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挚情真自有诗－杨宗兴诗集浅读（山径·唐陈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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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径文学社作品】（继往开来）

意挚情真自有诗

――读杨宗兴诗集《投向春天的探照灯》

【唐陈鹏】

《毛诗序》早已指明，诗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结果，确立了“情”在诗歌创作过程中的本体地位。自此以降，古人论诗，多重“情真”二字。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着意推崇《诗经》“为情而造文”的优良传统，而对秦汉以后辞人赋颂中“为文而造情”的创作倾向颇有批评（《文心雕龙·情采》）。吴廷翰为郭子章的文集作序时特意强调：“夫其性情真，故词旨畅，而音节茂，趣味完，有三百篇之遗音矣”（《吴廷翰集·郭子章集序》），将“性情真”作为郭氏诗词创作之所以能取得较高成就的根本原因。方玉润在论析《汉乐府·江南曲》时亦指出，“《汉乐府·江南曲》一首‘鱼戏莲叶’数语，初读之亦毫无意义，然不害其为千古绝唱，情真景真故也”（《诗经原始·国风》）。辛亥鼎革，新诗蔚起。从旧诗到新诗，诗歌的外在形式虽然发生了巨大变化，但诗歌创作的核心精神却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在新诗早期的引领者那里，“情真”理念依旧受到高度重视。如郭沫若认为，判断一首诗是否为真诗、好诗的核心标准就是“情真”，“我们的诗只要是我们心中的诗意诗境底纯真的表现”，是命泉中流出来的“生底颤动，灵底喊叫”，“那便是真诗，好诗”（郭沫若：《文艺论集·论诗》）。经过了一百余年的发展，中国的新诗写作无疑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也产生了新的隐忧。尤其是21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经济与新兴网络媒体的快速发展，诗歌的写作门槛空前降低，口语写作日趋泛滥与庸俗化，各类针对诗歌形式与技巧的实验亦大行其道，由此造成诗歌的情感内质被抽空，题材同质化、诗旨无意义化甚至恶俗化等现象逐渐凸显。因此，在一个夏日的午后，当我读到杨宗兴先生即将出版的诗集《投向春天的探照灯》的打印稿时，很快便被其不染铅华、情真意挚的文字所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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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宗兴诗集《投向春天的探照灯》）

自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杨宗兴先生坚持诗歌创作已逾四十年。由于他一直在被称为“楚南极边”的湘西南边陲的苗族山区工作、生活，而且既不汲汲于发表作品，也无意参加当下诗歌圈内名目繁多的各类活动，故而长期以来，其人、其诗皆不为大众所晓。不过，也正是因为先生数十年来都是在默默无闻、毫无名利干扰的状态下忘我写作，所以他笔下的诗篇自然而然便成为他内心情愫的“直写”。因此，如果单从形式、技巧等方面来评骘，先生的部分诗作似乎并不打眼，但若论情之真、意之挚，以及从其诗作中自然呈现出来的朴拙诗韵，则先生的诗着实不可轻易忽略。

在《投向春天的探照灯》这部诗集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先生对亲情与乡土的细腻书写，充分展现出其以情为诗的创作理念。父母之爱子，不仅处处为之计深远，甚至随时愿意为子女付出一切。所以子女对父母的感情，往往也是既纯粹炽热又历久弥深的。在先生的诗作《漆刀注视我》中，即非常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

墙上那柄漆刀

倾身向前

追赶父亲远逝的身影

父亲走后，儿子们没有

重复他的故事

曾经养活我们的漆刀

被历史遗弃

在岁月的转弯处

我忽然发现

锈迹包围的漆刀

希望最后割一盏漆

镀亮父亲苍白的照片

静水方能流深，真正的深情并不是巧词丽句的叠积，也不是内心情绪的无序宣泄，而是在不动声色中揭肺肝示人。在上述这首诗中，作者通过父亲赖以养活家庭的漆刀这一物象，以平静而克制的语气，层层推进，在拟人化的漆刀与对父亲记忆的连接中，细腻无声地表达出对父亲的无尽怀念。而在《炊烟生长在屋顶》一诗中，作者亦用含情脉脉的笔触书写了对母亲的爱意：

炊烟，母亲栽种的粮食

没有风的时候

从屋顶直立上升

无枝无叶

也看不到花朵和果实

上帝却闻到乡村的美味

微风徐来

炊烟摇曳着身姿

村庄很静谧

想想母亲

感觉有一种幸福的痛

在作者的眼里，炊烟是家的象征，更是勤苦劳作的母亲的象征。所以在诗歌的开篇，他将炊烟巧妙地比作母亲“栽种的粮食”，并通过无风、有风两种场景的切换，呈现出乡村的含蓄、宽厚、安静，而这也正是母亲这位炊烟“栽种者”的性格。在平实、沉缓的叙述之后，作者终于展露真心“想想母亲/感觉有一种幸福的痛”，读来是那么隐忍克制，但这种隐忍的力量恰恰能够拨动人们内心深处的那根琴弦。

2.杨宗兴的书（翻开）_400

（杨宗兴诗集《投向春天的探照灯》）

除了亲情，对巫水岸畔的苗族村寨及其生活的多维描绘，亦是先生用力颇深的主题之一。不少作家都将故乡作为自己的“文学原乡”，以此为坐标轴展开自己的文学创作，如莫言的高密、贾平凹的商州、迟子建的漠河等即是明例。对先生来说，湘西南边陲的这片巫风浓郁的苗族山区就是他的“文学原乡”。他生于斯、长于斯，工作、生活亦不离于斯。因此，在叙写一切与苗疆大地有关的人、事、物时，他的笔端常常无法自抑地蓄满情感。如在《筒车，哺乳七月的田野》一诗中，他写道：

雨水被太阳挤了又挤

火流泻千里入地三尺

古老的筒车赶往河边

昼夜不停

哺乳七月的田野

寥寥数笔，便将干旱时节筒车如母亲一般夜以继日地哺乳稻田的情景刻画了出来。作者笔下的筒车，远不是一个灌溉田野的工具，而是古老乡村的滋养者与守护者。又如《绹马墩前听马》一诗的前两节：

两片规整的青石条并肩肃立

一片是故事的开始，一片是结局

横贯其中的三道杠

在岁月中走失

一道门敞开胸襟，故事情节

任人虚构，词牌凭心填写

条石上为月亮开了扇窗

听风吹过古寨

淅淅沥沥的雨

历史跟在时光后的身影

曲曲折折拉长了记忆

作者选择以绹马墩为切入点，用颇为简洁但充满叙事张力的文字勾勒出一个古寨的兴衰史。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诗的首节从绹马墩的形制“两片规整的青石条并肩肃立”开始搭建诗境，接下来的“一片是故事的开始，一片是结局/横贯其中的三道杠/在岁月中走失”如水银泻地一般，迅速打开了绹马墩背后的故事夹，为再现“古寨”在历史长河中被曲曲折折拉长的记忆布下了一个好局。通读下来，这两节诗如同璞玉，无技巧胜似有技巧，作者对古寨从辉煌到衰微的复杂情感藏蓄于静如止水的叙述之下。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乡村的衰落似乎已经势不可挡。为了谋生，青壮年们纷纷外出务工，曾经热闹的苗寨往往只有老人和儿童还在驻守。在《映山红》一诗中，作者便试图站在留守儿童的视角，为我们呈现大时代下这一颗颗弱小心灵对温暖与亲情的渴望：

那红任性且执着

不负春阳不负东风

嶙峋的骨骼堆砌蓬勃的朝霞

一堆堆的红一片片的红

抹红了三月的唇

大山的梦境

山里的那些孩子想妈妈的时候

就挑选最好的一束托付给

远去的那辆中巴

这首诗是比较能体现先生诗歌叙事特点的作品之一。面对这样一个严肃的文学主题，作者并未选择直接从留守儿童本身下笔，也不愿落入用浓墨重彩的抒情烘托主题的俗套，而是将镜头聚焦在夏日乡村中最常见的映山红，以之作为对留守儿童的隐喻。作者在前两节中以冷静而克制的笔调，描写出映山红亦即万千留守儿童执着且坚韧、弱小又蓬勃的性格。映山红一堆堆、一片片地盛开，恰若留守儿童心头不断萌生的对父母的思念，“抹红了三月的唇/大山的梦境”。但山里的孩子是这样体贴、隐忍与真纯，当对父母的思念抑制不住的时候，他们只会“挑选最好的一束托付给/远去的那辆中巴”。这是全诗对留守儿童心理及其行为的唯一刻写，但因其情真而境实，故人人读之，而无不感动。

除此之外，在先生的诗作中，我们还可以读到他对生命、人性与社会的真诚反思，这亦是其诗歌创作中“情真”特质的折射。如在《壳的哲学》一诗中，他揭示出人性复杂与晦暗的一面：

人去楼空，灵与肉怎样复合

蝉蜕依附于松树

曾经的那只蝉，其鸣远矣

歌者无法回到从前

蜗壳紧贴在高墙

曾经的那头蜗牛，其迹终矣

行者无以回到前生

人戴上面具便是傩

心无所忌其言必真

巫师把人扮成鬼

傩把人还成人

人生在世，大多数人都渴望自己能永葆赤子之心，但是在复杂的人事与名利的沉浮变幻中，人们或迷于利欲、或迫于现实压力，逐渐出现灵与肉的疏隔，最终不免误入歧途。所以，诗人在开篇即抛出一个问题：在纷繁的社会中，灵与肉怎样复合？接着，他连续用蝉与蜗牛为例，说明二者虽然脱离了束缚自身的“壳”，却难以再回归本我。铺垫至此，作者遂以苗乡的傩戏为喻，指出人类社会常常出现这样的怪象：当人们以人的面目在世间生活，却往往言不由衷乃至谎话连篇；而当人们戴上面具、套上“壳”成为“傩”的时候，反而能够“心无所忌其言必真”。作者将这种怪象精辟地总结为“巫师把人扮成鬼/傩把人还成人”在人类社会中，要想做一个真正的、纯粹的人，往往需要通过套上“壳”“扮成鬼”才能实现，此中况味，谁可共知！而在《关于叶子》、《站立》等诗作中，先生对心灵与社会秩序的提问也颇令人深思。

当然，需要实事求是予以指出的是，由于先生过于注重情真意挚而忽略了对诗歌写作技艺的打磨，导致其部分诗作有“佳句”而不成“佳篇”，少数几篇诗作在处理一些宏大的主题时，其情感的抒发略显单调与直白。但从整体上看，这部诗集正如它的名字所喻示的那样，是作者对人世间美好的事物投去深情的探照灯所观察到的结果。先生对以情为诗的创作理念的坚守，使得其笔下的文字常常能在平实冷静的叙述中给人以灵魂深处的触动。这足以说明，意挚情真永远是诗歌的生命线，重真情而不重技巧的写作是可以写出好诗的。那些光靠“炫技”而没有真情实感的写作，永远也深入不了人心。

尾韵：来生愿做一朵莲，与你再续三生缘。不早也不晚，来到你身边……

《来生愿做一朵莲》（魏新雨）.mp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