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难先将琼崖打造成北伐坚定的后方
作者:张铭玉
还是民国二年(1913年),民国政府设立盐务管理机构榷(que)运局,是官方所设掌管盐专卖专运的机构。是当时民国政府财政的重要来源之一。
1914年,梧州管理西江航运的航政分局改为广西榷运局,要求沿河各县对航行河道的船只征收船行捐,广西的航政管理沦为单纯的征税行为。
鉴于张难先在黄埔军校创办初期,按照李济深先生指示,张难先从粤军第一师、西江陆海军讲武堂中提取现款3万元,交党代表廖仲恺先生,一切事项清清白白,1925年10月, 国民政府任张难先为广西榷运局局长,他以“见利思义,见危授命”的精神走马上任。就职之日,他裁汰拿干薪者数十人,开员役大会,决议革除陋规30余项,增加员役薪水以养廉。
之前,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成立,汪精卫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宣传部长等职。7月2日,汪精卫在10万广州军民参加的国民政府成立庆祝仪式上,庄重宣布:“国民政府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挥师北伐,统一中国”。
1925年11月,广东省政府根据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计划,决定组织行署,分广东省为六大行政区,每区设行政委员一人,对于该区行政负完全责任,以便于政府的指挥和“把各地治安赶快恢复起来。”因此行政委员的人选十分重要,
1926年1月,汪精卫在国民党“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1926年1月,广东省政府根据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计划,任命张难先为琼州行政委员。行政委员的职责是:在省政府的指导下,履行民政厅职责,管理,监督所属区域县长之施政,有权任免各县县长。
这是张难先第一次主政一方。也是第一次接手一个百废待举的重任!
在张难先去海南岛履新前,李济深先生介绍了去年7月2日,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庄重宣布:“国民政府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挥师北伐,统一中国”。大军正在准备北伐,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后方。
就在第一次东征时,邓本殷就进行各种骚扰;在第二次东征时,更是对广州革命政府构成重大威胁。即将开始的北伐,大军远离广东,邓本殷的残余势力必定会破坏北伐后方的安定。李济深先生提醒张难先,务必为北伐造就一个稳定的后方。
彼时,琼崖的形势远不如广东、广西其他地区。在1926年初邓本殷部被全歼前,在他的统治之下,琼崖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邓本殷盘踞海南岛八年,人民受其愚弄,几乎不知道什么是革命。民众更不知道政府的政策。
1926年3月考入黄埔本校第四期、琼崖琼山人吴成开在他的报告《琼崖社会扰乱之原因》中,指出了军阀统治的危害,“吾琼今日匪祗掠之以匪,抑且剥削之以官,彼肆无忌惮之军阀,其暴戾残酷之情状,罄竹难书。加以人祸不足重以天灾,致民不聊生,哀鸿遍野,饿殍载道。”更是知道,当时琼崖人民的处境是很悲惨的。
张难先调刘南如来琼崖任行署秘书长。刘南如性情冷静、不爱言笑,然而他遇事精细、审时度势,绝少过失,尤其是临大难,遇大疑,则有胆有识,屹然不摇。几十年后,张难先回忆往事,深知若是得不到刘南如鼎力相助,那么从政数十余年,决不能有良好的结果。而刘南如也是一个须眉自拥,公正不阿的人,若不是遇到一身正气的张难先,刘南如也很难在一个地方安心地做事。
为改造琼崖从威胁北伐的后方,变成北伐的稳定后方,刘南如参与规划筹划、协助实行、随时局变动提出建议。成为张难先治理琼崖的重要助手。
张难先从儒家的学说中深知民心的重要;10月10日武昌首义时,新军中革命党人不过二千、同情革命的不过四千,将要面对的清军,仅湖北省内,清廷在省内各地的绿营等武装何止二千,更何况北洋军就有二个镇(相当于师)被派到武汉前线。14日武昌军政府出告示募兵,数日内扩兵—倍多。武汉人不断投入革命,牺牲的就近一万余。张难先的这个经历也令他相信,唤起民心是打造北伐稳定后方的必由之路。
他本人出于一穷苦知识分子,不惧怕民众,生活上一直贴近贫民百姓。因此张难先一到海南岛,就改革了从满清沿袭下来的府、县衙门的各种陋习旧规;他牢记孙中山先生在1912年就任临时大总统时的教诲:官吏是百姓的公仆。张难先要求部属们也要遵循孙中山先生的遗训。他自己常青衣小帽,杂处在市井贩夫走卒之中。一些往日的士大夫讥讽他“斯文扫地,不成体统”,对此张难先不屑一顾。进而张难先安排人撰写“告民众书”,意在提高民众对新政府的了解,遵守法令,支持新政府。张难先一面广发“告民众书”,一面将海南岛行政专员公署中的职员分成几队,让他们分赴各地专门从事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的工作。经过一段时间努力,民众才开始有些觉悟,知道要遵守法令。
琼崖共十三个县,在军阀邓本殷盘据的八年里,民不聊生,被迫为盗的人很多,社会秩序混乱。李济深先生交代过,即将要进行的北伐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后方,国民政府此时此刻派他主持海南岛,也是要他将稳定海南岛局面作为首要的事。对此,张难先在注重提高民众觉悟的同时,也充分注重绥靖,一则办理民团,一则请驻军协助。
刚到海南时,土匪很多,又有邓本殷的败兵为匪,匪患影响海南岛局面稳定,在偏远县份更为严重。张难先认为要在短时期内稳定海南岛局面,以配合北伐的准备工作,非重典不易慑服。但是,广州中央政府为了慎重处理人命关天的事,规定凡是匪盗案件,非经上报广州中央政府核准不得自行决断。但是,广州中央政府判决一件案子,按照法律程序进行,都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定案,拖延时日难以形成威慑力量,更难在短时期内稳定海南岛局面。张难先就面对一大难题:
若是自己守法,则难以慑服土匪,势必地方的“乱”难以得到及时治理;
若要慑服土匪,就只有自行从快决断,这就违背广州中央政府有关规定,自己将面临违法而身危的局面。
他反复掂量,孰轻孰重。几经比较后,决定以稳定海南岛局面,支援北伐准备工作,并给地方百姓一个安居乐业为重;个人安危为轻,宁可牺牲自己,也要及时定案,震服土匪,拯救地方。
决定以后,召集各县长,当面交代清楚,说:“如有扰乱地方秩序,愍(MIN)不畏死者,可呈报来署,我负责批准。但你们必须特别慎重。”各县长回去后都照布置的办。
因为张难先采取得当措施,以宣传、教育群众为基础,再重典治理,办理民团,商请驻军协助等打击败兵土匪,不过几月,地方秩序基本好转。
不无遗憾的是,百密一疏,崖县县长卓浩然,初出学校,不大明白官场的一些作法。在办理一巨匪案子时,按张难先的要求呈报行政公署处理后,又自作主张向广州中央政府分报。广州见到呈报后,立即严令行政委员张难先撤卓浩然职,押解广州严办。张难先看到广州命令后,心情烦闷得很,反复思量如何妥善处理这一棘手事端。随即去电报召该县长卓浩然来行政公署,将广州命令原件给他看。浩然看后,惊恐之余毫无主张。张难先说:“你心地无他,只是不了解官场办事的惯例,才造成这个大错。这案件既经我批准,如有罪也是由我来承当。我决不会将你押解进省。我考虑再三,目前只得先将你撤职,你暂时住在我这里。等我向中央上报申诉,再看中央意见如何。”张难先随即以当时之情形,详细呈报中央,并说已将该县长撤职。本人自请处分。广州中央政府看了张难先申诉报告,予以宽大,张难先及卓浩然都不按触犯法纪论处。张难先亲自把这一决定告诉卓浩然。
到了这时,张难先才感到领导海南岛的各项工作都能从政如流、得心应手。
海南岛气候温暖,宜于农林,于是请专家共同筹划开发。
五指山黎族人民一贯受民族压迫,黎族同胞与政府的关系十分紧张。张难先为缓和民族矛盾,在随他来琼崖的年轻人中寻访到一位黎族大学生王昭夷,他就读于广州高等师范学校。把他请到行政公署,谈了缓和民族矛盾的必要,要求他约各地黎族酋长来海口参观。
不久,王昭夷果然邀请了数十人来。张难先在行政公署宴请他们,席间纵其舞蹈。然后亲自领导他们参观市政、学校、工厂、军警,并一起讨论整顿黎区方法。他们都感到很兴奋,十多天后才回去。
王昭夷于1926年初撰写《琼崖各属黎区调查》。该书至今还是研究民国初期黎族社会的珍贵资料。
琼东县有一个大土匪,竟张贴布告,自称受国民政府任命为海南岛游击总司令,在嘉积设立办事机关,收编土匪。由匪而变为官的事,以前在广东是常有的。张难先不敢仅凭臆断定他的真假。于是派人揭下他的布告,向广州中央询问。中央回答说“无此事。”并且命令张难先逮捕他。面对巨匪,如何能捕到他,张难先想出一计。命令琼东县县长设宴请该匪首,并秘密准备汽车二辆,精卒十名,在琼东县政府埋伏。该匪一到,立即予以捆缚,押上车,火速押送行署。张难先派一名科员把命令送琼东县县长,并且告戒县长说:接到命令后立即办理,若是拖延,即要重惩县长。县长按计行事,果然捕获,将他押解到行署。就在这正忙于处理该案时,忽然四军参谋长邓演存来访。一见面就急切地说:“现在本部得到国府命令,要捉拿琼东巨匪某。我想贵署也会得到这命令。据报告该匪党羽多,势力大,很不容易擒获。你看怎么办好。”张难先说:“君经前门来,看见一年青人被押没有?”邓演存说:“未注意。”张难先说:“请你再去看一看。”邓演存去看以后回来。说:“有一年青人。他是谁?”张难先说:“就是君所谓不易擒获的那人。”他惊问如何这么容易呢?张难先说:“此即一‘速’字诀。该匪以为破绽未露,地方官都还很客气的和他礼尚往来,不怀疑有诈,因此一人之力,即可擒获。”
1926年3月18日,发生了“中山舰事件”。第二天,国民党左派、黄埔军校教练部副主任邓演达就给张难先一封信:
……不同尔通信和谈话足足有一年半了。我的做事无头绪,而难于应付环境,你大概也晓得一点。所以自回到学校以来,除了为学校一局部做工作以外,其他各事都行搁置。你自梧州来一信,我早已接到。但是一方面为上面所说的缘故,一方面为难得便人可为我详述,于是乎到现在还未有信给你,你能原谅我吗?
你到琼州的消息,我早知道了。破碎的琼州得你去从头收捡,也是一件很好的事。不过一面因为琼州内部交通的困难,一面因为余匪的尚未肃清,恐怕各事进行也有一定阻力啊!但是我们只往前进就好了。
……
我们内部的政治工作越进步,自然越是叫人们分化,因此一般失意浮浪捣乱分子,就从中散布谣言,想你看见也是一笑置之的。…………
暇时请来信指教
邓演达上 三月十九日于军长公馆
这封信反映出当时治理琼州的政治形势的严峻,不仅琼州内部交通的困难,余匪尚未肃清,而北伐又需一个稳定的后方;也说明当时国民党内部分化、谣言迭起,张难先还要排除因此而产生的“各事进行也有一定阻力”,其做事之难,实不难想象。也反映出当时国民党左派人士对张难先入主琼州的信任与殷切希望。张难先在琼州近一年,未负众望。
张难先到海南岛履新仅半年,1926年6月28日,李济深第四军驻海南岛军队张发奎师、陈铭枢师等奉命参加北伐,调离海南岛。只留一个团,交海南岛警备司令许志锐用于镇慑地方。在这一团中,还有一个营是由邓本殷的溃兵收编而成。
7月1日,革命政府发出《北伐宣言》,政府出师北伐。
海南岛十多个县,地面辽阔,经张难先近半年的治理,再加两个师的重兵驻防,局面基本稳定,现在大军离去,难免有不法之徒蠢蠢欲动;对岸广州湾有许多反对国民政府的残余势力,还有海盗成群,他们和海南岛的不法之徒都有勾结。面对复杂的海南岛境内外形势,张难先明白不能强调海南岛形势复杂、特殊,而提出多留一些北伐之师镇守海南岛,有多大的变故都要自己面对。所幸的是,近半年的努力,民众觉悟有所提高;在张难先主持下国民党、共产党合作建立了工、农、商、学、妇女的组织,稳定北伐后方已有一定基础。
果然不出所料,军队刚一开拔离琼,邓本殷残部、土匪就乘机蜂起,各县告急电报,如雪片一样飞来,许志锐团明显是兵寡将少不敷使用。张难先仔细思考后对刘南如说:“现在到了我们效死国家的时候了。”他把行政公署的事全权委托给刘南如。自己则亲自挑选忠诚的卫士廿名,带着他们巡视各县。行程安排得极为紧张,但却有条有理,为的是要亲自去与匪党当面斗争,以鼓励县长、民众的勇气、信心。至于个人安危就顾不得了。刘南如则坐镇海口,沉着应对危局。
两个月之间,破获十多起反动大案。岛外,有北伐前方军事日益胜利;岛内,有张难先的牺牲精神、勇气及智谋镇慑,海南岛局面逐渐稳定。十月,北伐军奠定武汉,岛内反动势力相继敛迹。
北伐前方的胜利,极有力地为海南岛稳定提供保障,而海南岛稳定也有力地支援了北伐前线。在伟大的北伐中,张难先未到前线,却也做出贡献。
张难先在琼崖的工作,除得到邓演达、蔡元培的来信问候与支持,还得到许多老朋友关注与支持。梁漱溟先生在八月十六日来信:
“难公老长兄……
弟在此间遇有琼人王鸿庞(本文作者注:曾参与“勤进代表”投票拥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他对公诋诬多端 其言至不可思议 弟对之夷然如不闻 窃意不独此辈之言无足置意 即举世相非且有时不足动吾毫末 然必用心勤求己过 真正尽得心来 始足以语此 所谓真正尽得心来 又以常常谦然不自足为微 却似自家处处不曾尽心来一般 但求尽心之道 则自然能得夷然不动地步 若先存个夷然不动主义 却恐不是了 鄙意
公在琼真想替地方作事 用官不如用绅 然用绅之难十倍於用官 非密心利眼专志於求贤不可 一眼覷定 道义相结 谘以巨细 务尽其言 而后始可以力排浮议 夷然不为所动……”。
张难先在海南岛大量启用重用年轻人,其中不少共产党人,正如梁漱溟所说,“密心利眼专志於求贤 一眼覷定 道义相结 谘以巨细 务尽其言 而后始可以力排浮议 夷然不为所动”。用人得当是他做官一向注意的大事。
十二月,经过近一年的工作,广东省的行政管理开始走上轨道,政府适时撤消各路行政委员,调张难先任监察院委员。
由于张难先时常青衣小帽,杂处在市井贩夫走卒之中,能知晓许多百姓的悲欢。他果断地惩办一些恶官,打击了一批鱼肉乡里的恶霸。又做事积极认真,因此深得人心,海南岛普通老百姓遍传他是“张青天”。他离开海南岛时,当地的老百姓自发地制作一面大锦旗,上书“济民青天”几个大字,敲锣打鼓地送给张难先。张难先很珍视海南岛百姓的情谊。但是,从未见他在家中张挂过这面大锦旗,张难先认为在海南岛只不过做了应做之事,不值得张扬。这面锦旗一直珍藏到1966年。直到六十年代后期,一些回忆这段历史的文章,还累累提到“张青天”。
张难先作为当时国民党琼崖特别委员会主任委员兼琼崖行政委员,在他主政琼崖期间,“张青天”的美名誉满琼岛。张难先在琼崖将近一年时间,政绩卓著,在国民党、共产党内赢得了较高的声誉。
【作者简介】
张铭玉,湖北仙桃籍人,张难先先生嫡孙,1939年生,1961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曾任辽宁省沈阳市政协委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辽宁省热泵暖通空调协会专家,出版有《张难先先生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