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风雨中前行
——我的自传
作者：张文雄
第三章：奋发有为
1.在竹师附小工作期间
一九六三年八月，是我人生的转折点。我托党和毛主席的洪福大恩，由一个穷孩子变成了一个具有中专文凭的文化人，由一个受教育者变成了一个教育者！
一九六三年八月中旬，我到竹师附小报到，参加了为期10天的暑期政治学习。
从当年起，竹师附小就列入全县的重点学校。校长是王子常同志（县教育局长罗兴旅的夫人），副校长是罗永义同志，教导主任是陈祖全同志。根据工作的需要，学校领导安排我任五年级二班班主任，同班同学蔡继顺任该班数学教学。即我两位新教师顶高年级一个班。其它五位新老师皆安排在中、低年级任教。当年高年级教研组，四个班主任除我是新手，其它三人都是德高望重的老教师。加之，重点学校要求严，竟争激烈，若抓不出成绩，就必须淘汰。所以，我和蔡继顺老师思想压力很大，都认为只有虚心学习，拼命工作，才能立住脚。由于荣誉感和责任感的驱动，我时时虚心向老教师学习，学他们的精神和经验，忘命奋战，常常是“眼晴一睁，忙到熄灯”。除寒暑假回家，上课期间从未请假回过家。加之该校是竹师毕业生的实习基地，每学期都有整班毕业生来听课，一听就是一周。要为他们讲“示范课”，对我这个新手是何其难也！我必须深钻教材，精心没计教法，写出详细教案让带队老师邵济江老师（全县中学语文教师的权威）审阅。课后要“评课”，我还要写“教后感”。工作是辛苦的，严谨的，来不得半点马虎。但很磨炼人，真的能长才干。通过两年的打拼，功天不负有心人，该班升学22人（指升入竹中和二中的，升入职中的不祘升学率），比同年级另一班多升学一人，令这班班主任震惊。我总祘打响了第一炮，被列入教学骨干，在竹师附小站住了脚。
刚工作，试用工资29.5元。第一个月领工资不到一周，得知大孩子出世，即带带回20元，交4元生活费，4元钱买了一床棉絮，余下1.5元零花。以后家中陆续添制家俱、农具，加上全家人的生活，家庭负担一直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1966年，“四清”运动开始，抽调了学校几名教师为“四清”工作队员。他们有了锻炼的机会，入党提干，走入了仕途。对我这个教学骨干，一直留在教学第一线冲锋陷阵，失去了政治锻炼的机会，决定了我吃业务饭的命运。
1967年春，文化大革命迅猛展开，学校停课闹革命。我校教职工成立了造反组织“67114战斗队”，我也参加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我为何要参加呢？理由很简单，第一，全国人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投入“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伟大斗争，这是历史潮流，大势所趋，绝大部分中国人都无法逃避的。我这个托党和毛主席翻身的穷孩子对党和毛主席有着朴素的阶级感情，不可能无动于衷。第二，我在“四清”中被划为三类，遭到批判，实为冤案，希望通过“文化大革命”予以澄清。这也算个人目的。我的工作主要是写写大字报，翻印资料，举办专栏等制造政治與论。我说了不少派性话，写了不少派性文章。但没有过激行动，没有抢枪，没有参加武斗，没有参加打、砸、抢活动，没有任何违法犯罪活动。这是运动后期多次审查所证实了的。
1968年9月20日受“工人兵团”委派回校筹建“校革委”。我邀请了支左办公室和工人兵团派代表指导。全校22位教职工投票选举，我是全票，夲应任校革委副主任，但我不想当官，把这职务推给刘德英了。“不为官，不惧官，不难官”是我的人生信条，一生只愿为民，不愿为官。这是几次放弃当官机会所证实了的。
在竹师附小八年的工作时间里，我送了两届小学高年级毕业班，一届初中毕业班，另一年多脱产搞文化大革命。1970年县增没大竹三中学校，中学教师紧缺。经县委组织部、宣传部和文教局联合考察，从城关五所小学选拔了15名教师分配到竹中、二中和三中工作。我是被选拔的对象之一。原计划我是被分配到竹中任教。但因我校原教导主任陈祖全同志被县政府抽调去筹建大竹三中，任筹委会主任。陈对我较了解，特邀我去三中作他的助手，我同意了。县上便把我从竹中改分到大竹三中任教了。
2.在大竹三中工作期间
大竹三中于1970年创办，校址在县医院外面的“天桥”脚下，是以一所民办小学的校舍发展而成的。教职员工仅有二十余人。第一届学生共六个教学班，300余人。我除了任七一初一班班主任和政治教学外，还分管学校政宣工作兼任政治学习组长、红卫兵团团长、民兵连副连长、整团建团领导小组副组长等职。
我们是大竹三中的创始人，也是大竹三中的拓荒者。当时，条件很艰苦，设备很简陋，一切从零开始，有大量的工作需要我们去做。领导和教职员工常常是起早摸黑，忙得不亦乐乎。但大家热情高，干劲大，搞得热火朝天，有声有色。
一年后，大竹三中初具规模。因我家在山后农村，家中负担重，急需我回去挑起这副挑子。在我再三申请下，於七二年上年调到了家乡的友邻乡——文星乡中学。
在五六十年代，对城关中小学知名度较高，教师有较高的威信，我通过親身经历找到了答案。其一，城关中小学校长素质高。这些校长不是能干的男人，就是女强人，他们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有高超的管理艺术，清正廉洁，为人师表，事业心强，竞竞业业，埋头苦干，对教师、学生要求严格。其二，政治空气浓厚，歪风邪气无处藏身。一周一次政治学习，时间、内容、人员三落实，而且理论联系实际，要“触及灵魂”“思想见面”。哪个教师思想有问题，校长、团支书、工会主席齐上阵，决不让你的错误思想过关。所以教师的素质较高。其三，管理规范，要求严格，全校一盘棋，任何人不得“各行其事”“搞独立王国”。其四，每个教师的事业心、责任心、上进心强，一个一个比着干，谁也不愿落后，否则被淘汰。所以校校出成绩，信誉髙，受人仰慕。
城关学校是“大熔炉”，“正规部队”。我在这所大熔炉里受到了锻炼，在这支正规部队操了“正步”，为今后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在文星乡中学工作期间
我在文星乡中学工作了三年多，经历了张弟发、王守志两任校长。同事有毛启万、李逢英、何正国、何世刚、朱光星、舒祖望等老师。
我开始接任了七二初二班班主任和语文教学。不料这是一个“乱班”，谁也不愿接手，被我不知情地摊了个火团。通过我一个学期的艰苦工作，扭转了班风，学风浓了，成了全校的先进班。但优生少，大面积学生学习成绩差。一年后该班合并到文星中学了。后领导安排我教一年级。场镇和附近两村的适龄儿童蜂涌而入，一下招了八十多名。这是我第一次尝试教小学一年级。教一年级不需要多髙的学问，但要耐心、细心、热心，方法要灵活多样，生动有趣。我便严格要求，热情关怀，循循善诱，生动教学，寓教于乐，环环紧扣。经过一个学期的努力，该班进入正轨，不仅纪律严明，成绩也不错，班集也成了一部“机器”，一按电键便很好地运转。三年来，该班发展态势喜人，涌现了不少“小干部”“小老师”。后来这班还出了不少人才，如李达、孙志宏、贺小芃等都成了奇才。
在文星乡中学工作期间，我历任团支部书记、少先队大队辅导员、教研组长、校文艺宣传队队长等职，还为全区搞了几次“公开课”。出席了团县委召开的先进工作代表会。该校文艺宣传队所排节目被县调演了三场。
一九七二年，我已是四个孩子的父亲，还有老母亲健在，全靠妻子一人顶着，实在压力太大，我便申请调回了家乡——神合乡中学工作。
4. 在神合乡中学工作期间
我在家乡，一干就是整整七年！
神合乡虽然偏僻、贫穷，但它是我的故乡。这里山青水秀，人熟地熟，总有一种亲切感。这就是我难以割舍的故乡情结！
我回家乡工作，父老乡亲特别欢迎。学校如获至宝，认为添了“一员大将”；乡政府早闻我的“大名”，闻讯回来一位“笔杆子”，甚是欢迎；父老乡亲认为回来一位“城里的教师”，孩子有望了，夸我“没忘本”，很有故土情。
没想到，我在学校工作才半个学期，乡党委就把我抽调到乡政府任业余教育专干，吃住全在乡政府。我的工作就是成天走村串户，发动农民走“小靳庄”之路——学政治、学文化、学技术，做新型农民。不久，全乡72个生产队，队队办起了政治夜校，做到了队队有教室，有桌凳（不少是石桌石凳），有教师，每周必学三晚上。社员们学得热火䢁天，群情高涨。群众发动起来了，但要留得住，能巩固，还必须提高政治夜校教师的业务水平，我便在全乡举办了“政治夜校教师培训班”，努力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在乡党委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下，我们多次在乡村干部会“演讲”，要求村社干部要加強政治夜校的领导和管理。致使全乡业余教育工作起步快，声势大，巩固好，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一跃成为全县的先进单位之一。
1975年冬，我参加了全县参观团，赴万源县“黄钟五七农民大学”参观学习。返回后，根据县上要求，在巩固政治夜校的基础上，乡上举办了一所“五七农民大学”，乡党委书记任校长，我任副校长。乡中学有关教师和农机站、农技站技术员和乡上几大员任教师，开设了政治、语文、数学和农技等课程。学员每天学习半天，乡上开误工单回队评分参加年终分配。乡党委、政府非常重视此项工作，指定一名副书记具体抓五七农大的工作，还专门为农大修了一幢砖房子，内设能容纳100人的大教室和办公室、寝室和厨房各一间。还用柏木做了五十套双人桌凳。这是全县第一个专门新修校舍的五七农大，受到县上表彰鼓励。由于领导重视，制度落实，这所“五七农民大学”做到了“常年开办，天天学习”。
1976年春，乡党委又抽调我到神合乡胜利水庫指挥部工作，具体负责政宣工作，历时半年。
我在乡政府工作期间，是大家公认的乡政府的“兼职文书”或“编外文书”。其间乡领导的讲话稿、工作总结、经验材料和新闻通讯绝大部分都是我撰写的，牺牲了不少休息时间，甚至通宵达旦苦战。领导对我的评价是“脑子灵，点子多，有魄力，能说会写，干啥都有板有眼”。
想不到的是1976年12月，风云突变，厄运突然降临在我身上。区委书记蒋某突然在全乡干部大会上宣布我是“四人帮的黑高参”，交群众批判。这显然就是极左路线的表现。经数次批判，但问题无法落实，便把案子挂起来，久拖不决。拖了半年多，无法结论，便不了了之，让我受了一次寃屈。于1979年8月恢复了我的工作，安排我为学校七九初一班班主任和语文教学。我遭受了不白之冤，有一肚子的怨气，面对新的工作、新的任务，怎么办？是重振旗鼓，还是永远沉沦？这对我是场考验。反复权衡利弊，我决定：
干！我要用事实来证明我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是一块“钢”还是一砣“泥”！
干！我要用成绩来证明我是“香”了还是“臭”了！
干！我要用实际行动来报答对得起我的神合父老乡亲！
决心一定，我就像猛虎下山、蛟龙出海一样，摆开架势投入了大抓79初一重点班的战斗。
七十年代的神合学校，条件恶劣、生源差，教师不配套，是全县闻名的落后单位。要想在这种环境抓出成绩来谈何容易？！只有“爱心十耐心十干劲”。于是，我一方面利用各种形式狠抓思想政治工作，全面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加強管理，培养良好的班风和学风。另一方面，由我组阁任课教师，暗中配备编外教师，既保证课堂教学质量，又保证课后辅导落实，实行“因材施教”、“分类教学”的方针，在面向全体的基础上，将学生分为“第一梯队”、“第二梯队”……分层次教学，分层次布置作业，分层次辅导……那时候，不知道这班人马哪来的那么大的热情和干劲。在没有行政命令，也没任何报酬的情况下，竞然早晚自习像上新课那样上，白天、晚上不厌其烦地讲解，热心加耐心地辅导，甚至寒署假自发上课，分文不取。教师的敬业精神和无私奉献发挥到了极致！同样，学生的学习热情也异常髙涨，是那么主动、自觉、刻苦，似乎全班学生都钻进书堆里去了一样。三歺饭后教室座无虚席，下了晚自习到老百姓临时住地又挑灯夜战。天刚蒙蒙亮，学校后坡上就有学生早读了。教师端着饭碗或准备睡觉还有学生缠着问题、要求辅导……就这样，我们师生共同苦战了两年，该班45人毕业，升入竹师3人，升入重点髙中4人，升入普高21人，共28人，升学率为百分之七十，列全区第一名、全县乡中学前十名。这是神合学校解放后三十年来放出的第一颗“卫星”！全乡父老乡亲无比振奋，奔走相告，称赞不已。至此，学校声望大振，文星、四合、古家、新镇的部分学生也涌到神合来求学。
我的声望也大振。不久，县办中学——文星中学急需一名语文教师，县教育局便强行将我调入了文星中学。
5.在文星中学工作期间
文星中学是我的母校，能回母校工作是一种荣幸！
1981年11月我到文星中学后，首先接任82初二班这个乱班的班主任，又接任82初四这个复习班的语文教学。这种安排对我还是第一次。或许是新单位的领导对我班务工作的能力和教学水平的检验！面对考卷，我心领神会。我必须双边努力，不可偏倚。班主任工作必须在培养干部、培养班风和学风上狠下功夫，努力改变班级的落后面貌。复习班的语文教学，必须在深度上下功夫，基础知识系统性和写作水平的提高要花大力气。通过一年的努力，二班的班风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落后班的帽子丢掉了，学习成绩有所提高，但成效不显著，升入普高的仅几人。复习班的语文教学颇有成效，该班升入大竹中学重点高中6人，升入中专3人，升入普高22人，升学率接近百分之六十，较好地接受了新单位领导对我的考验。
后来，我又分别接任了83初二班、86初二班和87初二班的班主任和语文教学，皆取得显著的成绩。特别是83初二班出的人才较多，如朱凤桃、黄铀、朱建华、谢小琴、文燕、朱春霞、魏朝志、罗朝胜、张玲、张永海、陈中志等，出生社会后对党对人民做出了显著的贡献。
1989年，我万万没想到学校领导和部分老教师竟然极力推荐仅有中专文凭的我教高中语文。盛情难却，我只好迎难而上，担任了九一高两个文科班的语文教学。一个中师生，要想胜任这一工作，单凭热情和经验是不夠的，必须要有深厚的功底。于是，我买了不少资料，深入钻研，苦练“内功”。同时在钻研教材和研究教法上狠下功夫，一个学期左右基夲适应了高中的语文教学，学生反映良好。通过三年的苦战，该年级两个文科班学生参加高考语文成绩还比较理想，没有拖其它学科的后腿，还有一百一十多分的高分，近十位同学还进入了全县的高分段。
送完高考后，我想我文凭不达标，教高中名不正言不顺，只能称为“编外教师”，故我坚决要求回到初中部工作。94初和97初两个年级我没任班主任，只任了年级组长和语文教学。和张华老师和胡英祥老师组成挞档，通力协作，拼命苦战，升学皆取得显著成果。其中97初121人毕业，升入竹高12人，上中专61人，升入普高47人，升学率达88.4%，创历史新高。致使2000初招新生蜂涌而入，一下招了六个班460多人，同创初中招生新高。
在文星中学的教师队伍中，只有陈美中、冯乔成和我三人文凭不达标，或高中或中师，其它皆是大学专科或夲科。但各任领导都把我当“骨干教师”使用，年年委以重任，不仅连任班主任、年级组长、语文教研组长，还曾担任工会委员、教代会主席团成员、职称考评小组成员、分房领导小组成员和校务委员会委员等职。为振兴文星中学出过力，流过汗，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在我的教学生涯中，在文星中学工作的时间最长，从1981年11月到1998牟8月近18年。这18年，没有“一平二调”，没有“外界干挠”，是我静下心来认认真真从事教学工作，在政治上、业务上平衡发展的18年。
我身处逆境，经历了不少风风雨雨，历尽千辛万苦，饱尝酸甜苦辣，致使我身体早衰，五十左右，头发全白，视力减弱，腰椎颈椎骨质增生，脑血管硬化造成头昏头痛，几次课堂上大脑瞬间一片空白，什么也不知晓，讲课或板书动作突然定格，几秒钟后才恢复。为此，我申请提前退休。开始，领导不同意，认为我还应为振兴文星中学出力。我多次申请并呈交医院检查结果，请求开“绿灯”，领导见我去意已决，只好同意提前四年病退。我提前四年退休，这在文星中学还是首例。
风雨人生，坎坷曲折；酸甜苦辣，人生百味。贫穷，让我受尽煎熬；奋斗，让我饱尝艰辛；育人，让我大显身手；晚年，让我其乐无穷。回首人生，感慨万千；成败得失，留给后人评说。
出身不能选择，但是道路可以选择。人生十之八九不如意，但改变人生、书写历史全靠自已。人就要活一口气！这口“气”，不是怨气，不是泄气，而是不服输，要争口气。就是要立大志，乐观向上，奋力拼搏，敢于改变命运，勇于书写自己光辉的历史！
我虽然出身贫苦，生活清贫，但我不自卑，不抱怨。生活是艰苦的，精神是乐观的；我道路坎坷，灾难不断，受尽熬煎，但我在困难面前从不沉沦，不投降，不悲伤，我乐观向上，攻艰克难，用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毅力去战胜困难，闯过急流险滩，夺取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教师这个职业是平凡而辛苦的，且不是我的理想。但我听从了党的分配，没有嫌弃它，没有迁异思迁，我从服从到热爱，直至忠诚它。因为这是祖国的需要，人民的需要。我仅有中师文凭，原夲是小学教师。就因我安于平凡，在平凡中孕育了不平凡。我深钻教材，讲究教学艺术，教学效果较好；我不仅教书，而且注重育人，在教育管理上有较丰富的经验，被提升为中学教师。三十八来，我一直是所在学校的教学骨干，多次被评为区级、县级优秀教师。在平凡的岗位上，我创造了两个奇迹：一是我文凭不达标，但我从小学一年级教到了高中毕业班，在中小学“打了通场”，且教学效果良好。像我这样低职髙聘的教师，在全县为数不多。二是我当班主任十八届，以从严管理，善做思想工作著称，学生对我十分“敬畏”，多次被评为县级“优秀班主任”。如果中途我不当班主任，学生就要哭闹，甚至下跪瞌头，盛情挽留我继续当他们的班主任，这种动人场面是少见的。所以，学生、家长、领导都赞誉我是“育人能手”。我一生献给了教育，较好地体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我无怨无悔，其乐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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