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径文学社作品】（夕阳浅唱）

编者按：这是作者写于2015年论“乡贤文化”的一组科研随笔，今天读来仍有意义，特刊发以引起读者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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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官本位”回归“贤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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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先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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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儒家文化传统里，“贤”历来是很高的价值判断。孔子评价弟子，对擅长军事、做高官的子路向有微词，而对德行高洁的曾晳、颜回赞誉有加，如赞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在历史演义里，忠贤之士与奸臣佞人针锋相对，诸葛亮告诫后主刘禅要“亲贤人、远小人”；在民间，评价一个人为贤德、贤能、贤良、贤惠，是一种很高的肯定，称呼也往往带一“贤”字，如贤弟、贤侄、贤内助等等；而许由洗耳辞帝位、介子推隐匿深山拒不出仕、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严子陵富春江垂钓自适等等都是中华文化佳话。

然而，不知从何时起，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文化形成了“官本位”的思想，正阻碍着改革的进程。不用说两千年前的“刑不上大夫”、官为老爷民为百姓，百姓见官畏之如虎；君不见近几年来，公务员考试高热不下，说明社会对人的评价还是脱离不了“官本位”思想。而“官本位”思想愈演愈烈，生活中的现象比比皆是，如发生火灾号召“让领导先走”，领导出行前呼后拥警车开道秘书打伞，一切社会领域行政化以官阶高低论身价，领导“全才全能”发言指示金科玉律不容置疑，吸烟喝酒嫖娼打牌等陋习一经领导带头就成为整个社会风尚等等。可以说，庞大的官僚集团是整个社会的风向标，“学而优则仕”是社会基本的价值取向，“官本位”思想已经异化了人们的正常人格。

那么，我们该如何打破这有着几千年传统的“官本位”思想铁幕呢？我想，弘扬新乡贤文化也许可以给我们找到一条出路。去年两会期间，政协委员、香港利万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王志良先生提交了《关于在全国推广乡贤文化研究的建议》，引发了新乡贤文化研究。《光明日报》推出“新乡贤·新乡村”系列报道，首篇介绍了浙江省绍兴上虞市重构传统乡贤文化、创新乡村治理的故事和经验，引起了学界的广泛讨论。按照北京师大王泉根教授的定义：乡贤文化通常是县级基层地区研究本地历代名流时贤的德行贡献，用以弘文励教、建构和谐社会的文化理念与教化策略。乡贤文化源远流长，在悠久的农业文明中，包含着传统乡村治理的智慧与经验，独特的乡贤地域文化通过本地区历代乡贤名流的德行贡献，凝聚成民众的共同精神，在维系地方社会的文化、风俗、教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弘扬乡贤文化就是要弘扬“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高尚情操，恢复“义利之辨”的道统，崇尚“君子忧道不忧贫”安贫乐道、不慕荣利、注重德行的隐士精神。在基层，积极弘扬新乡贤文化，形成尊贤重士的社会风尚，使他们以自己高洁的德行引领社会价值，通过自己的影响力左右社会舆论参与社会治理，具体行政事务上参与行政咨议，这样可以对行政高于一切价值的“官本位”思想起到化解作用。

如上虞市从二〇〇一年起，其乡贤研究会配合上虞市有关单位，先后举办了“走近北京虞籍乡贤”等多场大型采访活动。登门拜访隐居陋巷的贤达人士，收集整理了乡贤资料，切实加强上虞与海内外虞籍乡贤乡亲的沟通联系，提高了虞籍乡贤对故乡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开展“知乡贤、颂乡贤、学乡贤”“让上虞的子子孙孙都记住乡贤，让上虞的子子孙孙都争做乡贤”等活动，在社会上形成了敬贤尊贤的新风尚，激励本地青少年一代见贤思齐、励志成才。

这种贤文化风尚如果在全国辐射开来，我想从“官本位”回归“贤本位”指日可待，真正做到毛主席所讲的“十亿神州尽舜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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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贤的不同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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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何谓“贤”？

《说文解字》：贤，多才也。从贝从声。可见“贤”的本义是指人具备才能。《论语·雍也篇第六》孔子评价弟子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这里，“贤”主要是从德行而言，认为颜回一箪饭，一瓢水，住在简陋的小屋里，忍受穷困清苦而没有改变好学的乐趣，是一种高尚的品质。《论语》中论“贤”之处多偏重于品德，如“贤贤易色”“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不逆诈，不亿不信，抑亦先觉者，是贤乎”“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焉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等。

《论语·子张第十九》有专论“贤”一节：

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堕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

叔孙武叔语大夫于朝曰：“子贡贤于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贡，子贡曰：“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

陈子禽谓子贡曰：“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与子乎？”子贡曰：“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勤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以上这几章，都是子贡回答别人贬低孔子而抬高子贡的问话。子贡对孔子十分敬重，认为他高不可及，其“贤”如墙数仞、如日月，“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这里的“贤”德、才兼而有之。又如《论语·子路第十三》：“焉知贤才而举之？”韩愈《师说》：“是故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可见古人论“贤”多从德才兼备的角度论述，虽然如此，但对“德”、“才”的内涵并没有明确的标准。

“乡贤”一词，文献中出现较迟，明代浙江嘉兴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的《果报》类中记有《戮子》的明代新闻：“嘉靖末年，新郑故都御史高捷，有子不才，屡戒不悛，因手刃之。中丞殁后，其地公举乡贤。”足见乡贤是指乡里有德行有声望的人。

与“乡贤”近义的词，在古文献中有：一、“乡先生”，泛指乡里有声望、有德行的人。宋代欧阳修《章望之字序》：“孝慈友悌，达于一乡，古所谓乡先生者，一乡之望也。”二、“乡达”，一乡之贤达人士。清代李渔《风筝误·贺岁》：“赖有乡达戚补臣，系先君同盟好友。”三、“乡绅”，古称退职还乡家居的官员和在当地有声望的人，等等。

二、乡贤作为官职

乡贤担任官职，在典籍中有“乡三老”“县三老”之称。“三老”语出《礼记·乐记》：“食三老、五更于大学。”郑玄注：“三老五更，互言之耳，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 唐孔颖达《礼记正义》：“‘三老五更，互言之耳’者，三老亦五更，五更亦三老，故云‘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三德，谓正直、刚、柔。五事谓貌、言、视、听、思也。”《文王世子》注云：“‘象三辰五星者，义相包矣’。”《左传·昭公三年》：“公聚朽蠢而三老冻馁。”

作为官职的设立应始自秦汉。《汉书·高帝纪上》记载，刘邦在汉二年二月癸未，令民除秦社稷，立汉社稷。刘邦颁布了新的政令：“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勿徭戍。以十月赐酒肉。”《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记载：“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徼循禁贼盗……皆秦制也。” 这里所说的“三老”是与乡里中的国家官吏序列中的乡属职官“有秩、啬夫、游徼”排列在一起的，而且，当时的乡里中的分工还很明确，即“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徼循禁贼盗”。可见秦朝已置“乡三老”，但刘邦是设置“县三老”政治制度的第一人。

刘邦规定了选任“乡三老”、“县三老”的两条标准，一是年纪在五十岁以上，二是个人德行能作为民众的表率。同时规定每乡的三老只限任一人，县三老也限任一人，而且必须从乡三老中挑选。所以县三老实际上与乡三老属于同一性质，只是行使职责的地域范围不同而已。

在几千年物换星移的岁月里，王朝多有更替，制度因革变迁，而扎根于乡村规制的文脉传承却绵延不绝。唐宋以后的乡村治理体制更加完备，乡村治理规制日益完善，宋代熙宁以后，保甲、乡约、社仓、社学逐次推行，国家加强了乡治精神和事业两方面的建设。

三、乡贤作为“士”群体

乡绅就是乡居的士绅。所谓士绅主要是指在野的并享有一定政治和经济特权的知识群体，它包括科举功名之士和退居乡里的官员。士绅的地位是通过取得功名、学品、学衔和官职而获得的，传统士绅的主体就是从国家获得特殊身份的地方知识精英，他们与国家政权关系密切。近代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一著中全面考察了中国“士人阶层”，指出“士人阶层”是中国的统治阶层，这种阶层的形成主要来源于中国传统的人文主义教育和科举制。他说：科举考试代表一种“对士人文化修养的考试”，在一般民众看来，“一个通过考试的候选人，绝对不仅只是个在知识上够资格做官的人，他已证明拥有神奇的特性”。所有的士人，即使是那些只通过考试而未任官职者，都是享有特权的社会等级。这种特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免除徭役；二、免除笞刑；三、享有俸禄。传统人文教育和科举制培养出来的独特的学生精神是“君子理想”，即全面达到自我完善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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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城步杨光勋退休回乡创办“自强图书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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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乡贤应具有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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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四年两会期间，政协委员、香港利万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王志良先生提交了《关于在全国推广乡贤文化研究的建议》，首倡新乡贤文化研究。《光明日报》推出“新乡贤·新乡村”系列报道，首篇介绍了浙江省绍兴上虞市重构传统乡贤文化、创新乡村治理的故事和经验，引起了学界的广泛讨论。北京师范大学王泉根教授发表论文《中国乡贤文化研究的当代形态与上虞经验》指出：乡贤文化通常是县级基层地区研究本地历代名流时贤的德行贡献，用以弘文励教、建构和谐社会的文化理念与教化策略。那么，新时代乡贤应该具有哪些特征呢？笔者试图在这方面做个粗略的梳理。

一、地域性。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泉根认为地域性、知名度、道德观，是构成传统“乡贤”的三个基本要素。认为：“乡贤文化研究的对象，只限于本地区的历史名流与当代时贤，这些名流时贤生于斯长于斯，因而具有本地域的唯一性与占有性，他们的出生地不存在争议。”传统乡贤同属于“士人阶层”，是国家的统治阶层。新时代已经不再具有传统意义上的“士人阶层”，但地域性应该是新乡贤的一个基本特征。不同的地域对“贤”的标准是不完全一样的。“贤”既没有统一的标准，那么“乡贤”应该是某一地方有影响的人，其影响具有较强的地域性，是当地特定的自然、社会和文化边界，即村庄共同体的产物。

二、道德观。根据传统文化对“贤”内涵的特定规定，道德性应该是乡贤的首要特征。王泉根认为，乡贤文化是道德人本主义的具体贯彻和重要表现。因之乡贤文化十分强调研究对象——乡贤“善”的本性，在关注乡贤业绩贡献的同时，还要考究他们的道德操守、思想品质、爱国爱乡之情。把乡贤个人价值的实现放在整体关系的良性互动之中，放在一定的伦理政治关系中来考察。古圣先贤之所以具有如此强的文化影响力，历久而不衰，主要在于他们的道德感召力，即道德上自我完善的“君子理想”。因此当我们在说“乡贤”时，并不仅停留在出于政治宣传的好人好事、时代先锋、榜样模范等等，而是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的一种人格精神和文化传承。

三、政治觉悟。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华中乡土派”代表人物贺雪峰教授在《新乡土中国》一著中分析了宗派斗争和派性斗争的区别，认为派性斗争随着核心人物的改变会自动瓦解，而宗派斗争却具有很强的历史延续性。在一些宗族观念很强的村庄，乡贤产生于宗族，当宗族利益与国家利益相冲突时，乡贤应有高度的政治觉悟，避免引起群体冲突。这是目前村庄自治的一个难题，既要维护村庄共同体、加强村民凝聚力，避免村庄共同体的断裂、村庄呈现原子化的现象；又要防止宗族势力的蔓延，出现人情代替法治的局面。那么如何发挥乡贤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乡贤的政治觉悟。

四、非官方性。乡贤更多地关注乡村社区的公共利益和事业发展，并且对于来自政府部门的不合理的权力扩张进行有效抵制。当然，他们要保证国家意志和利益在乡村社会的落实。他们的文化权威和社会地位源于制度与文化，或者说他们的身份、资格和威望本身即是文化和制度构成要素。他们不是权力结构中的力量，却是整个社会制度和文化网络中的组成力量，他们必须有社会地位，可以出入政府部门，直接表达乡村社会的诉求，并对地方权力体系形成压力。其非官方性有利于其对权力部门的监督，发挥其理性，即梁漱溟在其《乡村建设理论》一著中所说的“士人代表理性以维持社会”“介于君主与众庶之间以为调节缓冲”的作用。一个高效的政府应该是制度成本低的政府，村级农民综合合作最大程度地活化乡村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源，构建基本的合作单元，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乡贤的非官方性能够更好地培育基层乡村综合合作的空间和渠道向多元性、广泛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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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贤”之“乡”如何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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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两会期间，香港籍政协委员王志良先生提交了《关于在全国推广乡贤文化研究的建议》，首倡新乡贤文化研究，《光明日报》推出“新乡贤·新乡村”系列报道，引起了学界的广泛讨论。那么该如何界定“新乡贤”之“乡”呢？

“乡贤”一词原指品德、才学为乡人推崇敬重的人。后用于国家对有作为的官员，或有崇高威望、为社会做出重大贡献的社会贤达，去世后予以表彰的荣誉称号。《说文解字》注：乡，国离邑民所封乡也。啬夫别治。封圻之内六乡，六卿治之。作为行政区：“十邑为乡（三千六百※○家为一乡）”（《广雅》）、“五州为乡（约万二千五百※○家）”（《周礼·大司徒》）。可见“乡”既指农村也包含小市镇。但一般的理解上“乡”就是乡村、农村，光明日报的“新乡村”大概也是取这个意思。但我认为，新乡贤研究之“新”应从对“乡”的重新界定开始。

按照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王泉根教授在《中国乡贤文化研究的当代形态》一文中给“乡贤文化”下的定义：乡贤文化通常是县级基层地区研究本地历代名流时贤的德行贡献，用以弘文励教、建构和谐社会的文化理念与教化策略。在这里，把“乡”仅看成是乡村、农村显然是不合适的。但人们一般的理解还是习惯于乡即乡土、乡即农村。如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工作经验交流会上说：“乡贤文化根植乡土。农村优秀基层干部、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等先进典型，成长于乡土、奉献于乡里，在乡民邻里间威望高、口碑好，正日益成为‘新乡贤’的主体。”

我认为，为了区别于旧乡贤、扩大新乡贤文化研究的内涵，新乡贤之“乡”应界定为“故乡”更合适些。每个人都有故乡，故乡即指自己小时候出生成长的地方，这个“故乡”既可以是农村，也可以是城镇，又被称为“老家”、“故土”、“桑梓”等。以“桑梓”二字代称“故乡”，最早见于《诗经·小雅·小弁》：“维桑与梓，必恭敬止。”所以无论是土生土长老死于斯，还是工作在外地，或者是旅居在海外的华人，都会对自己的故乡有份难舍的情怀。故乡是生命的摇篮，记载着自己的人生轨迹，加上传统文化的熏陶，故乡已经被我们注入了太多的人文情感。作为炎黄子孙，我们无论走到哪里，心头始终萦绕着一种难以割舍的家乡之恋、故土之思。新一轮的城镇化号召城市建设要“让居民记得住乡愁”，大概也是从这种意义发出的。而乡贤文化研究的对象具有一定的地域性，这一地域不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乡贤应是在该地区出生，并在该地区长大，以后走出家乡走向五湖四海，但对自己的故乡有着眷恋、有着影响；或是留在家乡德行名重当地，贡献服务桑梓。

王志良委员在提案中指出，乡贤文化是一条凝聚海内外人士的纽带，是一个地域的精神文化标记，是连接故土、维系乡情的精神纽带，是探寻文化血脉，弘扬固有文化传统的一种精神原动力。弘扬乡贤文化，就是要呼吁有德有才的新乡贤回乡进行建设或发挥德才兼备的当地社会贤达的引领示范作用，发展共同富裕道路。因此，“乡”仅仅指农村不切合实际，而应把内涵界定为“故乡”更合适些，“乡”既包括农村也包括城市，目前侧重于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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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贤本位”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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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同城老乡QQ群贴出了我的博文《从“官本位”回归“贤本位”》，遭到了任市政府秘书的老乡的质疑。他说：“第一次听说乡贤，看了看应该就是乡绅，在旧社会乡绅是官民之间的纽带和缓冲带，因为旧社会的官，最小是县令，只管到县一级，乡、村这一空白可以由乡绅来填充。咱们新社会，党已经管到了村，所谓乡贤，已无名无实无空间，这种提法个人觉得政治上不太正确。”该群成员大多是政府官员，这位任秘书的老乡是我高中同级的同学，虽然在同一个城市工作，但大家很少往来，只在QQ群里偶尔交流。

且不论这位官员老乡对乡贤、乡绅的认识非常片面、对村级自治的现状视而不见就认为乡贤在乡村“已无名无实无空间”，最后一句“这种提法个人觉得政治上不太正确”虽托以“个见”之名，却让人感到了一种盛气凌人、高高在上、不容置疑地扣大帽子的官老爷姿态。究其实还是一种“官本位”的思想作祟，认为从“官本位”回归“贤本位”挑战了官员的尊严。

于是展开讨论，有人认为，乡绅在旧社会是个恶劣的名词，并举了《儒林外史》中张乡绅联系范进与汤知县打秋风的文学描写来表明乡绅形象的丑陋。当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出于革命正义的需要，我们造就了“土豪劣绅”这个成语来做政治宣传，论证革命的正义性。当然我对这段“打倒土豪劣绅，进行土地革命”的史实没有原则上的异议，只是觉得该老乡在众多的史实中举“张乡绅”为例，大概觉得我也姓张，有一种网络辩论常见的道德绑架的戏谑急智罢了。

我指出我的同学不该随便扣“政治不正确”的大帽子，同学老乡进一步引申道：“听党的还是听乡贤的，肯定要听党的，不要听先贤的吧。”

我觉得在一个有很浓的官僚气氛的群里要讨论乡贤文化和乡村建设问题有些困难，于是我说：“老同学，你这个问题有点逻辑上的错误。如果党是统治阶级，当然是听党的。问题是八千万党员并不都是官员，所以听党的并不等于听官的。而事实上，历史上的乡绅以‘士’群体为基础。‘士’群体是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乡绅与官吏都是同一阶级，只是为政和在野的关系。孔子说‘为政以德’，那么作为在野的乡绅自然而然对为政的官员有道德上的监督作用。这就构成了儒家政治出仕与入仕的价值分野，但他们的政治利益是一样的。如果封建统治阶级是腐朽堕落的，那么乡绅自然也会堕落。如果现代民主法治社会统治阶级是进步的，自然提倡贤文化是抵制官本位的较好武器，我们没有理由不提倡。而且各位老乡，都是家乡的精英，都具备乡贤的资格，希望大家多为家乡的建设做贡献。”

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出价值观的改变是一件很复杂的事，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价值观的形成虽然决定于当时经济、政治基础，但长期的宣传弘扬而形成的固定的文化心理也是重要的因素。应该说新中国建立政权后，对于思想、价值观的改造作了很多努力，甚至在批判传统文化时走上过左的道路，企图建立一种社会主义的新文化。但改革开放后，为了加强经济建设，过分强调了行政执行力，忽略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使得“官本位”思想愈演愈烈，而传统文化里对“官本位”思想起到抵制作用的贤文化反而被错误地抛弃。直到最近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二十四字为基本内容回避了意识形态之争。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应该抛弃贤文化传统，可以说在传统文化里，一直存在一个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贤本位，因为“修身”的目的就是要成为圣贤，内圣才能外王。“修、齐、治、平”把“修”放在首位就是强调了贤的本位，君子理想是“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就拿我群里这些老乡来说，他们如果只一味追求自己官职的提升，而忽略为家乡、为社会做贡献，认为乡贤“已无名无实无空间”，即使他们在外地做了高官，自认为实现个人价值衣锦还乡，但对家乡的民众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建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不能没有德才兼备的正常人格，而专制文化下形成的“官本位”思想严重地异化了人们的正常人格，要改变“官本位”的社会价值取向任重道远，而弘扬贤文化，回归“贤本位”正当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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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杨光勋被中央文明办评为“中国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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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先军，作家、评论家、诗词学者。笔名张五龙，湖南省绥宁县人。大学教师，高级职称。诗词作品在全国赛事中多有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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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径文学社肖殿群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