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平 衡

文/侯振宇

       胡适之先生与江冬秀的婚姻尽人皆知。一个是头顶着三十五个博士学位的牌子，顶着大学教授，大学校长，驻美大使等光环。一个是文盲，家庭主妇。不仅不平衡，而且是倾斜到了极点。不平衡中繁衍子孙，不平衡中相伴终生。

       其实，在过去，中国文盲占了百分之九十以上，不知道有多少个胡适之和江冬秀，其原因各种各样。

       陈忠实先生《白鹿原》中的朱先生与老伴，一个是关学泰斗，一个是文盲，还是小脚女人。在朱先生躺在妻子怀里理发的时候，老先生感恩地说“我想把你叫声妈！”“理完了？”“那我走了！”“不走还想理第二次吗？！”如此的语言，如此的对话，成为相濡以沫的夫妻的告别仪式。

       其实，我的父母和胡适之江冬秀相同，或者是更奇葩。

       我外祖父是镇川堡的名中医，开药铺坐诊，请去乡间看病，都是骑着枣红色高头大马，比现在的宝马奔驰名贵不知多少倍。高门楼，四孔窑洞，驴栅马圈，还有雇工，而且有两个老婆。

       可好景不长，外爷突然病逝，倾刻间，大厦倒塌。外婆果断采取措施，把大姨（小外婆所生）和母亲出嫁，和幼小的舅舅过生活（小外婆生），我曾写过《精明的外婆》，母亲十岁左右就到我们家做了童养媳。

       陕北黄土高原苦焦，人烟稀少，村子与村子有很大的距离，但人与人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络。我五外婆是我父亲的大姨，所以两家结亲，知根知底，亲上加亲。

       在我母亲去世三周年的时候，我写了《勇敢的母亲》，第一次告诉世人，我母亲是个童养媳。

 一个孩子，到陌生人的家里生活，可以想象，她是怎么样度过的每一天，每一月，每一年的。好在，我祖奶奶在世，她是寡妇抓娃的苦命人，有菩萨心肠，而且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接生婆，与她老人家住在一起，有她老人家的呵护，母亲度过了适应期。

       我母亲比我父亲小一岁，在这个大家庭里还有姑姑叔父们，可以说是一起玩耍大的，彼此建立了友情。

       我父亲上学比较晚，开始是半耕半读，后来到镇川，绥德上学，考上延安大学，参加革命工作。

      我母亲从小就跟着爷爷二爷姑姑叔父们下地劳动了。因此，母亲不善于针线活，不善长厨艺。她用自己瘦弱的身体默默劳作支持着父亲。

       父亲母亲由友情到爱情，我母亲十七岁生了姐姐，二十岁生下了我。除了参加日常劳动，还要孝敬祖奶爷爷奶奶二爷二奶，遗憾的是繁重的劳作使她没有照顾好自己的孩子，姐姐得了伤寒，虽然用偏方保住了性命，却留下了后遗症。不懂事的我爬到炕头的锅里，屁股烫伤严重，至今留下了疤痕，妹妹被灶火把脚烧伤，也留下了伤疤。这是母亲心中的痛，每每提起，只有沉沉的叹息！

       六十年代初三年困难时期，一大家子十七口人生活在一起越来越艰难，待父亲大学毕业分配工作，六四年分家了，爷爷奶奶叔父们一家，二爷二奶堂姑堂叔父们一家，母亲姐姐妹妹和我是一家。一分为三，而我们家最艰难。父亲的工资寄回爷爷名下，而我们家几乎拿不上父亲的工资，就是探亲，也是先进爷爷奶奶的家门。母亲只能参加生产队劳动，还要种自留地，养活自己和三个孩子的穿衣吃饭。有一次她担水给山坡上的旱地南瓜浇水，脚底下没有踩实跌倒了，两只木桶滚到沟底摔烂了。

       自留地轮流浇水，不分白天黑夜，轮到谁家是谁家，黑天半夜，黑灯瞎火，一个女人家，不去都得去，害怕也得去，因为轮过去了，断水了，庄稼就会旱死。

       生产队分粮食分土豆，有时在两个地方分，我姐姐从小被当男孩子用，是母亲的好帮手。等到半夜，分到了口粮时高兴，却要艰难的连背带抬运回家，有时因工分少而分不到，灰心丧气，人困马乏回家。

        吃的水，要到沟底石窟里取，开始由我和姐姐抬，后来姐姐担，我也可以担两半桶，有时跌倒了，人变成了泥人人。遇到雨雪天，就用锅碗瓢盆接，用于洗刷。

       烧的煤炭，花钱请人用驴拉车子拉到沟底，靠背，靠担，靠抬爬坡上坎运回家，人也就变成了黑人，两只眼睛显得更白了。

       有一年春节，蒸了黄米馍馍，放在空窑洞的缸里，这是陕北人天然的冰箱，家家户户如此，习以为常，下雪天却被人偷了，我母亲跟着脚印找了一会空手回来了，拍拍身上的雪，说了句“吃亏人常在！”这次事件后，就养了一条四眼狗，白天是我的玩伴，晚上看家护院，因为爷爷奶奶二爷二奶都搬走了，就剩下孤苦的娘几个，二狼山下，山大沟深，靠四眼给我们壮壮胆子。

       日子过得要多艰难有多艰难。没有办法，母亲只能把我和姐姐安置在外婆家，自己带着妹妹去黄陵县上畛子农扬找爸爸。

       我和姐姐带着四眼到了外婆家，嫌生的四眼又跑回去了，有人见到小四眼在我们家门口哭呢。

  

       失去大人的保护，到了生疏的地方，小孩子受欺负是常有的事，实在无法忍受，姐姐折一根枣刺打了别家孩子兄弟三个，打的他们坐在地上哭鼻子。

       母亲到父亲工作地方不久，我和姐姐因为上学问题，也去找父母亲了，一家人终于团聚了，但是我们都是黑人黑户，吃爸爸一个人的口粮，好心的叔叔阿姨们帮助我们，有送小米的，有送自己孩子穿过的旧衣服，有的人送刚蒸出来的馒头包子，我的小妹和弟弟拿上小碗，可以在任何有孩子的家里吃饭。我和姐姐妹妹放学后去捡拾黄豆玉米，磨好后参在白面里，擀不成面条，切成厚敦子，不仅不好吃，还难消化。就是这样的日子，陆续又有了两个妹妹一个弟弟，没有办法养活，只能含泪将小妹送人收养。

       母亲跟上其他家属上山挖药材，砍条子，砸石子，贴补家用。当时上畛子是克山病区，身体不舒服就去医院推两支葡萄糖，星期天了，我们几个孩子也上山挖药材卖了给自己买学习用具。

       后来随父亲调动，举家迁到富平县卤阳农场，省劳改局征求父亲的意见，可否到省局或西安其他单位工作，考虑家庭负担太重，父亲只能继续选择卤阳农场，农场的蔬菜便宜，日子好将就一些。在办理调动手续时，把我们家欠的款也随着转到新单位。到了新农场，母亲继续参加家属劳动补贴家用，汗流浃背拉着一架子车砖头，前往张桥火车站装车皮，一拉就是几年，一装就是几年，一卸就是几年！后来厂里新建一个硝场，母亲站在火热的钢板上熬盐明粉，在刺骨的寒风中，穿上雨鞋捞硝。担任个小组长，因为人忠厚老实，还兼任出纳，总是挑重活，干在前。为儿女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只有母亲自己知道！

       我和姐姐插队回家，想顶替母亲去劳动，她坚决不让去，说你们平时插队干的体力活，回家了就好好休息两天。

       随着我和姐姐弟弟妹妹陆续参加工作，我父亲才调到富平庄里镇省一监工作，小妹也回来了，一家人团圆，儿孙满堂，日子过得蒸蒸日上，母亲虽然不参加劳动了，又忙着轮流看孙子们。

       我父亲退休后，由兼职律师转专职，有时义务帮人打官司，到学校义务讲法律知识，参加省关工委的活动，被评为先进个人，忙的不着家。

       再后来，爷爷奶奶二爷二奶奶有病，要伺候，要看病，病故后要抬埋，我父亲往来关中陕北，不仅仅是花钱，光是来回奔波，还要侍候，对于一个退休人员来说十分辛苦，但他感恩四位老人的养育和支持上学的恩情，他是长子长孙，要做出表率，没有一句怨言，没有一次延误，没有一处不尽力，没有一点不尽心，庄前里后的人赞不绝口。

       再后来，我父亲看到村里外出打工的人越来越多，留守的是老弱病残，自告奋勇为村子修族谱，收集资料往返陕北山西北京，找人查资料，成立编委会，策划构思，加班加点，终因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逝世。

       五七年，我爷爷任村支书组织编写过一次族谱，由于条件有限，非常简单，如同生死薄子。我父亲去世后，我二叔父三叔父和我，继续组织完成定稿出版，我请中作协副主席贾平凹先生题了字，中书协副主席钟明善先生写了题贺，原陕报副主编省出版社副社长任中南先生写了序，大大提高了族谱的档次，增色生辉，经费不够，我出钱，终于完成了父亲遗愿。我已在《三代修谱励后人》中详细记录下来了。

       母亲默默的做好家里的事情，全力支持父亲，他们的感情早已由爱情升华为亲情。

       父亲去世后，她老人家很坚强，尽管有弟弟妹妹在身边，我作为长子长孙，每周都要从西安回去看她，她坚决反对，“有事打电话，没事报平安，不要来往回跑，反倒让我心里不能平静。”然而每次听说我回去，她都站在小区门口孤零零等我，也不知道她站了多长时间。走的时候，又拉着手送到大门口。

       我想，弟弟妹妹上班了，她除了练太极扇跳舞，回到家里多么孤独寂寞。就买了光盘机，走到哪里都寻找星云大师，净空法师，南怀瑾先生说佛讲法的光盘，再后来带她去西安大雁塔，户县草堂寺拜佛，谛性法师认为不识字比较专一，心诚则灵，容易修成正果，收母亲为俗家弟子，我为她写了《心经》装裱上框子，放在她打坐的佛堂前，这样她老人家有事做了，每天安排的滿滿当当的。我回去后，她给我讲佛法，而且高兴的说她能与几位大师隔空对话，问我信与不信，我只能说好。

       在我父亲去世三周年的时候，她跟我们一起上坟，烧完纸，磕完头后，她把我们姊妹几个支走，一个人放声大哭了一场，三年了，她怕我们过分伤心，忍了三年。这就是我的母亲，处处为儿女着想，不让儿女为她操心。

       当我第一次看到陆树铭大哥拉着自己的母亲唱《喝一壶老酒》，感动的我流下热泪，他词曲唱，声情并茂，唱他自己的感受，仿佛也是在唱我。我也写了几首小诗，只因才情有限，只能作为纪念。从此，我想母亲的时候，就在网上听《一壶老酒》，仿佛在泪眼中看到母亲依旧站在小区的大门口。

       此时此刻，我在想平衡二字，地球上百分之七十是水，百分之三十是陆地，不平衡，但已经运转了不知多少亿年。老一辈人，朱先生和他的小脚女人，胡适之与他不识字的江冬秀，不平衡也过了一生。我的父亲是大学生，监狱教育科长，子弟学校校长，母亲是童养媳文盲，也在不平衡中生儿育女过了一生。我在想，高个子矮个子抬东西，谁负重最多，谁的压力最大，肯定是矮个子的。而矮个子的母亲从来没有埋怨报屈，咬紧牙关从容生活，即就是吃了亏受了委屈，仍然说“吃亏人常在！”这就是我善良的母亲！

       二0二五年，是父亲逝世十六周年，是母亲逝世十周年，回想往事，写下这篇散文，对于我们姊妹六个来说，字字如血，声声哀泪，悲痛的写出来，作为长长久久的纪念，激励子孙后代。

       我在《我们家的三级跳》中总结，父亲跳出农门，我进了省城，女儿进了北京，三代人中，无不包含着母亲的苦辛。正所谓“家有好妻旺三代”。在儿女们的心中，母亲就是活菩萨。

       平衡是偶然的，不平衡才是常态。正如易经六十四卦中，只有泰卦最好，其余均有好有坏。不平衡，对于个人来说，对于某些方面来说，是事实，是客观存在。对于家庭来讲，是一种互补，是一种取长补短，是一种平衡。不平衡中的母亲是多么的吃苦耐劳，多么无私无畏，多么的勇敢坚强，多么的崇高伟大！

       我父亲的官名“侯武虎”，因为生在二狼山下，我爷爷认为只有这个名字才能存活，才能镇的住，他是我们村的第一个大学生，方圆几十里很有影响力感召力，农家子弟都向他学习。我和父亲一起生活的时间比较短，因此，在我的心里“父亲是形象，父亲是榜样；母亲是温暖，母亲是依恋！”自从有了我，我的乳名是外婆取的叫富平，无论家里还是村里的长辈把我妈妈唤作“平娘的”，其实，我的母亲也有大名“李秀芳”。

       古人讲“孝不比亲”，各人尽自人的孝，免得老人逝世了后悔。总体讲，我们姊妹六个，都很孝顺，特别是老大姐姐侯振华，有丈夫气，不怕苦累，敢于担当，在最困难的时候出了大力。我有一个感觉，我们不在身边的人，跑得再勤，给钱给衣服给茶食，都如葱花一样漂浮在表面，而真的孝是天长日久，知冷知热，端茶倒水，陪护上医院，吃药打针。这一点，老四侯振荣，爱人冯新良在医院工作，因此，侍候的时候，我都做不到。弟弟侯振宁为人忠厚，爱人董芹人民教师，在父母身边时间最长，下了苦，有时还会挨批评。这篇稿子，几经修改补充，共同参与，我弟侯振宁说“在母亲的心里，永远都是儿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