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山径文学社作品】（继往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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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论“整齐严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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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陈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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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朱子对“整齐严肃”的诠释经历了三个阶段。正是在朱子的诠释下，“整齐严肃”不仅成为其“主敬”工夫体系的“用功处”与“入头处”，甚至朱子在晚年还提出了“整齐严肃便是敬”的观点，直接将“整齐严肃”视为“主敬”工夫本身。“整齐严肃”的工夫之所以必要与可能，在于其具备贯通内外与动静的特质。在“主敬四法”中，朱子认为“整齐严肃”最为“切当”，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整齐严肃”可以“实下功夫”；二是受到了儒家重礼容的传统与程颐“严肃气象”的影响；三是“整齐严肃”的操存涵养工夫能为朱子构建的“下学而上达”的工夫体系准备完善的道德主体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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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朱子；整齐严肃； 敬；工夫；主敬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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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千年学府岳麓书院的讲堂前壁上，嵌刻着“整齐严肃”四个大字。此四字原为清代岳麓书院欧阳正焕山长所书，复经欧阳厚均山长嵌刻于壁，由此成为岳麓书院校训的重要内容。中国教育史上学规、学训甚多，何以“整齐严肃”四字会在岳麓书院受到如此重视？要回答这一问题，必然需要深入研究古人对“整齐严肃”这一概念的诠释脉络及其关键节点。笔者经搜检文献发现，“整齐严肃”作为一个道德修养的工夫概念最先是由程颐所提出，意指通过保持容貌辞气上的端庄、肃穆以涵养本心，使之呈现为完全道德的状态。不过，程颐对这一概念并未有深入阐发，而朱子则对“整齐严肃”进行了特别强调与重点诠释，并使之成为其“主敬”工夫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遗憾的是，当前学界对朱子关于“整齐严肃”的诠释尚缺乏足够的关注。因此，若将朱子对“整齐严肃”的相关论述进行深入分析，无疑有助于推进学界对朱子“主敬”工夫体系的理解，亦有利于揭示“整齐严肃”为何能在后世产生广泛影响的原因。而这，正是本文写作所欲着墨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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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麓书院“整齐严肃”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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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整齐严肃便是敬”的提出
与汉唐经学家“罕言性命”相比，佛、老两家重视心性修养，尤重进德入道的下手工夫，以为诀要。如禅宗为了修禅成佛，曾主静坐，六祖惠能以“敬”纠“静”之偏，认为“常行于敬，自修身是功，自修心是德”。降至宋世，为了扭转儒学难以收拾人心的窘境，儒者们通过借鉴佛、老的心性思想，开始了儒家“心性之学”的构建。如周敦颐提出“主静立人极”，二程认为“言静则老氏之学”，故而针对性地提出了“主敬”说，主张“涵养须用敬”、“入德必自敬始”。而且，程颐言“敬”，尤重“主一无适”。如其指出“所谓敬者，主一之谓敬。所谓一者，无适之谓一”，又说“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则既不之东，又不之西，如是则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则只是内”。所谓“主一无适”，就是涵养此心，使其不为物欲私意牵引走作，始终保持虚灵知觉、专一有主的精神状态。但这种精神状态对普通士人来说是难以在短时间内操之有得的，所以程颐又指出，“主一无适”可通过容貌辞气上的“整齐严肃”来实现：“如何一者，无他，只是整齐严肃，则心便一。”这是“整齐严肃”首次作为一个道德涵养的工夫概念被提出。不过，在程颐的“主敬”工夫体系中，“主一无适”是“用功”处，占据着最核心的位置，而“整齐严肃”则仅仅只被提及过一次。
由于“整齐严肃”在程颐的“主敬”工夫体系中并非重点所在，因而在二程去世以后，虽然程门弟子无不言“敬”，但较少有人对这一概念予以重视。降至南宋，于洛学“私淑而与有闻焉”的朱子，对二程尤其是程颐的“主敬”思想极尽推崇。更重要的是，朱子特意对“整齐严肃”进行了积极的宣扬与诠释，并提出了“整齐严肃便是敬”的观点，对后世理学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那么，朱子为何会如此重视“整齐严肃”这一概念？他为何会提出“整齐严肃便是敬”这一观点？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我们需要梳理出朱子对“整齐严肃”的诠释历程，进而在这一历程中寻找答案。
据现存文献来看，朱子对“整齐严肃”的诠释历程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乾道五年（1169）以前。从绍兴二十三年（1153）至隆兴元年（1163）之间，朱子在工夫实践上受到李侗的影响，试图于静中体认未发本体，但朱子“求喜怒哀乐未发之旨未达，而先生没”。隆兴元年李侗去世以后，朱子经过了几年的独立思考，于乾道二年（1166）丙戌悟得中和旧说，并迅速将其与湖湘学派所主张的“先察识后涵养”的修养方法关联起来。对此时的朱子而言，“察识端倪”无疑是其修养工夫体系中最为关键的一环。当然，察识之后该如何涵养的问题亦引起了他的思考。如乾道三年（1167），朱子与何镐讨论如何克制“躁妄之病”时，已经注意到心的“俨然肃然”与“敬”之间的密切关系，可惜其只是一笔带过，并未详论。总之，由于这一阶段朱子对心、性是已发还是未发的问题尚未形成定论，在工夫进路上也没有完全归宗于二程的“主敬”说，故而对“整齐严肃”的思考与讨论并不深入。
从乾道五年至淳熙二年（1175），是朱子对“整齐严肃”诠释历程的第二个阶段。乾道五年春，在寄给张栻的《与湖南诸公论中和第一书》中，朱子痛省以往的自己“缺却平日涵养一段工夫”，并确立了以“敬”涵养“未发”的心性修养的基本思路：
然未发之前不可寻觅，已觉之后不容安排。但平日庄敬涵养之功至，而无人欲之私以乱之，则其未发也，镜明水止，而其发也无不中节矣。
朱子受到程颐“涵养须是敬，进学则在致知”等主张的启发，认为只要“平日庄敬涵养之功至”则“其发也无不中节”。可见，在悟求到“心通贯未发、已发”的中和新说之后，朱子很快便摆脱了湖湘学派“先察识后涵养”的修养方法对其的影响，并在继承程颐“敬”论的基础上初步建立了以“主敬致知”为核心要素的工夫论体系。同年朱子还曾给程洵写信，一方面强调“是知圣门之学别无要妙，彻头彻尾只是个敬字而已”，另一方面则对程颐的“持敬用功处”进行了总结：夫持敬用功处，伊川言之详矣。只云：“但庄整齐肃，则心便一，一则自无非僻之干。”又云：“但动容貌、整思虑，则自然生敬，只此便是下手用功处，不待先有所见而后能也”。
朱子将程颐的“持敬用功处”归纳为二：一是“庄整齐肃”，二是“动容貌、整思虑”。庄整齐肃，与“整齐严肃”义同；“动容貌、整思虑”，无非也是要在容貌辞色上下工夫，与“整齐严肃”义近。这说明，朱子有意将程颐的“持敬用功处”统合到“整齐严肃”上来。根据朱子所引程颐之言，可知程颐确实认同对容貌辞气的修饬有助于涵养人心之“敬”。但正如前文中所提到的，程颐自己指定的“主敬”用功处是“主一”而非“整齐严肃”。因此，朱子对程颐“持敬用功处”的总结，与其说是一种“误解”，毋宁说是朱子试图通过对程颐言论的选择性“编辑”来表达自己对“持敬用功处”的理解。乾道六年（1170），朱子致信吕祖谦，进一步指出：“详考从上圣贤以及程氏之说，论下学处，莫不以正衣冠、肃容貌为先。”这样，“整齐严肃”不仅仅是“持敬用功处”，还在时间与逻辑上成为“主敬”工夫的第一环节了。为什么在乾道五年之后，朱子会如此重视“整齐严肃”这一概念？在朱子同年写给林用中的信中，我们可以找到答案：
比因朋友讲论，深究近世学者之病，只是合下欠却持敬工夫，所以事事灭裂。其言敬者，又只说能存此心，自然中理。至于容貌词气，往往全不加工。设使真能如此，存得亦与释老何异？上蔡说便有此病了。又况朱熹：心虑荒忽，未必真能存得耶？程子言敬，必以整齐严肃、正衣冠、尊瞻视为先，又言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如此乃是至论。而先圣说克己复礼，寻常讲说，于“礼”字每不快意，必训作“理”字然后已，今乃知其精微缜密，非常情所及耳。
朱子认为“近世学者之病”主要出在“持敬”问题上：或是不讲求“持敬”工夫，以致人欲横行，“事事灭裂”；或是虽然口不离“持敬”，但只是空空的“存心”，而在容貌词气上“全不加工”，与禅宗狂禅一派狂放不羁的做法没有什么区别，难以优入圣域。至于谢良佐“正容谨节，外面威仪，非礼之本”之说，正是此病的表现。而且，朱子还从实践角度否定了“存心”之说。因为人心出入无定、思虑万千，所谓的“存心”，实际上多半变成对无从下手的一种心理体验的体认，难免会堕入神秘主义。所以，只有先通过对视听言动、容貌词气的整饬（克己复礼），使之保持“整齐严肃”的状态，才能“制于外而养于中”，涵养出具备完善道德的主体，为穷理致知准备充分的条件。一言以蔽之，“整齐严肃”是“持敬”的“用功处”，也是“入头处”。
朱子对“整齐严肃”的这一认识很快便融入到其自身的日用工夫之中。如乾道八年（1172），朱子创作了《敬斋箴》，开篇即强调要“正其衣冠，尊其瞻视”，又说“足容必重，手容必恭”，“出门如宾，承事如祭”，等等，明显是在强调“整齐严肃”的工夫。而在乾道九年（1173）朱子自作的《写照铭》中，又有“端尔躬，肃尔容”的诫辞，亦可见其对“整齐严肃”工夫的重视。由此可见，在这一阶段，“整齐严肃”已经成为朱子“主敬”工夫体系中的核心组成部分。
从淳熙二年起，朱子对“整齐严肃”的诠释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当年六月，朱子与陆九渊相会于鹅湖，就“为学之方”的工夫论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陆氏门人朱亨道在现场听讲，并记录下了两人争论的焦点：“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朱以陆之教人为太简，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此颇不合。”也就是说，在体认本体的工夫次第上，朱子主张先从泛观博览的读书、讲学、格物进入，再归之约，体认本体，是由外向内的工夫径路，而陆九渊则主张先发明本心，再去读书、讲学、博览，是由内而外的工夫径路。故而象山一派学者多以“发明本心”为重，不太注意平日里“整齐严肃”的“主敬”工夫，以至于“今日悟道而明日骂人”，而有堕入狂禅放荡不羁之学风的倾向。这无疑让将“容貌辞气”视为“德之符”的朱子感到忧心忡忡。如在给陆九渊的信中，朱子便以异常严厉的口吻说道：
区区所忧，却在一种轻为高论，妄生内外精粗之别，以良心日用分为两截，谓圣贤之言不必尽信，而容貌词气之间不必深察者。此其为说乖戾狠悖，将有大为吾道之害者，不待他时末流之弊矣。
朱子批评象山“发明本心”诸论是以内为精、以外为粗，使本心与日用的工夫分成两截，造成了内与外、心与身、知与行的割裂。而且，象山不主张以读圣贤之书为成学阶梯，不重视在视听言动、容貌辞气上做“整齐严肃”的工夫，在朱子看来已属“乖戾狠悖”，将为道学之害。
在象山之学的挑战下，朱子对“整齐严肃”的工夫愈益重视。如其将“坐如尸，立如齐”和“头容直，目容端，足容重，手容恭，口容止，气容肃”定为“敬之目”，并将是否在容貌辞气上做“整齐严肃”的工夫，视为判别儒释的根据之一：世衰道微，异论蜂起，近年以来，乃有假佛释之似以乱孔孟之实者。其法首以读书穷理为大禁，常欲学者注其心于茫昧不可知之地，以侥幸一旦恍然独见，然后为得。盖亦有自谓得之者矣，而察其容貌辞气之间，修己治人之际，乃与圣贤之学有大不相似者。所谓“假佛释之似以乱孔孟之实者”，指的主要是象山一派的学者。他们所追求的“发明本心”，在朱子看来就是“注其心于茫昧不可知之地”。即便自以为得圣人之道，然观察其“容貌辞气之间，修己治人之际”，则与“整齐严肃”的圣人气象大不相似。换言之，是否在容貌辞气上做“整齐严肃”的工夫，将直接决定学者们能否真正的以“敬”涵养本心，进而展现出“圣贤之学”的气象。这在朱子看来，无疑正是区分儒学与佛释的一个重要依据。
在这样的情况下，朱子正式提出了“整齐严肃便是敬”的观点。这意味着，朱子此时已不仅仅只是将“整齐严肃”作为“主敬”工夫在实践维度的一个核心环节，而是将其视为“主敬”工夫之本身。这一观点的确立，让朱子在道德修持进路上与佛老及心学划清了界限。综上所述，随着朱子思想体系的不断完善，“整齐严肃”在朱子“主敬”工夫中的地位也变得愈来愈重要。朱子不仅将“整齐严肃”视为“主敬”工夫的“用功处”和“入头处”，更在排辟佛老以及与象山心学的竞争中，提出了“整齐严肃便是敬”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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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整齐严肃”贯通内外、动静
朱子将“整齐严肃”作为“主敬”工夫的“用功处”与“入头处”，甚至将“整齐严肃”视为“主敬”工夫之本身，这意味着对道德本心的涵养需要从对形貌辞气的整饬入手，这在当时并不为大众所普遍接受。忽略佛老之学的影响，哪怕在程门后学内部，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心是内、身是外，“主敬”工夫应当直指本心，所谓“由乎中而应乎外”，即须先从内在的“心”上做工夫，而“整齐严肃”明显是从外在的“身”上做工夫，无疑有舍内而求外之嫌。如乾道五年，朱子初步提出将“整齐严肃”作为“持敬”工夫“用功处”的观点，何镐便在给朱子的信中针锋相对地指出“持敬”应当先“存心”，而不当借助外在的“修为之力”。为了回应何氏的这一质疑，朱子遂在回信中对为何选择“整齐严肃”作为“持敬”工夫的“用功处”与“入头处”进行了一番说明：
“持敬”之说甚善，但如所喻，则须是天资尽高底人，不甚假修为之力，方能如此。若颜曾以下，尤须就视听言动、容貌辞气上做工夫。盖人心无形，出入不定，须就规矩绳墨上守定，便自内外帖然。岂曰放僻邪侈于内，而姑正容谨节于外乎？且放僻邪侈正与庄整齐肃相反，诚能庄整齐肃，则放僻邪侈决知其无所容矣。既无放僻邪侈，然后到得自然庄整齐肃地位，岂容易可及哉？此日用工夫至要约处，亦不能多谈。但请尊兄以一事验之，俨然端庄，执事恭恪时，此心如何？怠惰颓靡，涣然不收时，此心如何？试于此审之，则知内外未始相离，而所谓庄整齐肃者，正所以存其心也。
朱子首先指出，何镐所言的不假修为之力的“持敬”工夫只适合“天资尽高底人”，而颜子、曾子以下的人，则尤须在“整齐严肃”也就是视听言动、容貌辞气上做工夫。朱子的这一说法，在儒家的重要经典《论语》中有直接的佐证。如颜子向孔子请教为仁之目，孔子答以“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此即是在“视听言动”上做工夫；而曾子临终前所说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即“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论语·泰伯》），这便是在“容貌辞气”上做工夫。接着，朱子继续说道，虽然人的心理活动变化万千、出入不定，但人内在的“心”与外在的“身”未始相离，不可能出现内心放僻邪侈而外表“庄整齐肃”的荒谬情况。因此只要能做到在视听言动、容貌辞气上“整齐严肃”，则自然会“内外帖然”，达致道德的境界。在此基础上，朱子总结道：“所谓庄整齐肃者，正所以存其心也。”这是说，因为人的身心未始相离，因此“身”的“整齐严肃”，即是对内在道德本心的存养。不过此信之后，何镐对朱子之意显然有所未喻。故而在次年写给何镐的信中，朱子只好直接指明“身心内外元无间隔”的道理：
根本枝叶本是一贯，身心内外元无间隔。今曰专存诸内而略夫外，则是自为间隔，而此心流行之全体常得其半而失其半也。曷若动静语默由中及外，无一事之不敬，使心之全体流行周浃而无一物之不遍、无一息之不存哉？观二先生之论心术，不曰“存心”而曰“主敬”，其论主敬，不曰虚静渊默而必谨之于衣冠容貌之间，其亦可谓言近而指远矣。今乃曰“不教人从根本上做起而便语以敬，往往一向外驰，无可据守”，则不察乎此之过也。夫天下岂有一向外驰、无所据守之敬哉？必如所论，则所以存夫根本者，不免着意安排、拔苗助长之患。否则虽曰存之，亦且若存若亡，莫知其向而不自觉矣。
乾道六年（1170），何镐等人到寒泉精舍与朱子会讲，便讨论过主敬的问题，两人意见明显不一致。如杨方所记朱子语录中即载：“何丞说：‘敬不在外，但存心便是敬。’先生曰：‘须动容貌，整思虑，则生敬。’已而曰：‘各说得一边。’”
对于“身心内外元无间隔”的问题，孟子早已有过阐发，如其指出“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孟子·尽心上》）。这是说仁义礼智之性根植于内心，流露出来的外在神色必然会清和温润，并同时表现在身体的各个方面。程颐亦指出“制之于外，以安其内。克己复礼，久而诚矣”。强调通过“制外”（整齐严肃）可以实现“安内”（心定理明）。所以，朱子在上述引文中指出，既然“身心内外元无间隔”，那么无论是在心上做工夫，还是在身上做工夫，都是对此心流行之全体做工夫，本无分内外，不存在“专存诸内”就是“从根本上做起”而“整齐严肃”就是“一向外驰”的道理。因此，“整齐严肃”虽是从平时的视听言动、容貌辞气等心之用上去操存涵养，但作用的是此心之全体而不仅仅是外在的形貌。换言之，“整齐严肃”是贯通内外的工夫。反观何镐只知“存内”而“略夫外”的做法，倒是人为地造就了身心之隔。况且，所谓的“存心”或“存内”，所面向的是出入不定的心理活动，而非视听言动、容貌辞气等实下功夫田地，只会在觉知过程中茫茫然莫知其向，落下“著意安排、拔苗助长之患”，故而二程在阐述修养本心的工夫时，言“主敬”而不言“存心”、谨于衣冠容貌而不强调虚静渊默。在给杨方的信中，朱子再度借“身心内外，初无间隔”之理阐释道：
持敬之说，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齐严肃”“严威俨恪”“动容貎”“整思虑”“正衣冠”“尊瞻视”此等数语而实加功焉，则所谓“直内”、所谓“主一”，自然不费安排而身心肃然，表里如一矣。……大抵身心内外，初无间隔。所谓心者固主乎内，而凡视听言动、出处语默之见于外者，亦即此心之用而未尝离也。今于其空虚不用之处则操而存之，于其流行运用之实则弃而不省，此于心之全体虽得其半而失其半矣。
朱子的这段话可划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说，视听言动、出处语默虽然作为“心之用”见于外，但却是此心“流行运用之实”。因而只有在视听言动、出处语默上做“整齐严肃”的工夫，才能在涵养德性上产生实效。这用朱子的另一句话来表述便是“惟整齐严肃，则中有主而心自存”，意思是说唯有在外部的形态、表情、举止、动作等方面实下“整齐严肃”的工夫，才能在表现心中之敬的同时作用于心，让此心的发用完全合乎天理，此即“心定而理明”。第二个层次则试图说明，因为身心内外本无间隔，所以只要在容貌辞色上实下“整齐严肃”的工夫，就能让工夫发于外而贯通于内，“制于外而养于中”， 不费安排便“身心肃然，表里如一”。这充分说明了“整齐严肃”具有贯通内外的特质。
另外还需要探讨的是，朱子常常强调“整齐严肃”是“涵养未发”的工夫，如“未发时着理义不得，才知有理有义，便是已发。当此时有理义之原，未有理义条件。只一个主宰严肃，便有涵养工夫”。但朱子所推崇的“敬”不是“将个‘敬’字做个好物事样塞放怀里”的“死敬”，而是“敬义夹持，循环无端，则内外透彻”的“活敬”。而且朱子还强调：“‘敬’字工夫，乃圣门第一义，彻头彻尾，不可顷刻间断。”可见，朱子的“敬”是贯穿在内外、动静等每一个道德修养的环节中的。又朱子在《答林择之书》中曾指出：“大抵心体通有无、该动静，故工夫亦有通有无、该动静，方无渗漏。”所以，对于作为“主敬”工夫“用功处”与“入头处”的“整齐严肃”来说，是不是也具备贯通动静的特质呢？据《朱子语类》载：
叔京来问“所贵乎道者三”。因云：“正、动、出时，也要整齐，平时也要整齐。”方云：“乃是敬贯动静。”曰：“恁头底人，言语无不贯动静者。”
何镐的提问针对的是曾子所言的“正颜色”“动容貌”“出辞气”的已发修养工夫。而朱子的回答则直接阐明，无论是平时（未发）还是“正、动、出”时（已发），都需要以“整齐严肃”的工夫来涵养本心。朱子在《敬斋箴》中对其“主敬”工夫的核心原则进行了精辟的总结，即“动静无违，表里交正”。通过上述讨论，我们可以发现，朱子“主敬”工夫体系中的“整齐严肃”并非是“一向外驰”或专务于“涵养未发”的，而是既贯通内外又贯通动静的，亦即“动静无违，表里交正”。这不仅破除了时儒对“整齐严肃”的误解，也让“整齐严肃”自此得以成为一种核心的“主敬”工夫进入到理学的道德修养体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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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何以“整齐严肃”之说为好？
自二程以降，理学家们无不重视“主敬”工夫。到了南宋，朱熹对“主敬”工夫的推崇更是无以复加，甚至把它当作儒家道德修养的总纲领。如朱子曾说：“尧是初头出治第一个圣人。《尚书·尧典》是第一篇典籍，说尧之德，都未下别字，‘钦’是第一个字。如今看圣贤千言万语，大事小事，莫不本于敬。”正是因为“主敬”工夫是如此重要，所以对于何者才是“主敬”工夫的“用力之方”的问题亦为理学家们所热议。在《大学或问》中，朱子对二程以来理学家们对“主敬”工夫的“用力之方”的探索历程进行了概要性的总结：曰：然则所谓敬者，又若何而用力耶？曰：程子于此，尝以主一无适言之矣，尝以整齐严肃言之矣。至其门人谢氏之说，则又有所谓常惺惺法者焉；尹氏之说，则又有所谓其心收敛不容一物者焉。观是数说，足以见其用力之方矣。
因朱子经常将这四种“主敬”工夫的“用力之方”放在一起讨论，故有学者将其总结为“主敬四法”。在这“主敬四法”之中，程颐一人提出了前两种，即“主一无适”与“整齐严肃”，前文已经分别做了说明，此不赘述。
第三种是“常惺惺法”，为程颐高足谢良佐最先提出，意指唤醒、提警此心，使之解除昏昧、走作的状态，进而回复道德的状态；第四种是“其心收敛，不容一物”，为程颐高足尹焞最先提出，其意是说要按照最高道德规范（天理）的要求让身心收敛、不走作，保持内在精神的静定而心无旁骛。由此可见，“主一无适”“常惺惺法”与“其心收敛，不容一物”针对的都是人内在的“心”的层面，是内求的工夫；唯独“整齐严肃”是针对外在形体的“身”的工夫。当然，正如前文所言，“整齐严肃”也可贯通内外、动静，具有“表里交正”的特质。那么，在朱子的“主敬”工夫体系中，“整齐严肃”与其余三种“主敬之法”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对于这一问题，可从以下两个维度来予以考察。首先，从目的性与效果性的维度来看，朱子认为“四句不须分析，只做一句看”，即“整齐严肃”与“主一无适”“常惺惺法”“其心收敛，不容一物”都可以达致“敬”的境界。试看以下两则材料：
问：“或问举伊川及谢氏尹氏之说，只是一意说敬。”曰：“‘主一无适’，又说个‘整齐严肃’；‘整齐严肃’，亦只是‘主一无适’意。且自看整齐严肃时如何这里便敬。常惺惺也便是敬。收敛此心，不容一物，也便是敬。”光祖问：“‘主一无适’与‘整齐严肃’不同否？”曰：“如何有两样！只是个敬。极而至于尧舜，也只常常是个敬。若语言不同，自是那时就那事说，自应如此。且如《大学》《论语》《孟子》《中庸》都说敬；《诗》也，《书》也，《礼》也，亦都说敬。各就那事上说得改头换面。要之，只是个敬。”
朱子认为，包括“整齐严肃”在内的“主敬四法”都是对“敬”的实践，以使人心安顿在“义理”上，在实践目的及其效果上，四者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从具体实操的维度来看，朱子对“整齐严肃”的强调明显超过其他三种“主敬之法”。且看以下几条材料：问：“上蔡说：‘敬者，常惺惺法也。’此说极精切。”曰：“不如程子整齐严肃之说为好。盖人能如此，其心即在此，便惺惺。未有外面整齐严肃，而内不惺惺者。如人一时间外面整齐严肃，便一时惺惺；一时放宽了，便昏怠也。”
或问：“先生说敬处，举伊川主一与整齐严肃之说与谢氏常惺惺之说。就其中看，谢氏尤切当。”曰：“如某所见，伊川说得切当。且如整齐严肃，此心便存，便能惺惺。若无整齐严肃，却要惺惺，恐无捉摸，不能常惺惺矣。”
持敬之说，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齐严肃”，“严威俨恪”，“动容貌，整思虑”，“正衣冠，尊瞻视”此等数语，而实加工焉，则所谓直内，所谓主一，自然不费安排，而身心肃然，表里如一矣。从前两则材料可知，在谢良佐的“常惺惺法”与伊川的“整齐严肃”之间，朱熹明确指出伊川的“整齐严肃”之说“为好”与更“切当”。而通过第三则材料，朱子亦直接表达出“整齐严肃”相对于“直内”“主一”等“主敬之说”更具有基础性的意义。
那么，朱子为什么会认为“整齐严肃”之说“为好”呢？依托上述材料并结合朱子“主敬”工夫体系的整体视角来分析的话，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整齐严肃”是朱子“主敬”工夫体系中的“用功处”与“入头处”， 在朱子晚年甚至还被等同于“主敬”工夫本身，相比于心理活动的出入无定、不可捉摸而言，从容貌辞色上做“整齐严肃”的工夫，显然是大多数人可以“实用其力”或者勉力为之的。这就是前引材料中朱子所强调的“且如整齐严肃，此心便存，便能惺惺。若无整齐严肃，却要惺惺，恐无捉摸，不能常惺惺矣”。相关阐述在前文已多有讨论，此不赘述。仅录朱子高足黄榦在《答林司户书》中的一句话以作补充：“来说乃谓敬极难下手做，如整齐严肃，戒谨恐惧，犹可勉为，而主一无适，常惺惺者，难勉为也。”
第二，对儒家重礼容之传统的继承和程颐“严肃气象”的推崇及效仿也是朱子对“整齐严肃”更为强调的因素之一。先秦儒家对君子之礼容颇为强调，并意识到内在的道德修养与外在的容貌辞色之间的密切关系。如孔子曾告诫子张：“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论语·宪问》）又教导樊迟要“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论语·子路》），并在与颜渊的讨论中提出了“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的重要命题；曾子临终时则嘱咐道：“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论语·泰伯》）诸如此类，不一一枚举。另外，宋儒喜以“气象”一词概括道德涵养外化为容貌辞色的现象，并尤其热衷于讨论“圣人气象”。如程颐即曾强调：“学者须要理会得圣贤气象。”而且，程颐不仅提出了“整齐严肃”的工夫概念，本人亦是“严肃气象”的代表。如胡安国曾赞誉其“其修身行法，规矩准绳，独出诸儒之表”，朱子则称其“规圆矩方，绳直准平”。在后世学者眼中，程颐被描述为“衣虽布素，冠襟必整”且又“接学者以严毅”的严肃形象。朱子一方面对儒家礼容传统十分重视，另一方面也对程颐及其所定义的“圣人气象”有着热切推崇与向往，如其曾教导学生：“且去看圣贤气象，识他一个规模。”
第三，或许也更重要的是，朱子对“整齐严肃”的格外重视，与其精心构建的“下学而上达”的工夫体系有着直接的关系。在朱子思想体系中，小学与大学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小学是大学的基础和前提，大学是小学的必然归宿；朱子的小学与大学在本体、认知、工夫与境界上都是贯通的，具体体现为理即事、事即理、知行相须、敬贯始终。因此，朱子既强调“洒扫应对”当中也有“有形而上之理”，认为“当其下学时，便上达天理”；又非常注重循着由外而内、由浅入深、由易而难的工夫次序，先在“圣贤着实用工处求之，如‘克己复礼’，致谨于视听言动之间”，然后再“因先达之言以求圣人之意，因圣人之意以达天地之理”。而“主敬”工夫正是这圣门下学与上达之间的枢纽：
圣门下学而上达，由洒扫、应对、进退而往，虽饮食男女，无所不用其敬。盖“君子之道费而隐”，费即日用也，隐即天理也。即日用而有天理，则于君臣、父子、夫妇、长幼之间，应对、酬酢、食息、视听之顷，无一而非理者，亦无一之可紊。一有所紊，天理丧矣。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敬。由是而操之固、习之熟，则隐显混融、内外合一而道在我矣。
作为贯穿内外、动静的“整齐严肃”，不仅可以在“洒扫、应对、进退”之前进行涵养本心的工夫，还能够在“应对、酬酢、食息、视听”之时执行控扼私欲、把住心性的工夫，正所谓“动出时也要整齐，平时也要整齐”。因此，朱子对“整齐严肃”的强调，正与其能为自身下学而上达的工夫体系准备完善的道德主体条件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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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朱子对“整齐严肃”的诠释过程，同时也是其“主敬”工夫体系确立、调整与不断完善的过程。乾道五年“己丑之悟”以后，朱子在继承程颐“敬”论的基础上，确立了“主敬致知”的生平学问宗旨，并将“整齐严肃”作为其“主敬”工夫体系的“用功处”与“入头处”。而在应对“心学”与佛老的挑战的过程中，朱子逐渐意识到是否在容貌辞气上做“整齐严肃”的工夫，是理学与佛老、“心学”在修养工夫上的一个重要区别。因此，晚年的朱子特意提出了“整齐严肃便是敬”的观点，直接将“整齐严肃”定义为“主敬”工夫本身。这一观点的提出，不仅让朱子在道德修持进路上与佛老及心学划清了界限，还强化了其“主敬”工夫的“克己”元素，体现了朱子道德修养工夫的不断深入与完善。
朱子对“整齐严肃”的诠释与强调对后世学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南宋后期以降，理学家们便无不以“整齐严肃”为持敬之方。到了明代中后期，以阳明为代表的心学家们标举“致良知”而对“整齐严肃”的工夫不甚措意，至其后学，遂多有堕入狂禅一途者。这进一步证明，朱子在“主敬四法”中对“整齐严肃”的偏重以及其以“整齐严肃”判别儒学与释老的认识是充满智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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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于《朱子学研究》第42辑，江西人民出版社，2024年。因篇幅有限，注释省略，请参照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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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唐陈鹏（1994－ ），湖南城步人，苗族，湖南省作协会员，毛泽东文学院第15期中青年作家研讨班学员。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经学思想史。常有作品发表于《诗刊》、《星星诗刊》、《湖南文学》等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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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径文学社肖殿群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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