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8日晚，正是华灯初上时，久旱的淮北煤城细雨濛濛，给燥热的夜空带来丝丝清凉。大街上行人如织，逍遥漫步享受着这难得细雨清风。突然，只见一个身躯伟岸腰板笔挺的男士向我迎面走来，近1米8的个头，身着休闲便装步履潇洒神情肃穆略带微笑，一身英武之气又透着书卷气，正若有所思信步街头，这不是文友作家张亚明吗？我不禁又惊又喜，快步迎上去招呼。亚明也发现了我，执手互致问候，言谈甚欢，我说：“亚明你看，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人生之两大快事，就在眼前！” 亚明大笑说：“正是，正是。和老兄确是多年不见了。今日相逢喜出望外。”

多年不见，免不了互问对方情况，方知亚明如今又到北京中国矿业报发展去了，新书又要出版了——《历史与现实的交响——新闻作品集》、《张亚明地矿报告文学集》《圣火与锁链》《卑微与崇高》，洋洋洒洒又是将近200万字。以前我拜读过亚明的三部报告文学集：《旋转的人生坐标》、《人生的雕塑》和《歌颂与诅咒》，这三部报告文学集奠定了亚明在文学界的地位。现在又推出了新作品，真佩服亚明笔头之快，笔力之健。

我和亚明相识在15年前，那时我是下面某县级区委宣传部一名职员，写新闻也搞点文学。亚明是市里颇有影响的资深记者，但从来见我都以老兄称谓。我去送稿也罢，谈写作也罢，从来没有感觉到他有丝毫的架子，谈天说地，无拘无束，特合我的心性脾气。我最喜欢与人相对彼此目光平视，最怕别人对我居高临下。目光平视、人格均等才好说话。

久而久之，我发现亚明对任何人都是这样平等相待。相交一帮文友，水平参差不齐，性格迥然各异，有的作为大，有的作为小，有的当官，有的为民，有的是大作家、大编辑，有的是基层不脱产的通讯员，都可以在亚明家里穷侃胡吹神聊，侃了半天，赖着不走了，亚明就得招待，高档的茅台、口子酒也喝，低档的大曲、相王啤酒也喝，有大菜也行，青菜萝卜也行，大伙就图和亚明多聊一会，多沾染他身上的一些文气和豪气。这时候一屋子都是笑声。

亚明性格耿直，不善于投机钻营，更不喜欢溜须拍马，在当今这个多少有些浮躁世故的年代里，他的性格和他的一些文章一样，往往会让某些人物不高兴、不喜欢。但他对平民百姓的真诚率直、古道热肠在朋友当中是大家公认的。有个文学爱好者，因出身问题年过40“无人识君”，家中赋闲穷困潦倒。虽说亚明与他素昧平生，这位文友慕名找来诉说了自己的窘境后，亚明热情招待不说，还利用自己的关系多方斡旋，力荐他到一个单位做了文秘工作，又破格招了工。这位文友没花一分钱，没送一包烟，改变了人生境遇。事后多年，这位文友也没和亚明见面，更不用说有个“谢”字。知情朋友谈及此事忿然，亚明淡淡一笑说：“交友助人不要图回报，能帮人一把就帮人一把，要什么‘谢’字？只要他能过得好，写点对得起国家和人民的作品来，我愿即足矣！”

对素昧平生的求助者尚且如此，待朋友自不必说。亚明最可贵的就是经常对需要帮助的朋友尽其所能伸出援助之手。需要帮助——达官贵人需要吗？他吃喝不愁，有权有势，还要咱帮？需要帮助的都是人微位卑的弱势朋友。记得一次，一边是市里某个头面人物儿子婚宴发来请柬，一边是一个农村通讯员结婚。大伙大都认为参加官场人物的宴会，既颜面十足又风风光光，亚明对数十里外的通讯员也只能失约了。谁想亚明整理了行装，拿上采访包，毅然驱车去了农村。他笑笑说：“当官的有事架势捧场的人有我不多无我不少，农村的能来几个城里人捧场可不容易。这个通讯员写稿能吃苦，经常自费坐车来送稿，就是太老实，写了几年也没弄上个固定工。我去捧个场，趁机和乡镇领导见个面，想给他争取个固定补贴名额。”在场的朋友无不为亚明的选择动容，感叹他这种节操风骨。

亚明待人热情是无须多说的。那么多年来，职业的便利和性格使然，他跑遍了淮北的每个乡镇、厂矿、机关单位，也广泛结交了不同层次的朋友。因此，不少认识的、不认识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在受到委曲或蒙冤找不到说理的地方时，往往会通过不同渠道找到亚明诉说。无论是谁，亚明都赋予极大的同情，能帮多少就帮多少忙，或是利用职业便利疏通关节，促使问题的妥善解决，或是运用手中的笔写出文章，向社会呼吁正义和公道。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读者自可以在亚明的作品集中找到这方面的内容。

亚明对弱势群体对一些“穷朋友”如此侠肝义胆，但对持强权而不为民办事，甚至危害人民利益的人呢？亚明表现出的是另一面—－横眉冷对，铁骨铮铮。

当人们读着他的一篇篇掷地有地声、振聋发聩，甚至惊天地，泣鬼神的文章时，无不为作者敢于直面生活，敢于向阴暗的东西投出匕首的大无畏精神拍案叫绝。可有谁知道，作者为了写出这样的文章，投出这样的匕首，背地里所饱受的悲怆和辛酸！

谁都知道，“任何一个重大的政治主题，一个敏感的新闻话题，如采写发表，都会有阻力，稍有不慎，就可能闯下大祸。”（作者语）。陈维型教授也引用捷克作家基希的话说过：“报告文学是一种危险的文学样式。”事实也如此。歌功颂德，写谁的好话，谁便皆大欢喜，你好我好大家好！一旦写出谁的问题，甚至揭发他违法乱纪，残害人民，他便与你急，轻则恕不接待（不给饭吃），重则骂街骂娘！

亚明在写《五沟大贿选》和《苍天无泪》时，何尝睡过一个安稳觉，吃过一顿安生饭？匿名电话也接到过：“你家住在哪里我们知道，你家几口人我们也知道，小心你的脑袋！”由于所写对方手中有权，混淆视听，有的领导便找亚明谈话：“你写你的新闻得了？你戳老虎屁股干啥？”甚至不分青红皂白说他是：“吃着淮北的饭，捣着淮北的乱！”

有一次省调查组找他交待问题：“你写这样的报告文学目的何在？有什么政治背景？幕后何人指使！” 亚明拍着桌子拒理抗争：“什么人指使？我受党的指使！目的何在？为百姓说话，为矿工维权！什么背景？党的反腐倡廉、以民为本的政策环境就是我的背景！”

正和“调查组”唇枪舌剑时，亚明接到了淮北日报一群资深同仁的电话：“亚明，撑住劲，用记者的良心说话！淮北新闻界支持你，官司打到北京，我们陪着你！”电话中正义的吼声感染了“调查组”，数月的调查之后，他们用自己的党性和良心向省、市领导作出了客观的汇报，为亚明提供了道义上的支持。

“为百姓说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亚明也是个凡夫俗子，在他的记忆里，也有性格脆弱的瞬间，心寒绝望的刹那。亚明支持的那些失业矿工一无权二无钱，见了法官只能以下跪方式恳求法官主持正义和公道。而对方是一级县委县政府，教师工资无钱发，打官司有的是钱，坐飞机、软卧，吃山珍海味，住豪华宾馆，找人办事送礼得风又得水。亚明卷进官司的漩涡，挡不住的权力违法，省、市调查组对他轮番轰炸，面对政治上的重压，他曾绝望过；跑省赴京全自费，住地下室吃盒饭，多年的积蓄搭进去，经济的拮据他曾无奈过；回到家威吓电话睡不安宁，孩子上学要防人家暗算，气得妻子要和亚明离婚，精神的压力他也动摇过。一番的精神炼狱之后，“邪不压正”的坚定信念，社会各界的舆论支持，又使他注入了充沛的激情。亚明好言劝慰妻子：“谁叫你的丈夫当了这个‘破’记者呢？谁叫你的丈夫要当一个象模象样的好记者呢？谁叫你的丈夫要做一个有良心有骨头的记者呢？”一席话说得妻子掩面涕零，她何尝不心疼自己的丈夫，说离婚那不是气话吗！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我不由得重新审视我眼前多年不见的文友亚明，似乎觉得他完成了一次涅盘，在烈火中获得了新生。他脱去了人生的一个“俗”字，换上的是人生的“高尚”、“成熟”、“刚毅”，坚持下去还会迎来“崇高”！人云“人生能有几回搏”，我们的亚明搏了一把，而且搏得壮烈，搏得惊世骇俗。试问你我，谁敢为老百姓的利益搏这一把？你不要命吗？通过“五沟大贿选“、“苍天无泪”的创作，亚明似乎换了一个人，可以说为人为文皆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我觉得眼前的亚明渐渐高大起来。

让我们展开《苍天无泪》，文章可以证明我的话不是虚妄之言。

本篇披露的震惊江淮大地的事件是：濉溪县委、县政府某些领导假借改制的名义，硬把股份制的皖北矿业公司产权定为国有，又以 6000万元的低价，把这个有着2亿多元固定资产和2000万吨可采煤炭资源的公司卖给私人老板。此举造成国家银行6000万元的贷款本息流失，3000多名股东和矿工一夜之间失去了自己的煤矿，正所谓误国害民且不合法，这不是巧取豪夺拿着别人的东西去卖吗？于是债权悬空的国有银行与权益受损的股东们结成“统一战线”，状告濉溪县委县政府。敢为人民鼓与呼的张亚明在《苍天无泪》中原原本本地报告了事件的全过程，支持了银行和工人，得罪了县委县政府。

文章立意无疑是正确的。

有价值的报告文学历来是战斗的号角，是时代的强音，有社会的普遍意义，或者说“放之四海而皆准”，甚至引领政局的走向。穆青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给困境中的农民带来了希望，掀起了全党学习焦裕禄的热潮。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唤起了全国人民对自愿军的热爱，人人支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徐迟的《歌德巴赫猜想》为知识分子陈景润大唱赞歌，一扫当时社会上“知识分子—-臭老九”的阴霾，吹响了全国人民向科学进军的号角。凡此种种，一篇好的报告文学就是一颗精神原子弹。

难道亚明在《苍天无泪》中披露的这个事件小吗？难道没有典型意义和普遍意义吗？全国到底有多少借改革的名义而侵吞国家财产，侵犯工人、农民利益的事件？有，可以说很不少！尤其在党千强调万强调“三个代表”思想的今日，评判是非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符合人民的利益就是对的，损害人民的利益就是错的。改革也不能例外，改革只能向有利于人民的利益的方向改，那种借改革之名而不顾人民死活的做法只能激起人民的愤怒！有的地方激起党群关系对立原因也在于此。这个问题大不大？这个提法要紧不要紧？亚明抓住这个关乎国运民生的大主题，发出了“他们究竟代表谁”呐喊，难道不值得人们拍案叫好吗？

自古慧眼识英雄，请看国家级文学大师们是怎样评价亚明和他的报告文学的。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张炯为《张亚明地矿报告文学集》所作的总序言中这样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这都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和优良品格。我们从张亚明的报告文学作品中正是可以看到作家这种崇高的精神境界，从而从中得到道德伦理的启示和熏陶”。

中国作家协会研究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李炳银为亚明报告文学集《歌颂与诅咒》作序时，称“张亚明是个能够把持住自己而态度严肃的报告文学作家，他不为浮躁的生活现实所影响，不被太多的诱惑所左右，执着的关注着中国改革的进程和社会人生中的美丑现象，所以报告文学对于他就带有事业和生命的意义。”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作家傅溪鹏称张亚明为“特别能战斗的报告文学作家”，“他的一篇篇好作品如同一匹匹驰骋千里的文学轻骑兵”。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名文学评论家曾镇南称张亚明为“率真的猛士”，“当代乡土报告文学的开拓者”，称他的文章为“翔实的华章”。

另外，还有我省文学前辈，著名作家陈登科、鲁彦周对亚明的报告文学交口称赞。淮北煤师院中文系教授，作家傅英、陈维型对亚明的文章进行了入情入理的剖析和情不自禁的赞誉。

自古民心是杆秤。再看看人民群众怎样看亚明的文章。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濉溪县委、县政府3000多名矿工知道有位作家在为他们鼓与呼，有的竟然叫他“张青天”，还有的人见到他竟然用最原始最朴实跪倒在地的方式感念他为工人呼吁。亚明说，既然当记者，既然是作家，为人为文就要凭天地良心！

是的，“金奖银奖不如人民群众嘴讲”，“金杯银杯不如人民群众的口碑”。亚明有不少新闻作品获得了全国和省的大奖，但他都觉得无所谓，“只要人民群众说好、广大百姓高兴，这就是最大的奖赏！”

评价一篇文章的依据，无非是“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亚明的《苍天无泪》说的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主题，“政治标准”是响当当硬梆梆的了。正像我国文学泰斗张炯所说的那样，“读张亚明报告文学集的更重要的意义则在于他的报告文学作品隐含的道德教育作用，即作品背后读者不难感受到的作家关注人们生存空间的道德感，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那么“艺术标准”呢？

我读《苍天无泪》，但觉如行云流水，但觉荡气回肠，禁不住击节兴叹，忍不住闭目长思。洋洋洒洒、一泻千里。厚厚重重、似有千斤。说理透彻、叙事明白。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布局合理、虎头豹尾。敏锐的洞察力，高度的概括能力，翔实的内容，丝丝入扣的分析，诗一样的抒情，锦绣般的文字，皆熔于一炉。六七万字的文章，一气读完不觉累，反复再读更有味，可读耐读，如此，还不是上上的“艺术标准”？

亚明又是一位非常严肃认真的作家，为了写好这篇《苍天无泪》，为了使自己的作品无懈可击，不失真，他采写的材料就有七.八公斤之重，厚厚的一包，可供任何怀疑者查阅。

“问水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天降大任于斯人矣，必先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苦其心志……”

孟夫子的这段话，说出了多少好男儿成长的规律，冥冥中，亚明的成长也符合这个规律。

亚明1955年出生在素称安徽的西伯利亚—萧县农村的一个贫穷家庭里。父亲是个中心校长，1957年，上级给学校定出右派指标，善良正直的父亲不忍心让自己朝夕相处努力工作的老师当右派，看看这个不象，看看那个又舍不得，完不成上级的右派指标，上级说“完不成任务你自己就算一个”！就这样，父亲就“光荣”的当上了右派。

这一当就是二.三十年啊！在那个讲阶级斗争的年代，每个人都明白当右派给家庭，给子女带来的是什么！那真是人前抬不起头，人后直不起腰，当兵、升学、就业皆无份。

三年自然灾害，幼小的亚明吃过树皮嚼过草根，差点没饿死。文化大革命开始，亚明刚念5年级，所幸的是他把父亲的两箱书偷埋红芋窖里，没让红卫兵抄走。从此幼小的亚明就靠这箱书打发日月，八.九岁就啃起了《三国》、《水浒》、《创业史》、《林海雪原》、《青春之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还用自己的书和小学友们兑换着看，嗜书如命，之后零零碎碎又在农村读了一年初中，二年高中，那年头上学要“学工学农”，成天割麦插稻，一切为了“干革命”！可是正直而又有学识的父亲从来没有放松对儿子的教育，要求、鼓励孩子们多读书，又加上儿子们争气，1977年恢复高考后，亚明三兄弟同年考上大学，在萧县一时传为佳话！随着“四人帮”的覆灭，父亲的“右派”才彻底平反。父亲平反时，曾和父亲一起工作的老师纷纷到家里问候，哭着说：“你不忍心打我们右派，你自己却替我们当了右派，几十年的罪是你替我们受的啊”！而父亲不怨天尤人，他说：“人受罪没关系，只要不坏了良心，才是个真正的人”！

亚明的母亲是一位善良的贤妻良母，她的乐善好施在三乡五里是有名的，逃荒要饭的从门前过，哪怕家里饭再少，也要分给要饭的。她总是说：“不饿谁能出来要饭？济人一口自己也有阴德”。这种家风传承直至，不仅亚明如此，连两个儿子都深受熏陶，门口有要饭的，便房门大开，多次把要饭的叫进屋，吃饱了临走还给几个零花钱。父亲的正直、母亲的善良一直影响着亚明四兄弟，当官的勤政为民，做学问的成果颇丰，在社会上各有建树，口碑一方。

历尽青少年苦难的亚明，一直和工人农民一起滚爬，他对工人农民有一种天然的亲情。

大学以后，亚明在毛郢孜煤矿参加了工作，面对全新的矿山生活，他对任何事情都喜欢刨根问底。开初写材料时，什么是“迎头”、“掌子面”？什么是“敲帮问顶”、“走钩”“放炮”？这些采煤术语都不甚明了。他跟着工人在百米井下，亲身体验了上山下山，刨洞挖煤，在直不起腰的掌子面，亚明恻身卧着，一锹锹挖煤；在开拓大巷，饱尝了掘进的艰辛，那是挥汗如雨，那是饥渴难耐，头上哗啦一响，矸石掉下能砸破脑袋，如果大面积冒顶坍塌，躲不及必死无疑。每每谈及这段人生阅历，亚明就动情地说，中国的煤矿工人太苦了！他们用昂贵的生命代价给社会带来了光热，得到的待遇却极不成比例。谁要对不起工人那就是丧尽天良，我就跟他急！

果然，还就是有人丧尽天良对不起工人；果然，亚明也就真的急了，真的勇敢的站出来为工人说了话！

亚明的成长离不开一个“苦”字，前面已经说了，另外，他的为业还离不开一个“勤”字。

亚明的为业成就有目可睹。亚明的为业追求精到。为了能出精品、多出精品，他在新闻事业的追求上倾注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心血和精力。他采写新闻，负责外宣，善于策划，擅长深度报道、追踪报道。对同一事件新闻，他不仅告诉人们“是什么”，而要告诉人们“为什么”，努力发掘“新闻背后的新闻”。他写报告文学，始终追求“高度的真实，政策的功底，文学的素养，哲学的思考”。正是他热情向上的精神，志在高远的追求，才能够以其特有的犀利视觉、激情的灵动之笔，写出一篇又一篇见证时代改革进程、获得全国、全省大奖的新闻作品来。

“勤”的背后是说不尽的苦。亚明对工作的投入真是到了“痴迷”的程度。一次他在省城参加好新闻颁奖大会，文友请他赴宴，他在公共汽车上想稿子坐过了站，往回坐时不知不觉又想起了稿子，再次坐过了站，一圈文友开玩笑说他是“没喝酒就醉了”；他在家写稿忘了时间，烧穿了两把不锈钢水壶，烧焦了两只饭锅；更难忘的是那年夏天，晚上停电他便点起了蜡烛，写着写着伏案睡着了，蜡烛点燃了风吹的窗帘，窗帘火苗又烧焦了亚明的头发。蒙胧烧醒的亚明赶紧去拽窗帘，燃烧的化纤布却粘在手上拽不下来。从此他左手上的三块疤痕便成了永久的“纪念”。

熟悉亚明的人，都知道他是名副其实的“工作狂”、“拼命三郎”。他的拼命精神，他的工作效率，简直叫人吃惊。他的年年、月月、日日，不是下乡下矿采访，就是伏案疾书，每天写作到凌晨，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如此已20多年！有时为了一个标题，苦思冥想，掂掂这个太白，掂掂那个太过，为了一个标题竟想了一夜，直至这个标题恰如其分恰到好处方罢。写作斟词酌句，语不惊人誓不休！选材严而又严，细而又细，每写一篇，仅采访材料就厚厚一叠，反复推敲，可用方用，不可用再好也舍弃，为此，他的文章基本上百发百中，少有闪失，这是他严谨的治学态度使然。他还告戒文友们不要急于动笔，要先占有材料，占有的越多越细越好，然后细细梳理材料，深思熟虑再动笔。我每每遵从他的告戒，果然写作大有进益。

古人云，“不愿文章中天下，但愿文章中试官”，这是科举制度下文人们的愤世之言，意思是说文章再好，只要不如试官的意也是白搭。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说，文章不中天下，只去迎合试官，要你这狗屁文章何用？好文章就是要中天下！象亚明的《五沟大贿选》，象亚明的《苍天无泪》，都是告诉世人改革开放中暴露出的问题，关乎国运、关乎民生、关乎社会进步，惊天动地，从而引起党和人民的注意，杜而绝之，避而免之，使改革不出问题或少出问题，这样的文章掷地有声，这就是“中天下”！也可以说价值连城。

吃着国画之乡萧县的高粱米，喝着驰名中外的濉溪口子酒，呼吸着能源新城淮北的空气，双脚自然沾满淮北平原的泥土，张亚明自然就像大地的儿子安泰一样，和这方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和这方水土融为了一体。张亚明，无愧于工人农民的儿子，淮北煤城的儿子，江淮大地的儿子！

二00六年仲秋

（作者为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