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孟烨，原名孟宪蕴，籍贯陕西西安，1948年8月11日出生，中共党员。1961年随继父到杭州余杭良渚读书，毕业于杭州商学院，今浙江工商大学。1986年起参与故事演讲及创作，先后获县，市，省及全国故事演讲比赛均获奖。后加入余杭文联作家协会，先后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等40余篇约50万字。创作企业歌曲，村歌等19首，曾担任浙江日报品牌周刊副主编，余杭文联【美丽洲】杂志责任编辑。

2019年起定居老伴湖州市在水一方家园。5年来致力于各业余艺术团的编导演。2023年所创作的配乐群口快板“老人就要这样活”被杭州市委宣传部列为优秀文艺精品项目。2019年被杭州市拱墅区三塘北苑社区党委评为优秀群众文化带头人及先锋党员。

纪实文学《八瓣梅》

作者/孟烨

一

还在大西北念小学的时候，我就知道一句哈萨克谚语，叫做“忍耐吧，忍耐能使青石板上开出花儿来。”，当时我朦胧地意识到做人要屈从于一切束缚和规范的，要忍受一切，包括忍受幸福和痛苦悲伤的。我想，如果我耐心地忍受了的话，青石板上会开出什么样的花儿来呢？我简单纯真的脑瓜中呈现出的便是八瓣梅。因为在我看到我家小院里开着八瓣梅，老师的窗前放着八瓣梅，灰蒙蒙的马路中间的花圃里种着八瓣梅，六一节和国庆节我们参加游行活动时头上戴的花环也是八瓣梅。还有，我觉得我的姐姐很像八瓣梅——那么轻盈，那么鲜艳，那么美丽。

时隔多年，在江南水乡，在繁花似锦的杭州，我却看不到八瓣梅，我想它可能只属于我那贫瘠荒凉的老家的。我在“百花园”这本汇集了百种花卉的书中翻不到八瓣梅；我想，它只是一种野花，草花，也许还排不上名花的号；我在忍受了成长的烦恼和获得了爱情的幸福后，不见八瓣梅在我身边开放。于是，在我的意念中，八瓣梅成了我对遥远老家、童年，尤其是对姐姐的情结。

八瓣梅，顾名思义花有八个瓣，对称均匀，煞是庄重。它耐寒耐苦的品性属于梅。它的茎细细长长，它的叶细细腻腻，它的瓣平平展展。它一花一色，开的抱成团，白的、粉的、蓝的、紫的，组成缤纷的色彩。它没有人们通常比喻淫秽的黄色，也没有像毒罂粟那样妖艳的大红，它用朴素纯洁淡淡的颜色展示着它们短暂的生命。它们在雄浑的黄土高原上占据着极其微小的一席之地，虽然它们自身自灭，花期很短，但它依靠阳光和些许水分，依靠黄土的特殊亲和力便会谢了再开，再生长，再昂首。

我钟情于八瓣梅是因为我相信绝望的不存在，生命可以结束，但精神可以永存。我的姐姐虽然离开了这个世界，但八瓣梅却永远植根于我的心中。这正应了那句哈萨克谚语，也就是说，在我忍耐了和亲人的大苦大悲后，八瓣梅悄然在我生命的轨迹上盛开，

二

一九六一年，三年自然灾害使中国大地黯然失色，继父向往他的江南老家的富庶，为了逃避大西北的饥馑于荒芜，毅然带领我们全家到天堂杭州边上的一个小镇上落户。这个小镇的名字在今天代表着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古老文化，它叫良渚。那时候，我压根儿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一种地方，住的房屋四面漏风，冬天里外气温一个样，又湿又冷，没有热炕和暖气，家里全部的热量取自于一个烧柴禾的“缸缸灶”。夏天酷热难当，还有蛇虫百脚骚扰。吃一种叫做“狼藉根”的蕨类植物，还有荸荠和胡萝卜，胃里又烧又刮；喝的是门前小河里的混泥水，水里有钉螺，因而为此我常发冷发热打摆子。脸黄肌瘦的我肚子凸出一大块，后来医生说是因疟疾引起的脾肿大。说起来是到了天堂，可日子过的像是下了地狱。还穷，穷的我不知道穿新衣服是什么滋味。因而我总是想回老家，想回生我养我的黄土地，想回那个开满八瓣梅的四合院。我的这个想法一辈子也没实现，但我还是在想，在忍受，在忍受中我生长发育，我长成了一个梳两条黄色小辫子家里家外都叫我的黄毛丫头。

十八岁那年，黄毛丫头一变就变成了杭州一所财经学院的学生，这真是一个奇迹，我为全家人带来了希望和信心，但是我们马上就犯了愁，继父和母亲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不到六十元钱，但八口人吃饭，日常开销已是捉襟见肘。妈妈每个月都要出去借钱，发了工资先还上个月的债。这下可好，上杭州读书要住校，学费，饭费，钱呢？上哪儿去弄这笔钱呢？我们全家面对录取通知单一筹莫展。

这时，我们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留在大西北的姐姐，姐姐的一封回信，解开了妈妈百结的愁肠，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解决了我一辈子的问题。

姐姐在很有远见的说妹妹能考上大专很不容易，我们家八辈子也没出一个大学生，即使砸锅卖铁，也要让她去。可那时，家里仅有那么一只锅，砸了它靠什么烧水做饭呀。后来她说，妹妹的读书费用我来承担。于是整整四年，四十八个月，每月十五号我都能收到她寄来的汇款和信。她用自己工资的一半供养着我。我学习，成长，我出落成一个健康活泼的大姑娘。说来也怪，在我毕业时，黄毛变成了黑发，青春的活力使我丰满而机灵，我分配了工作，成了一名国家干部，我是我母亲最争气的孩子。

在学校里，同学们都知道我有一个令人羡慕的当演员的姐姐，我引以为豪。每当传达室门口的小黑板上写有我的汇款单时，我便故意不拆信，把下面印有省歌剧团的信封亮给同学们看。我在学校里是个“知名人物”，这个知名度上至院长下至食堂，全校几乎大部分同学都知道的范围。这不是因为我专业课优秀，也不是因为我是三好学生，而是因为我会唱歌。我在文艺晚会上的一曲“翻身道情”，一曲宁夏“花儿”倾倒了全场的人。说起这一点我不得不归功于我的姐姐。

三

姐姐的名字叫宁凤，宁是宁夏，母亲的籍贯，凤是凤凰城，银川市的别名。姐姐大我十岁，十五岁时便参加了“三边文工团”，即陕甘宁边区文工团，后来文工团改成了省一级的歌剧团，姐姐变成了团里的主要演员。姐姐不是最漂亮的演员，但她很会演戏，尤以出情见长。她经常担任重要角色，如“小二黑结婚”里的小芹，“刘胡兰”里的二兰子，“向秀丽”里的护士等。我每天跟在姐姐的屁股后面转，放学了就往他们团里跑。我不花钱看他们演戏，目不转睛盯着她们在台上的一招一式，以至于至今我对那些歌剧曲目如数家珍，耳熟能详。如“江姐”、“洪湖赤卫队”、“白毛女”“红色娘子军”整本戏的曲子一只不拉地唱下来，连黄世仁，穆仁智，南霸天的出场动作也模仿的活灵活现。同时，我从姐夫指挥的交响乐队里了解到交响乐的美妙之处，了解到巴松，双簧管，长笛，萨克斯管与竖琴的音色和特点，了解到小提琴协奏曲“新疆之春”的旋律变化。我能整段整段地哼出“花儿与少年”、“海顿小夜曲”、勃拉姆斯的“蓝色的多瑙河”…….我从姐姐的练声中知道了美声与民歌唱法的区别，从姐姐的练功中知道了蒙古舞与西藏舞的异曲同工，新疆舞与印度舞的微妙差别，朝鲜舞所注重的腰部及扬臂点鼓的作用。歌剧里的对白与台词对我的演讲口才，写作能力更有很大的影响，我始终有着浪漫和美好的情愫，有热情和激情面对生活，有爱心和爱情拥抱世界。

姐姐还是个共产党员，每次写信都叮嘱我要做一个有头脑的人，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教育我入了团还要争取入党。姐姐的文字很漂亮，语言流畅，富有哲理，读她的信就是上了一堂课。姐姐是我的偶像和楷模，除了没她长得那么好看，我想我与她同一血统，她能做到的，我一定也能做到。有些问题我不能跟妈妈说，就与姐姐商量，尤其是感情和政治方面的事，姐姐总能给我满意的答复。我与姐姐休戚相关，息息相通，但我们天各一方，所以互相思念就成了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几十年来，日日月月，季季年年，从不间断。

四

从学校出来，一晃过去了三十年，进入不惑之年的我有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家。事业虽不尽人意，但在奋斗和竞争中我体会到人生的价值。我愈来愈重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还感到生命的脆弱和短暂。在我遇到巨大压力和无法逾越的障碍，在我身心疲惫精神溃散时，便会渴望姐姐的到来。

一九九二年八月下旬，由于我的幼稚和糊涂，我被人利用招惹了一个谁也惹不起的人。我揍了她，她也打了我。我算是没有忍受世俗和规范，因而受到了单位的处分，被从原岗位上调离，发配到车间当钻床工，整天给钢珠打洞，洞里卷出的钢刨花，刺伤着我的手和双眼。我的生命跌入了低谷，羞愧，怨恨，孤立，无助，我的精神几近崩溃，我在痛苦不安中徘徊。这时我想到了姐姐，把我被排挤的事告诉了她。没几天就收到了回信，她说她其实也离岗了，因为剧团里根本无啥戏可演，年轻演员纷纷走穴，去歌厅赚钱，而他们这些老演员都在家闲着。她说自己身体也一直不好，血压很高，所以打算到南方调养调养，借机看看妈妈和弟弟妹妹，领略江南风情，享受亲情，还说要与我的“抵足而眠，彻夜长谈”，还说马上启程，乘坐火车，估计三五天后到达，你等我电报吧，末了又加一句“不过我也可能想想又不来了！”

看到这封信，我高兴的从一楼奔向三楼，心里在喊，姐姐你快来吧，我想死你了。快来把我带回老家去，说不定老家有适合我的工作，老家一定容得下我的。我喜滋滋地给妈妈打电话，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她，叫她准备好菜饭，叫哥哥联系好汽车，电报一到，咱们去火车站接人。妈妈在电话那头一个劲地“嗷！嗷！嗷！”听得出来，老人家也高兴坏了，高兴的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三天后的下午五点，我在厨房里忙活，准备吃面条。一锅水开了，我把潮面放下去，面滚了，白色的浮沫把锅盖顶了起来。我用筷子捞面条，嘴里吹着凉气，碗底放着猪油，酱油，味精和葱花，刚夹住一筷子，突然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还叫“电报!电报!”。我心头一喜，扔下筷子，往楼下奔去，三步并作两步，像飞一样，到了最后四五级阶梯了，干脆跳了下去“咚”的一声撞到同事面前，一把夺下他手中的电报说，是我姐姐的电报，我的姐姐来啦！我急急撕开，只见上面赫然写着：“宁凤因脑溢血于十八日在陕西澄城去世，已安葬，特哀告，继祖。”继祖是姐夫的名字。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再仔细看一遍，白纸黑字，真真切切.电脑打印的黑体字。三遍四遍，我一边看一边走上楼梯，走进房里，脑子一片空白。这时锅里的水已溢出来铺满灶台，又从灶台流在地上，地上全是黏糊糊的面汤，我的心在发痛，，眼前一片黑暗，我觉得天在旋地在转，说不出一句话，两腿软软的，一下子瘫倒在面汤上。待丈夫和女儿把我从地上拖起来时，憋了半天的气突然冲天而出，我大叫“姐姐，我的姐姐呀，怎么办，我怎么办？这到底是咋回事呀？”我的泪水奔涌而出，我嚎叫，我扑腾，丈夫和女儿忙做一团，我从他们的手里挣脱出来，跑到办公室里给歌剧团打电话，给姐夫打电话，我要证实要核实，我希望这不是真的，这是电信局的差错。但电话无人接听。我嚎啕大哭了一阵，开始哽咽着把这个噩耗告诉哥哥和妹妹，叮嘱他们不要告诉妈妈。我说我要去奔丧，要去看姐姐，我马上走，马上就走！

天亮了，我揣上家里仅有的一千元钱，带上龙井茶叶和几袋笋干。爱人义无反顾地陪伴我去。临走时，我亲亲两个女儿。她们一个读高二，一个念初三，我说你们要照顾好自己，晚上抓紧复习功课，不要乱跑，等爸爸妈妈回来。女儿哭着说，妈妈你别太难过，一路多保重！

我穿着短袖体恤衫，一条牛仔裤，登上了西行的列车。

五

到了西安，明显地感到了冷，那里刚下完一场大雨，满地是水。走下列车，姐夫带着儿子玉立迎了上来，玉立是个高大的小伙子，一见到我，普通一声跪倒在水洼里，朝我呜咽着：“二姨，我们对不起你，没把妈妈照顾好！”我弯腰扶起他，泪水吧嗒吧嗒滴在他身上，我的心酸酸的，冷的直哆嗦。旅途中我不曾进食，不曾合眼，我的心碎了，站也站不住，他连忙扶住我，姐夫抱住我，我们大放悲声，火车站里一片呜咽。

我们换乘长途汽车去澄城县，沿途看到大荔、白水等车站，我想这里应该是出陕西红富士苹果的地方。低矮的房屋往后闪过，但幼年听到过的秦腔秦韵却扑面而来，陕西老乡的厚道质朴的神情让我感到十分亲切。

到了澄城步行五里路去姐姐安葬的越家庄。泥泞的路被车辙压出一道道印痕，我们前前后后捡干硬的地方下脚。天是阴暗的，风冷冷地直往脖子里灌，路旁的白杨树叶哗啦啦地响着，地里的庄稼一片金黄。南方此时的晚稻秧苗正在泛青，而这里的麦子正待收割。偶尔路过一座宅院，便有狗汪汪叫，门楣上依稀贴着过年时的对联，斑斑驳驳。走了约莫大半个时辰我们看见了山，也见到了山前的窑洞。山坡上没见裹着羊肚子手巾的放羊娃，却见一个老汉在管着几只黑山羊。拐过一道沟，上了一道梁，猛然间我看见一片美丽的色彩，几朵淡蓝色的，粉红色的，白色的、紫色的野花在风中摇曳，再定睛一看，竟是八瓣梅，八片花瓣舒展开，轻轻盈盈的叶子细细密密，真可爱。我的心潮湿了，我跑上山坡，采了下来，一朵又一朵，往前走，居然有一簇，越来越多。我一路走一路采，到了越家庄，我怀里已是满满的一捧。

这是一个寂静的小村庄，黄泥垒砌的院墙把一户户人家隔离开来，然而每户人家的情况全村人都了如指掌，世代居住在这里，真正是面对黄土背朝天地活着，村里没什么你死我活的斗争，也不存在什么算计，大家种地种树，养羊养鸡，从勉强糊口到基本温饱。人们很知足，很平静。姐夫就出生在这个小村庄，全村人为姐夫考上了西北音乐学院而欢欣鼓舞，山沟沟里出了个大学生，出了个音乐家，这是大家的光荣。更光荣的是姐夫娶了个漂亮能干贤惠的媳妇，还有更光荣的是，周总理还接见过他们，村委会里就挂着放大了的他们进京演出与周总理合影的照片。逢年过节，乡亲们就能看到这个媳妇来给大家拜年，带些稀罕礼物，讲些稀罕的事。那天，这个王家媳妇说是要去杭州娘家看看，路过婆家，自然要来绕一绕，给老人上上坟，给弟妹们带些礼品。那天晚上她给大家讲他们去国外演出的事，惹得大人孩子笑弯了腰，早起，她教几个婆姨做“香功”，说这“香功”很流行，能强身健体，还说到南方后，要教老妈也做。早饭喝的是小米粥，吃的是白面膜，饭后说是要去县城里给娃娃们买些毛线织背心，她织毛衣的活儿堪称一绝，速度之快花样之多在歌剧院里也是出了名的。她要为婆姨们亮一手。于是一行四五人步行前往，翻梁过沟，一路有说有笑。刚走上平地，媳妇说头有点晕，有点恶心，大家放慢了脚步，然而谁也没想到，那媳妇突然一头栽倒，栽倒在那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半道上，然后就再也没有醒过来。

六

王家媳妇死了，这可是个关天大事，怎么向她的家人交待？全村老老小小全赶了来，村长和老一辈们赶紧给兰州的继祖发电报，商量着决定破例土葬不火化，用上好的柏木棺材葬在村里最高的阳坡坡上。

坡上松柏长青。村长派人火速去西安城里买最贵重的缎子旗袍给那媳妇换上，全村人集体大出殡，同辈与小辈们不分男女一律披麻戴孝。凄厉的唢呐吹了起来，放炮，烧纸，村里唯一的运货汽车披上了黑纱。人们哭声震天，按最虔诚最传统的方式为她举行了葬礼。由于是八月，天热，这一切行动都非常快。淳朴的乡亲们显示了他们非凡的组织策划办事能力。姐姐的儿子用随身带来的相机拍下了一幕幕场景。我一进窑洞，他就把一摞照片奉上，请我这个娘家的代表人过目。

我睁大泪水模糊的双眼，看见姐姐那身用金线线绣着龙凤的紫红色旗袍，双目紧闭，神态安详地躺在一条水泥预制板上；我看到一座新坟旁跪满了白花花的人，我看到姐夫悲恸的神态，我看到拖拉机上挂着黑纱。。。。。。我不忍心看下去，扭头就往坟地上奔，一路喊一路哭，跌跌撞撞，屋里的人呼啦啦都追了上来，随着我跑。当我确定那座土还是潮的新坟就是姐姐的归宿时，我扑了上去。我的脸贴在坟上，我怀里的八瓣梅随着我的身子洒满了坟头。我用手扒着坟土，我要挖开土，我要揭开棺材，我要拉住姐姐的手，我要跟她说话。我跟姐姐说：姐姐，我是你大妹子，我代表妈妈，代表兄弟姐妹们来看你了，姐姐呀你说得好好的要回家，怎么半道上就不动了呢？姐姐你没看到我家盖了新屋，你没看到我写的文章，妈妈为你准备了好多好吃的饭菜，姐姐呀，你对我恩重如山，我还没有报答你，你怎么能就这样走了呢？。。。。。。我旁若无人娓娓地跟她说：姐姐我没什么带给你，我在前面的山梁采到了八瓣梅，当年你带我去参加舞会，你给我梳小辫，你在我头上插的就是八瓣梅；当年你和姐夫说着悄悄话，我蒙着被子假装睡着，脸羞得红红的烫烫的，姐夫送给你的就是一捧八瓣梅。。。。。。

我跪着，哭着，说着，喊着，我的指甲挖的卷了皮，我的姐夫和丈夫拉着我，扯着我，按着我。搂着我，不让我的头一个劲地往坟上撞。蓦地，我耳畔传来一阵歌声，天籁之音，徐徐远远。。。。。。“水面上飞呀，浪尖上过，哎約——浪尖上过，那个脚踩波涛口唱歌，口唱歌，歌声飞出那个心窝窝。。。。。。”我凝神屏息，听得真切。“花儿！宁夏花儿！姐姐的歌，我最爱听得歌，我唱得最好听的歌，是家乡的歌！我迷迷蒙蒙跟着歌声飞呀飞，飞上了天。。。。。。”

我昏厥了过去。

醒来时，躺在我丈夫怀里，姐夫，这个一米八二大个子的男子汉泪眼婆娑地望着我。我挣扎着站起身，摇摇晃晃地往回走，按照乡俗，要一步三回头，要叫魂，我凄惨地叫着姐姐你跟我回家。我们不让你一个人躺在冰冷黑暗的地底下。我用塑料袋装满一坯黄土，拖着像灌了铅似的沉重的双腿，离开了她。

就在我离开岳家庄的前一个晚上村长召集长老们为我送行，村长说，这次继祖媳妇的妹子代表娘家人来奔丧，我们好歹也对她有了个交待，可这妮子现在死活不肯回南方，说是要留下来，要嫁给继祖，要代替她姐姐照顾姐夫，我看这妮子这几天脑子有点不对头，按照咱这搭的风俗，姐死了，小姨子倒是可以做垫房的，可现在什么年代？人家男人就跟着，南方还有两个娃，不能坏了那份人家。那家老人，不能让老太太没了大女儿又走了二女儿。另外我琢磨着让她回去给咱们的红富士和秦冠苹果联系个销路。所以是不是让二婶子去给说说，再把咱那土产多给带上，柿饼，大核桃，枣子，苹果，明天中午我家宰上一头羊，做顿羊肉泡馍吃，到时大伙都来，也算是给那妮子送行！     ​于是，我带着沉甸甸的礼物，带着那一坯黄土，带着八瓣梅的花籽，带着乡亲们的挽幛踏上了归程。

七

妈妈见到我形销骨立的样子吃了一惊，问我这人是怎么了。我说出差，去西安一趟，喏，这是姐夫家亲戚们送的礼物。说完我便坐着不吭声。妈妈抖开那块黑色的织锦缎料问是谁送的，这么高级的料子，我回答说姐姐。妈妈说你姐真孝顺，买这么好的料子，赶明儿叫人给做套老衣到死的时候也体面体面。我听了，鼻子一酸。我说我姐身体不太好，血压太高来不了，医生叫住院，不能走动，听姐夫说蛮厉害的，弄不好要偏瘫，可能会变个植物人什么的。我用这话搪塞了母亲三年。

三年后，母亲病危。那天见她精神尚好，我把她扶起来，靠在我身上。我跟她说，妈，做人都有到头的一天，好人死后都升天，坏人就下地狱，天堂里可好啦，都是晴天，没有黑夜。天堂里的人和和睦睦，不像人间勾心斗角，你一定能升到天堂去，到了天堂和咱爸，咱舅，还有咱姐。。。。。。，妈一愣：“你姐？。。。。。。”我说是的，不瞒你说，我姐三年前就已去世，我代表你把后事料理了。可体面可排场了。说完我拿出那摞照片。妈妈混浊的双眼满是泪水，两手颤抖着，嘴唇也颤抖着：“可怜的宁凤，你这不是叫我白发人送黑发人么?”

我问：“妈，你倒说说看，这么多子女你最喜欢哪一个？”“你姐姐，最懂事。她从小出去工作，养活一家人，你爸死的太早啊！”我又问“妈，谁最孝顺？”妈妈说：“是你，最能干，你代表我送你姐，今天又把她的真情告诉了我。”我再问：“妈，你有什么要求啊？”妈妈说：“早点咽气吧，早点去会你大姐！”

母亲临终我由于上班未能送别，雇来的保姆为她换了衣服。当我风风火火打的赶到良渚时，在104国道上远远望见路旁我家的小屋一片红光，那是点在母亲头顶和脚底的烛光。

我捏住母亲尚有余温的软软的手，从她无名指上褪下了那枚戒指。几年前，我从地摊上花三元六角钱买了一枚假戒指，骗母亲说那是金镶玉的，可值钱了。要三百六十块。于是母亲在老姐妹面前，在街坊面前炫耀，炫耀子女们的孝顺，炫耀他们的日子过的多么富有，炫耀自己的福气，享受着后代的惠泽。。。。。。

我不能让她再带着这种欺骗到圣洁的天堂去，我把它扔了；我又从母亲手腕上摘下了那只手表，那是我的小手表。为了满足母亲那点可怜的虚荣心，我与她换着戴，我戴她那只笨头笨脑的老式机械表“钟”牌。我要把陪伴过母亲日日夜夜的表重新戴回到我手上，分分秒秒照应我;我重新给她穿衣服，穿上我从陕西带回来乡亲们送的挽幛做成的黑缎子棉袄，我们用大红被子把母亲裹起来，让她暖暖和和地回老家。我们为她守灵三天，出殡那天，按照良渚的风俗，儿子给母亲洗脸，大女儿给母亲梳头，同时要讲三句吉利的话。姐姐已先逝，我成了大女儿。我跪在屋门口，跪在母亲的身体前，用梳子轻轻梳理母亲的白发，柔软而清洁的白发。我哽咽着说：“妈你走好，见到我爸问声好！”我说着，兄妹们大哭。我说：“妈你走好，见到我姐问声好！”此时我悲上加悲，泣不成声，我又说：“妈你要保佑我们，保佑我们早点找到工作，保佑我们的子女考上好学校。。。。。。”录音机里播放的哀乐使我痛不欲生，因为那哀乐分明就是根据西北民间小调改编的，低沉哀婉撕心裂肺，我把院子里的八瓣梅全部采下来，撒满母亲的灵柩。

那一年，姐夫在先秦大地上为姐姐竖了墓碑，碑上刻有我的名字。我们在良渚文化的发祥地，在北宋地理学家沈括的墓旁为母亲做了坟立了碑，碑上刻有姐姐的名字。我把从姐姐坟上带回来的一坯黄土洒在母亲坟前，在黄土中埋下了八瓣梅的花籽。

孟烨

2024年11月21日再稿于杭州

孟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