己尽量少吃或不吃东西，把省下来的那些数量少得可怜的粮食给我父亲和我享用。直到很多天过去了，父亲和我才渐渐感到了她的不对劲：母亲满脸浮肿，步履蹒跚，浑身无力。于是我们只才发现了她几乎顿顿不吃正经粮食的秘密。知道真情之后，我们坚决制止了她那种几乎是自杀式的“辟谷”。但那一次母亲对父亲和我的那种无私关爱和牺牲精神让我的心灵受到了很大的震撼。幸亏自然灾害不久就结束了，否则的话，母亲的命运不敢设想。所以，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母亲是我心目中第一个了不起的沪上巾帼。

          （二）姨妈的故事

母亲勤奋、能干的衣钵也自然地传给了她的妹妹，即我的姨妈。

比我母亲小五岁的姨妈，不仅也能烧得一手好菜、把家务打理得井井有条，而且她还有一项我母亲望尘莫及的本领 — 非凡的理财能力。

   在我印象中，姨妈和姨父是开小店的，开了一家货品俱全的杂货店。姨父比我姨妈大十岁，是一位带着黑边眼镜、说话轻声细语的和善老先生。虽说小店的法人是姨父，但实际上，店里的采购、卖货、盘点、结账全由姨妈一手包办。倘若在姨父和姨妈之间有任何分歧或争论发生，最后赢得胜利的一定是我那头脑精明、口才一流的姨妈。

在姨妈独裁式的经营下，小店搞得红红火火。不用操心费力的姨父成天价坐在房间里看看书、读读报，有时他喜欢把双手交叉在背后，慢悠悠、乐呵呵地在户外散步，小日子过得格外轻松自如。

   除了经营生意，姨妈在办理事情、对外应酬、为人评理等诸多方面也是一把好手。姨妈的亲朋邻里们总是把她当作“公道的评理人”，一旦有纠纷发生，邻居们常常乐意请出姨妈充当评判员。虽说大字不识几个，但姨妈的逻辑思维特强，说服能力极佳。只要有她在场，似乎是再难的纷争也可迎刃而解。在那个年代里，姨妈绝对称得是一个“胳膊上行得马，拳头上立得人”的女强人。

姨妈还是一个深明大义的人。那是一个男儿要当家，儿子要在家伺候父母的年代。姨妈和姨父膝下有一儿、一女。可是他们的儿子（也就是我的表哥）当时受到了革命思想的熏陶，坚决要离家到青海一个极荒远的山区里去当地质勘探员。地质工作相当艰苦，同时也颇具危险性，所以姨父坚决反对表哥的“荒唐决定”。因为他们老两口子只有一个儿子，况且“上海城里也不难找到一份可心的工作”。然而，姨妈却特别想得开，她认为“男儿离家，闯荡天涯，是正理”。 于是，她说服了老伴儿，尊重儿子的选择，支持儿子到边远山区去实现自己的理想。现在想一想，一个从未上过学的普通妇女，竟能有如此胸怀，实在难得。

一句话，从我姨妈身上，我看到了那个年代上海女人的精明、能干和大气。毫无疑问，我姨妈也是一位了不起的沪上巾帼！

          （三）表姐的故事

时过境迁，母亲和姨妈老了，退出了她们有过精彩表演的舞台，“历史的重担”该轮到下一代人来挑了。姨妈为人精明、善于算计的基因也遗传到了她女儿，也就是我表姐的身上。

说到我表姐，我不得不先提一下他的丈夫戴圆晨先生。戴先生，也就是我表姐夫，是与苏星和于光远这两位中国大经济学家齐名的著名学者。退休之前，我姐夫戴圆晨是博士生导师，是中国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也是中国最权威的宏观经济学家。我姐夫的一生是与金融打交道的。

可我表姐呐，她的文化水平仅仅是高中毕业，其职业不过是个在一家幼儿园工作的幼教老师。若论经济头脑，我表姐与我表姐夫绝对不在同一水平线上。但是，就是这位看上去不起眼的上海女人，在中国刚刚开始出现股票市场时，就成了股市大厅里的第一批弄潮儿。她在玩股票的整个过程中，从来不和她丈夫 --- 一个在当时中国炙手可热的大经济学家商量，一人独闯天下。她从几千元人民币玩起，越玩越大，越玩越精，从买原始股开始，一路冲杀，最后为全家赢得了上百万元的家产。这个上海女人的成功让她的经济学大师级的丈夫大为叹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表姐称得上是那个年代的一位巾帼不让须眉的沪上女英。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