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报任安书》

人生自古谁无死？

重似泰山轻似毛。

奋笔煌煌百三十，

汗青含韵比离骚！

直语总为臣尽忠，

此身孰料遭非刑！

满怀悲愤诉何处？

浩气长留史记中。

（一）

        性格决定命运，信矣。

      《报任安书》有云，“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迁既蒙此奇耻大辱而不死，发愤著书而成《史记》，成就一千古之太史公，固华夏之幸也，然终究其人生之大不幸也。然究其受刑之因，乃其性格故也。

        陵之倾覆，于汉武一大刺激也。盖前陵胜之信屡抱来，朝廷兴高采烈之氛浓矣。忽传来陵降于匈奴之信，帝心之失落可知！迁亦自云，“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众乃随而媒孽陵短，而迁为之辩。直则直矣，非智也。陵苦战不已，是也，然其降于敌，即有苦衷或他因，終失节也，乃其非。此基本是非，迁之不查，其失之一也。吾查阅班氏《汉书》有关陵之传事，陵之孤军失援，其责本在于帝，因其协调诸军不力，且偏于贰师故也。然此语亦非当廷所可语者。迁当帝面，历数陵之功，为陵辩解，实则责汉武之过也，且置汉武颜面于何地？此迁之失二也。故汉武大怒，以为迁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迁于狱，罪名曰诬上。然此时帝犹未罪及陵之家人。事后汉武亦悔陵之失援，固遣公孙敖讨匈奴以迎陵而未成。敖误信人言，回报曰陵已为匈奴所用，训匈奴师以伐汉。汉武遂杀陵之全家，遂永失陵也。迁之罪名亦坐实矣，当死。据汉律，或赎或宫以代之。迁无力以赎，因史记未成，故自请其腐，悲哉。若迁当日不为陵辩于庭，待事后帝心稍平，缓缓为帝言之，当不至于如此。

        据《汉书》，汉后使匈奴，知训匈奴师之非李陵，实乃李续。则汉武亦知迁前罪实不至死，宫之过矣。故擢其为中书令以偿之。中书令者，掌帝之机枢之近臣也，然迁心理伤害已成，以此为宦者所宜，精神创伤更甚也。

       总之，陵之悲剧，汉武有过者九，陵之过一也。迁亦有失，但罪不至死。太史公不查君之性格，一味以为士当正行直言于君，固其性格也，以宫者終，悲哉。

（二）

        司马迁是汉代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但是他性格是有缺陷的，主要是固执而不知变通，智商高而情商低，发言不分场合，不看对象。这种性格实则是无法立足于朝堂上的。从他在《史记》中所流露的情绪看，他同汉武帝发生冲突也是必然的。

        比如说，司马迁对待卫青霍去病和李广的评价和态度就不一样。他对李广评价有加，对卫青和霍去病实有非言。下来一一言之。

        先说李广。李广是秦时名将李信的后世子孙，代传将才。的确身上有许多为将的优奌。比如矫勇善射，身先士卒，能同士卒同甘苦，自尊心强，敢作敢当，充满了军人风格。但一生却未能以战功封侯，最后竞因行军误期，不愿受审而自杀。司马迁很崇敬李广的人格，对他的悲剧命运充满了同情。在史记中，他用饱含感情的一支笔描述了李广的一生，最后说，：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於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猿臂善射，实负其能。解鞍卻敌，圆阵摧锋。边郡屡守，大军再从。失道见斥，数奇不封。惜哉名将，天下无双！  

        对于士兵来说，李广确实是个很有人格魅力的将领，对于司马迁来说，就李广最后保持人格尊严，宁愿自杀也不愿受辱的作法，他也是很钦佩的。所以他对李广充满了赞美。

       但是，李广的缺奌也很明显。最少在《史记》中就有三处。第一，缺乏政治敏感性。李广在平七国之乱时，作为朝庭将领，却接受了汉景帝之弟梁王所授的将军印。第二，缺乏胸怀。当李广因罪罢职，居住蓝田，狩猎晚归，灞陵守尉守律关门不纳。李广复职后就杀了灞陵守尉。同样为将的韩安国入狱，狱卒不恭，安国问你就不怕我死灰复燃？狱卒说，你复燃我一泡尿就灭了它。后安国又复职，状卒怕报复，跑了。安国找到了他，还给他安排了官职。两个人比一下，高下可知。第三，李广是力战型将领，习惯于同匈奴军当面撕杀。到了汉武帝时代，同匈奴作战，改用长途奔袭，破坏其后方供给和人口资源，这种打法不仅斗武，还斗智。李广是不适应的。这也是李广勇武善射，却未有军功封侯的原因。另外，李广资格老，还自傲，不为人下。出兵总是独领一军。相反他同族弟李蔡，因为长期同卫青用新式战法作战，屡建战功，累功封侯，最后官至丞相。所以李广的人生悲剧是有原因的。司马迁是意识不到这些的，说明了他认识的局限性。

（三）

       我们再来看司马迁对于卫青霍去病的评价。遍读史记，我们会发现司马迁对于卫青和霍去病的评价并不高。根子在哪里？在于司马迁对于汉武帝的为人和国策不满。尽管他在《太史公自序》中也承认汉武帝的功业，说“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脩法度，封禅，改正朔，易服色。”但在司马迁看来，汉武帝这个人好大喜功，不恤民力，用人唯亲，刻薄寡恩，迷信神鬼，渴求长生。加上受了腐刑，在个人情感上他对汉武帝也抵触很大。他其实不赞成汉武帝远征匈奴的，有关这一点，遍及史记。

         首先，在同匈奴有关的传记次序上，依次是《韩长孺列传》、《李将军列传》、《匈奴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无论是从官职上还是功业上，李广和卫青霍去病都是不能相比的，但却排列在卫青霍去病传记的前边，这就表明了司马迁的心理倾向。有人会说，李广出道较早，在汉文帝时就在军中，而卫青霍去病出道较晚，武帝时才见任用，所以李广列传排在卫霍前边。那么，韩安国在汉景帝才任职梁孝王，出道也比李广晚，为什么会排在李广列传前边？可见这不是出道时间的问题，是司马迁对他们的评价高低的问题。司马迁对韩安国的评价很高的。他在《韩长孺列传》谓，评价韩安国的一生时，说“安国忠厚，初为梁将。因事坐法，免徒起相。死灰更然，生虏失防。推贤见重，贿金贻谤。雪泣悟主，臣节可亮。”认为韩安国为人忠厚，不计人过。能够为君主进贤。同时能劝谏君王，尽到一个臣子的本分。在《太史公自序》中，他评价韩安国“智足以应近世之变，宽足用得人。”在司马迁看来，像韩安国这样的人，才有大臣的风范。而李广呢，“勇於当敌，仁爱士卒，号令不烦，师徒乡之”，才是武将的榜样。

        那么司马迁对于卫青和霍去病的评价是什么呢？一方面，对于卫青和霍去病的功绩，司马迁是承认的，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卫霍“直曲塞，广河南，破祁连，通西国，靡北胡”，这是为他俩作传的原因。但对于他俩的出身和为人，司马迁是不赞成的。里《卫将军骠骑列传》中司马迁在描述了二人的生平后，作结说，“君子豹变，贵贱何常。青本奴虏，忽升戎行。姊配皇极，身尚平阳。宠荣斯僭，取乱彝章。嫖姚继踵，再静边方。”这话啥意思？是说卫青本是一个私生子出身的骑奴，因为姐姐卫子夫被汉武帝看中的关系，就交上了狗屎运，然后凭借军功不断升迁，最后成为武帝姐夫，卫子夫也称为皇后，恩宠过头了，所以最后遭到厄运就很正常了。卫青死后，因为巫蛊事件，卫子夫自杀，卫子夫儿子太子刘据也被杀。在《佞幸列传》中，司马迁列数了历代特别是汉代那些以色事君，或者谄谀事君从而得幸的小人，其中就包括汉武帝李夫人哥哥的李延年。这个李延年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有名，那首倾国倾城的成语就同他有关，他有曲子说，"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这位佳人就是他的妹妹，武帝闻此曲后，遂纳纳其妹为妃，即史上所称的"李夫人"。李夫人还有一个哥哥就是贰师将军，因为李夫人得宠，被举为将，汉武帝为了使他封侯，就让他打匈奴，让李陵做偏师。结果李陵遇到了匈奴主力，大量杀敌后，全军覆没，逼迫投降。司马迁就是为李陵辩解而遭宫刑的。贰师将军不能说是一个草包，但军事才能并不高，能到高位主要是妹妹得宠的结果。所以司马迁接着说，“自是之後，内宠嬖臣大底外戚之家，然不足数也。卫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贵幸，然颇用材能自进。”说李氏兄妹呢，顺带又提上了卫青霍去病。实际上就是说，卫青霍去病其实同贰师将军一样，都是靠裙带关系上去的，不过是自己有才能，才立下了功业罢了。这才是司马迁的心里话。从人格上，他实际上是瞧不上卫青和霍去病的。之所以为卫青和霍去病作传，完全是他们的功业原因罢了。

（四）

         司马迁认为，卫青和霍去病的官职虽高，但是他们就没有韩安国那样的大臣风范。不为君王进贤士，自知顺着君王，不知道谏君之过。他评价卫青说，“大将军为人仁善退让，以和柔自媚於上，然天下未有称也。”说大将军不弄权势，为人仁善退让，这不是美德么？其实不然，你在皇上跟前乖得像只猫，皇帝说啥就是啥，天下人怎么能称赞呢。在卫青霍去病列传结尾，他还引用了苏武父亲，曾经多次随着卫青征战立功的苏建的话说，““吾尝责大将军至尊重，而天下之贤大夫毋称焉，愿将军观古名将所招选择贤者，勉之哉。大将军谢曰：‘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彼亲附士大夫，招贤绌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这不就是说，卫青不能招贤纳士，为天子选用良才么!卫青虽然没有尽到为臣的本分，但司马迁认为他为将还是可以的。在卫青霍去病传了，司马迁一路叙述卫青的经历和征战时，只是简单陈述，语气平平淡淡，丝毫没有感情色彩。但是谈到汉匈漠北决战时，司马迁是这样描述的，“適值大将军军出塞千馀里，见单于兵陈而待，於是大将军令武刚车自环为营，而纵五千骑往当匈奴。匈奴亦纵可万骑。会日且入，大风起，沙砾击面，两军不相见，汉益纵左右翼绕单于。单于视汉兵多，而士马尚彊，战而匈奴不利，薄莫，单于遂乘六，壮骑可数百，直冒汉围西北驰去。时已昏，汉匈奴相纷挐，杀伤大当。汉军左校捕虏言单于未昏而去，汉军因发轻骑夜追之，大将军军因随其後。匈奴兵亦散走。迟明，行二百馀里，不得单于，颇捕斩首虏万馀级，遂至窴颜山赵信城，得匈奴积粟食军。”这段描写绘声绘色，把卫青临战不惧，勇武果断的用兵身姿描写得淋漓尽致，司马迁这里不由自主的动了感情色彩。另外，司马迁在《淮南衡山列传》写了有关淮南王的传记。淮南王，就是那个生前修习道教，炼丹发明了豆腐，编写过《淮南子》，民间传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刘安，野心大得很，日夜想着谋反。但又忌惮卫青。他对谋士吴被说，“山东即有兵，汉必使大将军将而制山东，公以为大将军何如人也？”被曰：“被所善者黄义，从大将军击匈奴，还，告被曰：‘大将军遇士大夫有礼，於士卒有恩，众皆乐为之用。骑上下山若蜚，材幹绝人。’ 被以为材能如此，数将习兵，未易当也。及谒者曹梁使长安来，言大将军号令明，当敌勇敢，常为士卒先。休舍，穿井未通，须士卒尽得水，乃敢饮。军罢，卒尽已度河，乃度。皇太后所赐金帛，尽以赐军吏。虽古名将弗过也。”卫青治军，不知超过李广多少！不仅是古来名将，还是镇国重器。反贼梦里都忌惮。外能千里杀将，御敌于国门之外，内能镇图谋不轨之臣，用后世人的话说，这简直是国之长城了。所以，尽管司马迁看不起卫青的为人，不够大臣风范，但是他亦不能掩盖卫青的功勋和作用！

        司马迁非议卫青，对于霍去病，他意见更大了。他认为霍去病不仅不能进士纳贤，而且恃宠而骄。治军也不恤士卒，简直公子哥一个！“骠骑将军为人少言不泄，有气敢任。天子尝欲教之孙吴兵法，对曰：“顾方略何如耳，不至学古兵法。”天子为治第，令骠骑视之，对曰：“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由此上益重爱之。然少而侍中，贵，不省士。其从军，天子为遣太官赍数十乘，既还，重车馀弃粱肉，而士有饥者。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骠骑尚穿域蹋鞠。事多此类。”但是就是这个霍去病，能够西取河西四郡，北能封狼居胥。善用奇兵，骑兵长途奔袭如风，杀敌于千里之外，出其不意，对匈奴的杀伤力和破坏力远远超过了卫青。司马迁看不到这种军事战术的妙处，只看到霍去病的公子哥模样。他不信霍去病的斩获有那么大，所以在列传中用了曲笔，论道卫青的战绩，一般直接罗列得很细。但是，对于霍去病的战绩，他一般都是用这个口气，皇帝说云云，以为这是汉武帝偏向霍去病，扩大的结果。

（五）

       其次，司马迁对于卫青和霍去病不满的第二个原因就是他们忠实的执行了汉武帝的进取型国策。文景之治，在于实行黄老之术，清静无为，蓄养国力。而武帝则废弃了这一国策，积极经营四方，不断消耗国力。特别是对待匈奴的态度上，改变了原来的和亲政策，采取了对战的政策。对此，文臣多是不赞成的。例如韩安国、汲黯，以及公孙弘都是这样。例如韩安国就说， “千里而战，兵不获利。今匈奴负戎马之足，怀禽兽之心，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为广，有其众不足以为彊，自上古不属为人。汉数千里争利，则人马罢，虏以全制其敝。且强弩之极，矢不能穿鲁缟；冲风之末，力不能漂鸿毛。非初不劲，末力衰也。击之不便，不如和亲。”司马迁也赞成他们的意见。这在《匈奴列传》中表现的很明显。司马迁描述道，“终孝景时，时小入盗边，无大寇。今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这话是有含义的，意味和亲政策在景帝一朝是有效地，而改变政策，导致汉匈交恶征战的恰好是汉武帝。采取征战政策的结果，就以漠北之战来说，“两军之出塞，塞阅官及私马凡十四万匹，而复入塞者不满三万匹。”国力耗费不止。更不要说以后贰师将军的丧师数万了。汉武帝得不到朝臣的赞成，就提拔任用自己的人，例如卫青霍去病来执行自己的国策，这不是助长皇帝执行错误国策么。所以司马迁说卫青不像大臣作为，只知道和柔自媚于帝。

       但是司马迁见识不到的是，匈奴与汉这种两强并立的局面是不能用和亲政策永远维持下去的。如果匈奴强大起来，必然对汉提出更多的要求，不然我就要南下抢掠。汉强大了，也不能容忍这种屈辱性的用钱和女人买和平的绥靖政策。所以，两国的大战，迟早是要爆发的。由于匈奴人是骑兵，往来飘忽不定，所以，汉朝就不能被动的守在边境上，等着对方来劫掠。而是要主动出击，打到对方的后方去，尽可能抢夺对方的人口和牛羊，占领一切可以占领的地方，削弱匈奴的战争潜力，在两国的竞争中，处于主动的优势地位。这种新的战争形式和策略，李光那些老的将领是理解执行不了的。而卫青霍去病这些年轻的将领则能理解领会汉武帝新的国策，并且以自己的能力执行下去，夺取了河南地和河西走廊，设立了朔方郡和河西四郡，的确也达到了削弱匈奴的目的。匈奴在失去了河西走廊以后，不是有首歌这样唱吗，“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正因为司马迁没有长远的军事眼光和战略视野，所以，对于卫青和霍去病执行武帝新的国策，他才会有意见。

       同时，查阅史书还可以看到，在漠北大战以后，匈奴为了避免汉帝国的打击，退居漠北苦寒之地，不能轻易发动战争。为汉朝开拓边地，争取了时间和空间。武帝通西域、灭东越和南越，灭朝鲜，通西南夷，初步奠定了中国的版图。试想想，如果北方有一个强大的敌人大兵压境，像一把锐利的宝剑时刻悬挂在头上，汉朝还有时间做这些事么？

       从更长远的目光看，正是因为汉武一朝对于匈奴的打击，削弱了匈奴的国力和底盘，导致了以后匈奴的衰败和分裂。为元帝时南匈奴入朝和守边打下了基础。武帝时代的打击匈奴政策终于结果了。司马迁生前是看不到这点的。可是武帝时代利用匈奴削弱的机会开拓四边，他则是看到的。他对此认识不到位，那就是他的问题了。作为一个史学家和文学家，他缺乏政治家和军事家长远的战略眼光。

        当然，在农业经济时代，汉民族的扩张，是有边界的。卫青和霍去病几乎为武帝在西方和北方开拓了一切战略空间。剩下的就是西域了。可是这时卫青和霍去病不在了。汉武帝继续以前的思路，利用外戚贰师将军，继续扩张，一方面部分程度上超越了扩张的自然边界（北方），而李广利的军事才能远远低于卫青霍去病，加上汉武帝晚年指挥筹划失当，因此得不偿失，丧师空耗国力，以至天下讻讻，最后不得不改弦更张，与民休息。这是后话，已经同卫青和霍去病无关了。

（六）

        如果说司马迁对于霍去病的为人有意见，还有道理的话，因为霍去病的确有点持宠而娇，不恤士兵，不能与士兵同乐，为将上的确有失，他对卫青为人不满，充分反映了他的局限性。可以这样说，出身于私生子和骑奴的卫青，皇帝作为他的姐夫和内弟，自己又立下了丰功伟业，放在一般人，那不知道骄横到了什么程度。可是卫青不这样。与士兵同甘苦，尊重朝廷士大夫，不贪财，不结党，不弄权，与人为善。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品德。这个大将军同东汉那些功劳不大，但弄权不已，弄得朝廷昏乱的大将军比起来，不知好到了多少倍。可以说，卫青在那个时代，已经做到了他的极致。可以说，这个骑奴出身的人，是个情商和智商都很高的人哪。智商不高，如果从骑奴能成名将？不养士，不推荐士，避免皇帝猜忌，有临阵斩将之权却归之于帝。这是个很有政治智慧即明智的人。试想想，立下了巨功，本来功高震主了，你还养士，给朝廷推荐一大堆人，在皇帝看来，你想干什么？这是招忌讳的幼稚的政治行为。清代的年羹尧，不就吃了这个亏吗？那些生前立下赫赫战功的名将最后能平安到死的，都是和卫青一样，具有谦让的品格的。例如唐代的李靖，徐茂公，明朝的徐达。伴君如伴虎，特别是像汉武帝那样雄才大略而又猜忌心重，刻薄寡恩的君主，是好相与的吗？在位十三个丞相，七个不得善终。卫青如果像司马迁那样养士荐士，还能在漠北之战后活过十四年？而司马迁批评卫青，说明了他在政治上太幼稚了。

       卫青其实还有一个美德，就是有感恩之心，是武帝成全提拔了他，就尽自己全部的才能回报武帝，帮他开拓边土，帮他震慑不法。不同皇帝争权，始终不忘自己的本分。

       司马迁推崇李广，贬击卫青，实际上反映了旧知识分子的历史局限性。知识分子旧称士，孔夫子就是心目中的偶像。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诸子学说中，最推崇黄老之説。但是司马迁其实最推崇的是儒家孔子的学说。你看他将孔子的传记，也列入王侯一级的世家中，就知道了。知识分子学习成长的目的就是治国平天下，他们需要从政，需要皇帝的任用。但是他们又想保持自己的人格和高尚品德，总是想得到皇帝的尊重。如果得到皇帝的任用和尊重，就要尽到自己的全部心力，不逢君之恶，对君的过失，要劝止，进贤士，斥小人。所谓士为知己者死，知己者同声共气。实际上，知识分子的理想就是与皇帝共天下。然而在封建时代里，封建帝制独裁专制，权力集中到了极点，具有奴化的倾向。所以知识分子往往处于两难。皇帝不得不利用他们治理天下，当同时，他们又是对君王的束缚，不完全符合君主的要求，于是皇帝为了实现自己的欲望，就提拔一下自己亲近，能够如臂使指，这些人往往出身不好，知识水平不高，或者品德也有缺失，但他们有一个优点是这些士大夫们绝对比不上的，就是对皇帝忠诚。这些人的代表就是宦官和太监。在士大夫眼里，这些人都是小人。他们蔑视这些小人，也有点嫉妒，自己辛苦读书，却不合皇帝心意，难建功业，这些小人们凭借皇帝的亲近就平步青云。司马迁对于卫青和霍去病，其实不免带有这种心理。你们能建功业，不就凭着皇上的小舅子和大姐夫身份么？你们和我们这些士大夫比起来，没有独立人格，不知道自尊自爱，能比么？

（七）

        古代文人还有一个缺点，就是看不起武人。武人往往起于军伍之中。虽有战功，不明是非，粗鲁无礼。这些武人，就应该置于士人之下，只能是个工具。能和士人平起平坐吗？那么司马迁为啥对李广这个军人赞美有加呢？在司马迁看来，李广虽是个武人，但却有士人的美德。李广对士兵仁，战斗身先士卒，武技又高超。李广口拙，不会花言巧语，讨好君主。李广自尊心强，宁愿自杀，不愿受辱。这些不都是士人应该有的美好品德吗？你看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对于李广孙子李陵分描述，“其为人自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不就说明了这点吗？况且李广是李信之后，武将代代相传，有良好的族风。这和司马迁家族从古到今，世为周史。自己父亲和自己有继祖业，成了汉朝的太史令。这样的世家，都是有着家族的自豪感和荣誉感的。这一切，怎么能是私生子出身，骑奴起点的卫青和他的外甥霍去病能比呢。还有最后一点，李广具有那么多的良好品格，但是却不能得到皇帝的亲用，不能封侯，竟然自杀，这和屈原以来多少士人有才有德，不得见用的下场，何其相似乃尔！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司马迁把李广当成同类歌颂，把卫青霍去病当成异类叙述了。自司马迁以后，多少不得已的文人，从李广那里找到了感觉和安慰，所以对李广的歌颂特别多。都认为卫青立功，是运气好，李广不能封侯，是运气不好。王维不是说么，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无功缘数奇。其实哪是那回事。李广难封和卫青不败，都不是运气的事，是有着必然性的。

        综合所述，司马迁是个典型理想型的文人，有着文人士大夫的孤岸自傲，又在政治上很幼稚。本身对于武帝信用卫青这样的外戚不满，更不要说李广利这样才能小于裙带的外戚。加上平时对于李广和李陵就有好感和崇敬。有了这样的心理基础，在李陵出事后，别人都在批评李陵，他却认为别人见风使舵，自己出来全力为李陵辩护。武帝在李陵战败后，本身就很失望，司马迁这样一说，自然就会认为司马迁是将李陵和李广利进行比较，这是在间接指责自己用人不当。于是把司马迁关起来。朝堂上自然也没有人为他说话，他有没有多少钱来赎罪，为了完成父亲和自己的志向，只能接受宫刑，以便把史记继续写下去。到了这一步，他也明白了自己这个士大夫在帝王面前，那点尊严和人格根本不算什么，自己这个太史令跟算卦占卜，歌舞取悦帝王的宫廷女，实质没什么区别。于是大发感慨。自己忍辱著述，有谁明白自己的心志？于是在好友任安死前，一定要跟他说说心里话。把自己的委屈，耻辱，幼稚和决心，志向都说出来，既不失朋友之义，又明了自己的心志，以免留下终生遗憾。

       读了《报任安书》，不能不叹息司马迁的悲惨遭遇，不能不痛恨封建专制对于人性的摧残和对人的尊严的巨大伤害，也不能不赞扬司马迁身残志不残的坚忍不拔的精神。但是我们对于司马迁的遭遇的原因和人格上的缺陷，却不能不查。如果只知道这篇文章高妙，一味陈浸于司马迁的个人感受中，那我们对这篇文章没有彻底读明白。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要有理想品德，不要自卑，也不要自傲，英雄不问出身，不要轻看任何人。智商重要，情商更重要。这点，不可不查。

              记于二一年十一月三日无课之日

读《报任安书》杂记

       1.司马迁评卫青不养士荐士事。今读《史记》，有两事补记之。

        一者，卫青在领军以前，作侍中时，曾三荐主父偃于汉武，而汉武不从。后来还是主父偃自己上书汉武，汉武阅之大喜。主父偃亦奇人也，献《推恩策》，得大用。然亦骄纵，生不当五鼎食，死当五鼎烹。计汉武之用人，皆一时之秀，然总有缺失，故多不得善终。故吾曰，汉武之用人，不拘一格，然严岢刑法，赏重者亦罚亦重也。有刻薄寡恩之嫌。故多用酷吏，此亦汉家传统。故司马迁有《酷吏列传》。武帝雄才大略，又好大喜功，类始皇。然其治世，用法亦尊儒，所谓内法外儒，此笼天下心而优于秦也。后宣帝曰，吾汉王霸杂用者，亦此意也。 

       目之我朝，党代天子一统天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统党心，犹武帝昔日独尊儒术也。倡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犹王霸杂用也。历史如鉴，岂有虚哉！

         其二，青为大将军时，其门下亦出二士，曰任安，曰田仁。据太史公《田叔列传》言，迁与田仁善，而田仁与任安最友。此盖迁与任安相善之因欤？据褚少孙补《史记•田叔列传》云，安与仁年轻时曾在卫青门下为客。武帝欲从大将军门下擢有才者，遍寻不及，仅举田仁与任安二人，由此可见青门下无人。此二人者与卫青有旧，后亦死于青之甥，太子刘据事，惜哉。

       褚先生补田仁传亦云，田仁与仁安从大将军赴平阳公主府，府中安排二人与平阳骑奴同席，二人耻之，割席而坐。此亦士风，司马迁与二人善，盖同类也者。

        2.汉武者，内明之君也。晚年犹有巫蛊之失，父子失和，太子亦亡。然宣帝后起于民间，知民之情，与民生息，遂成盛世，此天意心乎？宣帝之立，出于霍光。光者，去病之弟也。汉室天下，与卫霍竞有不解之缘。盖卫霍开边，霍光秉政，卫霍于国大功有焉。然霍家亦骄似，子弟遍朝，竞为宣帝所灭。治国者不知治家，不亦惜乎！

       论此又思及青与去病，青子皆因父功封侯，后竞失侯，去病少年而贵，亦骄纵。此二人者，无家世积累也。司马者，代有传人，李广者，不绝有后，两相对比，家风传承，乃知其要之所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