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
知识分子表面的客气，却无法掩饰不可避免的分化。当分歧只是一种观念的时候，还可以凑合的维系团结。然而，走向真正的政治行动，却将是不以任何一方意识为转移的分化。
—— 张思哲
鲁迅重返教坛，开讲中国小说史。
作者：张思哲
原创 追随鲁迅的心路历程 思哲的哲思 2022年05月22日 10:29 福建
《中国小说史略》
一九二零年八月，北京大学国文系要开设一门中国小说史课程，系主任马幼渔本来想找周作人讲授。周作人碍于其他教学事务，只得推荐兄长鲁迅担任该课程的主讲。
对鲁迅而言，讲授中国小说史是一次不错的挑战。
一来，他自幼就喜爱中国古典小说；二来，几年前，他也辑录过一本《古小说钩沉》；三来，在担任小说股主任期间，他也系统研究过中国小说的发展渊源。
并且作为文坛当红的小说家，以作家的创作视角，讲授中国小说史课程，自然就是不二的人选。
“废寝辍食，锐意穷搜，时或得之，翟然则喜，凡所采掇，虽无异书，然以得之之难也，颇亦珍惜。”（《小说旧闻钞·再版序言》）
这课确实不好备，倒不是因为能力有限，而是手头的文献资料有限。很多珍贵的书籍，只好托各种关系，向私人借阅誊抄。这个期间，耗费了多少人力物力财力，只有他自己一人知道其中的辛酸。
很快，中国小说史的讲义大纲，就在繁杂的史料中一一梳理出来。小说史的讲义大纲，暂定十七篇。除第一篇“史家对于小说之论录”，其余十七篇是对中国小说发生发展进行系统的探索。
一系列史料论述和征引，几乎调动了十几年的校订书籍资料，最终将难登大雅之堂的小说以专门史的形式，在大学课堂上得以呈现。
他主要还是以进化论作为思想指导，对中国小说的起源和发展做出了系统的梳理。
单就讲义的宏阔和严谨来看，他不愧是现代中国第一流的学者。
就这一本作为学生临时教材的讲义，后来经过润色出版，成了中国小说史研究的开山之作《中国小说史略》。
正如，胡适所言，“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谨严，可以替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无数精力。”（《白话文学史·序言》）
课堂教学
十二月二十四日，鲁迅第一次踏上了北大讲台。
就这样，每逢周二下午，在北大文学院二楼第十九教室，学生们带着久久的期盼，来听鲁迅的中国小说史。其实，更多的学生还是他忠实的粉丝，他们不仅喜爱他的文章，更是迫切的一睹鲁迅先生的讲课风采。
原来，鲁迅先生只是一个穿着旧长袍，身材矮小的中年大叔。学生的第一印象有点失望，然而他的讲课瞬间，又以不一样的气场，折服了大部分学生。
课堂教学，本身就是一门艺术，只有掌握了这样的教学艺术，就能在潜移默化中感染学生。
这是他第一次给学生讲中国小说史，格外的庄重已是不言而喻。
这是学生们第一次学习中国小说史，格外的认真已是不在话下。
他那一口柔和的绍兴口音。深入浅出，幽默风趣，旁征博引，都不在话下。最吸引学生的，还是他独特的见解，总能以一种深邃的思想，穿透学生饥渴的灵魂。
“听了鲁迅先生的讲，虽然不过大半个钟头的时间，就觉得好像已经把我脑袋里的混乱思想整顿了一下了。”（许钦文《跟鲁迅先生学写小说》）
作为一名兼职教授，尽管每周只讲一次小说史，但他的课堂却总是充斥着青春的热烈，这与其他教师沉闷的课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数月的讲授，这些学生渐渐的喜欢上了他的课堂。数月的交流，更多学生渐渐的成了他的忠实粉丝。就这样，他的小说史课程，几乎成了北大的招牌式精品课程。
简而言之，他的课堂吸引不在威严喝令，而在令人深刻的见解；他的个人魅力不在慈祥可亲，而在让人深思的思想。
一堂中国小说史课程，在他口中生动地讲出，俨然就是中国社会的变迁史。
这就是一种诱人深思的魅力，让更多的学生百听不厌，在每一堂课中总能收获意想不到的别样新知。
鲁迅与青年们在交谈。
“三位一体”
“忙倒也不忙，但是同唱戏的一样，每天总得到处去扮一扮。上讲台的时候，就得扮教授，到教育部去，又非得扮官不可。”（郁达夫《回忆鲁迅》）
其实，除却教育部官员的身份之外，鲁迅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明显还有一个“三位一体”的身份界定。
教师身份的他，不只传授知识，更是传授思考的理念。作家身份的他，不只创作优秀作品，更是传递深沉的理念。学者身份的他，不只研究中国古典文化，更是传播治学的理念。
作为大学教师，他的讲课风格，常常越出狭窄的知识范围，引导学生正视社会和审视人生。这就是一个优秀教师，将生命的激情融入课堂教学的生动典范。
其实，鲁迅最本质的身份，还是一个读书人。他的生活情趣与行为方式，里里外外渗透着一个读书人的文化气息。
这更是作为学者身份的本质体现，他总有一种学术意识的自觉。无论学术品质还是学术研究，里里外外渗透了拼命三郎的严肃与认真。
创作教书之外，他也不曾放弃翻译优秀的文学作品，这也是学者身份的另一种呈现。
对他而言，翻译优秀文学作品，就成了盗取域外火种的头等大事。鲁迅秉持“硬译”理念，尽力使得文本保存异国的情调，最终实现忠实和通顺的完美统一。
就这样，异域的情调和思想的碰撞，形成一种鲁迅式的文字力量。
入秋，他翻译完了尼采的《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便以饱满的热情投入了翻译阿尔志跋绥夫的中篇小说《工人绥惠略夫》。
在他看来，中国很多改革者的境遇，和绥惠略夫相似。于是，他便借阿尔志跋绥夫的酒，浇自己心中的块垒。
“真的，我的长发是很强的受了托尔斯泰的影响，我虽然没有赞同他的‘勿抗恶’的主意。……我是受了尼采的影响的。这在我很诧异，极简单的理由，便是我并没有读过尼采。……”（《文序跋集·工人绥惠略夫》）
这是一本被绝望所包围的书，同时也是一部悲愤的书。
不得不说，绥惠略夫的思想有点可怕。他为社会做事，社会却迫害了他。于是，他判若两人，向社会复仇，一边复仇，一边破坏。
鲁迅盼望改革，也赞美改革，但不希望出现绥惠略夫一样的改革。
在他的思想世界里，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达成了共存的局面。
个人主义推至极端，不就尼采的强力意志吗？
人道主义达到极致，不就托翁的伟大博爱吗？
《一件小事》
去年七月，鲁迅写的一篇小说《一件小事》，正是托尼思想的完美融合。
小说故事情节极其简单，“我”坐着人力车赶路，没想到一位老太太撞倒在了车前，“我”感觉她有点碰瓷的意思，就让车夫趁着没人快走。可是，车夫不但没走，还帮助老太太去巡警分驻所检查了身体。
其实，路上没有别的人，更没有什么监控，车夫完全可以跑掉。然而，即使没有人看到，车夫也没有一跑了之，而是带老太太检查了身体。
“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呐喊·一件小事》）
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了“我”的情感变化，正是在车夫的感召下慢慢实现的。
车夫搀扶着老太太，走进了巡警分驻所。过了一会儿，一个巡警对我说，“你自己雇车罢，他不能拉你了。”我便掏出一大把铜元，请求巡警交给人力车夫。
尽管《一件小事》故事短小，却是难得的一次正面讴歌；却是难得的一次细致的发现；却是难得的一次积极探索。
《一件小事》中的车夫，在鲁迅眼里看到了国人当中，确实还有真正的“人”的存在。这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真挚的感情，是一种建立平等意识之上的人性复苏。
“独有这一件小事，却总是浮在我眼前，有时反更分明，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
从刻薄到温馨，读者一时半会有点不适应。其实，根本之处还是鲁迅一贯的原则，创作根植于爱与诚的缘故。
在他温馨的笔触之下，往往隐含着一份凄凉。
在他理性的批判之中，往往夹杂着一份真诚。
这就是真正的人性苏醒，就是一颗高贵的心灵打动了另一个心灵，就是鲁迅一直苦苦探索的真正人性。
《新青年》的解体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新青年》编辑同仁，只是一个短暂的汇集。
《新青年》，作为新文化挑战旧传统的新媒体，打开了新思想传播的闸门。尽管构建了一个暂时性价值趋同的共识平台，但随着新思潮的深入进展，必然走向新的分化。
究其根本，他们的内部分化，只是人生价值取向的有所不同。
毋庸置疑，正是人生价值取向的不同，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使得他们产生了思想分歧。
“道不同不相为谋”，道出了世态炎凉下不变的真理。或许道不同引起的是一种激烈的思想争论，促进了各自学术的发展，但最终却造成了一种难以修复的深深裂痕。
可想而知，分化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强扭在一起难以复苏当年的凝聚。就这样，《新青年》团体最终还是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
其实，知识分子表面的客气，却无法掩饰不可避免的分化。当分歧只是一种观念的时候，还可以凑合的维系团结。然而，走向真正的政治行动，却将是不以任何一方意识为转移的分化。
不过，鲁迅当初加入《新青年》，一方面，他必须和众人一样，满怀信心的积极呐喊；另一方面，他必然和众人不一样，满怀疑心的悲观思索。
他在此经历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的变化，落得了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彷徨的走来走去。
他始终都不是《新青年》的核心人物，因而对于同人间的争论，始终保持一个中立的态度，只是为这个不欢而散的分化，表示一点的惋惜。
无论怎样，在丑恶的现实面前，他始终不曾忘怀追求失落的文学之梦。
2024年11月28日，在征得作者同意后，本栏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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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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