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表哥和二表姐

                         一

   长丰镇属于任丘县最东边的一个乡镇，与西北边的文安县和东南边大城县接壤，所辖的村庄包括金元村、胡村、柳村、寇村，简称金元胡柳寇，大片大片的梨树把几个村连在了一起。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金元胡柳寇的梨树，在任丘、文安、大城三县内闻名遐迩。

大姑家就是胡村的。

我们村属于文安县，距离大姑家有十二华里，地势应该比胡村低上一两米，六三年发大水时，我们村洼里的水有一人多深，几乎跟村里的庒基齐平，而胡村洼里的水还没到膝盖。因此，我们村的房子，都盖在比地面高出将近两米的庄基上，进村子要上一个两米来高的土坡。一百多户人家中，院子里或者庄基上，偶尔有一棵桃树或两棵杏树，或三四棵枣树，漫洼野地里从不见一棵果木树，看来跟过去经常发洪水有关。

小时候，我去大姑家比去姥姥家的次数多。胡村的西面和西北面，有着几百亩大的梨树园子，梨树都是一行一行的，几乎都是四五米远一棵，最粗的孩子刚刚搂过来，最细的也有碗口粗。那些老树据说有一百多年了，最年轻的也有二十年，二表哥告诉我，哪一片梨树是他们队的，哪一片是其他队的。我掐着指头算了一下，一百年前，还是清朝年间，二十年前，新中国还没有成立，那时候都是一家一户单干，土地都是私有财产，看来那些梨树当初不是姓王就是姓张或者姓毕了，人民公社成立之后，才归为生产队所有的。

每年的清明节前后，梨花如期盛开，遍野的花朵如云似雪，朵朵洁白无瑕，片片不染尘埃。我这个从未见过世面的农村孩子，第一次看到那么多的白花，真正体验了“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美景。我常跟着二表哥钻进梨树林子，也在里面玩过捉迷藏的游戏，那些梨树千姿百态，开着同样的白花，嗅着淡淡的花香，让人在梨花的海洋里流连忘返。

金秋时节，地里的庄稼开始收割了，那些鸭梨也挂满了枝头，跟地里成熟的谷子一个颜色，金黄金黄的，每一颗都散发着诱人的香甜。鸭梨皮薄核小，香味浓郁，清脆爽口，风味独特。我生长的那个年代，物资匮乏，水果更是稀缺产品。小时候吃过枣、杏，桃，吃得最多的是鸭梨。到了鸭梨收获的季节，大姑家总会把生产队分的鸭梨给我们送上一篮子。除此之外，柳村的郭仕甄和金元村的袁景纯大爷，他们是爷爷的朋友，也要送给我们鸭梨的。

我当时认为，生活在有梨树的村子，是多么地幸福呀，也曾天真地想过，是不是爷爷为了吃上鸭梨，才让大姑嫁到胡村去的？

                     二

胡村是个人口较多的大村子，从村子中心的十字街口，有一条南北胡同，由于胡同又长又宽，村人称为大过道儿。大过道儿靠南头的东侧，住着一户姓王的人家，房子都是青砖的，王家在解放前属于上等日子，两个儿子结婚以后，就分家各过，临街的三间正房，四间西厢房，分给了老大，靠里面的四间正房，东西各两间厢房，就归了老二，老二家的门口朝西，老大家的门口朝南，老二家出入都要经过老大家的门口。

王家的老二，就是我大姑的公爹。娶的是吕公堡财主姚家的女儿，姚家兄弟俩，老大在清朝末期的皇宫里当御医，老二在家经营土地和买卖，属于十里八乡有名的财主。大姑父没有说过沾姥爷家的光，起码是没有因为姥姥家缺吃少喝而需要他们家周济。土改的时候，王家的老二，也就是我大姑父的父亲，被划分成富农成分，至于被分去多少梨树或土地，以及多少浮财，我不大清楚，被分东西是肯定的。而王家的老大，也就是大姑父的大伯，却被划分成一个中农。

小时候第一次去大姑家，感觉她家的确像一个正儿八经的富农，房子比较宽敞，正房和两边的厢房都是青砖卧板的，不像我姥姥家，作为富农，住的都是低矮破旧的土坯房。大姑的公公婆婆还都健在，我喊他们大爷和大奶奶，大爷慈眉善目，大奶奶精明利索，对人也非常热情。大姑家有大表姐，大表哥，二表姐，二表哥和一个小表弟。我原来以为大姑的公公只有一儿一女，儿子就是我大姑父，女儿就是长丰北庄的二姑，直到多年以后，才知道大姑父还有一个在北京工作的哥哥，一个在石家庄工作的姐姐，只是跟家里早已断绝了来往，两位老人生病，都是我大姑伺候，老人去世，在外工作的儿女也没回家奔丧。

除了过年去大姑家，平时也去上一两趟。记得我十二岁那年，秋收的季节，在那里住过二十多天。我们村子地势低洼，下涝雨后庄稼减产，种的春山药和麦茬山药几乎绝收。那个年代不放暑假，放秋假，金元胡柳寇一带，大秋的收成没受影响，当时的农村，因为山药是高产作物，也成了饭桌上的主食，每个生产队都要种上几十亩。山药可以蒸着吃，熘着吃，熬粥吃，还可以礤成片晒干后磨成面，掺上榆树皮面包饺子或赶面条吃。我每天背着个筐子，拿着一把铁锨，跟着大我一岁的二表哥，还有二表哥的几个堂叔伯家的兄弟，一起到生产队刨完山药的地里掘山药。半天时间，多则能掘一小筐头，少则多半筐头。大姑单独给我攒着，秋假结束前，我回家时与掘的山药一起带回去。

我在大姑家住的期间，经常去隔壁的家里玩耍，王家老大有三个儿子，我喊他们大伯、二伯、三伯，与三个伯家几个年龄相仿的兄弟们熟悉了，王家的老大早已不在了，三个儿子也已分家各过，那所三间正房四间西厢房的院子里，一共住着二十余口人，从住房来说，要比我大姑家紧张多了，但在那个处处讲阶级成分的年代，三个伯伯家的中农成分，在社会上又占有着绝对的优势。

大姑父的父亲，当初恐怕想象不到 ，他多年勤俭持家积攒的家业，给他的后代子孙带来了那么多的厄运。

                      三

大表哥出身于一九五一年，高小毕业后，他因为爷爷是富农分子，他属于富农的孙子，上初中的权力就被剥夺了。看着同龄的孩子欢蹦乱跳地去上学，不知道暗地里哭过多少次。

大姑家有两个表哥一个表弟两个表姐，都遗传了父母身高的基因。大表哥发育成熟的较早，十七岁就学会了打土坯，跟着成年的男子们一起去根治海河，去几十里外的文安洼里拾柴禾……他将近一米八的个头，身材魁梧，扛着一百五十斤的粮食口袋健步如飞，生产队的男人们掰手腕，搬碌碡，谁都不是他的对手，属于农村中身大力不亏的一个强壮汉子。

父亲去世时，我才八岁，大姐十二岁，爷爷已是花甲之年，拖着个笨重的身子，蹬梯子上房都十分困难。农村那时候都是泥土的房顶子，每年至少要用滑秸泥抹上一至两遍，赶上连绵的阴雨，屋子常常漏得睡觉的地儿都没有。抹房顶先从洼里用小平车把土推到院子里，我们家三间正房，两间西厢房，三间南房，抹一遍房顶子，需要二十小平车的土，都是大表哥推回家的，推着上尖冒流的一车土，上两米高的土坡都不用人拉。和滑秸泥要去坑里挑水，和好八间房子的滑秸泥，起码要用二十多挑子水，挑来水和成滑秸泥，用铁锨一遍一遍地掺和均匀，也是一个力气活儿。泥和好了，抹房顶时，一兜子一兜子的泥也都是大表哥拉上房顶去的。

大表哥每次来我们家，干得都是累活儿，一天时间里几乎都是汗流浃背。房子抹完了，天也就要黑了，大表哥不想耽误明天到队里挣工分，还要骑十二里路的车子，但总是到井里挑上两挑子水才走。

大表哥憨厚朴实，吃苦能干，待人真诚，当我和大姐聊起已经过世的大表哥时，大姐说父亲刚去世的前几年，他是为咱家出力最多的一个，帮着抹房，出猪圈，打过土坯，扒过土炕，盖过房……就像给自家干活一样，从来不会藏奸耍滑。

可惜的是我大表哥生不逢时，没赶上一个正常的好时代。

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大表哥所在的胡村，也跟全国广大的农村一样，富农，成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富农分子早晨要清扫大街，晚上要进学习班，隔三岔五会挨一次批斗，也被封门抄家过，年底也会被扣罚过工分……他们的子女，不能升学、入团入党参军……在生产队里参加劳动，都是干最脏最累的重活儿，受人欺负那是家常便饭。

那个年代，农村吃不饱穿不暖，都想从农村走出去，参军是所有青年人梦寐以求的理想和愿望。大表哥二伯家和叔叔家的两个堂叔伯哥哥，先后参了军。假如大表哥爷爷和他亲兄弟一样，不把家里的日子过成富农，他能否参军也是个未知数，因为大表哥参军要填写社会关系，姥姥家是富农成分，他嫁到长丰东北庄的二姑家也是富农，有了这两层社会关系，参军根本是不可能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在本村小学念书，我们年级只有三十人，富农的后代有五个人，其他出身的上学都不交学费，而我们每年要交一块钱的学费，别的孩子都能参加红小兵，能戴上鲜艳的红领巾，而我们却不能，我们被人称为富农崽子。

作家余华说过：我的祖父曾经拥有二百多亩土地，祖上继承过来的，他没有继承勤劳节俭，热衷吃喝玩乐，四九年时候差不多把田地卖光了。就这样，他把地主的身份卖掉了，而买田人成了地主，在此后被不断批斗，他们的子孙甚至不敢抬头走路。父亲很幸运，我也很幸运，我和父亲都应该感谢我祖父不是一个正经人。

大表哥受到社会不公平的待遇，是不是当初也和一些不明事理的年轻人一样，咬牙切齿地恨爷爷省吃俭用过成一个富农呢？

                   四

古代的中国农村什么年岁结婚我不大了解，但我爷爷那一辈人，虽然民国政府在《民法案属编》中规定：结婚年龄男为十八周岁，女为十六周岁，但我二爷和二姑爷，还有我妻子的大叔，都是十二岁结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结婚的法定年龄男为二十周岁，女为十八周岁，但我父亲和二姑爷家的大表叔，都是不满二十岁结婚的。正因为那个年代的人结婚比较早，农村中四世同堂的人家占有一定比例。

儿子们结婚后，作为当父母的，原来的老房子住不下了，不管是砖房还是坯房，都必须安排一个住处。娶媳妇盖房，可以说是农民一辈子的头等大事。原来的土地都是归给每户人家所有，村子周围没有土地的，就必须置买或者用远地换一块盖房的庄基地，中国的一个个乡村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因此，村庄一年会比一年扩大。

新中国成立后，天下太平了，土改后农民过了几年单干的日子，然后就成立了互助组，后是合作社，再后来就是人民公社，土地就全部归为集体所有。具体到我们这一代村庄来说，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七八年之间，是一个人口大爆炸的时期。兄弟姊妹四五个的属于正常，八九个的也不在少数。自从成立了人民公社后，吃饱饭都成了老百姓的大问题。从我记事开始，一直到我外出求学期间，村子里新盖的房子屈指可数，村庄几乎一点都没扩大，可以说是有史以来农村住房最为紧张的一个阶段。

假如不是土改把农民分成地主、富农、中农、下中农和贫农，假如不把一个村子里的人分为三六九等，大姑家别说是贫下中农成分，就是中农，给大表哥说媳妇的，不夸张地说，要被媒人踢破了门坎子。从家庭情况来说，大姑家住房宽敞，二表哥比大表哥小六岁，最小的表弟比我还小六岁，起码结婚后有房子住，不像一般贫下中农，一家八九人只住三间破坯房。大表姐那时已经出嫁，二表姐天天到生产队挣工分，大姑和大姑父年岁也不大，一家人又会数算又过日子，都精明利索。大表哥不管是长相还是为人处世，都是村里出类拔萃的，可就因为家庭成分，婚事就没了一点着落。

贫下中农成分的，谁也不会把女儿嫁进一个富农家庭里，别说家长不同意，就是女儿愿意，家长也不会同意，因为每个家庭除了有女儿，也有儿子，有了姐姐或者是姑姑家一门富农亲戚，参军、入党都会受到影响。出身于富农家庭的姑娘们，在家受够了窝囊气，都想跳出火坑，绝不会再嫁进富农家里，就是找个家庭条件差一些的，小伙子长相一般的，也不会选择一个富农的婆家。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作为富农的后代，也有七情六欲，也需要结婚，也需要繁衍后代。正因为此，中国广大农村中的换亲才应运而生。换亲，就是用女儿给儿子换媳妇。中国的历史上有过童养媳，穷苦的人家怕儿子长大后娶不上媳妇，就早早地领养或者花钱买个小女孩，等女孩子长到十四五岁时，才跟儿子圆房，以此来延续香火。已经解体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农村中也划分过富农、中农、贫农，因为他们没有实行过富农的后代不许升学、参军、入党……的政策，没搞过文化大革命，也就没有像中国农村一样出现过大批大批的换亲。我喜欢阅读外国名著，迄今为止，也没有从外国的作品中看过换亲这种畸形婚姻，中国涌现出大批的换亲现象，也属于史无前例。

当大表哥的两个堂叔伯兄弟，早早找上了媳妇，大姑多么地眼红，作为父母，到时候给儿子娶不上媳妇，自然成了一块心病，感觉在众人面前更矮了一头。

                  五

二表姐比大表哥小三岁。

“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无人识。”这是白居易在《长恨歌》里描写杨玉环的诗句。二表姐出身于一个农家，没有条件养在深闺中，十八岁时，已经出落成一位漂亮的美女。早早地就成为生产队里的一名社员，一个生产队几十口子妇女一起锄地，她是锄得最快最干净的一个，一起上树登高摘鸭梨，她是摘的最多的一个，收工后满洼里打草，她是最早打满筐子的一个，纳鞋底，做鞋垫，织布纺线，也比一般人做的又快又好……二表姐吃苦能干，心灵手巧，干活麻利，在村里是出名的。街坊四邻都说，如果谁娶了这个闺女，谁家一定是好过的日子。

二表姐十八岁时，媒人就陆陆续续地开始给二表姐介绍婆家，介绍的小伙子家庭条件，本人条件也不错，一家成分高的都没有，但都被大姑一一地婉言拒绝了。媒人似乎看出了门道，都认为二表姐不找婆家，是大姑想用二表姐给大表哥换个媳妇。后来，媒人几乎也不给二表姐介绍婆家了，二十岁以后的二表姐，亲事一直还没着落。

嫁人，对于一个姑娘来说，等于是人生的第二次投胎。奶奶生活的时代，嫁人之前，与爷爷的面都没见过，全靠父母做主，母亲结婚前见过父亲一面，十八岁的母亲还出于人生懵懂的阶段，主意还是由姥姥和姥爷来拿，基本上都遵循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社会发展到七十年代，二十岁以后才嫁人，思想比较成熟了，国家也提倡婚姻自主。人生的第一次无法选择，但第二次投胎到一个什么样的婆家，找个什么样的丈夫，应该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我高中毕业那年，大表哥已经二十四周岁，当时已经属于农村中的大龄青年了。

大姑明显地回娘家勤了，并不是爷爷奶奶年岁越来越大的缘故。大姑和大姑父为儿女的亲事经常抬杠拌嘴，大姑常回娘家，主要是让爷爷奶奶给拿个明白主意。爷爷奶奶疼爱孙子孙女，同样惦记着外孙和外孙女，总担心大表哥打了光棍，也担心二表姐找不到好婆家。爷爷奶奶总是劝大姑，如今换亲的越来越多，咱村又有两家换成了，换媳妇也不为寒碜，就让二闺女给换吧！这都是没办法的办法了。大姑含着泪对爷爷奶奶说，手心手背都是肉，一是怕二闺女受委屈，二是怕她不同意。爷爷对大姑说，回去你就跟二姑娘挑明了，怎么也不能让她哥打了光棍。如果二闺女同意，我就给他们物色着合适的人家。

   我那时候已经成年了，担心二表姐不会同意给大表哥换媳妇。

奶奶说我们村最近的两家换亲，就是我们生产队的。一个是妹妹给哥哥直接换的，她家里也是富农成分，那姑娘比我大一岁，整天在一起干活，抬头不见低头见，她根本不同意给哥哥换媳妇，连着两天没去出工，我当记工员，谁每天出没出工我心里都清楚。大姐告诉我，她没出工，因为她不同意给哥哥换媳妇，父亲把她打了一顿，后来还是换成了。另一个是姐姐给弟弟换的，她们家属于贫农，弟兄三个只有三间房子，属于找媳妇的困难户。没听说当姐姐的不同意，但他结婚后，换回来的媳妇拒绝跟他过夫妻生活。农村人有听窗根的风俗，有人说他媳妇晚上睡觉从不脱衣服，也不让他靠前。听说后来惊动了双方的家长，惊动了说和人，也惊动了家中的嫂子回了娘家，事情才平息下来。

二表姐没有文化，但她知道嫁到富农家里，以后还会继续受气，永无出头之日，生下孩子，也会成为富农崽子，不许升学，入团，入党，参军……因为那时候的大喇叭经常广播：“社会主义社会是一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始终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问题，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得我们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二表姐和所有出身于富农家庭的后代，绝对没有预料到几年后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六

大姑竟然在短时间内告诉爷爷，说二表姐同意给大表哥换媳妇。

农村中用女儿给儿子换媳妇的，两家直来直去的，人们称为换亲，好处是两个家庭和两对新人满意就成了，坏处是少了一门直系亲戚，双方生下的孩子对姑姑和舅舅的称呼别扭，也就是有姑姑没妗子，有舅舅没姑父，妗子和姑姑、舅舅和姑父都是同一个人。三家互换的叫转亲，甲家的女儿嫁给乙家，乙家的女儿嫁给丙家，丙家的女儿嫁给甲家，好处是将来的孩子该怎么称呼怎么称呼，坏处是如果其中的一家夫妻出了问题，其他两家谁也别想安生。

大表哥和二表姐的亲事是爷爷一手操办成的。

爷爷年轻时就跑买卖，交际面广，在方圆十几里的村子几乎都有熟悉的朋友，那些朋友大多数做过买卖，日子富裕，土改时大部分划成富农。尽管入社后爷爷不再做买卖，成了队里的社员，但他赶长丰集时还常见到那些朋友。爷爷在很短时间内，就物色好了两户人家。一户是大城县的韩庄，另一户是大城县的董家务，与任丘县的胡村距离都没有超过十二华里，三个家庭都是富农，也算是门当户对，年龄也比较合适，不至于像我们村的三户换亲，男方比女方大了十多岁。

董家务那户人家，我不清楚爷爷是否熟悉，但韩庄村的人家，爷爷是知根知底的，也就是我二表姐夫的爷爷，曾经跟我爷爷一起跑买卖，那是兵荒马乱的年代，做买卖比种庄稼赚钱，但有一定的风险。二表姐夫的爷爷，就是在跑买卖的时候被土匪劫道了，抢去了钱财，还搭上了性命，案子至今也没破。那时候，二表姐夫的父亲作为长子，早早地就扛起了家庭的重担，因为日子没有败落下去，土改才被划成富农。

爷爷作为大姑家的全权代表，通过协商，最后确定让我二表姐嫁到韩庄，韩庄家的女儿嫁到董家务，董家务的女儿嫁给我大表哥。家长们商定以后，下一步就是看儿女们的意见了。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男女相亲是不能少的一道程序，双方同意后，才能往下进行，不同意，也就到此为止了。

二表姐相看了二表姐夫，二表姐夫的姐姐相看了董家务的女婿，双方都没提出意见，等让大表哥去相看大表嫂时，出现了一个小插曲，不知道大姑是提前没说好，还是大表哥临时变了卦，反正不同意让妹妹换媳妇。理由是怕妹妹因为他的原因，找的婆家不满意，受了委屈，良心上会一辈子不得安宁。大姑和爷爷做不通大表哥的工作，后来把我老姑叫了去，也就是大表哥的亲姨娘。老姑有文化，在婆家村当民办教师，做思想工作比较内行。如何劝说和开导的大表哥，我不清楚，只知道老姑去了一趟，大表哥就同意去相看大表嫂了。

我事后问过二表姐，为啥后来同意给大表哥换媳妇的。

二表姐亲口告诉我，十八岁时就有媒人给我介绍婆家，你大姑总是与人说，我们还小，过上一两年再说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意识到你大姑拒绝人家，就是想用我换媳妇。我在家受够了窝囊气，绝对不找富农的婆家。凭我的长相，找个成分和条件好的，个头儿比较高的，不会有问题。当你大姑拒绝了一个个媒人，我就知道是想让我给哥哥换媳妇，那时候年轻，嫁人是一辈子的大事，反正我绝对不同意换。人的年龄一天天增大，看比我哥年岁小的，都娶妻生子了，哥哥的媳妇还没着落，你大姑和大姑父整天愁眉不展，看别人家娶媳妇的就眼红，哥哥到了一定的年龄，找不上媳妇，不愿入人群，也越来越少言少语了。那时候，我常常失眠，一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自己找上个满意的婆家，但哥哥找不上媳妇，当父母的死都会合不上眼，也愧对列祖列宗。村里光棍老汉的身影经常在我眼前出现，孤单单地一个人，做饭吃饭，生病了都没人端给一碗水……死后连坟地都不能进。我终于想通了，牺牲我一个，成全了哥哥，能去掉父母的一块心病。还有一个想法，你二表哥也老大不小了，你大表哥打了光棍，你二表哥找媳妇会更困难。妈妈从姥姥家回来，让我给哥哥换媳妇，也就同意了。

我萦绕在脑海里的问题终于有了答案。

                    七

二表姐找婆家的年代，男女双方相看后没有意见，第二步就是相看房子，女方带着家人，来男方家一趟，除了看男方家的住房和屋里的摆设，也要见一见未来的公婆以及大姑子、小姑子、大伯子、小叔子，看一下周围的环境。认为合适，就进行第三步了，那就是举行定亲仪式。定亲，男方必须招待女方和家人一顿，安排两桌像模像样的酒席，男的一桌，女的一桌，然后给女方的改口钱，再买上一身衣服，亲事就算敲定了下来。

二表姐和大表哥定亲没有相看房子，没有举办仪式。 因为是换亲，二表姐为家里省下一笔定亲的饭钱。

那时候农村娶媳妇，人们都穷，根本不像现在，娶媳妇除了有车有楼房，还要二十万左右的彩礼钱，但结婚给女方置办的嫁妆是不能少的。我记得当时的行情是六身衣服，也有八身衣服的，还要四双袜子，内衣内裤，头巾围脖，两床新被子新褥子。姑娘嫁娶的时候，城里人时兴“三转一响”，三转是指自行车、缝纫机、手表，一响是指收音机。农村姑娘一般难以达到“三转一响”，不管是婆家买，还是娘家的陪嫁，但自行车和缝纫机必须要有的，达不到两大件，起码要有一辆自行车，结婚后去婆家或回娘家方便。一辆“红旗”牌子的自行车一百四十七块钱，“飞鸽”和“凤凰”的更贵，一台缝纫机也是一百四五十块钱。自行车和缝纫机当时都是凭票供应的紧俏商品，没有当干部的亲戚，只能去集市上多花二三十块钱的高价才能买到手。

因为是换亲，一般出嫁姑娘能享受到的，二表姐没能享受。

我后来跟二表姐开过玩笑，二表姐夫眉清目秀，是不是你一眼就相中了？二表姐笑着说，哼，要不是换亲，我才看不上他呢，我们家都是大高个儿，你表姐夫才跟我一般高，还比我小一岁。

换亲也好，转亲也好，每个家庭都不给未来的儿媳妇买衣裳做被子，都是自己家打点自己家的姑娘，吃饭穿衣论家当，条件好的，就多买一身衣裳，也会买上一辆自行车或一台缝纫机，条件差的，就少买或不买。二表姐说她结婚时，家里相当困难，她什么也没向娘家要，安排什么就是什么，一共为她花了二百三十块钱。说起陈年往事，二表姐眼里噙着泪花，显得十分委屈。如果我哥单独寻媳妇，东摘西借，砸锅卖铁也得给人操办齐了。不那样做，谁也不会嫁进婆家。

二表姐结婚的时候，我还在外地上学，可以想象，二表姐跟其他换亲的姑娘一样，婚礼既简单又寒酸，没能享受到姑娘们嫁娶时候的风风光光。我对像二表姐一样，给哥哥或者是弟弟换媳妇的农村姑娘，充满了深深的敬意，是她们的自我牺牲，才换来了家族的繁衍，才有了人类一代代的发展。

我们村有一百七十多户人家，属于中等人口的村子，据我所知，那时候换亲的有十二户。如果文化大革命晚结束几年，我家也会成为第十三户，我作为出身于富农成分的第三代，只能靠二姐给换个媳妇。因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年，不知道我已经收到了录取通知书，还有热心人登门给我介绍换亲。我所属的文安县，共有三百八十三个村子，保守地估计，换亲应该不会少于三千户。二表姐夫所在的大城县，大表哥所在的任丘县，换亲不会少于文安县，对于一个河北省，一个全国的农村来说，换亲，会是多么一个庞大的数字？

换亲这种畸形的婚姻，给家庭和当事的个人，造成了多大的伤害，只有亲历者心里最清楚，不管是出身于地主富农，还是出身于贫下中农的青年，只要是换亲的，都是“阶级斗争”的牺牲品和受害者。如果将来有一天，能建立一座“文革纪念馆”，就应该把那些为哥哥或弟弟换媳妇的名字写上去，因为那是中国真实的历史，为了防止悲剧的发生和重演，那是不可缺少的一笔。

古代为了表彰一些死了丈夫后长年不改嫁，或者自杀殉葬的女性，会建一座贞洁牌坊，有的保留了上千年，如今全国的旅游圣地，还能见到。现在不时兴为女性建牌坊了，生活富裕了，但续写或新修家谱的多起来。家谱是一个家族人口繁衍的真实写照，过去出嫁的女儿是不上家谱的。新修的家谱，我觉得其他女子可以不写，但为哥哥或弟弟换媳妇的，必须写上她们的名字、生辰、于何年何月，嫁入某村某户某人，对她们默默地为哥哥或弟弟的牺牲和奉献精神重重地写上一笔 。没有她们，也许就没了家族的繁衍和兴旺。因为那些只有儿子没有女儿的，或者是女儿拒绝换亲的，错过了找媳妇的最佳年龄，只能是打一辈子光棍。

我参加工作以后，农村不再讲阶级成分，地主、富农的后代也可以升学、当兵、甚至是后来都可以入党，至今为止，我再也没听说有过一家换亲的。

                         八

  大表哥结婚后，农村不再讲阶级成分，土地实行了承包制，又是一家一户过起了单干的日子。我的大表嫂也是吃苦能干，也会把家过日子。夫妻俩从不抬杠拌嘴，和和美美。大表哥一辈子不抽烟，不喝酒，也不耍钱，吃喝嫖赌的事从来跟他不沾边。除了种好承包的土地以外，也做起了小买卖。从白沟趸来小商品，每天起早去附近的镇上赶圈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蒸蒸日上。

大概是一九九几年我已经忘记了，大表哥和大表嫂一起来城里找我，把积攒的一万块钱交到我手里，让我给他存在银行里，写我们的名字就行。我和妻子当时很惊讶，大表哥和大表嫂拉扯着三个孩子，竟然成了万元户？我和妻子两人都是公务员，只有一个独生子，那时候每月几百元的工资，我们家才只有两三千的存款。我们夫妻十分感谢大表哥他们的信任，把钱存在银行，后来把存单放了一年多才交到大表哥手里。

如今，大表哥已经作古，他的儿子也像大表哥和大表嫂一样能干，别人还开着三马子时，他早已开上了小轿车，小厂子的生意很是兴隆，除了在村里又盖上两处六间的房子，在城里也买了房。嫁出去的两个女儿，日子也比一般人家过得殷实。

我的二表姐结婚后，一连气生了三个儿子，全靠着夫妻俩土里刨食，农活不忙时打打零工，在农村盖起了三处房子，给儿子们都娶上了媳妇。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只有他们夫妻俩心里最清楚。我二姐跟二表姐是一个村的婆家，二表姐在婆家村里过日子和能干是出名的。

三个儿子结婚后都在城市里打拼，老大老二搞食品批发，老三开大超市，在城里都买上了宽敞的楼房，买宝马的买宝马，开奥迪的开奥迪，混得风生水起。儿子们都知道父母拉扯他们不容易，一个比一个的孝顺，可至今已经年逾古稀的二表姐和姐夫，整天还是不闲着，不是赶集卖点超市里快要到期的食品，就是两人一起下洼种地，勤劳能干了一辈子，干活总觉得比闲着要舒服。

大表哥和二表姐结婚都四十多年了，时代早已发生了地覆天翻的变化。爷爷如果地下有知，看到他的外甥和外甥女、一辈子和和睦睦，美满幸福，后代们都比着挣钱过日子，一定会感到十分欣慰。

爷爷那一辈人，在几十年前的土改中，因为日子比一般家庭好过，房子比一般家庭宽敞，土地比人家多而肥沃，就被划成富农。如今，农村又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大的现象，我总有一种隐隐的担忧，像大表哥和二表姐家的儿子们，如果再实行另一种形式的土改，是不是也像他们的祖辈一样，被分掉家产，戴上高帽子游街？还要影响到后代的升学、参军、入党、找工作……以至于找媳妇？

我情愿自己的担忧是多余的，更希望是自己杞人忧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