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陆幸生
历史中的英雄和枭雄
在伦敦切尔西公园有一座突兀的青铜雕塑特别引人注目。这是一座精致威武别具一格的青铜雕像。那是一个清癯瘦削的老人浑身戎装，佩戴全套皇家工兵上将行头和勋章，只是头上戴着的是象征苏丹总督的穆斯林小圆帽，他骑在横卧的骆驼背上，目光炯炯有神，仿佛穿透埃及大沙漠到达英国殖民地苏丹首府喀土穆。
面对那场远在殖民地的暴乱，在英帝国上下畏葸不前，无人肯担当军人职责，去平息穆斯林马赫德回民大起义时，他临危受命，已然慷慨出征，只身骑着骆驼，在向导带领下穿越沙漠，前往动乱地区，为女王赴汤蹈火，最终在苏丹义军包围下，慷慨献身，他被义军枭首示众，尸骨都不知被抛落到了何方。
这只是一座帝国英雄的雕像，配以褐色的大理石基座，基座上镌刻着金字铭文。这就是伦敦公园中戈登爵士的纪念碑，铭文记载翻译成中文为：
查理•乔治•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1833年1月28日—1885年1月26日），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帝国工兵上将。由于在殖民时代异常活跃，被称为中国的戈登和喀土穆的戈登。他是一位管理能手，在领导常胜军时表现出一定战术技巧。但对宗教有异常的癖好，自信具有神奇的力量，可以影响异民族。
这是英国著名雕塑家哈莫•桑尼克罗夫特为戈登浇铸的铜像。戈登本来身材不高，“外表平常，其貌不扬”，而经过这位雕塑家的操作，他一下子变得身躯伟岸，英姿勃勃。
他被穆斯林起义虐杀后，抛尸荒野，死无葬身之地，但是在大英帝国却作为民族英雄进行了国葬。大英帝国为他修的灵柩在伦敦的标志性建筑圣保罗大教堂的先贤祠中，享受着和纳尔逊海军上将以及惠灵顿公爵一样的国家祭祀规格。前者是击败西班牙、法国联合舰队在阿尔法加大海战中壮烈殉国的英国海军之魂；后者是取得滑铁卢战役胜利的指挥者。他们都是把不可一世的拿破仑赶下台的英雄。
然而，英雄和枭雄的区别在不同国家、地区由于民族和宗教信仰的不同，掠夺征服和被掠夺被征服的民族之间价值观的差异，其实是大相径庭的。
无疑在中国人心目中镇压太平天国火烧圆明园的刽子手洋将戈登是一个魔鬼；在苏丹人民心目中镇压马赫德回民起义的殖民地末代总督戈登就是一个罪大恶极应该入地狱的撒旦。枭雄称号对于他来说还是某种奢侈，他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杀人魔王，但是在英国人心目中俨然是一个置身于帝国先贤祠立下卓越功勋身经百战为帝国扬威的国家英雄。
人们去伦敦圣保罗大教堂参观时看到，在教堂森严肃穆的大堂左后方，摆放着一个巨大的黑色石棺，棺盖上面仰卧着一具汉白玉雕琢而成的死者。石棺下方的底座上刻的是“戈登”。戈登死后配享国葬，受到女王的最高礼遇。
泰晤士河畔的圣保罗大教堂
圣保罗大教堂的英国先贤祠，戈登的衣冠冢安置在此。
洋将戈登的老朋友、老领导清政府的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在1896年出访英国时，曾前往戈登陵墓敬献过花圈。在那个有点幽暗的角落，石棺上方的墙壁上嵌着一块褐色大理石石牌。石牌下方，镌刻的文字是：“戈登将军生前时时处处帮助弱者，资助穷人，同情受难者，忠于上帝”，“他以英勇善战的资质拯救了一个帝国。他以公正、智慧和力量治理一些地域广袤的省份。最后，他遵照君王的命令，为拯救迅即陷于死亡险境的男人、妇女和儿童而英勇献身”。
其实，中国人对眼前这个英国将军并不陌生，这个家伙在中国就是一个极富争议的人，各色人等对其褒贬不一。前清政府对其评价极高，因为他是镇压长毛邪教的功臣，不仅是英帝国的爵士而且是清帝国的步兵提督至少是当代省军区一级的将军，曾经被皇帝赏穿黄马褂，这是何等的荣耀，无疑等同于维多利亚女王授予帝国军人最高奖章维多利亚大勋章。
将门虎子身经百战的狂人
新中国成立后，戈登被彻底地妖魔化成了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刽子手。当然在圆明园烧杀抢掠那段历史中，工兵上尉戈登往往被忽略。香港凤凰卫视拍摄的专题片《洋人在中国》中对戈登的评价比较中立公允，而人们感兴趣的往往是当时的工兵上尉戈登在圆明园的所作所为。
用中国流行的“血统论”衡量，这位戈登将军也是将门虎子，是属于“老子英雄儿好汉”铁心效忠帝国，为扩充帝国的版图不惜以身殉国的角色。戈登出生在伦敦的伍尔维奇一个军人世家，祖父和父亲都是军人。他是皇家炮兵队H•W•戈登中将的第四个儿子。和一切出身军人世家的子女一样，自打小时候起父母就希望小戈登能够子承父志从军当兵，他在陶顿学校授完初等教育后被送到皇家军事学院接受专业军人教育，从此进入职业军人的行列。军事学院毕业后他进入皇家工兵团被授予少尉军衔。小戈登从小就桀骜不驯，不服管教，在军校学习期间曾经把一位资深上校一头撞下楼梯，临毕业时又用梳子猛揍过一位士官生的头。因此失掉了进入皇家炮兵服役的资格。
1855年工兵戈登参加了克里米亚战争，在战争中他目无长官，刚愎自用，在打仗中为了表现自己往往过多暴露身体，结果被敌军子弹击中。更可怕的是，他似乎天生好战，为和平的到来常常口出怨言。
戈登说：“总起来说，我们不愿意在另一场战役未完成之前就考虑和平。我绝不回英格兰，希望在国外再呆三四年。我宁愿把生命献给战争，而非和平事业。战争使人感到难以言喻的激动。”他似乎就是专门为战争而来到世界上。于是他辗转世界一个个战场，哪里有战争他就往哪里钻，在他看来，战争就像是人生的一场赌博，他是不惜肝脑涂地的，这恰好适应了女皇陛下开拓疆土的需要。英帝国太需要这种战争狂人为扩大大英帝国的版图服务了。
1859年6月22日，野心勃勃的工兵上尉戈登赴华服役，来到上海。由41艘战舰、143艘运兵船将戈登和16800名英、法、锡克族以及印度士兵组成的讨伐军一起转运到天津大沽口，攻占炮台后大举进犯北京，强令执行《天津条约》，实现在中国首都常驻公使。中国军队俘虏了二十名士兵处于极刑。英国侵略军司令额尔金下令烧毁了北京西郊的夏宫圆明园，戈登参与了焚毁和抢劫。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
我们肆意抢劫一番，然后跑出宫殿，点燃了整座建筑。这一野蛮的、摧毁文明的行径所损坏的财宝，至少价值为百万英镑。在我们出来前，每人得到超过48英镑的赏钱。尽管我们得到的东西比大多数人少，但也称得上丰富多彩。
中国的百姓性情平和，十分讲理，但王公贵族仇视我们。我们摧毁了他们的宫殿。他们怎么能够对我们抱好感？你很难想象我们烧毁的宫殿有多么壮丽雄伟，我们点火时都不免为之心痛。龙楼凤阁鳞次栉比，我们的时间又非常有限，因此完全没有时间仔细搜索。不知多少金银首饰被付之一炬。这个神奇之地足可令千军万马刹时瓦解，每个人都像疯子一样投入抢劫。
对这次火烧圆明园后的抢劫，被中国人视作民族和国家的耻辱。而最使人耳熟能详的是法国大文豪维克多•雨果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给巴特勒上尉的那封信：
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有一个世界奇迹。这个奇迹叫圆明园。
艺术有两个来源，一是理想，理想产生欧洲艺术；一个是幻觉，幻觉产生东方艺术。圆明园在幻想艺术中的地位就如同巴特农神庙在理想艺术中的地位。一个几乎是超人的民族想象力所能产生的成就尽在于此。
和巴特农神庙不一样，这不是一件稀有的独一无二的作品；这是幻想的某种规模巨大的典范，如果幻想能有一个典范的话。请您想象有一座言语无法形容的建筑，某种恍如月宫的建筑，这就是圆明园。
请您用大理石，用玉石，用青铜，用瓷器建一个梦，用雪松做它的屋架，给它上上下下缀满宝石，披上绸缎，这儿盖神殿，那儿建后宫，造城楼，里面放上神像，放上异兽，饰以琉璃，饰以珐琅，饰以黄金，施以脂粉，请同是诗人的建筑师建造一千零一夜的一千零一个梦，再添上一座座花园，一方方水池，一眼眼喷泉，加上成群的天鹅、朱鹭和孔雀，总而言之，请假设人类幻想的某种眼花缭乱的洞府，其外貌是神庙，是宫殿，那就是这座名园。
为了创建圆明园，曾经耗费了两代人的长期劳动。这座大得犹如一座城市的建筑物是世世代代的结晶，为谁而建？为了各国人民。因为岁月创造的一切都是人类的。过去的艺术家、诗人。哲学家都知道圆明园，伏尔泰就谈起过圆明园。
人们常说：希腊有巴特农神庙，埃及有金字塔，罗马有斗兽场，巴黎有圣母院，而东方有圆明园。要是说，大家没有看见过它，但大家梦见过它。这是某种令人惊骇而不知名的杰作，在不可名状的晨曦中宛如欧洲文明地平线上瞥见的亚洲文明的剪影。
这个奇迹已经消失了。
有一天，两个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强盗洗劫，另一个强盗防火。似乎得胜之后，便可以动手行窃了。对圆明园进行了大规模的劫掠，赃物由两个胜利者均分。我们看到，这整个事件还与额尔金的名字相关，这名字又让人不能不忆起巴特农神庙。从前对巴特农神庙怎么干，现在对圆明园也这么干，只是更彻底，更漂亮，以至于荡然无存。我们所有大教堂的财宝加在一起，也许还抵不上东方这座了不起的富丽堂皇的博物馆。那儿不仅仅有艺术珍品，还有大堆的金银制品。丰功伟绩！收获巨大！两个胜利者，一个塞满了腰包，这是看得见的，另一个装满了箱匣。他们手挽着手，笑嘻嘻地回到欧洲。这就是两个强盗的故事。
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中国人在我们眼中是野蛮人，这就是文明对野蛮所干的事情。
将受到历史制裁的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另一个叫英吉利。不过，我要抗议，感谢你给了我这样一个抗议的机会。治人者的罪行不是治于人者的过错；政府有时会是强盗，而人民永远也不会是强盗。
法兰西吞下了这次胜利的一半赃物，今天，帝国居然还天真地以为自己就是真正的物主，把圆明园富丽堂皇的破烂拿来展出。我希望有朝一日，解放了的干干净净的法兰西会把这份战利品归还给被掠夺的中国。
可惜雨果这种良好的愿望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因为强权者的掠夺犹如进入虎口美味佳肴几乎是不可能吐出来的。它们已经变成了自身的营养滋润着自己的皮毛，骄傲地向世人展示。这在法国的罗浮宫、凡尔赛宫和枫丹白露宫和英国的大英博物馆、阿尔伯特和维多利亚博物馆都有引以为骄傲的展示。
戈登陷身于这次抢劫，万劫不复，作为工兵上尉他是这伙强盗的开路先锋。
火烧圆明园中戈登上尉的角色
外表宏伟典丽的圣潘克拉斯火车站是英国最早建成的大型火车站，绛红色的建筑完全是巴洛克和哥特式建筑的结合体，精致而宏伟，壮丽典雅蕴含着火热，突出了典型的维多利亚女王时期的标致性建筑风格。已有158年历史的圣潘克拉斯火车站，看上去更像是一座教堂或者皇家御用宫殿，是最宝贵的英国建筑遗产之一，也是伦敦康登区最重要的地标，是前往中英格兰谢菲尔德郡、德比郡、莱切斯特和诺丁汉等城市以及希斯罗机场等重要干线的出发点。
和火车站紧紧毗邻的是英国国家图书馆新馆，新馆是一座几何形现代派建筑，但是在外观的色彩配置上却是完全统一的，这就是艺术上追求的和而不同似的和谐。绛红色的墙体，灰色的坡型屋顶和火车站耸立着灰色哥特式小尖顶彼此呼应融为一体，低矮的围墙装上镂空的铁栅栏，内里的景物一目了然。主楼地下四层用于藏书，地面六层完全对社会公众开放。
和毗邻的火车站相比较：一个像是传统而魁伟的大丈夫，一个却是温柔美丽的现代小妻子。他们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地共同成就着英国伦敦的古典和现代交相辉映的现实，建筑就是一首和谐统一的诗歌，诗歌凝聚着历史。历史在火车的动态中运营着，历史在图书馆阅览室静态地传播着。从空中俯瞰主楼就像是一艘红色的航船正在象征着古典的圣潘克拉斯火车站起航，扬帆进入世界的海洋，和整个世界汇流凝聚，体现着英帝国古老文化在现代化潮流中的发扬光大。在大英图书馆中的某个藏书室可以方便地检索到戈登的资料，包括当年工兵上尉时期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通过已经转化的数字文档，可以自动翻译成不太流畅的中文。
这篇戈登上尉1860年10月9日发表在《泰晤士报》的回忆文章。谈到了圆明园：
防御工事阻断了一条通往北京东北大门的笔直大道，额尔金勋爵命令我们工兵连在这些工事上掘开一个60-80码的缺口，好让大部队通过，我们用炸药轰开了工事，稍作清理即和大道的宽度相等。大部队从这个缺口进入，然后向右转，停在了我们现在站的地方。这时我才发现，在防御工事的内部还建筑了一道40-50英尺高的副堤，这要是掌握在一支精锐部队手中，的确是一道非常坚固的防线，恐怕我大英帝国的大队人马就很难驻扎在这里。当然这些玩意，对于我皇家工兵来讲是不成为难题的。使用炸药将之炸掉就成。因为鞑坦兵早已闻风而逃，我们开进圆明园已经是一马平川。
我们的骑兵和炮兵大队按计划向圆明园挺进。法军落后我们两个小时才到达那里。彼时，已经到达那里的英军部队正在等待其他部队。但法国人到达时，英军指挥官提议与他们合作。法国人要求英军绕到园后切断鞑坦人的退路，而他们则从正面进攻皇家园林。我军以为捡了便宜，正面进攻的伤亡肯定更大。后来证明中国人是毫无抵抗力的，整个园林只有一些太监在看守着。法国人确实进攻了，但是他们发现圆明园中只有300名太监在负责，另外只有40名男人在掌管着花园，他们中只有20人有武器。皇家园林中只是进行了微弱的抵抗，2名太监被杀，法军只有两名军官受伤。法军几乎是兵不血刃就占领了庞大的皇家园林。
从我们宿营地的工事外面，沿着一条曲折的路到圆明园只有四五英里的路程。在马嘎尔尼公使的书中的描绘，我们已经知道了圆明园的旖旎和奢华。然而，最近这两天发生在这里的景象是任何笔杆子都无法恰当描述的。不分青红皂白的抢掠被认可。贵宾接待室、国宾客房和私人卧室、招待室、女人化妆室以及其他庭院的每个房间都被洗劫一空。清国制或者外国制的艺术品有的被带走，有的体积太大无法搬走的就把他们砸毁掉。还有装饰用的墙格、屏风、玉饰、瓷器、钟表、窗帘和家具，没有哪件东西能够逃过劫难。数不清的衣橱里挂满了各式各样的服装、外套，每件都用华贵的丝绸和金线刺绣着大清皇室特有的龙纹，另外还有筒靴、头饰、扇子等等。
事实上房子里到处都是这些东西。储藏室里装满了成匹成匹的上等丝绸，一捆一捆摆放着。这些丝绸在广州光买一匹就得花20-30美元，粗略估算，这些房间里的丝绸肯定有七八万匹之多。它们被扔在地上随意践踏。以至于地板上铺了厚厚的一层。人们拿着它彼此投来投去，所有人都尽其所能拿走了他们所看重的丝绸。这些丝绸装了很多车，捆绑这些车辆用的不是绳子而是丝绸。整个法军军营都被丝绸堆满了，法国人用它们来做营帐、床铺、被单等。
昨天下午，一群法国人拿着棍子又到各个房间去搜寻了一遍，打碎了剩下的每一件东西——镜子、屏风、面板等等。据说这是为了给他们的同胞——也就是被释放的战俘报仇，因为这些战俘受到了对方的残暴对待。联军宪兵队守卫着一座装着巨量金块和银锭的宝库，这些财宝由英国人和法国人瓜分了。被毁坏的财产总价值估计能够达到联军要求赔偿金额的大部分。在圆明园的一间贵宾接待室厅，人们发现额尔金阁下签署的《天津条约》的英文版和汉文版。它被人扔在地上，躺在一片被打碎的物品中间，直到那份英文版条约吸引住了发现它的人的目光。
我们进入圆明园的时间比较迟，当我们随着额尔金勋爵和H•格兰特阁下的、R•纳皮尔阁下以及他们的各自的工作组向圆明园进发时，发现法国人已经在圆明园舒适地扎下了营帐。我们其实是踏着法国人抢掠后的一片狼藉走进那些已经被抢掠一空的房间，大量最贵重的物品已经被拿走，留给我们英国人的尽是一些笨重的不怎么值钱的东西，或至少是他们无法搬动的东西。怎样形容都无法道出这座御花园辉煌、绚丽和壮美。它的入口处或接待厅都铺砌着大理石，并且用最华贵的格调漆成了美丽的金色、天蓝色和绯红色。
那些华丽的房间的大门洞开着到处都是被打碎的镜子、瓷器的碎片一些无法搬走的硬木雕龙几塌上堆满了书籍、字画和绸缎。我和W•威尔逊少尉踏着月色打着火把在一座不起眼的东厢房里发现了一座秘密仓库，显然这是皇帝夏宫中被长期或略了的瓷器仓库里面满是灰尘和蛛网。成箱来自中国瓷都景德镇造的瓷器堆在库房中。在火光照耀下那些瓷器宝光璀璨，夺人眼眸。我欣喜若狂，心想这等宝物应当属于我大英帝国的女王陛下，匆匆将它放回。
这时威尔逊少尉也在贪婪地撕扯着丝绸来包扎他所发现的宝物。我们各自将那些锦盒盛装的精美瓷器用柔软的绸缎仔细包扎打成包，各自找了一根木棍，像是两个小偷或者干脆就是明火执仗的强盗，将自己匆匆隐藏在夜色里。一只小小的日本狗在黑暗中狂吠着向我们扑来，这畜生突然从黑暗中突如其来的袭击，着实把我们吓了一跳，威尔逊飞起一脚将那只小东西踢走，小东西哀叫着消失在夜幕中，这是中国皇帝嫔妃们留下的宠物，有点像是查尔斯王子的西班牙猎犬，小狗烦乱地奔跑着哀叫着有点像它的主子那样离开首都去了热河的行宫。
威妥玛先生正在指挥人把一些珍贵的文献和典籍保护起来，我想，他这样做是为了大英图书馆。我们今后所到之处也要注意收集中国的典籍和文献，剑桥出身的威妥玛先生是有远见的，这些都是无价之宝。我们接到了额尔金勋爵的命令，开始放火焚烧中国皇帝所拥有的这座壮丽的夏宫 。
过去人们都说是戈登焚烧了圆明园。其实当年戈登也只是一个小小的上尉，充其量也只是英法联军这伙强盗团队里的相当于工兵连长一级的工兵小队长而已，他只是由约翰•米启尔将军指挥的放火焚烧圆明园的行动队成员之一。额尔金司令是标准的英国绅士，作为上等人的贵族当然是不屑于亲手去干那种杀人放火之下流勾当的。此人还具有十分高雅的音乐天赋，是出色的大提琴手。
戈登的这段回忆还透露出许多信息，比如大英图书馆中文馆一些中国的珍贵典籍有不少来自中国宫廷，这些就是当年威妥玛参加英法联军作为英军司令额尔金的顾问，从圆明园掠夺走的。
后来的戈登作为英国洋枪队的统领协助曾国藩、李鸿章打败太平天国攻入南京就效仿威妥玛封存了太平天国的许多典籍运回了英国，这批文物现在就在大英帝国图书馆的中国馆存放，比中国所藏的太平天国史料还要丰富。中国馆馆长吴玉芳女士是剑桥大学毕业的汉学家，能够讲一口流利的中文，她曾经和来访的中国出版界人士提到过戈登将军的名字，提到过太平天国的典籍是馆中的珍藏，有的还是孤本。至于威妥玛从圆明园劫去的典籍就更显得珍贵，有许多都是宋版、元版书及大量满文图书。
不过这个威妥玛也不简单，他是英国外交家、汉学家，也是剑桥大学的高材生，曾参加英国陆军卷入鸦片战争，任上海副领事，作为英国全权代表额尔金的翻译，这个家伙参加过对华《中英北京条约》《中英天津条约》的谈判，并首创汉字罗马拼音法，就是最早的汉语拼音。
南京夫子庙的瞻园，曾经是太平天国东王府，现在是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也收藏有相当多的天平天国史料，史料中当年李鸿章淮军中英国常胜军的司令戈登的影子经常出没其间。
使人们仿佛看到一个半世纪前那个凉爽金秋季节成片的宫阙和名贵花木被戈登上尉所放的那把大火所吞噬，火光映照着假山和湖泊，在金碧辉煌的夏宫前，那位留着连鬓爵士胡子的英国将军额尔金，气定神闲地搬上一把雕花龙椅坐在西洋楼的大水法前，熟练地操持着大提琴，悠然地拉着大提琴，沉浸在优美的音乐声中，仔细聆听那优美动人的曲调竟是《天佑女王》。
不远处戈登上尉们正在四处纵火焚烧这座原来属于中国皇帝的美丽园林。后来这支使人闻之热血沸腾的曲调又反复在北美、南美、东亚和南非、北非、东非反复被奏响，那时的大不列颠联合王国旗帜几乎飘扬在世界各个角落，因此才有“日不落”帝国的称号。
大英帝国对外开疆拓土的先锋
那是帝国的鼎盛时期，戈登是大英帝国鼎盛时期女王陛下麾下一条忠实而又疯狂的猎犬，女王指向哪里，他冲向哪里，最终他壮烈地牺牲在东非苏丹的喀土穆城，死得非常惨烈。他是被穆斯林起义军马赫迪部围困后被活捉的，他被砍得粉身碎骨，他的头颅被悬挂在树枝上，在喀土穆城内沿街示众。帝国的一代将星，身经百战的工兵上将苏丹总督戈登就这样身首分离地葬身异域。那座在圣保罗大教堂的墓冢也许只是一座衣冠冢。《天佑女王》的国歌奏响后的余韵却是英国皇家近卫军团演奏的《死亡进行曲》。
戈登当年的文字既是征服者得意洋洋的自我炫耀，也是侵略者罪行的自我供述：
很难想象被我们烧毁的地方有多么雄伟壮观。把它们付之一炬，会让你的心里流血。实际上宫殿面积之广大，行动之紧迫，使我们无法从容地抢劫。无数的金器，都被当成黄铜烧毁了。对一支军队来说这真是道德败坏之举。所有的人都抢疯了。
美国作者乔纳森•斯潘塞所著的《改造中国》一书中记载：
戈登上尉在参加了中国夏宫的浩劫后，《天津条约》得到清政府的认可。中国皇帝御驾回京。北京政府为一群乐意与西方合作的内阁阁员们把持。侵略军开始后撤。但是，为了确保清廷赔款和执行条约，一支由三千人组成的英军部队驻扎天津。戈登被任命为负责给军队修缮营房、马厩、测量附近地形的工兵指挥官。他为此干了8个月。
虽然年轻的戈登上尉此时未曾领教战争“不可言喻的激情”，但是他还是在海外的和平氛围中尝到了“难以言喻的快乐”。他在1861年10月给妹妹奥古斯塔的信中说：“我一点都不打算回到英国，这个计划别到处张扬。我热爱祖国，喜欢工作，喜欢自主。但是我们在英国地位卑下，在中国却权高位重。这儿的气候条件也不像人们说的那样坏。”
此外，他还能在中国北方到处游逛，经常踏上西方人未曾涉足之地。他告诉妹妹，“如果近期内我有时间，我就要去长城。我会仔细描绘它，还打算送你一块长城砖。”戈登就这样在天津而不是在泰晤士河，等待时来运转。他经常把一箱箱黑貂皮、花瓶、玉器、陶瓷等贵重物品寄回家，分别写上“A送给父亲、B、C和D在戈登部落平均分配，E和F送父亲，G送艾米姨……他考虑得非常周到，几乎家族中的每一位亲人都考虑到了。 他在查塔姆岛的部队团部收到了一只“雕刻得精美绝伦的宝座”，至今还收藏在该市皇家工兵博物馆里。
作为常胜军总司令的戈登
戈登是在1862年初春去的上海，立即成为英国驻中国陆军司令迪夫立的助手。在迪司令眼里戈登上尉是个作战勇敢，业务娴熟，几乎清心寡欲，没有任何不良嗜好的优秀军人，他称赞上尉：“对我积极有用，他侦察敌军阵地，指挥梯队跨越护城河，帮助巩固防御工事。我们需要攻打城池，座座壁垒森严，城墙坚实，护城沟壕宽深。没有他的协助，我们几乎一事无成。不过我常为他提心吊胆，他在接近敌军侦察情况时常常不顾危险。”此时戈登升任工兵少校。在完成了对上海周边三十里的地形测量后，他对和他有着所谓同一信仰的来自天国的太平军兄弟有了初步的认识。1863年3月戈登出任常胜军总指挥，首次与太平军作战的战役即攻克昆山。
在战场上出任洋枪队“常胜军”管带的戈登显然比他的前任美国人华尔更加优秀。他身先士卒，带队冲锋，他手上不提枪，只在衬衣里藏一支左轮。除了有一次用它来对付叛兵，他没有在战场上用过这支枪。他手中捏着的是司迪克，他的士兵称之为胜利魔杖。江苏巡抚李鸿章向两江总督曾国藩禀报时写道：
该洋将老成勤谨，讨逆之志犹坚。窃以为尚能秉承调度，那怕花四五十万两白银何足惜哉。英官兵众口一词，谓戈登谋勇善战，为上海诸夷将最为妥慎可靠者。有人以为过誉，查自戈登督带以来，一扫昔日洋勇骄慢之习。该洋将剿逆之志弥坚。
李鸿章对戈登的溢美之词溢于言表，但是他们的蜜月期时间并不长就发生了尖锐的分岐。一是清政府长期拖欠常胜军的军饷，他们希望戈登能和他的前任华尔一样能够靠在战斗中对民众的抢劫来补充军饷，他们不知戈登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帝国军人和海盗流氓出生的冒险家华尔本身就不是一类人。而且戈登是有信仰的基督教徒，清心寡欲，被誉为古怪的清教徒，因此他根本不同意以掠夺百姓财富来弥补军饷的不足。
戈登接任常胜军管带后，很快用他的人格魅力和领导艺术征服了常胜军。戈登治军公正严明，他严肃军纪，建立刻板的操练制度，禁止士兵掳掠，而代之以优厚的军饷和奖金。戈登虽然严厉，但通情达理，以身作则，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决不强求士兵去做。为了鼓舞士气，行军时戈登走在队伍的前面，除了一支手杖并不携带任何武器。部队行军时常遭到伏击，戈登每次都安然无恙，很快被部下敬为神灵。几个月以后，李鸿章陪同戈登的常胜军进行一次军事行动，他在日记中记载：
“看这个英国人战斗，真是疲惫的眼看见美景，沉重的心喜获甘露……如果有什么能和曾国藩的学识一样让我敬佩，那就是这个英国军官的指挥才能。”
由于戈登禁止常胜军攻陷城池后大肆掳掠，他必须保证充足的军费来源。李鸿章供应淮军已经捉襟见肘，于是时常拖欠常胜军的军饷，大概是想迫使常胜军通过劫掠自给自足。但是，戈登坚持原则，绝不松懈军纪。由于欠饷，常胜军几次哗变，都被戈登以铁腕手段镇压下去。戈登数次向李鸿章索要军饷未果，火冒三丈，公开指责李鸿章和淮军将领营私舞弊，截留常胜军的军费。半年以后，李鸿章对戈登的评价开始变得客观了许多：
“(戈登)有不少缺点，他心高气傲，脾气暴躁，没完没了地要钱……虽然我对他颇有微辞，但他的确是一个有高尚情操的人，我依然很欣赏他……他是一个诚实的人，只不过较难相处。”
这是一个有个性有原则有魅力有理想的帝国军人。尽管由于民族、信仰和意识形态的不同，对于当年十九世纪末在中国发生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至今依然有不同的评价，就如同英国国内学术界对当年“日不落”帝国大力开拓海外殖民地的争论一样，结论会是截然不同的。但是对于戈登作为不通人情世故的职业军人，他严格地执行着军人的操守评价是一致，作为效忠于女王陛下的军人，他在忠君爱国爱自己的国民方面是严于律己的是无可指责的。作为英国的自由党人他自然对清政府的专制腐败极为鄙视。
英国统帅和中国官僚的不同价值观
导致他和清政府发生尖锐矛盾的第二件事是，在常胜军攻下太平军的重镇苏州后，李鸿章违背承诺设计诱杀了纳王郜永宽以下的八名降王和高级将领及数万太平军将士，严重违反了国际社会的公约。那时，国联代表们正在紧锣密鼓地预谋在瑞士的日内瓦签署通过关于人道和战争受害者公约，李鸿章的杀降遭到欧洲驻华记者的强烈攻击。
1863年春，也就在公约通过的前一年，李鸿章率领淮军攻打苏州，久攻不下。太平军主帅谭绍光主持苏州防务，他对天国忠心耿耿，督军死战，但是太平军内部已经出现分裂的苗头，慕王谭绍光与纳王郜永宽等将领在死战力守还是开城投降保全军民方面意见相持不下。李鸿章决定利用这些矛盾，分化守城将领 ，果断采取了“剿抚并用”的策略，一面派兵猛攻苏州城，同时又让手下原太平军降将程学启前去劝降，试图分化瓦解守军。
在苏州城外阳澄湖的一条小船上，陈学启秘密会见了苏州守将郜永宽。郜永宽见太平军大势已去，早已萌生投降之意。程学启马上趁热打铁，向郜永宽转达了李鸿章的承诺，只要他肯斩杀主帅谭绍光，献出苏州城，朝廷将封他为二品武官，决不食言。
谈判进行得很顺利，双方各取所需，一拍即合协议很快达成。郜永宽提出了最后一个条件，必须由英国人戈登出面作保，否则免谈。李鸿章答应了郜永宽的条件，由戈登当面作证，双方折箭为誓，相约起事。
几天后，郜永宽等八将依计行事，刺杀了主帅谭绍光，打开城门迎淮军入城。郜永宽虽已投降，却没有立即解散旧部，并且以防生变仅仅让出半城，留下半城继续与李鸿章讨价还价，欲将自己的部队完整地编入淮军。这让李鸿章起了疑心，杀机顿起，先前的承诺早已抛到脑后。当晚，李鸿章先将戈登支开，然后传令宴请郜永宽等八位降将，说要论功行赏，以示庆贺。八位降将深信不疑，兴高采烈地前来大营赴宴领赏，酒宴排开，清军刀斧手手托顶戴花翎蟒袍补服鱼贯而入，欲为八王更衣晋爵，叛徒们乐滋滋地跪地谢主隆恩，身后的刀斧手们手起刀落八颗人头血淋淋地滚在地上。
叛王们在诛杀慕王谭绍光后自己也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英国军官戈登少校则认为这些人的性命安全应当保证，他对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极为不屑，并表示强烈的义愤。
在一份未发出的几近歇斯底里的信中，戈登叫道：“李应当辞去江苏巡抚一职，交出关防。……如若不然，戈登将进攻官军，夺回‘常胜军’攻占的全部地方送给太平军。”在李鸿章眼中这无疑是对中国主权的荒谬侵犯。然而戈登由于太激动，几乎未考虑他的言论是否合适。当李鸿章的西方秘书哈立德•马格里博士进入他的住所时，看到戈登正在哭泣。他们还未讲一句话，戈登躬下身子，从床脚下掏出一样东西，举在空中大声狂叫道：
“你看清没有？看清没有？”
“窗棂透进的光线太幽暗。”马格里起初完全没有认出那是个什么东西。戈登再次大声说道：
“这是纳王的头！完全是卑劣的谋杀！”戈登说完，放声大哭。
大发一顿火后，戈登还不解恨。于是提着左轮手枪满城寻找李鸿章，提出要和李巡抚决斗。
因为戈登曾经和纳王折箭为誓履行承诺，现在李鸿章言而无信，等于让戈登也背上了失信的恶名。戈登认为这是奇耻大辱，西方自由主义者是倡导契约精神和诚信道德的。而中国历史上的帝王之道却充满着血腥的权谋、欺诈和背信弃义，从中国先秦时期的秦国大将王翦坑杀二十万长平之战的赵国战俘到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其中就充斥着王朝政治的欺诈和诡异，花言巧语后的背信弃义是专制统治愚弄世人的惯用伎俩。
及至现代，更有甚者，公然把这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权术阴谋无耻地称之为“阳谋”者，那已经是统治者寡廉鲜耻地完全不顾伦理道德的掩饰，明目张胆地以欺诈伪善为手段公然无视纲常法治的政治堕落和人性变异，以此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权谋，上演了中华民族一幕幕充满血腥的宫廷闹剧。和李鸿章上演的这一幕杀降闹剧相比，李只是略施了中国传统政治阴谋中的一点点小小的伎俩而已。若干年以后的大政治家将整个国家和民族玩弄于股掌之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才才导致了那场旷古浩劫那才是真正的政治权谋大师。
此刻的李鸿章正陶醉在自己妙计得逞的喜悦之中。巡抚大人万没料到，洋人把信誉看得比命还重要，反应竟会如此激烈。李鸿章自知理亏，只好躲起来，避而不见。戈登却不依不饶，向各方写信，揭露李鸿章的杀降丑闻。他还向清政府建议，立即将李鸿章撤职查办，并将苏州城交还太平军。在戈登的影响下，事情越闹越大，列强甚至签署了一份严厉谴责李鸿章的决议，并警告说，此事可能使列强不再帮助清政府。好在清政府这次坚定支持李鸿章，认为其所作所为并无不妥，李鸿章才免去一场大祸。
戈登把部队撤回昆山，打算不卷入任何攻打太平军的战斗。他的部下也与他持相同的立场。从合法性上讲，尽管戈登已经辞去了“常胜军”管带之职，不再对部队拥有指挥权。可是这支军队因受这个“右倾”的英国军官影响。比由以往的雇佣军首领统帅，更成心腹之患。清廷决定抚慰这伙“夷人”。
1864年1月4日，一位中国军官驾临昆山宣读御旨，还带来一份厚礼，嘉奖戈登在进攻苏州中立下的汗马功劳。戈登拒不收礼，包括皇帝赏赐的1万两白银和李鸿章送来的缴获的太平军军旗。戈登在圣旨的背面写下了答词：
“戈登少校虽肝脑涂地，也难报答皇帝陛下之奖赏。鉴于夺取苏州后所发生的不幸事件，戈登少校遗憾地表示，他对皇帝陛下的褒扬受之有愧。恭请陛下接受臣仆的良好的祝愿，恩准辞不收礼。”
这无疑是对至高无上的中国皇权的最大侮辱。
好在窝囊的中国皇帝对于洋大人的侮辱已经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了。一时对洋管带的无视君主隆恩的言行束手无策。
李鸿章为平息事态，首先厚葬了被杀的太平军将领，并在报上发表公开声明 ，说苏州杀降是清政府的决定，与戈登无关。然后，他又拨出白银7万两重赏“常胜军 ”，另拨1万两单独奖给戈登，但戈登拒不接受。最后此事不了了之。戈登到昆山以后，向英国公使提交辞呈，但被再三挽留。
李鸿章既对戈登的做法茫然不解，又担心驻扎在昆山的这支雇佣军犯上作乱。一时间力穷计拙。早在1863年12月27日，他就在一份奏折中建议：
臣奏请总理衙门和英夷公使就戈登退役达成协议。酌拟“常胜军”中百余名外邦军官退伍，或准臣挑选合适之人行管带之职。
同样戈登的英国上司布鲁斯对戈登的做法也是气愤不已，他给戈登写信道：
“我要求你千万冷静不要干出蠢事来。”布鲁斯在来信中警告说：“更重要的是不要向报界公布你和中国当局的分歧。”他敦促他再次出兵。戈登为了保全他“挣来的面子”，通过布鲁斯要求清政府训示李鸿章：“今后，凡有外邦军队参加的战斗。应按外国普遍恪守的作战规矩行事。”
要求满足后，戈登会见李鸿章。李鸿章宣布对苏州事件负全部责任。戈登提出下述理由，宣布重新开始活动说：“在苏州处决诸王的行为，背叛了人人赞同的信义。不过抚台有众多理由为自己开脱，在清廷官员眼中，这件事并非不仁不义之举。”
双方表面上握手言和，戈登也表示了对具有中国特色的官场权谋文化的理解。其实在骨子里他还是对中国这些腐败的官员极其看不起的，反而对他对手中的杰出将领李秀成心存敬意。他在苏州给母亲发出的信中写道：
不过也得承认，与太平军站在一起，多少还有点新鲜感，是对毫无意义的、被人盲目崇拜的满清世俗的蔑视。虽然三个月的仔细观察，使我亲眼看见了太平天国的诸多不足，但朝廷方面更未表现出他们的任何长处。叛乱的中国人无一例外的英勇无畏，义胆侠肝。如果你能有幸目睹忠王的丰采，你就会相信，像他那样的人，注定会成功。不论抚台、恭亲王还是别的满清王公贵族，在他面前都相形见拙。
饱受争议的帝国英雄
几个月以后，常胜军在攻克天津后被清政府解散。戈登带着清政府丰厚的赏赐和馈赠的各种头衔返回英国过圣诞节。清朝皇帝赏赐的最高荣誉黄马褂他并不太看重，那是因为做为帝国军官的父亲非常看重这份荣誉。而戈登最最看重的是在战斗中缴获的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的那把佩剑。
李秀成回天京守城之前，将随身佩剑交给堂弟侍王李世贤掌管，借此为凭号令东南各部。李世贤出溧阳作战，宝剑留在侍王府内。不料留城守将吴人杰叛变，闭门拒绝李世贤进入，将溧阳城作为献降礼品，拱手交给了天国的敌人，忠王宝剑遂归戈登持有。
不管由于什么原因，出于什么目的，戈登把忠王李秀成的佩剑看作最有价值的收藏，他的言词和书信均表露了对佩剑的原主人——一个太平军首领的真诚敬佩。直到戈登死后，此剑才由他兄弟在1886年转赠给了英国陆军总司令剑桥公爵。或许连他兄弟也认为，忠王宝剑代表的尊严与荣誉，需要特定对应的人物与之匹配。
戈登在华期间，除了打仗杀人外，的确做过一些善事，致力于维护人道主义。八王在苏州城献降之后被杀，纳王郜永宽的儿子在戈登的庇护下得以生存，溧阳城内李世贤的妻母家眷，也被戈登送去上海留养，未遭清军荼毒。沙场冤家立场不同，或因对战争以及军人意义的共识，彼此心里保留了尊重。李秀成和戈登在战场上尽管斗得你死我活，二人之间的书信交往却有礼有节，措辞用语皆不卑不亢。
这是一个被戈登和清政府联手绞杀的对手，却是一个有着无比人格魅力的值得尊重的敌人。至于清政府仿造英国的方式赠送的金质勋章他最终捐给了英国的慈善机构，将这玩意融化后做为慈善基金资助伦敦的穷困失学儿童。
1865年1月，戈登回到伦敦，维多利亚女王在温莎堡的圣乔治皇家教堂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授勋仪式，年迈的女王授予戈登巴斯爵位和维多利亚勋章。
一时间，英国出版几十种书籍，将他捧为“不列颠民族英雄”。但是，戈登也许自知那是一段并不太光彩的历史，悄悄销毁了在华的一部分文件和手稿，并严嘱家人不要把他从上海寄回的家书和日记对外公布。
但是据大英图书馆存世的资料，这位当年帝国的将星戈登先生，其在海外的尤其在中国的辉煌战绩在国内并不被统治集团所特别看重，在国内他其实是长期被冷冻的角色。只是在帝国海外殖民地的事业受到威胁的时候他才更像是一个出土文物被启用，去发挥余热，他也总是不惜余力地竭尽全力效忠女王陛下。
戈登在中国和大英帝国都是一个饱受争议毁誉参半的人物。在大英帝国因为他的所谓清教徒似的节欲生活使人们感觉不可思议，舆论认为他是一个同性恋患者或者干脆就是一个患有恋童癖的半疯老头，不时还有自闭症发作，戈登爵士的禁欲几乎到了受虐狂的地步，虔诚到了狂热变态的地步，他将自己视为上帝的的工具，经常沉迷于神秘的宗教情思，为人处事有时失去理智。他在给他所热爱的姐妹说：
每个人都被委派为不同的任务，每个人都被赋予不同的目标；有的人被安排在耶稣右手边的位置，有的人只在在左边……血肉之躯都很难接受这样的判决：“你死了，这个世界与你无关了。”任何人都很难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你被这个世界抛弃了，你无法再感知快乐、忧伤和舒适，因为你只是一具尸体。这就需要我们认识什么是复活。
这具自认为早已死了的尸体在殖民战争的感召下，再次复活了。
1885年，英属埃及的苏丹穆斯林马赫迪大起义，英国在苏丹的殖民统治摇摇欲坠之时，帝国女王再次想到了这位海外殖民地的英雄战神戈登，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戈登曾经出任埃及在苏丹的总督。在此帝国统治在苏丹遥遥欲坠之际，他再次被委任为苏丹总督。他独自出使喀土穆，希望出其不意攻占这座城市，“把马赫迪打个稀巴烂”。不料自己却陷入重围，在久盼援军而不得的情况下，最终被攻陷喀土穆的义军以长矛刺杀于喀土穆的总督府。
他被视为最高荣誉的中国皇帝赏赐黄马褂也被起义军缴获，现在还收藏在苏丹国家博物馆。而那支曾经刺杀戈登的长矛却在上世纪的六十年代被当时的苏丹领导人赠送给了到访的中国总理周恩来。
周恩来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曾经Z压过中国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和苏丹民族革命运动的帝国主义者戈登，最终受到了苏丹人民的惩罚。”这支长矛现在收藏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
戈登之死源于自由党首相格拉德斯与女王在对待海外殖民地上的不同立场，首相显然不愿意看到女王陛下对埃及的占领，因此无意参与占领埃及的战争。他多次回避救援戈登的建议，支吾搪塞数月后勉强派出远征军前去救援，乃至远征军迟到三天，戈登已被起义军枭首示众。
戈登战死喀土穆，女王陛下无比悲痛，她亲自致信戈登姐妹：
你亲爱的、崇高的、英勇的兄弟，他是那么热忱而勇敢地效忠于他的国家和女王，他的自我牺牲精神为天下人所共知。未能将他营救出来，让我痛心不已。虽然，我一再坚持，和要求那些安排他远征的人及时的支援他，但是他们的承诺却落空了——这让我有一种无以表达的悲痛。事实上，我已经因此病倒……，请你向你的其他姐妹以及兄长表达我真切的同情，我也深刻地感到你们兄弟惨烈但是英勇的牺牲让整个英国为之扼腕痛息。
十三年后，驻埃及的英国殖民军才收复喀土穆将已经死亡的起义军首领马赫迪尸体从坟墓中挖出枭首示众，算是为他们的殖民地苏丹总督复了仇。
当时23岁的温斯顿•丘吉尔上尉，后来的英国首相，以战地记者的身份进入远征军。他记载道“把马赫迪的头颅放在一个煤油罐上，就好像是一座奖杯”。随后，集合军乐队，上演了一场户外音乐会，并矫揉造作地流下了许多眼泪。音乐会上演的曲目浓缩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各种情绪：《天佑女王》、《总督颂》、《死亡进行曲》、《挽歌》、《遵从我》私下里丘吉尔对这种亵渎马赫迪尸体的做法非常不满。
《天佑女王》的曲子又在苏丹的土地上响起，但是女王的殖民地事业已经开始江河日下了，“日不落”帝国的太阳已经无可挽回地陨落了。
英国贵族精神的断想
查完英国将军戈登勋爵的相关资料，走出大英图书馆时，已经夕阳西下时分，一抹斜阳照射在圣潘克拉斯火车站，那座火红色哥特式建筑和夕阳交融为一体。
火车站的入口处亮起了灯，走进这座古老的建筑，迎面是一座巨型的铜雕，年轻的男女相拥相偎着依依惜别。铜雕是四周是精美的浮雕，浮雕展示的场景是年轻的士兵和白发苍苍的父母在火车开动的那一刻告别，也有年轻的士兵在鏖战归来和自己的妻子、恋人在火车站的久别重逢，总之那种告别和战后归来后的重新相见，同样激动人心，生离死别和战后余生同样显示了人类永恒的主题，爱情和生死以及战争与和平对于人类所带来的心灵震撼是不同种族和人群所共通的。
这座铜雕展示着不列颠联合王国陷身于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民族所带来的创伤，同时也导致了英帝国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衰落。这使人们脑海中再次浮现《魂断蓝桥》中英国军官罗伊上尉搭乘着奔赴前线的列车缓缓而去，闻讯赶来的芭蕾舞女演员玛娅只能泪眼婆娑看着远去的列车向他挥手作无奈的告别，他们本来是相约去教堂举行婚礼的，罗伊只是接到紧急军务才匆匆去了前线。他们相识于滑铁卢大桥，相恋于伦敦地铁防空洞，相别于圣潘克拉斯火车站。战后归来，再次相见，贵族军官罗伊和风尘女子玛娅已经是形同陌路了，最终玛娅在滑铁卢大桥罹难车祸，一场刻骨铭心的的爱情遭遇滑铁卢之变，给罗伊留下的是无尽的悲伤，只有《友谊天长之久》的旋律在心头久久回响，挥之不去。
英国伦敦火车站的青年男女吻别雕塑
英国贵族和中国的权贵是很不同两个群体，贵族不一定是权力和财富的象征，只是某种传统和身份的传承，是某种责任和担当。权贵则是权势和财富的结合体，他们往往只有自己的既得利益的攫取而缺少国家和民族的概念，更是以地位的优越鄙视一切底层的人群。
中国“士大夫”传统中的所谓人文精神有点类似英国贵族的情结，那种“以天为己任”的情怀，“先天下忧而忧，后天下乐而乐”的节操，是和儒家和道家入世、济世、出世情怀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中国传统哲学儒、道、释三者合一熔铸的民族精神的体现，这些传统哲学和道德价值观自古以来调节着民族精神的和谐统一。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早被解构，所谓“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追求只是某种画饼疗饥的美好想象，这种想象最终也是在阶级斗争的烈火中被彻底抛弃，乃至精神家园一片荒芜，唯剩下实用主义般的财富和权势加情欲滥觞的交媾，演绎着世纪末最后的疯狂。人民有时只是权贵们用于掩饰权力野心的手段，擦亮自己攀登权益顶峰的马靴后，就是弃之于仕途的抹布，尤其是“礼崩乐坏”纲常坠落后的新旧体制交替时期的末世权贵及其自以为高贵的子弟们。诚如当年老子所言“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现实，导致了当下的贫富不均、分配不公，形成“贫者益贫，富者越富”的马太效应。
衡量当下，虽然算是已经跻身于权贵集团的某些暴发户精神之贫乏和空虚只能在纸醉金迷人欲横流中荒淫嬉戏着巧取豪夺着巧言令色着过着伪君子似的生活，而失去生活之意义和信仰的坐标，没有终极关怀之精神支撑，没有对底层民众的关心，没有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只是一味地炫耀自己的显赫家世和财富，为富者不仁，为尊者不义，也只能是窃据高位，手握权柄，为自己和家族捞取财富的国之蠹虫，民族败类形同行尸走肉而已。
昔日的英国贵族可以告诉人民如何才可以让老百姓心甘情愿地为自己的国家奉献一切。以“一战”为例。史载，英国“一战”中献身的贵族数量十分庞大。在英国的阵亡者名单中，就包含了6名上院贵族、16名从男爵、近百名上院贵族之子。而在数千名参战的伊顿公学贵族子弟中，伤亡率亦高达45%，而当时并未脱离“贵族子弟校”保守传统的剑桥大学有万余名在校师生参战，其中数千人阵亡。这其中还包括当时的首相阿斯奎斯极为优秀的长子雷蒙德。
雷蒙德是温彻斯特公学和牛津贝列尔学院毕业生，以天赋智识著称，在校时横扫各种优等奖学金，是其时代公认的最卓越的牛津古典学者。他在1902年成为万灵学院成员，1904年成为出庭律师，在海牙国际法庭历练过，是泰坦尼克号沉没案件的顾问律师之一。他也是英国当时著名的贵族和知识分子团体the Coterie的核心成员。
“一战”爆发后，负有责任感并对真理坚信不疑的雷蒙德主动参战，最终被子弹击中胸部而亡。雷蒙德的死给了其父亲重大的打击，因为他一直为其骄傲。阿斯奎斯首相家庭在“一战”中的损失，是英国上层社会许多贡献出他们的儿子的家庭在大战中遭受的深痛巨创的一个典型代表。
据说，因为贵族伤亡巨大，两次世界大战后，为数不少的贵族头衔都失去了首选继承人，不少贵族家庭财产的去向，就此彻底改变。是什么原因让英国贵族甘愿做出这样的牺牲？为什么英国贵族在战时没有躲在大后方向士兵们喊：“不怕死的给我冲！”，而是身处前线，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振臂一呼“不怕死的跟我上”？原因就在于贵族天然的责任感使然。
“国家兴亡，贵族有责”的观念一直为英国士绅引以为傲。传统的英国绅士任侠仗义，尊崇骑士精神。骑士精神的显著特点便是尊崇“主仆”意识。英国贵族视自己为“主”，但作为继承骑士之风的“主人”必须要以身作则，以高尚的道德感召力来领率“仆从”。
也就是说，正因为英国贵族身先士卒，英国的老百姓才甘愿为国家赴汤蹈火。而所有的阵亡者，无论是军官与士兵，富人与穷人，贵族的孩子与平民的孩子，乃至不同信仰的人们之间，坟墓上都树立着统一的简朴的墓碑，并无区分。
这也就可以解释很多英国人为何对拥有这种贵族制度而骄傲、而满足，因为贵族代表的不是物质上的富有，而是代表一种高超的品格，一种让人敬仰的精神境界。
当然，在为本民族本国利益献身时，帝国主义的扩张也带来对弱小民族的侵略和掠夺。比如查理•乔治•戈登勋爵，但是传统贵族中却并不缺乏为弱小民族求解放而牺牲者。乔治•戈登•拜伦男爵不仅是英国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而且是积极投身于希腊革命军反抗意大利殖民统治的英雄，最终牺牲在战斗的军旅之中。
至于“二战”时期的英雄温斯顿•丘吉尔其先祖就是击败法国和巴伐利亚联军的英军统帅约翰•丘吉尔是第一代马尔博罗公爵的直系子孙，其本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就是九死一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率领英国民众走出张伯伦绥靖主义误区对德国法西斯给予致命打击是著名同盟国四大领袖之一。
站在暖风微醺的南唐鬼脸城下，听着秦淮河水晚潮的涌动，穿越繁花似锦春草芊芊的现实，感受六朝兴衰王朝更替的历史，目击云烟缭绕的春水和穿行往来的画舫，柔靡的轻音乐中仿佛听到，“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和南唐后主李煜的“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歌声。
我仿佛穿越时空来到雅斯纳亚-波良纳庄园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托尔斯泰伯爵，穿着粗布大袍正在笔耕不辍地写着《复活》聂赫留道夫公爵正在忏悔，他的灵魂在对受侮辱受损害的妓女玛丝洛娃的忏悔中复活，同样玛丝洛娃在饱受凌辱后终于觉醒变身为当年纯情的娜塔莎追随革命者西蒙斯的脚步去了流放地西伯利亚，他们都在对民族命运的思考中复活，他们都超越了自身阶级的局限而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俄罗斯“十二党人”中那些伟大的贵族为了反抗沙皇专制，为废除农奴制在彼得大帝广场的起义，起义失败后被绞杀、被流放。在面对沙皇敕令迫令离婚，否则褫夺贵族头衔的高压，那些高贵雍容仪态万方的贵族妻子却始终与自己革命者的夫君不离不弃，吃尽千辛万苦，冒着寒风雨雪，追随丈夫的足迹去了西伯利亚，他们共同为理想放弃的是世袭贵族的头衔和一切的荣华富贵。贵族诗人普希金流放归来，面对沙皇的诘问，坚定地说如果12月14日我在彼得堡一定站在十二月党人一边，拒绝了沙皇的招安，他去了彼得堡的瓦西里岛追寻那些被处死的贵族青年的墓园，表达自己的哀思，为那些高贵的男子和妇女写下了《寄西伯利亚》那首脍炙人口的诗篇，传唱千古。如是，与人民和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的贵族精神不朽！
寄西伯利亚
普希金
在西伯利亚矿坑的深处，
望你们坚持着高傲的忍耐的榜样，
你们的悲痛的工作和思想的崇高志向，
决不会就那样徒然消亡。
灾难的忠实的姊妹-—希望，
正在阴暗的地底潜藏，
她会唤起你们的勇气和欢乐，
大家期望的时辰不久将会光降；
爱情和友谊会穿过阴暗的牢门
来到你们的身旁，
正像我的自由的歌声
会传进你们苦役的洞窟一样。
沉重的枷锁会掉下，
黑暗的牢狱会覆亡，——
自由会在门口欢欣地迎接你们
弟兄们会把利剑送到你们手上。
历史的知识和理性的判断告诉我们，人只有突破自己所处阶层的局限才能对社会对处于不同阶层的民众持有较公正客观的看法，站在公平的立场去决定自己的价值取向。但是，由于自己实际所处的位置所带来的既得利益而这种既得利益实际又是由当前并不公平公正的传统体制所造成的，改造这种体制就意味着既得利益的丧失，因此在实际中宁愿抱残守阙。这就是理想与实际的脱节。这种结合需要有时间，但是久拖不决，无疑就给饱受压抑的社会群体带来革命的良机，而革命对于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的解体和重组给社会发展带来的危害是极其有害的，最终导致的不仅是经济和政治结构的摧毁，而且还是不同等级之间积累的仇恨和矛盾的冤冤相报，没完没了。这其实就是法国贵族托克维尔在《旧制度和大革命》中所提出的悖论。
世界解决新旧体制相互妥协而达成契约平稳过渡最好的国家无疑就是大英帝国的“光荣革命”，这也是因为查理一世被处死后克伦威尔专制带来的血腥教训太深刻太使人警醒，而给英国人带来的启示，才有了延续到现代的君主立宪民主体制，最古老的王朝最现代的民主体制最完备的法治制约，从法国若曼底公爵入侵建立威廉一世的王朝至今伊丽莎白女王二世数千年的家族一系王族统治，除了王朝换成女性统治者才有了改朝换代，期间也有着英伦三岛多民族的分裂和整合但是最终不列颠的英格兰、苏格兰、威尔斯和爱尔兰还是通过契约整合成完整的国家。
英国这种由传统到现代的民主转型处理传统专制遗留问题的妥协和解方式最终为西班牙摆脱弗朗哥专制独裁实现民族和解实现君主立宪，南非摆脱白人种族主义实现白人政权向黑人民主政权的平稳过渡乃至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民主政治的建立，中国TW国民党专制向政党政治转型突破“二•二八”惨案阴影实现全民和解都创造了典范。关键在于各个阶层的理解和谅解都必须摆脱自身所处阶层的局限和既得利益的影响，真正站到国家和民族利益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洋将戈登致李鸿章的二十条建议
最后，还要指出一点，洋将戈登在最后作别中国之前，曾经致信李鸿章对于中国的政局提出二十条建议，现在看来这些建议确实是他这个曾经作为大清帝国外来臣子的肺腑之言。
此事见《李鸿章全集》之《译署函稿》卷十一：
华人皆我故友，故将我之意见告诸中国官员，望中国照办，庶几中外相安。我之意见或不足取，但系为好起见，无非爱护中国之心。兹将管见各条开列于后：
一、凡中国与外国议约，须在中国商议，因中国官员若往外国，易于受蒙，必致失其本心，终于获罪。
二、凡中国与外国商议条约，须多用文字，少用语言。文书以简明为贵，应将约内各款之意写出，暗询各国。因各国互相忌嫉，若某国于某款内有使中国吃亏之处，别国必为揭出。
三、中国现有深通外国语言文字之人，中国大员并不重用，所用者，多非通材。须知通晓外国语言文字之人，必有能替中国办事，较用洋人之通华语者，受益多矣。中国官员当知洋人之议论如何，是以华人既能通晓洋文，必得重用，以鼓励之。至于该员等是否诚实，应察其所为之事，不可听传说之言。
四、中国延请洋人教导各事，但此等洋人到华往往使其有为难之处。须知中国既请洋人教导，华人必当受教，洋人多有好心与华人相同者；若华人不愿受教，不如不请洋人为愈。
五、中国须为自强之计，否则洋人不能相助整顿一切，务须逐渐兴办，此条必须切记。
六、中国一日以北京为建都之地，则一日不可与外国开衅，因都城距海口太近，洋兵易于长驱直入，无能阻挡，此为孤注险着。
七、现在中国陆军劲旅无多，是以水师并无退步，终于无用，中国宜先整顿陆军，然后再议水师。
八、所购炮船甚为失计，若当时以购船之款，尽购后膛洋枪较为有益。可否将此等炮船卖去，俟练成陆军之后，再行添购炮船。
九、中国须遍地设立电报，并修理运河，此二事较整顿水师尤为紧要。中国有不能战而好为主战之议者，皆当斩首。中国欲与外国争胜，当使华商自往外国，迳向制造厂家购买各货，则洋商不能于中取利，必将自去中国，应多方帮助华商出洋办货，令其纳税交洋商略少。
十、中国须设电报学堂造就学生，则电报可由中国自行管理。若中国不设电线，不啻耳无所闻矣。
十一、总税务司宜令驻扎上海，除管理关税外，不应搀越他事。若中国与外国公使谈论各事，不必更使他人从中介绍。
十二、中国当责成出使大臣承办采购外洋军火，如中国与各国驻京公使有议论不谐之事，当令出使大臣在外商办。
十三、中外交涉未结之案甚多，中国宜派专员查究，并从公道了结，因各案不结，外国不无介意，实于中外交情有碍。
十四、中国应有专管陆军大臣一员，并专管水师大臣一员，该二员须常往各处巡视一切。
十五、自通州至北京宜设马车铁路，以便速运粮米，如有阻扰此事者，应斩首。
十六、吴淞口外拦港沙，宜设法疏浚。
十七、中国应派员赴香港、澳门，查办贩运私盐之事。
十八、中国宜在香港、澳门两处，各设领事一员。
十九、凡船只由香港、澳门装货出口，应令出具舱口清单，注明所装货物，并开往何处。遇有贩运私盐等事，由领事等查出，酌拟办法，详请大员核定。
二十、中国急宜设立税务学堂，令华人学习关税事宜，以备接替洋人。此等学生须多方鼓励，详加考验，学成之后，即令代替洋人。既用华人管理税务，亦须酌照洋人之例，优给薪水。倘有弊端，即应斩首。如人无钱不能养家，必不能安心办事，所以薪水不可不足也。
应该公正地指出，这二十条建议，作为长期在中国服务的洋将戈登对于腐朽的大清帝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上弊端非常清楚，提出的建议十分中肯，完全是根据近代文明社会的外交、外贸、经济运营和近代国家之间平等相待的契约精神原则，联系中国的实际所提出在关税、军备、人才培养诸多方面的改进意见。
作为中国近代外交第一人李鸿章当然十分明白戈登的好意，但是作为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洋务派官僚他难以摆脱封建政治、经济、思想枷锁的羁绊而去实施上述的建议，比如时人所称道戈登建议中对于“中国有不能战而好为主战之议者，皆当斩首。”在满朝文武皆对近代资本主义列强茫然无知而沉浸中华帝国唯我独尊的迷梦中，主张对于入侵的侵略者迎头痛击，以展示我华夏民族无与伦比的神奇威力时，无疑那些主战的清流占据了道德制高点，尽管这种累积儒家传统虚幻教条上的空话、套话、大话充斥着民间类似义和团似激情和迷信，组合成天朝上下颟顸官僚和愚昧民粹的大合唱，光是那些李鸿章对于列强畏葸不前，与洋人勾结出卖国家利益的“爱国言论”所激起的全民讨伐“汉奸”口水都足以将其淹死，李鸿章面对清流们的言论又何敢言杀。
当年的马尾海战主战派清流领袖张佩纶在朝廷吹了一阵誓死抗法的大牛后，被朝廷受命以三品卿衔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兼署船政大臣亲自挂帅出征，在海战中福建水师全军覆灭，一败涂地，丧师辱国，被朝廷撤职查办。光绪十一年（1885年)，朝廷下旨将张佩纶从严发往军台效力赎罪，遣戍察哈尔察罕陀罗海、张家口等地。1888年张佩纶流放归来，李鸿章十分同情这位中年丧妻流放归来的罪臣老鳏夫，将自己待字闺中的小女儿嫁给了他，才有了后来享誉文坛的民国女作家张爱玲。也就是马尾海战的失败才有了中国一批青年学子远赴英国学习船政，李鸿章组建了具有近代海军基础的北洋水师，培养了一批具有国际眼光的军事和思想、外交人才，这不能不说是采纳了洋将戈登的建议。
结果在主战派的压力下，李鸿章明知不能战，又不得不与明治维新后昂然崛起的日本开战，结果又是一败涂地，中国现代海军被一举摧毁，老李不得不出使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不仅老臣颜面被日本浪人击伤，而且在归国后国人皆曰可杀，这位被目为“老卖国贼”的北洋重臣，死后骂名一直到中国改革开放时期，史学界才重新给出了较为公允的评价。
中国近代的历史似乎完全应验了洋将戈登的预言或者建议。作为体制内人，李鸿章不可能摆脱自己的局限，他所能秉承的只是君主专制的体制下帝王意愿。体制的腐败，并非一两个明白人所能够扭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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